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严文井同志是中国文化界的大人物，1938年5月奔赴延安，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曾被毛泽东主席召到窑洞内征求意见。他一生中五次得到毛主席接见。他的后半生，客厅里一直安放着毛泽东主席的半身白瓷像，摆在电视机上，他看电视的时候，同时就能看到毛主席。但是，两人五次会面，第一次交谈最多，他向毛提出一个问题：“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你喜欢李白还是杜甫呢？”毛主席回答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毛泽东主席从此记住了他。严文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从东北调北京中央宣传部，丁玲任文艺处长，严任副处长。那时的处长是很高的职务，列入高级干部行列，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协助丁玲筹建中国作家协会。倘若称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创始者之一，以我在野之身，没资格说这样的话。我只能描述为，他至少是为中国作协接生的护士长。中国作协成立，他的职务是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他以这一身份陪同亚非作家去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主席在迎候客人时，周扬站在毛主席身边，逐一介绍客人的姓名职衔。介绍到严文井时，毛主席称认识，说“严文井是小京派”。周扬忙接一句，“他算什么京派啊”。严文井回忆此事时感慨地说：“周扬是保护我的。”周扬拿不准“京派”标签，对于严文井而言会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毛泽东主席没说错，严文井是沈从文的弟子，严第一次在报刊发表文章，是1935年夏天发表在《大公报》副刊的《我吃了一串葡萄》，那是沈从文转给编辑萧乾的。他与沈从文、萧乾维持了终生的友谊。沈从文、萧乾都是“京派”，严文井理所应当是“小京派”。严文井、萧乾都年过八旬以后，我与严文井去看望萧乾，萧乾更是直接说严文井是“京派”作家，连“小”字都略掉了。萧乾仅比严大五岁，属于同龄人。顺便说件佚事，萧乾赴欧洲之前，希望严文井接替他，编辑《大公报》副刊，严文井则因决定要去延安，拒绝了萧乾。

严文井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萧乾成为他的下属。这时萧乾的名字是写进另册的。萧乾、文洁若新婚当晚，严文井亲自登门，送去一盆花表示祝贺。

严文井虽兼人文社社长，平时办公还在作协，出版社日常工作由副社长许觉民、韦君宜负责。许觉民告诉我，那时遇有大事，要郑重其事地向社里要一部车，“去请示文井同志”。上世纪90年代初，我邀严文井、张中行、吴祖光、范用、许觉民、牛汉、舒芜、姜德明等在北京朝阳文化馆聚会。严文井是最晚到的。我向大家报告说，严文井马上就到，老先生们竟自觉地按顺序站成一列迎候。严文井进门，与大家一一握手，那场面极具仪式感。坦白地说，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严文井是一位大人物，我甚至为平时与他过于随便而有些惭愧。当然，事情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是，严文井在这些老先生心中，有着崇高威望。老先生们没有人直呼他的名字，也不叫“严老”或“老严”，都是称呼“文井同志”。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所有人称呼吴祖光先生，又都直呼“祖光”，仿佛满嘴牙都掉光了的祖光先生，依然还是当年的神童剧作家。这样的场面，这样的气氛，而今忆及，恍如隔世。

严文井长期担任文学界的领导工作，他那一代人该经历的风风雨雨，他不仅都经历过，而且常常是身处旋涡的中心。他从没有用权力整过人，没有用权力谋取过自身利益，就他所能承担责任的范围内而言，我们对他无可指责。现在很多档案资料都已公开，有兴趣的朋友和研究家们无妨查阅，可证我言不虚也。作为“官”的严文井，他始终小心翼翼地遵守着共产党官员的纪律和良知。

