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诗歌中的声音景观与听觉叙事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抗战诗歌作为“文艺的轻骑兵”和“时代的号角”，发挥了情绪鼓动与精神动员的作用，其声音元素构建了独特的声音景观，成为感知战争时代精神面相的重要媒介。探查抗战诗歌的声音景观与听觉叙事，可以为理解文学与战争、声音与历史的关系提供新的思考。
战时的声音景观与声音政治的潜能
战争年代的呐喊声、爆破声、悲怆声构筑了不同于和平年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声音景观，这些声音充斥于抗战诗歌中，潜藏着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首先是抗战动员的呐喊之声。在民族危亡之际，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抗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构成了历史进程中跌宕起伏的篇章。鼓点式的呼告是抗战诗歌具有标志性的声音形态，田汉的歌词《义勇军进行曲》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开篇，开启有声之歌的精神动员；贺绿汀的《游击队歌》以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的乐观态度，将艰苦的战斗转化为充满智慧的博弈，激情澎湃的声音激发了人们抗战的勇气与斗志。还有一些劳作之声也具有强烈的鼓动效果：“咕哒，咕哒，咕哒……/风箱永不疲倦地唱着歌”（公木《风箱谣》），风箱声原为农人日常劳作中的寻常声响，诗人将其同“煮绿豆水”与“打铁”支援抗战的行动相联系，从而转化为连接劳动与抗战的有声桥梁。
其次是于悲愤中积蓄爆发的无声力量。在抗战诗歌中，悲愤的“无声”往往比呐喊的“有声”更具情感张力，成为民族自省与积蓄反抗力量的听觉留白。萧三的《敌后催眠曲》写到母亲为避免孩子啼哭引来敌人，将其闷死在怀中：“父亲接过了包包/揭开了包包/在包包里躺着闷死了的小宝宝……”“我们的小宝宝/他是个小英雄/他没有哭/没叫鬼子发现我们。”此时父母的沉默无声比任何痛哭都更具穿透力，这是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听觉叙事，揭露了日军的暴行给幼小生命带来的戕害，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于是，我们看到战士们在无声中爆发的力量：“战士们无声/像九月蝉/敛着奋飞的翼/像鹰鹤/愤怒的眼光/闪/像电/潜伏着/平卧着/像猎犬/注视它的猎物”（祝实明《前线》），这种“无声”积蓄无限的反击力量。
再次是枪林弹雨下的恐怖之声。诗里有令人惶恐不安的枪炮声：“隆隆的飞机巨炮之音/使地下冤死的人片刻不安”（李金发《亡国是可怕的》）， “警报像丧钟一样/带着凄颤与恐怖/把人们从深沉的梦中唤醒”（严辰《伟大的慈心》），但是，英勇的儿女们“迎着枪声炮声炸弹的呼啸声”前进（胡风《为祖国而歌》）。这些声音不仅再现了战场的残酷，更成为创伤记忆的载体。特殊的声音记录了民族危机史，告诉我们战争不只是地图上的箭头与数字，更是由无数个体的呐喊谱写而成的声音史诗，警示后人珍惜和平。姚伯麟在《飞机炸敌舰》中写道：“机影兼云影/蝉声与炮声”，蝉声作为夏季极为日常的自然声响，隐喻生活的宁静与平和，而炮声则象征毁灭与灾难，两种充满违和感的声音并置，既凸显了侵略者对日常秩序的摧毁，又暗示了非正义的暴力侵略与人类对和平生活向往之间的尖锐冲突，构成了诗歌内在的情感张力。
