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当年为何退出“语文学习讲座”？
1962年夏，党在文教事业中进一步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明确了“两条腿走路”的政策，号召开展业余教育和民办学校。在此背景下，经上级机关批准，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办了中华函授学校（以下简称“函校”），并决定9月起开办“高中语文科”，面向北京市初中应届毕业生，招收300名学员。7月15日，函校“高中语文科”暑期招生的消息一经发布，许多外地青年、在职青年写信要求参加。基于报名者多为在职干部这一现实，函校决定同时开办“高中语文科”和“语文学习讲座”（以下简称“讲座”），并编印内部刊物《语文学习讲座》（以下简称《讲座》）以满足外地学员的需求。由于“讲座”邀请了叶圣陶、谢冰心、楼适夷、陈白尘、吴组缃等作家为学员授课，因此产生了一些值得钩沉的作家史料。笔者近期在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时，注意到这批材料，并从中辑得叶圣陶写给函校校长张知辛的书信2通，均为集外书信，兹录第一封如下：
志辛校长惠鉴：昨谈甚快。下午情不自禁，出观张文博之来信，随即分条作答，稍感头胀，遽尔停笔。今晨续为之，居然将来问八条答毕。请以尊处名义函复张同志，彼既有信来，自必盼望得复也。吴组缃先生之提示问题想已印出，乞惠我一份。鲁迅小说《离婚》不需，我处有鲁翁之全集。选用材料尚未看，怕动脑筋，暂不敢看。即请大安。圣陶上三月二十日上午
按：查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叶圣陶日记全集》（以下简称《日记全集》）卷六，1964年3月19日有载：“上午到社中。张知辛来，供余可资评改之文两篇，晓风亦找到一篇。余以未敢用脑思索，且缓数日细酌之。”3月20日又载：“上午到社中。作书复人凡三通。”根据日期与“昨谈甚快”的表述，可知此信作于1964年3月20日上午。叶圣陶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讲座”学员张文博给函校来信，对叶圣陶发表在1963年11月25日《讲座》第12辑上的《评改〈南京路上好八连〉》提出了8条商榷意见。作为主讲人的叶圣陶，自然要有所回应，这也符合他一贯认真、负责、严谨的工作态度。档案中没有张同志的来信，但叶圣陶的8条答复得到了保存。短短一纸半，亦足窥叶圣陶的教育家风范，比如最后一条答复：“‘人民’下要加‘了’字，很对。我依着原文未改，是我的错失。”经查，《南京路上好八连》原句为“原来他们把崭新的衣服鞋子拿出来要求上级转送给灾区的人民”，《讲座》刊出的《评改〈南京路上好八连〉》仅在“拿出来”后面加一逗号，事实上仍然存在语病；北京出版社1965年版《评改两篇报道》收录此文时，则吸收了这位张同志的意见。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叶圣陶集》第15卷据此收入，可惜没有以校勘的方式呈现出动态的版本变迁。
兹录第二封如下：
知辛校长惠鉴：
上午接来件，下午从头至尾看一遍，觉此件仍颇为难。最难者，我看此稿而后，不甚明白“车辆段行政工作”究系何事，不明白而妄猜，何敢向学员讲说乎？ 苟欲勉强从事，至少须与路局方面人员晤谈一次，听彼讲说，由我提问，乃可心中有数。此事恐不易办到也。
学习小组之改动处，大多不说理由。说理由者，语亦殊欠周密。其使用标点符号之随便，与原作不相上下。若以此稿发与听讲者，临讲之时，不与纠正固不好，一一纠正将不胜其烦。此亦为难之一点。（我尝取叔湘所讲之材料观之，觉情形相似，不知叔湘作讲时如何处理，其写定之稿子如何叙说也。）
前次所示之材料，不仅其事琐细，且据以作讲，嫌其太浅，恐与京市听讲者不相宜。此一层前书漏未陈闻，今特补告。此次所示之材料，则偏于一行一业，大部分听讲者恐亦与我相似，不甚明白其事为何，因而不感兴趣。
两年以来数次选材，皆一说即妥，而此次独难，或者我不知不觉中萌生畏难情绪乎？ 我对此两次来件，均觉无从下手，欲勉成讲稿，勉为讲说，并皆难乎其难。惟既已应承四月底作讲，必当践约。可否另换一种方式，不复据文稿修改。敢请尊处考虑之，我亦将留心设想。临书惶愧。即请
大安。叶圣陶三月十九日傍晚
按：查《日记全集》卷六，1965年3月19日有载：“张知辛又送来作文评讲之材料，余观之仍觉不适用，作书说明所以，希改选其他材料。”根据日期与书信内容，可知此信作于1965年3月19日傍晚。所谓“前次所示之材料”，当指3月15日张知辛送来的评讲材料，但次日叶圣陶看过后，“觉其无多意义，据以作讲，必致琐细乏味，乃致彼一书，希其换其他材料”。因此，张在3月19日交来新的“作文评讲之材料”。但叶圣陶对第二次选材仍不满意，故提出“另换一种方式，不复据文稿修改”的办法。这个难题最终怎样解决的呢？ 查叶氏日记，3月23日有载：“午后起来，为语文讲座之材料踌躇。张知辛来电话，言彼处选材两次，余皆以为不合用，希余自选材料。不早为预备，将误学员之预习。因想起去年剪存之一则报道，颇不错，有可讲，乃抄写之。抄写一通，实即细看一通，又便于交知辛付印。及晚乃抄毕，亦不过二千馀字耳。此文题为《一次事半功倍的参观》。”3月24日，“重阅昨日所抄之文篇，拟就思考题数则，俾学员预习。然后致书张知辛，以抄件及所拟题送与之”。5月7日下午，叶圣陶评讲此文；6月10日，《评〈一次事半功倍的参观〉》在《讲座》第27辑刊出。