二

我的年纪决定我根本没有经历过“文井同志”时代，在我们相识之前，我仅是肤浅地认为他是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是《下次开船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北京旧城的安定门内，搬家到几近荒郊野地的“燕京八景”的“金台夕照”附近。尽管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周边的配套商业设施不多，更无景致可言，倒是有条气味不大好的河沟，我们也算是住上河景房。我家在河之北，河之南是文化部为照顾老同志而盖的宿舍楼，王朝闻、张安治、周汝昌、朱屺瞻、宋步云、梁树年等等，都住到了这里。我在没事做时便过河去东家走西家串，老先生们乐得有我这样一个年轻人使唤，什么梁家要给张家送本书，李家给赵家送封信，陈家老太太想吃六必居咸菜，全是我的差使；我成了大伙儿封的“金台路行走”，还不时为老先生们举办聚会活动。

我听说严文井也住在文化部宿舍，就对牛汉说，想要去拜见严，求一册签名本。牛汉是诗人，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主编《新文学史料》杂志。牛汉住在比我们更往东、更偏僻的《农民日报》宿舍楼，他为人本很豪爽，却有两件事情不敢应我，一是见严文井，一是见绿原。牛汉听说我要见严文井，吓得马上摇头，“他不见人，他不见人”。好在我的愿望不过是要本书，便不再难为牛汉。

某日，我骑自行车到红庙邮局取稿费。说句不怕见笑的话，自从我发现发表文章能挣钱，几乎每日都要写，而且给全国各地的报刊写。北京报纸还只付千字三五十元时，如广州《家庭》那种畅销杂志，二三千字的文章，能给到我千元以上，后来还为我开设专栏，成了我的一份固定收入。

我揣着一叠汇款单到邮局，排队取款的人不多，排在我前面的是位老者，头发掉光了，背心短裤凉鞋，腿脚不大好，走路是小步小步向前蹭着走。柜台工作人员与他确认钱数时，我听到大约是取了三十几块钱。他取完款就轮到我，工作人员扔出几张汇款单，说这几张要到较远的慈云寺邮局取。我问为什么，工作人员也不搭理我。我取到钱后转身，看到前面那位老者因为行动迟缓，还没走远，这时正回过头来看着我。他一字一顿地对我说：“五百元以上的大额汇款，要到慈云寺邮局去取。这件事情，我有过几次经验。”

我望着老者，他全身都衰老了，连语言能力似乎都退化了，唯独一双眼睛，双眼皮，大眼睛，长睫毛，俊美，眼神中带出敏锐与穿透力。我忽然生出一些不忍之心，问：“您也是取稿费吗？”

“是的。”

我说：“我认识不少家稿费给得多的报纸杂志，您有文章，我帮您介绍给他们。”

老者不答，问我：“你叫什么？”我报上名号，老者说：“我听到过这个名字。”

“您怎么称呼？”

老者还不答，用颤动的手从短裤兜里掏出工作证递给我。我打开看，顿时耳根发热，原来眼前正是严文井，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要给祖师爷级的前辈介绍报刊发表文章。我忙掩饰尴尬：“早听说您住在这边，一直想去看您，我认识牛汉，但牛汉说您不见人。”

严文井神色漠然地说：“你可以来看我。但是，我不会请你吃饭，你也不要请我吃饭。”

我被他的态度弄晕，摸不准他是要我去，还是不要我去。好在我惯于“倚小卖小”，凭着年轻，不怕丢面子，请他留下地址电话，没过几天就登门拜访，由此结下一份果然如童话般的奇缘，我们竟成为莫逆之交的忘年之交。书面上表述，或是在社会上宣称，我是严文井晚年的弟子，其实没这么简单。前不久，他的女儿严欣久大姐整理严文井日记，把关于我的，一条条用微信发给我。我没看过他的日记，在他身后近二十年，我每看一条都有要落泪的情绪波动，更让我回忆起一幕幕场景，这些日记将要出版了，他的日记，也是我的人生的一份纪念。

三

牛汉曾经为《新文学史料》杂志约稿，要我编写《严文井年谱》，也有出版社要我为严文井写传记，这却是我做不了的工作。理由之一是，写严文井，相当于是写半部现代文学史加半部当代文学史，我的能力达不到。理由之二是，他在晚年，确实常常对我吐露心声，说了许多他一辈子都未曾对人说过的话。他知悉种种著名事件的内情与著名人物的隐情，掌握的多是第一手资料，而他坚决不肯对外公开，他因此对得起他所交往的朋友、熟人，以及其他大人物，乃至他的对立者。他既不说，我亦不说，我要对得起严文井。

