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往往是孤身奋战 ——与马金莲的对谈
韩松刚：是什么原因让你想成为一名作家？
马金莲：我仔细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发现自己从十八岁那年拿起笔开始写作并且一直坚持到了今天，是有一些原因的。首先，我从小就喜欢文学，那时候的喜欢只停留在阅读层面，其实都不知道什么是文学，就是喜欢看书，看一切有机会进入我视线的汉字。当时我父亲在乡文化站上班，他爱看书，还写类似新闻报道一类的稿件，据他说稿件被县广播站、报纸采用过。他从乡上回来，挎包里会带有未看完的书刊，还有让小孩子无比喜欢的糖果。父亲为人大方，不管谁家的小孩子闻讯赶来，他都会散发糖果给现场的每一个人。我们嘴里吮着硬糖，手里把糖纸捋平，积攒起来叠花玩。我们家当时四个孩子，后来又添了弟弟，加上父亲兄弟的儿女和孙子、左邻右舍的孩子，那些年里分享糖的孩子有十来个，但是，注意到我父亲提包里的书刊并且有兴趣去翻看的，只有我的小叔叔和我。
大概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对文字产生了兴趣。我发现父亲带回来的书里密密麻麻藏着字，这些字都是什么意思？我试着认，把一个个字儿串联到一起，看出了一点意思。这是很奇妙的感受，好像这些字是承载了秘密的开关，认字就是在摁下开关，认得越多，打开的秘密越多。我迷上了这个秘密，投入地摁着开关。《民间故事》《民间文学》《故事会》《大众电影》《名人传记》（时间太久，刊名我不一定记得完全正确），我在这些厚的薄的大的小的书本之间流连，认识的字越来越多，能读懂的内容在增加，我好像走进了一个奇异的世界。从此我爱上了一切文字，只要进入我的眼睛，我就会去读。小学时代，我几乎把父亲单位藏书室内我爱看的书翻了个遍。可惜后来乡村图书馆衰落，极少有新书增补，父亲也离开了乡政府，我再也没有书可读了。但阅读的习惯已经培养起来，只要能接触到的书，只要是文科类的，我都会看。家里有一本《木工大全》，一度无聊中我也一页一页翻看，那些榫卯之间套合变换的奇异结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还看过乡村卫生方面的手册，很厚，大红封面，看到了大江南北不同地方不一样的病种和千奇百怪的治疗方子。有时候药品盒上的字、化肥袋子上的字，我都一个一个地回味。正是这一年复一年的阅读，使我培养了浓郁的文学兴趣，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也让我在人生诸多可做的事情当中，一有机会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小时候的生活和生活环境。我在一个叫扇子湾的村里出生并长大，可以说我经历了中国乡村从包产到户到九十年代这一最热闹最蓬勃向上的时段，那时候的乡村真的很有活力，大家视土地如生活，完整演绎着春种秋收冬藏的生活链，除了人类，还有牛、马、骡、驴、羊、狗、鸡、鸟、鼠、虫、鱼等众多的生命参与生活。我接触的都是最底层的农民，乡亲们的日子苦，但是苦中有乐，这种民间底层的积极心态和中国老百姓骨子里的勤劳善良深深影响着我，也感染着我，当我后来拿起笔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和储备，前者是从童年就开始的阅读，后者是我的乡村生活经历。所以，在感恩一路给予我帮助和扶持的各级组织、个人的同时，我也深深感恩童年的机遇和扇子湾那些可爱的乡亲们。
韩松刚：你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
马金莲：这得感谢西海固良好的文学氛围和我自己与文学的机缘。1999年秋天，我初中毕业，进了本地一所师范学校，学校里有春花文学社，还有一本校刊《春花》，更有一批指导老师。我当时百无聊赖，无意中发现教学楼下有一块小黑板，上头写着征文启事，就偷偷写了个小文章投进了黑板后的小铁皮箱子里。不久有了结果，我得了一等奖。接着去参加颁奖晚会，那可能是我这辈子参与的最小的颁奖晚会，但绝对是我最难忘的晚会，简陋的阶梯教室里，我见到了指导老师马正虎，从此他成了我文学路上的引路人，也认识了文学社的骨干们。不久我这个小文章《夙愿》在《春花》上刊登了。我知道自己在迷茫中推开了一扇门，这条路我喜欢走，我想一直走下去。师范四年，我没有浪费过一天时间，几乎都在阅读当中度过，日夜啃书，做梦在构思小说，在校刊发表了几篇文章后，2000年开始在公开发行的地区刊物《六盘山》发表作品，也在中学生刊物发表作品。又写了几年，大概是2006年吧，我的作品开始在《回族文学》《黄河文学》《朔方》等刊物发表，我就这么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文学道路。
