“鲑鱼告急”：狄更斯《鲑鱼》的忧思
对许多人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施加给动物的鲜为人知的影响中，鲑鱼逐渐灭绝无疑是一条新闻——那些巨大的后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累积，直到最后，以惊人的事实，像无数小雪片构成的雷鸣般的雪崩，进入我们的视野，鲑鱼逐渐灭绝即是其中的一种。如今，“鲑鱼告急”的呼号正在英伦大地回响。
这段文字，出自英国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鲑鱼》（Salmon）一文。该文于1861年7月20日发表在他主编的文学周刊《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上，揭示了鲑鱼在泰晤士河等英格兰河流日益减少并逐渐灭绝的现象，由此凸显了“鲑鱼告急”（Salmon in danger）的呼号回响于英伦大地的事实。
鲑鱼由多变少几近灭绝的因与果
《鲑鱼》一文谈论的鲑是大西洋鲑（Atlantic salmon; Salmo salar），正如狄更斯所说的，这是“既栖居于淡水也栖居于咸水的动物”。长期以来，英伦群岛一直是大西洋鲑的故乡，苏格兰和爱尔兰如此，英格兰和威尔士也不例外。英格兰有很多河流曾以大西洋鲑洄游著称，英国人为之自豪的“泰晤士老爹”这一“高贵的河流”位列其中，由此获得了“鲑河”（Salmon River）的称谓，泰晤士河的鲑鱼还因其味道鲜美而被认为是英格兰的上上品。在很多个世纪，这鱼儿一直被喜爱它的垂钓者赞誉为“贵鱼”（the Noblest of Fish）或“淡水鱼王”（the King of Freshwater Fish）。
泰晤士河下游65英里的河段拥有鲑鱼洄游。一些英国人指出，自罗马人统治的那个时代以来，鲑鱼洄游泰晤士河长达1500年；曾经有一个时期，这里的鲑鱼十分之多，售价竟低廉到六便士一大磅。从13世纪到18世纪末，泰晤士河鲑鱼渔业十分红火。仅1766年7月的某一天，送到比林斯盖特鱼市（Billingsgate fish market）的泰晤士河鲑鱼就多达130条；而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则是，有人捕获了一条长达1码2英寸、重达16磅的鲑鱼。还有人说，他绝对记得1789年在萨里郡的拉勒安姆村（Laleham），见到一条重达70磅的泰晤士河鲑鱼被人捕获。
及至19世纪初，泰晤士河上鲑鱼渔业依然十分繁荣。1861年，一位渔民在皇家鲑鱼渔业委员会（the Royal Commission on Salmon Fisheries）面前作证。他陈述说，晚至1820年，在位于拉勒安姆村的泰晤士河边，他常常能捕获“几百条”鲑鱼；在那里，一个坐在渡船上的男孩曾在一天之内用鱼竿钓起六七十条鲑鱼。同一位证人还证实，他看到过“20条鲑鱼在沿着那段不到200码长的河界产卵后，就死在那里了。另一位证人则递交证据证明，1794年到1814年，在靠近白金汉郡的特普罗村（Taplow）的波尔特船闸（Boulter’s Lock），每年差不多有15到66条鲑鱼被捕获。1860年，有人发布了1794年到1821年间在波尔特船闸和普尔（Pool）所捕获的鲑鱼清单，其数字是483条，总重量是7346.25磅，每条鱼平均重达15磅以上。
不过，这一时期年平均捕获量是18条左右，与上述1766年的某一天就捕获130条相比，这一数字在急剧下降，以至1821年英王乔治四世加冕典礼用餐想要鲑鱼而不得。更为严重的是，泰晤士河里这一曾经数量多、体量大的鱼儿最终却消失不见。于是，在19世纪，有不少关于泰晤士河的“最后一条”鲑鱼的记述。
譬如，英国博物学家弗兰克·巴克兰（Frank Buckland,1826-1880）在1857年首版的《自然史奇珍》（Curiosities of Natural History）中提到，有一位名叫芬摩尔（Finmore）的渡夫，在因伊顿学子而闻名的索雷堡（Surley Hall）附近摆渡，是他捕获了伦敦之上的泰晤士河里所曾见到的最后一条鲑鱼。巴克兰紧接着说道：“自泰晤士河上的这一物种的最后一条成为人类贪婪的牺牲品以来，40年已经过去了。在索雷堡附近，有一个这可怜的鱼儿最喜欢的鱼窝子，那里最终被人发现，它就注定要被毁灭了。”巴克兰还根据他的了解，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最后一条”鲑鱼最终如何落网的过程：
……有一天，那鱼窝子的四周被渔网围了起来，渔民们对其捕获信心十足，但是他们搞错了。那鲑鱼忽然觉察到了人类的背叛，他俨然一条勇敢的、聪明的鱼儿，纵身一跃，非但没有落入网中——对这一点他太清楚不过了——反而正好越过渔网，成功逃脱，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如此。