我所能谈的，不过是我所了解的一些严文井的晚年的生活状态。中国画中学习画树，要从画老树枯枝开始。严文井的晚年，就活成了一棵枝叶凋尽的老树，极简洁，极清晰，极沉静。吃饭，经常是一包方便面，要不是一瓶啤酒，一包麦当劳买的薯条，放到颜色都发黑了，还在当酒菜。我每隔一段时间，接他出去下馆子，改善改善伙食，但他懒得动，约他十次，他至少推掉七次。只有一回，他主动对我说，想吃烤鸭。我带他去了东大桥吴祖光先生楼下的烤鸭店，顺便把祖光先生喊来，让两位老先生再多见一次面。那天饭后，严文井主动要爬上四楼去看望新凤霞阿姨，把凤霞阿姨高兴坏了，说她从大字不识的文盲，动笔写作，叶圣陶与严文井是最早鼓励她的人。

还有一回吃饭很有意义。严文井与我去探望萧乾文洁若夫妇，这算是出了趟远门。我们从萧乾家告辞出来，严文井在车里问我带钱没有？ 我说带了啊。他又让我拿出钱包，数数有多少钱。我数出两千多人民币。我的司机说，他口袋里还有三百多。严文井点点头说“够了”。他提议，我们去找杨宪益，说杨宪益是喝洋酒的，我们把他接到酒吧去喝一杯威士忌。这是严文井罕有的主动要看谁，当然要听他的。到了杨宪益家，杨惊喜，哪里让走，我们就在杨家喝到晚九点，临别时，严还要求我起个头，我们三个合唱了京剧《空城计》里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再说他的睡眠，与我一样的作息，夜里不睡，上午不起。他整夜读书，无书不读。他不像范用、姜德明似的坐拥书城，家中藏书不算多，他是在街边书摊上买书，读着没意思的，转手就交我处理掉。他在书摊上发现王小波，连着读了好几本，对我慨叹说，“王小波那么年轻，就明白这么多事”。

我白天事情多，每每忙到午夜才回家，有时是不直接回家，先到严文井家绕个弯，给他送点夜宵，陪他说会儿话。他喜欢我的深夜到访，这时他的话最多，大脑转速极快，逻辑清楚，与白天的他判若两人。看他兴致勃勃地说起陈年旧事，或是神采飞扬地表述他的新的觉悟，我需要如于谦的相声捧哏，及时搭上几句，以助谈兴。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兴趣集中在宇宙，最关心对宇宙的新的认知。我的天文学的知识，竟是他亲授的。他还为我解读过《金刚经》，自创了数学公式般的语言，对《金刚经》做出概括。他给我推荐杨绛译《斐多》，要求我读后与他讨论精神与肉体的关系。我们一老一小丰富多彩的夜读生活，彻底打破了我这个不无僵化的京城“遗少”的狭隘，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大一笔财富。

他不是没有烦恼。他早年的烦恼，写进了他的小说《一个人的烦恼》，茅盾到延安时,大概是周扬,把严的小说交给茅盾,茅盾带到重庆后,辗转送香港出版,茅盾为之作序。他中年的烦恼，他没怎么写过。他晚年的烦恼真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他在日常生活中饱受折磨。他的身体上满布皮癣，神经性皮炎，因生活的折磨而不断恶化。我要带他去医院，他说他找过许多医生，根本治不好，不管它了。后来我听人说片仔癀药膏有效，买来让他用，起初效果明显，他也有些高兴，时间久了，有了抗药性，片仔癀也不管用了。严欣久对我说，父亲去世时，体无完肤。我在离开北京，搬家到东京前，心里最放不下的是严文井。我谋划着帮他做了一些生活上的安排，他本来同意我的做法，后来却反悔了。他说，他如单独去住，等于是把属于自己的问题，推给了社会，推给了国家。我理解不了他的高尚，气得我好几天不理他。他把烦恼完全留给自己，却仍然愿为社会贡献热忱。