“语文学习讲座”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高水准的主讲人阵容，包括教育工作者叶圣陶、蒋仲仁、王泗原、张志公，学者王力、吕叔湘、王瑶、朱德熙，作家谢冰心、楼适夷、陈白尘、吴组缃等。而在十余位主讲人中，叶圣陶“作讲”次数最多，也是倾注心力最多、参与程度最深。但“讲座”第二学年结束时（1964年夏），叶圣陶已有“不复担任作讲”的打算。查其日记，1964年7月10日有载：“讲座已举办两学年，今日为第二学年之末了一次。余思以后不复担任作讲，缘写稿实在惮之。上星期五曾与张知辛言及，彼仍欲拉余，只谓以后再说。”11月20日又载：“午后一点半离家，迎晓风同到民族文化宫，知辛在门口相候。两点开讲，中间休息一次，五点未到讲毕。小觉疲乏。老一套作讲，亦颇厌之矣。”而一旦开始厌倦，“告别”就几乎成为必然。1965年1月22日，叶圣陶告诉张知辛自己“为此已久，老是一套，殊感无聊，以后希能‘免役’。张谓以后再谈，未肯遽允也。”1月29日，叶圣陶又向张知辛请辞，“张则谓讲座情况有变化，希余维持。彼言近与北大党委商量，北大不允令了一、德熙来作讲。复与我社之党委商量，我社亦不允仲仁、志公、树森、泗原几位再作讲，其故以社中编辑工作太忙。与他处接洽，得二三人，尚未补充足数云”。面对“如是则讲座殆将垮台”的局面，叶圣陶只能“再维持一个学期再说”。但在评讲完《一次事半功倍的参观》后，他还是告别了“讲座”。
叶圣陶为什么退出“语文学习讲座”？ 不妨结合这两封书信与叶氏日记等文献，略作探讨。在1964年3月20日致张知辛信中，叶圣陶提到自己“怕动脑筋”，选用材料“暂不敢看”。这一方面是季节性、暂时性的健康问题，因为3月份正值换季，年届古稀的叶圣陶身体难以适应；3月16日，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病理反应：“午后睡起，念浩然之短篇集至佳，其进步至快，思写一短文论之赞之。而执笔构思两小时，写字无几，而肝阳上升，胸次恶心，头脑发胀，遂弃笔偃卧。”但另一方面，这又是叶圣陶日渐衰迈的直接反映。有感于此，叶圣陶本人也发出了“余之不复能用心思作文，殆已不可挽回，亦可悲事也”的感叹。一个显见的表征是，撰写讲稿的速度慢了下来，周期长了起来。以《评〈一次事半功倍的参观〉》（1965年）为例：
4月2日，“开始写语文讲座之讲稿，得五百字。讲期为本月月底，徐徐为之，有兴即写数百字，则其事如无事也”；
4月4日，“伏案写讲稿，思路不顺，仅得六七百字耳”；
4月9日，“续写讲稿。午后睡起复为之，至五点止。所得不过六七百字耳。而旧疾又作，头昏恶心，就床而卧”；
4月18日，“上午方执笔续作讲稿，而云彬来，遂离座与闲谈”，“睡起仍执笔，总不顺利，得三百馀字而止”；
4月19日，“午后起来，续写讲稿，到傍晚仅得四百字。而作讲之日为本月底，相距仅十日矣”；
4月22日，“今日未出门，在家写讲稿。仍不顺利，仅得七百馀言。下午晓风来电话，言张知辛相告，月尾讲期延至下月七日。闻之心头一松”；
4月23日，“余到家饭罢，小睡不到一时。起来续作讲稿，得二三百字耳”；
4月25日，“续作讲稿，亦仅得五百字”；
4月27日，“续作讲稿，亦仅得三百馀字”；
4月28日，“续写讲稿，得三百馀言”；
4月29日，“重看连日所写之讲稿。晓风为余整理学员预习小组或个人之预习记录，余据材料酌量取其意见，收入余之讲稿”；
4月30日，“续作讲稿四百馀字”；
5月1日，“续写讲稿四百字”；5月2日，“上午续写讲稿，得五百字。将近完毕，心情渐觉松弛”；
5月4日，“午后睡未稳，近日夜眠亦不佳。起来续写讲稿，总算完篇。全篇仅七千字耳”。
据此，不难看出：第一，写作不顺；第二，写讲稿一事给叶圣陶造成了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但假设不事先写稿，“事后即须改记录稿”，叶圣陶对此也早不胜其烦，有“无从逃遁”之感。
叶圣陶是个自我要求高、工作态度一丝不苟的人，其所承受的“自我压力”与付出的大量心血难以测量。阅读叶氏日记，不难看出这种“自我压力”的痕迹。当无法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时，这种“自我压力”就更加沉重。基于身体与心理的双重理由，叶圣陶都不得不尽力“摆脱”这项苦差事——1965年5月7日，据叶氏日记：“午后偕晓风到长安戏院，两点开讲。上座约有八成。余讲至五点而毕，自觉尚可。艮仲、知辛等邀至文化俱乐部晚餐，餐毕即归。”此后，便不再参与“讲座”授课事宜。一年后，一场历史风暴降临，叶圣陶和“语文学习讲座”的生命轨迹都将彻底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