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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居中者）在海南橡胶园

郭沫若《赴崖城道中》手迹

1961年3月，郭沫若（左三）在儋州参观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自古琼瑶称此岛，珠崖毕竟占春先。”20世纪60年代初，海南岛——这座被新中国重新擦亮的南海明珠，曾迎来两位文学巨匠的相继造访。郭沫若两度飞临三亚，不仅以学者的严谨点校《崖州志》、考证“天涯”石刻，还以“诗行者”的热忱遍访当地名胜，留下了《游天涯海角》《看渔民出海》等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茅盾于岁末登岛，乘车南下，逾年北归，途中见闻与感悟颇丰，创作出组诗《海南之行》、散文《海南杂忆》等一系列名篇佳作。他们的足迹可谓遍布琼岛的城镇村落、山川河流，既为海南当代文学史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读者绘制了一幅欣赏珠崖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的导览图。

从鹿回头到五公祠，从椰林路到棕油园，从华侨农场到莺歌盐田，从天涯海角到五指山巅……传统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红色革命精神的赓续传承、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南人民的建设热情，皆在作家的笔墨间流转、铺展，期待着我们一一探寻、重温。

天涯寄幽情

“海角尚非尖，天涯更有天。”1961年2月，郭沫若“偕家人与冯白驹全家及工作人员共二十余人同游天涯海角”（《郭沫若日记》），适逢渔民拉网捕鱼，于是欣然上前相助，并作五律以抒怀：“劳力同群众，雄心藐大千。南天一柱立，相与共盘旋。”次年1月，他故地重游，同行者摘来几枝红豆，睹物思人，遂复成诗一首：“红豆春前熟，青山天际燃。临风思往事，犹有打鱼船。”不日再游，为细究“天涯”石刻落款，郭老不顾古稀高龄，亲爬木架仔细勘察，以深厚学养拨开尘封已久的历史迷雾。

“十六日上午阅《海南志》，十七日下午又阅《琼州府志》。”（《茅盾日记》）在赴琼之前，茅盾便做起“思想上的准备”。抵达三亚后，他更是直奔那处“有名的‘天涯海角’”，却见奇石枕海、细沙如银，并无想象中“前去无路”的荒僻。俯身看到路旁丛生的杂草，茅公误认作明代王佐笔下“可司其命”的鸭脚粟，故顺势忆起“琼民百万家，菜色半贫病”的古诗。当得知此物如今已沦为牲畜饲料时，他不禁慨叹古今民生之巨变：“只在人民掌握政权以后，海南岛才别是一番新天地。”

如果说郭沫若的诗歌充满了李太白的浪漫主义气质，那么茅盾的散文则渗透着杜子美的现实主义情怀。两位文学巨擘驻足于同一片礁石之上，却以各自的笔墨，印证了天涯海角从历史意象到现实景观的深刻变迁。而这变迁背后，是海南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历代文人墨客的精神回响。

据考古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海南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岛上现存落笔洞、信冲洞、仙沟岭等史前文化遗址数以百计。（郝思德《海南史前考古概述》）先秦时期，“骆越”（百越一支）先民从大陆南部陆续迁往此地，成为海南本土俚（黎）人祖先。公元前221年，始皇统一六国，在岭南地区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海南岛为“象郡之外徼”。秦末汉初，南海郡尉赵佗拥兵自重，据岭南地，建南越国，而后接受高祖刘邦印绶，臣服汉室。元鼎六年，汉武帝委派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平定南越，在岛上设儋耳、珠崖二郡，海南自此正式进入华夏版图。南北朝时期，黎族首领冼夫人平定地方，请命梁朝设崖州。唐贞观五年，唐太宗设琼州都督府，直隶中央王朝，下辖5州23县。自宋至元，海南先后属湖广行省、广西行省。明朝初期，设琼州府，改隶广东。清代基本沿袭明制。