聂震宁同志接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去出席了见面会。他率先大声喊着说，“聂社长，我支持你的工作”。外地读者寄来首日封要他签名，他会认真地用颤抖的手歪歪扭扭一笔一划地写上名字。某年儿童节，女作家庞旸要办什么活动，要我带她来请严文井题词。严文井用粗大的水笔，用足全身力气，写下一句令我和庞旸目瞪口呆的话，“全世界的孩子们都来了。你让路吧，忧愁！”这哪里是题词，是他用残余的生命在呐喊。这一句，就是一篇惊世的好文章。

他晚年基本不动笔，不写文章。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文章好到了几乎又回到《我吃了一串葡萄》的时代。文学上，作为作家，他画完了一个圆。他最后的文字，亦即他的绝唱，写于他逝前三四年，题目是，《我仍在路上》。

现在我仍然活着，也就是说，仍在路上，仍在摸索。至于还能这样再走多少天，我心中实在没有数。

我仅存一个愿望，我要在到达我的终点前多懂得一点真相，多听见一些真诚的声音，我不怕给自己难堪。

我本来就很贫乏，干过许多错事。但我的心是柔和的，不久前我还看见了归来的燕子。

真正的人正在多起来。他们具有仁慈而宽恕的心，他们有眼泪，但不为自己哭。

我仍在路上，不会感到孤单。

我不会失落，因为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我失落。

那个时候，牛汉和我都以为，一大批老先生们重新拿起笔，致力于散文随笔创作，出现了“老生代散文”现象。现在，我想说，严文井这篇短文，堪称高居“老生代散文”之冠，他让每个字都沉甸甸，承担的意义超越了字的本身，其实也超越了文中的“我”。在他身后的二十年，我不时会读一读这篇短文，作为他的弟子，我想努力让我的心也柔和起来；作为他的弟子，我渴望着我们的世界，真正的人，越来越多起来。《我仍在路上》，是严文井留给后人的遗言，说是诗，也不错。他病逝时，严欣久电话里与我商量如何操办后事，我提出，把短文题目改一个字，变成“你仍在路上”，作为告别式上的横幅，严欣久问我，要不要把“你”换成“您”。我坚持我的意见，说严文井一辈子说话不用“您”字。这句话说服了欣久大姐。

“您“与“你”两字的不可置换，是要彰显严文井的平等意识。我与严文井的无数次交谈中，他多次要求我喊他文井，这怎是刚入世俗中的年轻的我所能叫出口的。我移居东京前夕，夜晚，我到他家辞行。他把我叫进里间的卧室，指着书桌上摆放的照片说，“原来这里放的是萧乾的照片，放了一年了，有点儿看腻了，今天下午，我把他换成了你”。我心里冲动得想拥抱他，想对他喊，“文井，我也舍不得你”。然而，传统的束缚，北京人的规矩，不允许我这样做。他逝世后，我写了文章，《一个人的烦恼与一个不烦恼的灵魂：东京旅中悼严文井先生》，我引了他悼念茅盾的话，“我这棵小草不禁折下了腰，久久直不起身子来。我感到背脊上一股寒冷”。我在文章里为他拟写了墓志铭：

作为一个文学家，很多不应该得到的，不应该遇到的，包括那些没必要得到不应该遇到的，他得到过也遇到过。作为一个文学家，不应该失去的，他始终没有失去。

在他逝后这二十年间，科技又有了无比迅猛的发展，科学又有了无数的新的发现，在宇宙的平行理论发表时，我就想到，严文井应是已经到达了他更感兴趣的宇宙。我期待着，科技再有飞跃，最低限度，可以与严文井恢复电波联络。假若真有此时，我的第一封用电波发给他的信，要写的是：“文井，你能告诉我，宇宙里也有烦恼吗？”

（本文2025年中秋日写于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席中国现代文学馆“纪念严文井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