韩松刚：你觉得写作之路艰难吗？
马金莲：很艰难。尤其是我师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生活没有保障，回扇子湾种地，那段时间我无比苦闷艰难，想出去打工，想做点别的，觉得坚持文学没有前途，想放弃。后来，写到一定阶段，在文学本身上遇到创作瓶颈，又觉得有一座山横在眼前，这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到你，没有谁会告诉你路怎么走，只能自己摸索着，像盲人一样往前挪步。现在同样觉得创作这条路很难走，因为写到今天，我必须对自己的创作有更清醒的认识，对接下来的作品有更高的要求，而突破自己何其不易，这是一种醒着并且痛苦着的艰难，好在已经习惯了，也知道该如何去突围。
韩松刚：有没有觉得写不下去或者想放弃的时候？
马金莲：有，不是偶尔，是经常。尤其某个题材准备不足却匆忙开始创作的情况下，会卡，会艰涩，会自己觉得淡而无味，会觉得毫无意趣，就想干脆放弃吧。当然，放弃总是短暂的，“相爱相杀”一段时间，最后还是会妥协，会重新向文学举手投降。
韩松刚：你觉得写作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马金莲：是自己的惰性。有时候明明被看到的某事或者听到某人或者某种情绪触动而产生了创作的欲念，这念头在心里飘荡，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饱满，到了伸手就能抓住的程度，可我就是懒得动手把它写下来，最后任由这美妙的想法自己溜走。还有，写完了一个作品，明明还有修改的余地，可就是不想动，就那么凑合着交了出去。有时候，听说了某地某人某事，只要跑过去做个采访就可能是一个作品素材，可就是心在动身不动，得过且过，不想付诸行动。
韩松刚：你是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的？
马金莲：写作时间长了，有经验了，就知道如何面对这些了。这些现在对于我来说不是什么大困扰，我能合理安排和有效处理。其实说白了，就一个办法，动起来，化想法为行动，哪怕很笨拙地跑一趟，也比很聪明地躺在床上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地思考强。
韩松刚：你觉得成为一名作家意味着什么？
马金莲：刚开始写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意识到，就觉得新鲜，有意思，写作是自己的事，和外界无关，和别人无关。写着写着，慢慢地就有了负担，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写作不是一个人的事，和外界和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写作是有责任在里头的，作品要表达什么，向社会传递什么，都需要慎重思考，尤其文学作品是直接影响人心灵的产品，我们要向阅读者传递爱还是恨，积极向上还是消沉低落，温暖善良还是邪恶冰冷，带来正面价值还是负面影响，这是需要作家认真考虑的。切不可什么都写，要有选择地表达。
韩松刚：除了写作，还有哪些事情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
马金莲：这就比较多了。我看重家庭，平时除了上班和外出，只要在家里就做家务，坚持给家人做饭，处理家里的事情。还有维持亲戚之间的亲情，比如孝敬父母，照顾姐妹兄弟。再就是看书，几乎每天都阅读。
韩松刚：我知道你在《六盘山》做编辑，能谈一谈相关的工作吗？