然而，琼崖四面环海、云蒸霞蔚、瘴疠横行，岛内雨林茂布、蟒蚺丛生、熊啸猿啼，加之土著部族与中原移民的文化隔阂，治理之路异常坎坷。秦汉以降的数千年间，海南始终游离于核心统治圈之外，成为历代王朝流放罪臣的“投荒之所”。“天涯海角”之名，始于古人对天地边界的认知，却因贬谪文化而被赋予厚重的人文底色。茅盾在《海南杂忆》中直言，翻阅《道光琼州府志》可知，自唐至明，谪宦与流寓海南者逾60人。唐代宰相李德裕被贬崖州，虽身处绝境，仍“独上高楼望帝京”，于谪所潜心著述，穷且益坚，有散文集《穷愁志》传世。北宋文豪苏轼被贬儋州，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的困厄中，传道授业，弘学兴教，其“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的喟叹，道尽与这片土地的深沉羁绊。两宋反对和议、力主抗金的名臣良将李纲、赵鼎、李光、胡铨，亦皆被放逐至此。他们的气节与操守，恰与东坡“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的诗句形成精神共鸣。这些“天涯逐臣”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中原的文字、礼仪与思想，更在与本土黎、苗等部族的交融中，催生出独特的琼岛文化。他们笔下的海南，既有“蛮烟瘴气”的险恶，也有“蕉雨椰风”的清丽；既有“孤臣泣血”的悲怆，也有“海阔天空”的豁达。中原文化与海岛风情的碰撞、儒家传统与本土习俗的融合，让海南逐渐摆脱“南服荒徼”的标签，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除了贬谪文化，海南的清廉文化与方志文化同样在郭、茅的足迹中留下了深刻印记。1961年3月，郭沫若瞻仰海瑞墓，作七言古风《访海瑞墓》。这位明代“海青天”，一生清廉刚正，屡犯龙颜却初心不改，为民请命而矢志不渝。“刚亦不吐柔不茹，布衣粗食敦鲠骨。”郭老的诗作，既是对海瑞精神的赞颂，也呼应了中华民族历代传承的“为官清廉”的价值追求。1962年1月，郭沫若在三亚着手整理点校《崖州志》，次月完成并作《重印〈崖州志〉序》，让这部沉睡已久的典籍焕发新生，为海南传统文化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茅盾在旅途中亦从《琼州府志》中探寻海南的历史脉络，他在《海南杂忆》中对海南历代开发、民生疾苦的追溯，皆离不开这些方志的滋养。

海南的民俗文化与自然物产，也是郭、茅笔下的重要素材。郭沫若在兴隆农场作《题为海南岛兴隆农场》，在万宁油棕园作《咏油棕》，在三亚为椰树画题《咏椰子树》，将油棕的挺拔、椰子树的苍翠、热带作物的繁茂写入诗中，既展现了海南物产的丰盈，也含着对当地民众劳作智慧的赞美。茅盾则在兴隆农场见识各种热带作物，在崖县观赏黎族歌舞，先后写下《海南颂》《闻歌有作》《椰园即兴》等诗篇，描绘出海南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场景。这些笔墨，让海南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与交融共生的文化特质变得可感可触。

红旗永不倒

“云看有奇鹰，清晨化为石。待到黄昏后，雄鹰看又活。”此诗为郭沫若1961年2月与冯白驹夫妇同游天涯海角后所题。诗中把海南抗战名将冯白驹比作搏击黑暗的雄鹰，旨在颂扬冯将军和琼崖革命者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1927年9月，椰子寨战斗打响全琼武装总暴动的第一枪，中共琼崖地方组织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艰苦卓绝的奋战，谱写出“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篇章，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奇迹。海南革命战争的中流砥柱——琼崖独立纵队，正是在冯白驹的领导下，顽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接应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最终夺取琼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961年底，茅盾环岛途中有感而发，遂作长诗《海南颂》以抒怀：“琼崖雄峙海南疆，气概峥嵘五指张。公元一九又二七，红旗招展满山岗。后来奋斗廿余年，星星之火已燎原。日寇猖狂何足数，琼崖纵队力回天。大军南下扫烟尘，宝岛从此归人民。”

1961年2月，郭沫若沿海榆中线公路北归，夜宿通什，作七律《咏五指山》：“果然巨掌直摩天，应是女娲一臂传。洲数亚非欧美澳，年经亿兆京垓千。搴旗挥动红霞舞，掷弹凭教白日旋。开辟乾坤原赖手，故将五指表真筌。”诗歌不仅生动描绘了五指山麓的地理形胜，也深刻揭示出其作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地位。解放战争时期，五指山区曾是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这里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既便于我军隐蔽周旋，又利于我军与黎、苗各族群众建立紧密联系。在革命战争年代，黎苗群众为琼崖纵队送粮送药、传递情报、救治伤员，用生命守护革命火种，形成了“军民鱼水一家人”的深厚情谊。触景生情，郭老不禁感慨道：“五指山的群众同我亲如兄弟。五指山这地方，到处都是诗哟！”