几天过后，他返回家园，想回到其隐匿之所。渔网又一次向他围扑过来。而这一次，有一张网被系在了撒在水中的那些渔网的软木浮子网线上，同时通过一根绳子悬挂在了空中。那鲑鱼又一次突然出现，又一次一跃而起。他毫不困难地挣脱了水中的渔网，但却自然地落入悬挂在空中的那张网中。他死了；虽然死得不光彩，但是他的遗骸却得到了尊重，成为了“精美的菜肴，被端到一位国王面前”；因为它被带给了当时住在弗吉尼亚湖村（Virginia Water）的这位国王（当时住在那里的英国国王是乔治三世。——笔者注），他以一几尼一磅的价格给那位幸运的渔民，买下他捕获的这条鱼：几小时的工作就挣了20几尼啊！
巴克兰的这段话已成为有关泰晤士河“最后一条”鲑鱼的经典叙述。其笔下的这条鱼虽“勇敢、聪明”，但终究还是敌不过人类的智慧，结果不免化作了国王的盘中餐、平民的糊口钱。
以关注和批评社会现实著称，而且具有生态意识的狄更斯，同样对英国社会关注的鲑鱼逐渐灭绝现象予以了关注，并继巴克兰之后四年发表了《鲑鱼》一文。《鲑鱼》所提及的动物种类繁多，除了鲑鱼，还有野鸡、野兔、鸟和狼等。当然，其叙述的重点则是鲑鱼。在这里，狄更斯不仅清晰地揭示了鲑鱼逐渐灭绝的事实，而且明确地将这一事实归之为人类施加影响的后果。于是，他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分析了人类影响的具体表现，由此总结了鲑鱼逐渐灭绝的原因。
对于鲑鱼濒临灭绝的原因，狄更斯在文章第一页即已提及，这包括人口的增长、工厂排放毒液的增多以及一些新的偷捕、诱捕工具的发明和生产等。在第二页，他又从五个方面做了专门的总结；他说道：“这里要列举白纸黑字写出来的鲑鱼减少的五大原因”：
1.定置渔具、器械和其他捕鱼方法的使用；不论在河口还是在上游，它们大量地使用，损害了渔业的利益；
2.对河流肆意的污染和毒害；人们可以在碳酸气体的包裹中生活，鱼儿却再也不能在污浊的河水中生存；
3.不合时节地捕杀、销售和出口这种鱼，而我们在6月份是不吃野鸡的；
4.没有奉行一种严格、适度的休渔制度；当鱼儿繁殖时，这么做会确保漫游的鱼自由自在地游走，抵达它们在上游产卵的河床；
5.河上修建水坝和堰闸造成的阻塞；它们的修建，几乎没有或根本不考虑鲑鱼的洄游，这样，在很多大的河流，除了河水猛涨，洪水滔天，否则在其他时候，鱼儿完全不能游往上游。
狄更斯紧接着满怀义愤地说，这五方面的原因包括了大量的“人类流氓行径”（human rascality），这的确可能会成为小说家的绝佳题材，借此他可以搜寻许多新的事实，来证明“我们人类的自私、残忍与邪恶”；这样看来，鲑鱼似乎成了人们的死敌而不是佳友。
在狄更斯列举的五大原因中，“对河流肆意的污染和毒害”以及“河上修建水坝和堰闸造成的阻塞”又是最为严重的。它们的联手，造成了鲑鱼几近灭绝的后果。这又引发了狄更斯的深深的忧思，《鲑鱼》一文对此具有鲜明的体现。
首先，他担忧，大西洋鲑这一物种的灭绝不仅仅发生在泰晤士河，而且发生在不列颠群岛所有的河流。从狄更斯的记载来看，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捕捞鲑鱼的渔夫们在泰晤士河边的巴恩斯村（Barnes）撒网，在那里的石滩上晒鱼，用免税二轮车（tax-cart）把鱼运到市场，这些鱼是在离伦敦桥不到八英里的地方捕捞的；其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到他撰文的19世纪60年代初，鲑鱼已离开了泰晤士河。如上文所示，他很清楚，这一事实是人类影响日积月累、逐步加大的结果。因此，他不无担心地说道：“在不列颠群岛内，泰晤士河所发生的一切，很可能首先发生在一条河流，然后发生在另一条河流；逐渐地，慢慢地，这个物种将会灭绝。”于是，他急切地宣布，“鲑鱼告急”的呼号在英伦大地回响。
其次，他担忧，由于“可怜的鲑鱼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迫害”，这一物种正在急剧减少，人类肆无忌惮的行径是否会殃及其他物种。因此，他忧虑道：“如果没有游戏规则，现在我们的野鸡、山鹑、野兔和兔子将会如何？ 如果丛林布下了网，鸟被击落，卵被摧毁，繁殖的母体被消灭，将来的供应从何而来？短期内，英国的野鸡可能变得像英国的鸨一样稀少，杰克兔会变得像撒克逊狼一样罕见。”
再次，他担忧，“自然报复”（Nature retaliates）人类，说道：“无论何时何地，人类一旦干涉了自然，自然就会给他制造麻烦，由此加以报复。”这样的忧虑，美国外交官乔治 · 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1801-1882）不久后在《人与自然》一书中也明确地予以了表达。今天人们更为熟悉的，可能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报复论”；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这表明，关于“自然的报复”的忧思，在19世纪下半叶并非个别现象，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而从表达的先后来说，狄更斯显然开启了这种忧思之先河。