马金莲：我2020年8月份来到固原市文联之后，就承担起了《六盘山》的编辑工作，具体做小说编辑，有时候也兼顾新人栏目，同时做二校工作。今年有变动，我承担了“开卷有益”栏目以及卷首语的撰写。这份工作和我的爱好相符合，所以这几年我干得很愉快，有时候感觉不是在干工作，而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份工作很有意义，尤其当我看到能帮助西海固本土作家和新人作家成长，我就很开心，这种帮助是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字一个字修改，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编辑，一个人一个人对接沟通，我认识了几乎全部的西海固作家中的小说写作者，真诚地给他们做指导，帮助他们认识写作中的不足，甚至手把手教他们如何修改提高。这五年里头，经由我手编辑，成长起了好多不错的作家，木沙的中短篇小说越来越好，马骏小小年纪就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单小花、马文菊的散文集正式出版，李笑生、李荣荣、买英杰等人正在稳步成长，尤其是近来冒出的“00后”孩子乙江南，小说出手不凡，很具天赋，令人欣喜。当然，这份工作也不好做，艰难辛苦，十分操心，经常被各种琐碎事情分神，令人苦恼，有时候还会产生误解，落人抱怨。好在有喜欢在打基础，每当感觉自己很累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基层作者不容易，西海固的作家要走出去更难，我得帮助他们，能帮多少算多少，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进步，大家抱团取暖，在西海固作家群这个大家庭里，我一直得到大家的呵护，我应该怀着感恩之心回报大家。
韩松刚：除了写作、工作，还要照顾家庭，会有冲突吗？
马金莲：这种冲突存在，且很明显。我生在西北，农村，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对我的影响就是，我从小目睹奶奶辈母亲辈等妇女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她们像韧性最强的胶，黏合着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窟窿，她们不会轻易抱怨，习惯性地把这一切归结于命运。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我从小就承担家务，嫁人以后更是一个人扛起了我们小家庭里的所有家务，很累的时候我也会抱怨，但抱怨之后一切如旧。我爱人很少主动干家里的活儿。女儿是我自己带大的，儿子一岁以后在婆婆家寄养过四个学期，除此之外都是我在带。老人年龄大了，也不愿意来城里跟我们住一个家里帮忙照顾孩子。我儿子从小体弱，十岁之前经常发烧，一个月不住一回医院简直不常见。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这两年变得很差，走路都累，跟我小时候身体弱有关系，也和这婚后二十来年的透支有更大的关系。很累很忙的时候，我就特别羡慕那些男性作家，他们至少可以不用照顾孩子，不用做饭洗衣服，可以有整块时间用在写作上，而我，总是在各种忙碌的缝隙之间为自己争抢时间，拖地的时候，拖一遍，等地板变干，我会匆匆拿起书看，再去拖第二遍；做饭的时候，菜炒进锅里，等水开的时间，我会看书；前几年单位人少，领导忙碌的时候总由我去“顶会”，只要这种场合，我都偷偷拿出书看或者在本子上写作，而别人都以为我在记笔记。有时候我就禁不住幻想，要是有一个独属于我的空中楼阁就好了，我心累了，想写作了，我偷偷躲进去一个人待上一会，享受一阵清闲，多好。
韩松刚：你是如何平衡写作和生活的？
马金莲：我其实做得不好，也没人教我如何做才能更好，只是凭着本能，在拼尽全力地努力做好这一切。写作为生活挣来了额外的收入，让生活更好了，但是，写作也让我很累，我爱人劝我放弃写作，我不答应，我舍不得，另外我觉得女人除了家庭也应该有自己喜欢的事业。
韩松刚：你的写作会受到家人的影响吗？
马金莲：会有影响，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很重要。以前我外出参加文学活动家里人不太支持，我爱人看上去总不高兴，于是我出门前使劲干家务，回来又承包了所有家务，他才会慢慢欢喜。现在他也习惯了，不怎么干涉我外出。还有，我需要去近一点的地方采访时，他也会开车送我。
韩松刚：你的小说和你的生活关系紧密吗？
马金莲：很紧密，我的绝大多数作品来自生活，这生活有我亲身经历的，也有看到的听到的和联想到的。没有生活的母本，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写出东西来。
韩松刚：你会把自己的生活写进小说吗？