五指山林背村南岭，流淌着一条举世闻名的“革命河流”——万泉河。在那里曾诞生出可歌可泣的“红色娘子军”传奇。“英雄树上花如火，女子能擎半壁天。争取人群同解放，前驱慷慨着先鞭。”（郭沫若《赠日本松山芭蕾舞团》）1931年春，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万泉河流域的琼海县（时属乐会县）苏维埃政府创建了“赤色女子军”，同年5月1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这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全连百余名成员多为苦大仇深的农村妇女，她们先后参与沙帽岭伏击战、文魁岭保卫战等50余场殊死战斗，屡建奇功。1932年底，面对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围剿”，红色娘子军在马鞍岭阻击战中奋力掩护主力转移，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因敌我力量悬殊，部队于同年解体，多数战士隐蔽山区继续战斗，被俘者在狱中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这支仅存在一年多的队伍，用热血铸就了妇女解放与革命抗争的光辉丰碑。1962年春，郭沫若作《题〈红色娘子军〉》以缅怀先烈：“海南岛上碧血凝出的琼花，在东风中开遍了泱泱中华。红色的气韵真正壮美无瑕，众口同声说：最佳、最佳、最佳。”

海南革命的最终胜利，离不开各族人民的和衷共济。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琼崖党组织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尊重黎、苗各族的风俗习惯，培养众多少数民族干部，动员各族群众参与革命斗争。1943年8月，黎、苗同胞在王国兴的带领下发动“白沙起义”，反抗日伪统治与国民党反动派压迫，起义后率部投奔红军，携手建立白沙抗日根据地。无数黎、苗青年加入琼崖纵队，为革命胜利献出宝贵生命。

这种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在新中国海南岛建设中得以延续和发扬。1962年1月，茅盾访通什，在“参观藤器工场及番茅公社的一个大队”时，看到黎、苗群众与汉族干部并肩劳作的火热场景，切身感受到“黎苗回汉同心德”的浓厚氛围。作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通什是当时民族地区建设的示范点，藤器工场的兴盛、公社大队的繁荣，都离不开革命年代奠定的民族团结基础。茅盾在《闻歌有作》中深情写道：“黎家歌舞汉家女，幼苗新培茁如许。旧谱清词翻慢调，声声如闻蕉滴雨。一奏三弄思若抽，曲终镗鞳庆丰收。”既描绘了黎、苗民众安居乐业的景象，也体现了民族团结带来的生机与活力。

天涯海角在革命年代也曾留下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南华侨与港澳同胞全力支持祖国革命事业，先后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琼崖华侨联合总会”“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总团”等团体，向岛内提供援助。三亚港成为当时琼崖纵队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渔民们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根据地运送物资、传递情报。

1961年12月，茅盾在兔尾岭遥望海港，看到“榆林港外水连天，队队渔船出海还”的场景，即兴写下“安不忘危长警觉，军歌声里跳秧歌”的诗句，将和平年代的安宁与革命年代的烽火联系起来，体现了他对峥嵘岁月的铭记，对和平成果的珍视。1962年1月，郭沫若赴南海劳军，看到战士们的飒爽英姿，遂赋诗一首：“琼崖门户耸群椰，遥控南洲岛上沙。玉宇钿波风万里，金睛火眼望无涯。英雄气魄云为被，志士情怀海作家。天际雷池谁敢越？酌将南斗寿京华。”郭沫若以恢宏的气魄将革命精神延伸到新中国的海防建设中，展示出戍边将士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与誓死卫国的责任担当。

热土焕新生

“昔年曾比鬼门关，今日翻成极乐园。”“山容海色都非故，蕉雨椰风岁月新。”郭、茅在游琼期间写下的诗句，精准概括了新中国成立后海南翻天覆地的变化。二人在岛上的所见所闻，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生动缩影。兴隆华侨农场的多种经营、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的科研成果、莺歌海盐田的银岭皑皑、石碌铁矿区的钢花四溅，无不在诉说着这片曾经的“投荒之地”，在新中国焕发出新的光彩，成为建设者们挥洒汗水的一方热土。