由上可见，《鲑鱼》一文论及狄更斯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英伦大地上发生的一种自然变迁现象，代表了时人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以及他们关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引发的后果的认识，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忆，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
《鲑鱼》反映的狄更斯的生态意识
狄更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经历剧烈变革的时期，这在英国社会和自然各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作家狄更斯通过小说创作的方式反映了自己的相关思考和论述，因此，他的小说的确成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的变迁、问题以及人们如何反应的重要素材。譬如，在谈论伦敦空气污染现象时，人们总是会提及狄更斯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开篇对伦敦雾的描写：
到处是雾。雾笼罩着河的上游，在绿色的小岛和草地之间飘荡；雾笼罩着河的下游，在鳞次栉比的船只之间，在这个大（而脏的）都市河边的污秽之间滚动，滚得它自己也变脏了。雾笼罩着厄色克斯郡的沼泽和肯德郡的高地。雾钻进了格林尼治区那些靠养老金过活、待在收容室火炉边呼哧呼哧喘气的老人的眼睛和喉咙里；雾钻进了在密室里生气的小商船船长下午抽的那一袋烟的烟管和烟斗里；雾残酷地折磨着他那在甲板上瑟缩发抖的小学徒的手指和脚趾。偶然从桥上走过的人们，从栏杆上窥视下面的雾天，四周一片迷雾，恍如乘着气球，漂浮在白茫茫的云端。
这段文字，甚至被认为“或许是整个世界文学史上关于伦敦雾最不朽的段落”。除此之外，狄更斯在《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等小说中关于自然的种种描写及其反映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情结，也为人们津津乐道。然而，作为小说家的狄更斯，他在小说中关于自然的描写和运用更多的是意象，是隐喻，正如《伦敦雾：一部演变史》的作者科顿指出的，“对于像狄更斯这样的小说家，伦敦雾简直是近在手边的隐喻工具，用来刻画人物性格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科顿还特别强调，自然及美德与工业及邪恶的对立，乃是狄更斯用来设定人物的基础。因此，必须认识到，狄更斯在小说文本中虽然不断书写自然和环境，但其用意并非忧虑自然而是鞭挞人性；在他的小说中，自然或以污染面目出现的空气、河水等是作为惩恶扬善的力量得到体现的，《老古玩店》中作恶多端的奎尔普的最终下场——被伦敦的雾和泰晤士河的水合力杀死，其住处也被大火摧毁，即是明证。这样，仅仅着眼于小说文本来把握狄更斯的生态意识不仅远远不够，甚至难免牵强附会，以致留下时代错置之嫌疑。
狄更斯的确十分关心工业化、城市化对于英格兰社会和城市的影响，他除了在小说中涉及现实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外，还有直接针对这类问题的许多杂文问世，《鲑鱼》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在这里，他以写实的手法，突出地表明自己对自然的关切以及对英格兰人的行为和责任的思考，由此体现了他的生态意识。这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饮水思源意识。在《鲑鱼》开篇，狄更斯说道：“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习惯于坐下来吃一顿丰盛的晚餐，鱼、肉和家禽被加工成各式菜肴端上来，以满足给我们的口腹之欲。但就餐者有没有想过，这些美味佳肴从哪里来？ 有没有考虑过，要耗费多少劳力、才智和资本，才能吃到一块鱼、一片烤牛肉或一只野鸡的翅膀？”于是他希望，食客们放下刀叉，尽可能睁开双眼听他道来，“很有可能，不出几年，就将没有鲑鱼用来卖钱；那鱼儿，那既栖居于淡水也栖居于咸水的动物，正日渐稀少，不久之后，他必定食而无鱼。”在这里，狄更斯从日常生活着眼，自我思考并提请作为食客的读者思考，人们享用的美味来自哪里，如何来的，有什么结果？ 这一番思索，将食客、食物与为之供应的自然、社会等方面勾连起来，“饮其流者怀其源”，提醒早已习以为常的人们莫忘其赖以生存的根基。
第二，适度利用意识，这是狄更斯在《鲑鱼》一文中反复强调的。在他生活的时代，他看到人们为了捕获鲑鱼无所不用其极；用网捕捞，用叉叉起，用烟熏出，并毒害其生存环境，总之是“杀鸡取卵”（cut the throat of the golden goose），竭泽而渔。他对此很担忧，因而提出来：“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肆意毁灭和允许用网或竿适度捕获之间加以干涉，以避开人们将来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指责？ 否则，那个时候也即1961年的历史学家，将被迫记录说‘上个世纪的居民毁了鲑鱼，并且大大伤害了这片国度现在十分稀少的其他鱼种’。”