马金莲：曾经有过。《碎媳妇》《赛麦的院子》《马兰花开》等作品，和我的生活联系相当紧密。2006年我生了女儿，在老家坐月子，那一个月我除了上厕所几乎不出屋门，严格按照老祖宗流传的老传统坐月子。一个月满了，我洗了衣服，洗了尿布，去后院上厕所。阳光很好，把黄土高崖和崖下的窑洞外口照得黄灿灿的，我就在那暖烘烘的金色阳光里慢慢走，我仰头看天，看阳光，看树，我看见了自己心底的忧伤，还有莫名的感动，我忽然泪流满面。于是写了坐月子的事情，就成了《碎媳妇》。《赛麦的院子》是为纪念我早逝的弟弟而作。《马兰花开》的灵感来自我在婆家那段生活的感受。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感受，只要关涉到心灵活动，那么就都是珍贵的，经过写作技巧裁剪取舍，写进小说里头没什么不可以的。
韩松刚：家人们如何评价作为一名“作家”的你？
马金莲：他们好像已经习惯了，不觉得我是作家，也习惯了我日常的时间安排，我一般回家就做饭做家务，做完了再休息或者看书、写东西，这已经成为我固定的习惯，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我会坐在茶几前看书或写作，孩子在另一头写作业，现在孩子大了，不需要我陪着，我可以在卧室里独自活动。对于孩子来说，有个作家妈妈的唯一便捷之处，大概就是有问题可以随时随地来问我，大多数情况下我不用借助工具能即兴给他们答案，孩子很佩服，曾经问我为啥什么都知道？我说因为是作家啊，看的书多，什么都留心观察，就变成了百科大全。我儿子深以老妈的这点为傲，没事就跑来问这问那。
韩松刚：你觉得写作一部小说的灵感和动力分别来自哪里？
马金莲：来自作者对文学的热爱，对世界的喜爱，只有爱，才能促使一个人痴迷地持久地为一件事付出。就像我自己吧，这些年也有过想要放弃写作的念头，但终究是放不下对文学发自内心的喜欢，忍不住要观察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用文字写出来，磕磕绊绊坚持到了今天。试想没有一份真挚的爱，在文学上的坚守就会变得毫无根基，就像没有雨露浇灌，没有暖阳普照，没有用心捕捉，没有用情打磨，那写出来的作品该多么枯燥无味。
韩松刚：当你有了灵感和动力之后，你是如何构思的？能否结合具体的作品谈一谈？
马金莲：灵感这个东西很珍贵，是艺术创作者最梦寐以求的，但一般情况下很难捕捉得到。我开始写作的那些年，懵懵懂懂，相信世界上应该有灵感，但是我抓不住，始终隔着一层纱。后来坚持写作的时间长了，慢慢地训练出了捕捉灵感的办法，有时候甚至能明确感受到自己抓到了。这是很让人欣喜的状态，只要脑中灵光闪现，那个可爱的精灵出现，我就知道手里正写的这部作品成了，立起来了。说白了，灵感就是长期训练培养出来的一种良好的艺术感受和创造能力，这里面含有创新成分，这是很稀缺的。灵感来了，就不要偷懒，我会马上拿起手机记录，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一张面孔，一句话，一件事，一个画面，哪怕是一粒从你面前飘落的尘埃，都值得抓住，并顺势往四周延伸，像墨汁在宣纸上浸洇，能开出花，能织出梦，能让原本黯然无光的作品绽放绚烂的光。灵感也需要积少成多，也需要反复寻觅和激发，在已有灵感的基础上，我会反复思索，反复试探，一遍遍推倒重来，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天道酬勤，这时候差不多一篇作品也就完成了。比如我写《长河》的时候，当初只是想写一个我们西海固回族的葬礼，就写了第一个故事，写完以后我发现太单薄，要不再写一个？还是围绕死亡和葬礼主题，写出了第二个故事，这时候第三个、四个故事好像不请就自己跑来了，我干脆一口气写了五个。在编辑的建议下，我们去掉了最后一个故事，保留的几个故事都是围绕着死亡这个主题。最后要起一个什么篇名？颇费了一番心思，《死亡》？《永恒》？冥思苦想中，忽然感觉死亡就是一条长到没有尽头的河流，每个个体最终都会像一滴水一样汇入这条河流，没有谁例外，人人生来也许不平等，但在死亡面前实现了平等。这望不到尽头的长长的河流……有了，《长河》。当然，现在回顾的时候似乎很轻松，其实写的过程真的是一个漫长的挣扎的过程，这个过程里有苦也有乐，好在总归是乐比苦多。