兴隆华侨农场是新海南的一个建设典范，也是郭、茅二人重点探访的地点。1951年10月，700余名受英帝国主义迫害的马来亚归侨，分3批抵达海南万宁太阳河畔，在荒芜之地白手起家、开垦建设。1952年9月，兴隆华侨集体农庄成立。1956年2月，集体农庄正式宣布改制为国营农场。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华侨农场，兴隆先后接收来自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万名归国难侨，形成文化交融的“小联合国”。他们不仅带来了多民族服饰、饮食及咖啡种植技艺，同时创作出一种融粤语、客家话、东南亚词汇于一体的独特“兴隆方言”。1961年2月，郭沫若抵琼后的首个探访地便是兴隆华侨农场。在目睹“多种经营多并举”的发展格局、见证“一年垦辟一兴隆”的创业壮举后，他挥笔写下七律《题为海南岛兴隆农场》，盛赞归国华侨“去国迢迢作客佣，归来重作主人翁”的奋斗精神。时隔10个月后，茅盾于环岛途中亦造访此地，并在日记中写下：“先参观了招待所前之样品小圃，看到芒果、面包树、面包木薯、胡椒、可可、咖啡等树。”听闻“木瓜插土即活、六月结果”的特性时，他惊讶于作物的顽强生命力；看到“归侨有家号兴隆，热带作物争长雄”的新气象，他更是由衷赞叹：这些归国华侨“万里投荒”却不是“道旁石”，而成为“真正的补天手”。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是新中国热带农业科研与教育的摇篮，1958年为服务国家橡胶战略成立于海南儋州那大，与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实行“院校结合”体制，被誉为“热带农业黄埔军校”。周恩来总理视察时曾题字“儋州立业，宝岛生根”。郭、茅二人的到访，恰好见证了海南科教兴岛的起步。1961年3月，郭沫若途经儋州，作七言律诗《访那大》及四言古风《题赠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教学能遵三结合，林园争取五门齐。”“热带作物，锄莠培良。以利民用，以固国防。”这些诗句精准概括了学院的办学理念与宗旨。1962年1月，茅盾参观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后，于日记中写道：“此为农垦部所办，四年前，此处尚为一片荒地，今则洋楼高耸，作物丰盛。有学生八百余人。教育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故粮食副食品等皆可自给。”学院师生扎根那大，攻坚克难，培育良种，为海南乃至全国的热带农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同年2月，郭沫若重访那大，作五律以抒怀，再次表达了对学院科研成果与办学模式的礼赞。相传郭老在此还留下一件趣闻。之前诗人萧三来访，曾书写了一副上联“生产产诗歌，诗歌歌生产，热带作物区里作诗，诗情最热”，并期待后来者补缺。郭沫若略加思索后续写出“劳动动教研，教研研劳动，红旗照耀光中施教，教益通红”的下联，从而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资源开发是新中国初期海南建设的重点，也是郭、茅笔下的重要题材。莺歌海盐田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海盐场，1962年2月，郭沫若途经此地，作七律《莺歌海》，描绘盐场的生产盛况：“盐田万顷莺歌海，四季常春极乐园。驱遣阳光充炭火，烧干海水变银山。”莺歌海盐场建于1958年，依靠当地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与港湾条件，成为国家重要的食盐生产基地。雪白的盐田与湛蓝的大海相映成趣，成为海南建设的标志性景观。

石碌是海南岛上著名的铁矿产区，1962年1月，茅盾参观了海南钢铁公司采矿场，虽碰上检修未看车间，却已感受到矿山建设的蓬勃气息。石碌铁矿的开发，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支持，而八所港作为配套的港口设施，成为海南资源外运的重要通道。这些大型项目的建设，不仅改变了海南的落后面貌，也彰显了新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正所谓：“铁轨空中走，矿材山上来。东风无限好，日夕起惊雷。”（郭沫若《石碌》）

海南的交通建设让“天涯海角”不再遥远。郭、茅二人的海南之行，均得益于海榆公路的贯通与航空运输的发展。1961年2月，郭沫若从三亚沿海榆中线公路北归，途中宿通什、访那大；次年2月，又取道海榆西线返程，途经莺歌海、东方县、石碌镇。1961年12月，茅盾从广州飞抵海口，后换乘汽车经兴隆赴三亚；翌年1月，又从榆林驱车过八所、石碌、那大至海口。这些交通线路的开通，打破了海南长期以来的封闭状态，昔日的“天涯海角”摇身一变成了联通内外的交通枢纽。公路两旁，“一边是白浪滔天的大海、一边是万顷平畴的稻田”（茅盾《海南杂忆》），“新秧芊芊，嫩绿迎人”的田园风光与“八所吐吞万吨舰，英歌之盐石碌钢”的工业景象交相辉映，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南发展建设的壮丽画卷。

“万顷碧波齐踊跃，东风吹遍五洲间。”（茅盾《兔尾岭远眺》）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南正在一步步从“天涯海角”转变为“开放前沿”。今天的海南，正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朝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目标阔步前进。如果郭老、茅公泉下有知，又将会创作出怎样绚烂无比的华彩诗篇？

（作者：赵振杰，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