第三，自我责任意识，由于担心大西洋鲑这一物种在不列颠群岛所有河流都将灭绝，并且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人类影响日积月累、逐步加大的结果，因此，狄更斯希望同胞们行动起来，探求祸根，从长计议。他说道：“那么我们，积极勤奋、身心健康的英格兰人，我们满怀对祖先的崇敬，为尚未出生的、这片国度的荣光所系的子孙后代而思考，我们岂能袖手旁观，听任这种罪恶持续？ 难道我们不应该直面真相，抛开伪装，对祸害刨根问底吗？”正是这种责任意识的指引，狄更斯发出了鲑鱼告急的呼号，并全面总结了鲑鱼濒临灭绝的原因。
上述各方面的意识，深深镌刻于《鲑鱼》文中，传诸后世；惟有了解和理解这些意识，才能真切地体会狄更斯如何是一位为后人所称道的“高瞻远瞩的生态批评家”。
狄更斯的“高瞻”在于，他已站到了关注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高度，思忖像鲑鱼这类物种对于英国人的生活的意义，检讨英国人的日常饮食及相关活动给予它的日积月累的影响；其“远瞩”在于，他在鞭挞人们竭泽而渔、恣意妄为之行径的同时，殷切地告诫人们要警惕“自然报复”的现象，并为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安危而思考、行动。这样看来，《鲑鱼》一文的意义就值得进一步挖掘。
《鲑鱼》文本的学术与社会意义
今天我们讨论《鲑鱼》一文，其意义绝不限于狄更斯研究本身，还可以在更大的范围，至少可以在英国环境史范围内加以认识。按照英国学者伊恩·西蒙斯（Ian Sim-mons,1935-）的界定，一部英国环境史的核心主题，即是要探讨自古至今不列颠群岛上自然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它介于一部“客观”科学的历史和一部皆由文化建构的“精神的历史”（moral history）之间。如何把握并书写彼时彼地的这一相互作用，又依据什么来认识这部介乎科学史和文化史之间的历史？这显然是需要冷静思考并仔细探究的大问题。西蒙斯在其著述中指出：“人们可以用来书写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方面有很多，绝不只是环境科学家的数据：虽然花粉分析数据图表和降雨量有其重要性，但它们并非全部的东西。”而在他眼里，能称得上环境史佳作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个特点，“它们有一个从头到尾都涉及自然和文化两方面的环境过程”。他还举例说明了这一点，提及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约克郡南部罗瑟勒姆（Rother⁃ham）的许多钢铁厂造成的大气污染，认为这并非一个孤立的“空气污染问题”，而是某一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从铁矿石和煤炭的开采开始，到硫化物沉降在沼泽地和房屋上以及被吸入人的肺中结束，还要考虑这一路上的蓄水设施的建设”。显然，西蒙斯关于英国环境史的主题、书写内容和特色的论述及其对过程意识的强调颇具启发性，尤其是使我们更加明确，在关注某种环境历史问题或现象时，要尽可能深入地挖掘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产生过程中相互关联的多方面的因素。
基于西蒙斯的解说和例证，可以认为，作家狄更斯的《鲑鱼》一文，是用来把握英国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情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所揭示的“鲑鱼告急”现象则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借此可以进一步了解并探寻英国环境史中的许多问题。因此，《鲑鱼》是一则颇有价值的英国环境史史料。
作为一则英国环境史史料，《蛙鱼》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一物种本身在特定时空下的存在状况及相关问题，英国环境史学者彼得?科茨（Peter Coates）在《鲑鱼的前世今生》（Salmon）一书中就是这样引用它的。科茨为这个物种书写了一部新颖的传记，将其进化故事、生态故事和人世间故事有机地连接起来，空间范围从新斯科舍半岛（Nova Scotia）到挪威，从朝鲜半岛到加利福尼亚，时间维度从史前延伸到未来。其中，他写到了“不幸鲑”（Unfortunate Salmon），这一表述有可能受到了狄更斯在《鲑鱼》中对这一鱼儿的感叹“this unfortunate fish”的启示。此外，他在书中还多次引述狄更斯《鲑鱼》一文中的有关说法和分析。譬如，他说道：“然而，狄更斯哀叹，1860年，在比林斯盖特鱼市的大理石石板上，亮闪闪的鲑鱼没有一条是在当地捕获的。”他当然也关注到了狄更斯对“鲑鱼告急”的宣告，也提及狄更斯关于鲑鱼减少原因的认识，并特别引述了狄更斯对大渔网如何之多、鲑鱼如何难以挣脱逃走的叙述。由此可见，《鲑鱼》对反映英国历史上鲑鱼存在状况的价值不菲。