韩松刚：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马金莲：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我也认真思考过，我发现我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可能跟我小时候的阅读有关系，那时候读的刊物多，书籍也都比较零散庞杂，没有较为集中接触某一个作家的作品，所以没有哪个作家的作品很独一而深刻地影响到我。我记得我最早读的大部头是《西游记》，却只有下部。五年级假期看过张贤亮的一本集子，很喜欢《绿化树》等作品。还有一个作家写的日寇侵华的作品，比较厚，书名我忘了，我反复细看过。后来一口气读完了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心里从此种下了一个武侠梦。疫情期间听《追风筝的人》，听到哈桑的不幸遭遇，心里像扎了一把刀子。这些年读过好多次《红楼梦》，每到林黛玉死的时候我都会哭。今年春天某个夜晚重读《德伯家的苔丝》，读到结局已经是半夜两点，我抱着书抹眼泪。但是，我还是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作家，我喜欢大多数作家，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我们要像杂食动物一样，什么都吃，不忌口，尽可能多地看书，从广博的智慧成果里汲取营养。
韩松刚：还有其他喜欢的作家或者作品吗？
马金莲：不是特别喜欢谁或某一部，不代表没有喜欢的，相对来说，我偏爱的作品有《红楼梦》《第二十二条军规》《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以及托尼·莫里森的全部作品、门罗的短篇小说、迟子建的全部作品、陈彦的全部小说、胡学文的部分小说、凡一平的部分小说等等。
韩松刚：你觉得从这些作家或作品身上主要学到了什么？
马金莲：从石舒清老师身上，我学到了做人的可贵品质。他很低调，也很善良，这些年他默默为基层作家义务看稿，每年看稿量很大，却从未听他道过一声辛苦。记得马骏有一次把一个小说发过来，我看了，说了我的观点，然后他希望能得到石舒清老师的指点，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告诉了石舒清老师。他二话不说就要了作品过去，很快看完，并写了很长一段意见，那掏心窝子的见解，真是令人感动，也让我羡慕马骏得到了这么珍贵的指点，正是这之后我才无意中得知石舒清老师这些年一直坚持为大家看稿指导。我们宁夏的郭文斌老师，他这些年一直坚持做公益事业，为社会做了很多事情。这样的作家，值得我一直学习。
韩松刚：你是每天坚持写作，还是阶段性的写作？
马金莲：阶段性的写作，看书我是每天都要看，不看好像心里缺了什么，睡不踏实。写作是积攒到一定程度，再逮住机会赶紧写出来。以前用手写，后来利用电脑写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之后，我停止手写了，用手机写中短篇小说。手机写作有个好处，就是能够随时随地拿起来写，而且我现在已经适应了手机屏幕和打字方式，只要来了灵感就能赶紧写下来，写作变得便捷多了。
韩松刚：你觉得写作的过程，是痛苦多一些，还是享受多一些？
马金莲：享受多吧，毕竟没有人拿刀子逼着你写作，之所以愿意往下写，是因为自己觉得有需要，愿意写，想写，渴望写，所以写作对于我来说有时候虽然也累，但快乐要多一些。
韩松刚：会有写得无聊和乏味的时候吗？
马金莲：经常有，写着写着就会有一种言语乏味、情节无趣的厌倦感，构思的时候想的明明是一朵花呀，为什么写出来就成了一束狗尾巴草？甚至有的时候，会怀疑自己的写作能力，自问究竟有没有当作家的天赋？当然，这一切终究会过去，我也知道这是写作当中难以避免的，所以遇到了不必着急上火，先放下，转移注意力，干点别的，后面再续接上文的时候，也许问题已经不存在，或者能够轻松化解。
韩松刚：是否会有一种写作上的焦虑感？比如如何避免题材上的重复，或者如何实现表达上的创新，等等。
马金莲：您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我确实会有这种焦虑感，尤其是当年写完中篇小说《长河》之后，作品在《民族文学》发表，之后《民族文学》举办笔会，我当时有事没能参加，我们这里的诗人单永珍去了。他回来后我问他都有啥收获能给我分享，他说会上提到了你的作品，有专家说你的小说开始有重复现象，题材单一，结构缺乏新意，语言也有重复的感觉。这话让我心头大震，真的太好了，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最近我总觉得自己的创作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却又看不清楚，专家是一针见血，说到了本质上。