最后是战火蔓延下逃难者的悲怆之声。当“敌机疯狂地投弹了/地层坍崩一样地震撼着”，“孩子给吓得哭了/哭声像一根带/抽紧着慈母的心/深怕人们责怪”（严辰《伟大的慈心》）。从声音现象学看，哭声在此实现了三重辩证：一是作为安全感缺失的感性显现，“吓哭”传递恐惧与痛苦；二是作为母子纽带，“抽紧着慈母的心”构筑危难中的生命情感共同体；三是将对个体遭遇的呈现升华为对侵略者践踏生命、自由与尊严的谴责。另外，在覃子豪的《废墟之外》中，“白骨掩没在河边的春草里/无数黑色的乌鸦从那儿飞过”，死亡的寂静与乌鸦的叫声形成鲜明对比，声音在这里成为在场的缺席物，生命本应有的欢声笑语被战争剥夺，预示着不祥的乌鸦哀鸣却不绝如缕，这种声音的缺失与在场，增加了战时体验的强度。
抗战诗歌中的人物对话与伦理情怀
抗战诗歌中还流淌着另一种声音——人物对话，这并非日常交谈，而是承载着号召、劝慰与勉励的“声音文本”。这些具象化的声音在诗行中跃动，既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更深刻体现出一种“声音伦理”，既贯穿着“舍小家为大家”的伦理情怀，也彰显着“以声明志”的家国担当，更寄托着革命精神代代相传的殷切嘱托。
雪枚的《情话》以战士与姑娘的告别对话展开，战士先以“今天的阳光多好……”铺垫气氛，随即转入“我将赶着春天去战斗”，并劝姑娘“不要惊奇”，要理解这是民族生存之战。当话题转向牺牲，战士的声音转为沉静劝慰：“假若我因战斗而受伤了/你就用它给我裹上创口”，“假若我因战斗而死/就把我裹着埋在那小河的岸边/让我长久地听小河歌唱”，意在让姑娘化悲痛为行动。最后，他以战胜归来的想象勉励对方：“倘若我战胜了带着笑回来/你就将它佩在我胸际……同去春天的广场/参加千万人的祝捷会”，将个人相守融入集体欢庆的远景。通过这段对话，诗歌既勾勒出“柔情战士”与“隐忍姑娘”的形象，更以诗性方式诠释了个人情感与民族大义之间的辩证关系。
抒情主体的姿态与声音的政治诗学
在抗战诗歌中，诗人以历史控诉者、抗争鼓动者与烈士祭奠者三种主体姿态凝聚声音力量，释放声音的政治诗学能量。
首先，诗人以历史控诉者的姿态，奏响强烈的鞭策之声。李金发的《亡国是可怕的》用排比句书写令人恐惧的具身体验：“没有一刻/我们能自由地呼吸/没有一句话/能自由地宣说/没有一年/能愉快地度过”，如果我们不抗日，“不出百年……祖先的田园庐墓/便成为他的牧马草场”，诗人既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强烈愤慨，也鞭策大众唯有坚持抗战才能挽救民族危亡。
其次，诗人以鼓动者姿态，吹响勇于抗争的号角。抗战诗歌中抒情主体凭借直白、急促、具有指令性的声音，通过短句、重复、设问等诗学手法强化节奏，让诗歌成为时代精神之号角。张季纯的《给我一支枪》为家破人亡的受害者代言，诗歌开头直接表明诗人的态度和诉求：“给我一支枪/我要上战场”，诗人超越个人悲愤，虽然“我的兄弟/我的爹娘/都惨死成一滩泥浆”，但是他要将个体之仇转化为民族之恨：“国仇家恨千万桩/哪个能够再忍让！”这是诗人以个人之痛唤醒他人之勇的时代担当。
最后，诗人以烈士祭奠者的姿态，发出弘扬民族精神的号召。抗战诗歌搭建起烈士与后来者的精神桥梁，昭示牺牲并非生命的终点，而是民族精神的延续，为长期抗战注入动力。巴金的《给死者》即以幸存者的沉痛之声告慰英灵：“我们不再把眼泪和叹息带到你们的墓前/我们要用血和肉来响应你们的呐喊”，以“血和肉”的战斗承诺取代怜悯式的哀悼，表明生者将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奏响捍卫民族尊严的时代强音。
抗战诗歌的声音景观是唤醒民族记忆与传承抗争精神的重要媒介，其中蕴藏的听觉力量，将为我们重返历史现场和凝聚民族精神提供诸多启示，也为有志于勘探抗战文学“声音档案”的研究者留下了拓展的思考空间。
（作者系龙岩学院师范教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