不仅如此，《鲑鱼》在揭示“鲑鱼告急”现象的同时，还涉及或反映了英国环境历史中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譬如，历史上英国各地的人们对待自然资源的态度及其变化问题，英国人捕携技术和手段的发展及其影响问题，英国人对河水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及其影响问题，不列颠群岛上河流被污染和毒害的历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相互关联在一起，且直接或间接地与“鲑鱼告急”现象的产生有关，是鲑鱼在不列颠群岛的栖息地内由多变少乃至灭绝这一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它们全都有待深入地挖掘和探讨。此外，《鲑鱼》一文最后介绍的法国人在鲑鱼养殖技术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对鲑鱼养殖技术在英国推广的强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的“技术决定”意识以及人类干预 自然的时代样貌，这方面的内容也值得注意并反思。
以上所述，表达了我抓出狄更斯的“鲑鱼”之后所做的初步思考。为什么要这么思考？ 这个问题本身也值得进一步思考。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关于狄更斯的评论中十分风趣地说的，“人们觉得狄更斯是一个很值得私下谈论的作家，他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被天主教徒，尤其是被保守派人士私下谈论过。问题是，我们谈论他什么？ 为什么人人都在意狄更斯？ 为什么我在意狄更斯？”对我本人来说，当我致力于探讨英国工业化、城市化引发的环境问题的时候，身处其间的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我特别想要搞清楚的事情。这就是我在意狄更斯，并专门抓出其笔下的《鲑鱼》的基本原因。总的来说，狄更斯写作《鲑鱼》，以此揭示“鲑鱼告急”现象，不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自然为镜”检视文明发展之得失利弊的生动实例。
曾几何时，英国因在人类历史上率先进行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和第一个工业化社会，从而迎来了工业繁荣、商贸发达和人口大增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包括泰晤士河在内的众多自然水体，不仅作为运输货物的商贸航道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利用，而且作为消纳废弃物的藏污纳垢之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就在人类的有意利用和无意加害之间，像泰晤士河这样的令英国人自豪的“高贵的河流”不免成为了公共的污水沟。其结果，即是河流本身的生命力的枯萎和众多水生生物的消亡，从而上演了河脏、鱼殇、人亡的惨剧。
今天，我们藉《鲑鱼》一文翻开英国环境史上这沉重的一页，揭示历史上这一繁盛的物种曾如何因“人类的流氓行径”而几近消亡，由此透视河流污染以及人类其他的不当行为的后果，其意义不仅在于提示人们如何看待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文明的历史影响，而且在于启发人们如何从这一历史及其影响中总结并汲取教训。就此而言，当下英国科学家以及环保人士所强调的“给自然腾出空间”（Making Space for Nature）的理念，不啻是英国人积极反思之前的不当发展及其问题并汲取那段历史留下的教训的体现。从中，既可以看到像英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方面的大趋势，又可以看到它们在环保方面的新思路。这对于我们如何思考和对待自身当前的问题，尤其是在利用自然发展经济以惠及民众的同时，如何考虑自然本身的需要，礼让自然并增强生态系统健康意识，是有着启发意义的。譬如它可以启发我们深入考问并探究，在有关政府部门提出的“河湖水系连通”治水方略，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水生生物的生存、濒危物种的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等等方面，到底占有多大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