我开始想办法解决问题，一是把自己以前这些年写的作品通读了一遍，二是去鲁迅文学院上高研班。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用功和调整，之后我的创作变得顺利起来，写出了《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等作品。这是2013年和2014年的事情。现在我又在试着调整自己，尤其是《亲爱的人们》写完以后，我觉得需要休息，也需要反思，更需要下更大的苦功来提高自己。
韩松刚：你是如何摆脱这种焦虑的？
马金莲：具体遇到焦虑的时候，我其实也很无奈，《亲爱的人们》的写作过程当中，经常卡顿，写不下去，或者写了也觉得不好，就只能暂时不写，在地上走来走去，吃东西，喝水，看直播卖衣服，直到注意力被转移，情绪平稳下来，我再坐到电脑前，重新面对之前中断的文字。
韩松刚：我印象中，你是“80后”作家中第一位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对此，你怎么看？
马金莲：2018年我的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应该是“80后”作家中第一个获鲁迅文学奖之人吧。当时我很惶恐，感觉自己写得不够好，还需要继续努力，而能够获奖，对于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告诫自己不敢骄傲，要继续埋头努力，文学的道路没有止境，更不敢有任何侥幸，只有扎扎实实去下功夫，才能对得起这个奖项。
韩松刚：获得鲁迅文学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马金莲：获奖以后，我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只是写作上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做人方面的品德要求，我读更多的书，向品行高洁的人学习，作文的同时，要求自己先把人做好。作家创作的作品会影响很多人，甚至几辈人，作家本人的品性很重要。
韩松刚：对于自己未来的写作，有什么期待？
马金莲：下功夫，持续地努力，写自己想写的，对生活保持敏锐感，捕捉和挖掘有意义的素材，用作品来承担作家对社会、对时代的责任，力争写出更满意的作品来。
韩松刚：你有重新阅读自己作品的习惯吗？
马金莲：有。刚拿到样刊的时候会看看新作印在刊物中的样子。有时候会读过去的旧作，这时候带着羞愧，带着不满，像看过去那个不成熟的自己一样看这些作品，觉得这里不满意，那里有不足，不过，我能接纳这些不好，然后告诫自己接下来要更努力地提高。
韩松刚：你小说中的“西海固”和现实中的“西海固”是一种什么关系？
马金莲：现实的西海固是我生活的地方，大概我的肉体最后也会归于这片土地，它是我的家乡故土。对于创作来说，西海固是我的精神家园和文学源地。我这些年一直生活在西海固，每天看着西海固的天，累了望望六盘山，感受着这里的枯荣和生死，捕捉和养育出一篇篇作品，感受着自己在一年年变老，在文学上一寸一寸的进步。总之，这是一片我深爱的土地。
韩松刚：你的小说很多都是以儿童视角展开的，为什么？
马金莲：是因为天然的好奇心，还有孩童视角的独特性。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十八岁，那时候刚成年，心态还是不成熟，尤其喜欢用单纯的目光看待世界，构思创作的时候，下意识地就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去寻找素材，这么打捞起来的，自然都是孩童视角看见的内容。后来写着写着，慢慢脱离开儿童视角，试着用更开阔的眼界和角度切入作品，最后变成了完全成人化的角度。这时候我却时不时又有了从儿童视角写某个作品的冲动，孩童天真无邪、可爱单纯的眼睛，一尘不染、干净如水的内心，都是成年后的我们早就日渐丢失了的，我渴望从他们的角度重新认识和展现世界。
韩松刚：你的早期小说，非常具有时间感和年代感，比如《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等小说，你如何认识个体和社会的这种关系？
马金莲：社会对于个体来说，是身在其中难以割裂，而个体通过写作，折射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世态人心。之所以写《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是因为当时我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培训，住在那个没有凡世烟火、只有文学氛围的美丽小院里，觉得无比幸福，我再也不用做那永远做不完的家务，再也不用伺候人，再也不是一身油盐酱醋的俗气之人，我成了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作家，也不用天天做单位的工作，我可以心无旁骛地阅读、写作、听课和思考。我思考的不再只是我们家那点鸡毛蒜皮了，可以任性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可以思考更远大的事情，这样的日子真的是久违了，结婚后就再也没拥有过这样的自由了。我开始回顾以前的日子，曾经岁月里的酸甜苦辣纷纷涌上心头，我用鲁院发的中性笔在本子上写下了一系列年份记忆，然后一篇一篇精雕细琢，最后写出来五个年份小说，上述就是其中之一篇。
韩松刚：怎么会想起创作《亲爱的人们》这样一部长篇小说？
马金莲：是现实生活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让我有了创作一部可以反映西海固山乡巨大变化的长篇小说的冲动。我出生在西海固乡村，成长在这里，工作后也一直生活在这里，对于这片土地的感情，我一直在尝试用小说来表达，写到2014年的时候，我已经写作并发表有两百多万字的小说了，但是还没有一部比较厚且大的作品，我对自己不满意起来。再结合当下全国正在轰轰烈烈推进的脱贫攻坚，我觉得能亲身经历这个时代，跟乡亲们一起摆脱贫穷、奔向小康，我是幸运的，作为这一巨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应该用文字记录这个时代。西海固曾经“苦甲天下”，百万乡亲一直在这片赤贫的土地上苦苦挣扎，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凭借着不屈不挠乐观向上的精神，用四十年改变了命运，描绘出了最朴实动人的时代画卷，这些值得下大功夫来书写。
韩松刚：八十多万字的长篇，对于一个写作者的考验应该是巨大的，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马金莲：真是一个酸甜苦辣都有的过程。如今回想，还觉得后怕。八十万字，不要说写，哪怕只是修改，一头扎进去，也有被茫茫文字淹没的感觉。还是得感谢自己前面那些年的不懈努力，感谢从童年时代就开始的阅读，为我打下了牢实的文学功底，让我在创作过程里没有畏惧，有勇气完成了作品。最大的困难来自我的身体，我的腰椎病时间不短了，集中写这部作品的时候，需要长时间端坐，只要坐一个小时就开始腰疼，于是趴着写，蹲着写，站着写，但都不如坐着写有感觉，为了让这腰多支撑一会，我买了医用束腰带，每天开始写前缠在腰部，再给脖子戴上颈椎托，我就像一个被上了刑具的人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创作。久坐，缺少活动，焦虑的时候吃东西，导致我交作品后发现自己胖了六斤。
韩松刚：你觉得是什么造就了这部小说如此宏大的篇幅？
马金莲：对生活的持续关注，前期扎实的大量的采访，中期重读了大量乡土长篇小说，还有我自己对文学艺术的执着追求，当然，也有我吃苦的精神头，综合起来，写出了这部作品。但是，造就这部作品的，更是我们身在其中的时代。
韩松刚：从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马兰花开》到最新的《亲爱的人们》，对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你是如何认识的？
马金莲：我是一边写作一边成长，在具体写作中实现文学上的进步。《马兰花开》就是一个习作，而写《亲爱的人们》的时候，我明确知道要写什么，怎么写，写多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艺术水准，等等。通过这两个作品的磨砺，我觉得长篇小说是一种很有魅力的文体，它很宽容，放得下少年的狂妄，也盛得下中年的沉稳，更能拥抱暮年的沧桑。它不是中短篇小说的简单叠加，它需要写作者储备更饱满的热情和勇气才能去尝试。
韩松刚：你觉得长篇小说还有反映这个时代的能力吗？
马金莲：我觉得有。我们正是通过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马尔克斯等认识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百态，今天，长篇小说同样可以艺术而真实地记录我们的时代，包括刻画它巨大恢宏的外表，探索它褶皱深处的精神内核。
韩松刚：通过写作《亲爱的人们》这部小说，你对生活是否有了新的认识？
马金莲：我很感恩这部作品，写作它，我觉得自己有了系统性把握一个时段社会生活的能力，完成了它，我觉得自己有了尝试大部头作品的勇气，正是围绕着这部作品，我和生活有了更紧密的联系，看待和理解生活的角度变得包容、开阔和多元。
韩松刚：会有想过写一些超出西北生活的作品吗？
马金莲：想过，尤其想写武侠小说，我痴迷金庸的所有作品，还看过古龙、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我很喜欢那种仗剑天涯、快意恩仇的感觉，现实生活中活得太辛苦，就渴望到一个神话般的世界去放飞自我。之外，我想去采访和写作边疆一些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来自我参加国家民委组织的少数民族代表团活动的时候认识的一些代表人士，他们中有坚守边疆领土的普通人，有常年穿行在藏区的送信人，有多语种环境里的教育工作者，有草原上骑马摔跤挤奶转场的牧民，我最向往东北和新疆，有一天时机到了我就去一一采访。当然，要实现大的跨越不容易，需要慢慢来，也需要痴心不改的热爱。
韩松刚：对于小说，你更在意语言、结构、人物，还是其他？
马金莲：具体在小说当中，我觉得语言是第一要素，也是最基本的载体，所以我很重视语言，对于一个写作者，这一关必须过，我在师范上学那四年做了不少读书摘录笔记和写作练习笔记，如今看来，这四年的磨炼很有必要，让我从单纯的阅读层面顺利进入到写作层面，这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所幸我无意中用勤快做了辅助。现在我做编辑，经常要看一些初步学习写作者的作品，这类作品的质量如何且不说，只是先看语言文字，就能大概判断一个人的语感水平和严谨态度，而我在编辑过程里最苦恼的也是语言文字。这让我更加看重小说创作中的语言使用，现在我喜欢用顺畅清新的文字，不追求复杂拗口，力求准确传神。
韩松刚：你会关注“80后”作家的创作吗？
马金莲：一直都在关注。看大家在刊物上发表的新作，购买他们新出的长篇小说、小说集和散文集，用阅读的方式认识他们，感受他们，也遥遥地向同龄人致敬。
韩松刚：你如何看待“80后”作家的写作？
马金莲：我很喜欢看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一直坚持看他们的作品，刊物上发表的我会看，出版的书籍我也会看，主要读小说，系统读过林森、王威廉、张悦然、韩寒、笛安、甫跃辉、蔡东、马小淘、王小王等人的小说。每个人都有过人之处，都在文学上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文学创作往往是孤身奋战，能在这条路上欣赏同龄人的佳作，有幸运，也深感幸福。
韩松刚：你是一个自信的写作者吗？对于未来的小说创作，你是否一直保有信心？
马金莲：如果是写自己熟悉的题材，我一般都有信心，平时坚持阅读和观察，加上写作从来没有长时间中断过，只要在开始写某部作品之前，把前期准备工夫下足，写起来就不用太过担忧。但是要尝试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我还是会胆怯的，比如今年春季写一个名为《我听见千山万水》的儿童题材小长篇的时候，写到中途我觉得力不从心，就干脆不写了，去补课。补什么课呢？我写的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女孩苦苦寻找人生出路的故事，而我，对于盲人眼中的世界没有真实感受。为了让自己有切身感受，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走在盲道上步行回家，我把路面分成几段，闭上眼睛一段一段地走。我让自己感受没有光明如何感受世界，如何在黑暗里活着，我用脚和手摸索路面、树木、砖石、路人和更多东西。感受了一段时间，再回到书稿面前，一切就顺利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