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师者与引领者——怀念饶芃子先生
怎样定位饶芃子先生？这是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
当然，饶芃子先生首先是位学者。她1957年从中山大学毕业，师从过王季思先生、肖殷先生，从古代到当代，学术视野十分开阔，60多年来，涉及文学研究的许多领域。她从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起步，进入比较文学研究，拓展了比较文学一个新的分支：中西比较文艺学和中西比较戏剧学；继而走向华文文学研究，依然从个案到整体、从实证到理论，也把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带进华文文学研究，成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一面旗帜。然而同时，饶芃子先生还是一位师者，终其一生，从未离开教育岗位。三尺讲坛，是她驰骋的天地。她虽在岭南，但她的及门弟子何止跨越九州，从国内到国外，从港澳地区到东南亚，数以百千计；而以她的著作、讲学、演讲，影响所及的门外弟子，更何其数！再者，饶芃子不仅是学术上的引领者，也是广东高等院校的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在暨南大学，从中文系主任到大学副校长，包括学位委员会主席，她分管全校的科研，创办暨南大学出版社并亲任社长……暨大的发展，渗透着饶芃子先生的辛勤付出！
学者、师者、领导者，哪一个身份对饶芃子先生而言都是实至名归，都为她的名字增添一道华彩。
1982年5月，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在暨南园举行，我曾以为，这次会议是华文文学研究从个人行为到学科建设的转折。当时她虽尚未介入台港文学研究，但作为暨大中文系主任，以主人的身份前来致辞；当时我也只是带着耳朵前去“听”会，虽然恭逢其盛，却无缘与她相识。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完成《中国当代新诗史》后，决定将学术重心转向台港澳和海外，开始尝试写了一点文章，发觉饶芃子先生也在这时把学术关注点移向台港及海外，遂成为同行。那些年，常有各种会议，从国内到海外，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会上会下，从学术到生活，可以轻松地交流、聊天。饶芃子先生虽只大我两岁，但我一直将她视为长者。她待人亲切，随和。她有个弟弟，与我同岁，亦同年考进北大，不过他在生物系，我在中文系。有次偶而谈起，她便视我如弟，我亦称她为姐，彼此多了一份亲近。我曾经邀请她到福建，指导在武夷山举办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青年学者座谈会。她做了主旨发言，还与难得一聚的年青学者们嘻笑打闹在一起。平素不苟言笑的饶老师，尽显青春本色。
当时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均属初涉，难免稚嫩，不被看好的闲言颇多。然而，由于是一个年轻而新兴的学科，拥有一份蓬勃的朝气与新鲜，也吸引了许多眼球，加入这一学科的研究者日渐增多。其分布，自华南、东南，跨过京沪宁、豫鲁皖、两湘，到东北和西北，几乎遍及全国。当时这种分散的各自选择的研究状态，极需有个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成熟学者，不仅在学术上，同时也在学科的整体建设上，予以引导和领导。曾敏之先生曾是最早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备受尊敬的长者，他能来领导当然最好；但他人在香港，对于内地而言，难以在体制上通过。恰在这时，饶芃子先生介入这一领域，真是人逢其事、事逢其人，她是这一学科等来的最为合适的引领者和领导者。她所在的暨南大学，是广泛招收台港澳暨海外华侨学生的高等学府，拥有以她为首最早开展这一研究的庞大的学术资源和力量。众望所归，暨大自然成为华文文学研究的中心，饶芃子先生成为学科的引领者和领导者便也水到渠成。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的醖酿、成立，到2002年学会经民政部正式批准，饶芃子先生从筹委会主任到担任学会会长，经历了业内人所共知的艰难而烦琐的“八年申办”，排除干扰，才拿到一纸批文。饶芃子先生任会长一直到75岁，其后按规定必须辞去会长职务，她才卸下重任，但仍以名誉会长之名参与学会的一些重大决策。
在这20多年时间里，饶芃子先生一方面领导学会，从全国学者中推荐、完善了学会的组织机构，顺利举办了两年一届的年会和各种中、小型研讨会；另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主编了《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出版了《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等多部著作，推出了一批学术研究论文。深厚的理论背景，使她高屋建瓴地对学科建设提出了许多宏观论述，又在微观的作家作品的品鉴中，感性地将她内心的感悟和感动，以美文般的精确文字感染读者。她是以自己的学术典范来实现对学会的领导的。在全国林林总总数以百计的各种学会、研究会中，华文文学学会致力于学术的纯正学风，常受学界同仁的肯定和赞誉，我想这与饶芃子先生的学术坚守与风范不无关系。
饶芃子先生将她学术人生最后一程的20余年时间奉献给了华文文学研究，这是华文文学的幸运，也是每个华文文学研究者的幸运。她为华文文学研究竖起了一根标杆，为华文文学研究留下丰厚的财富，也留下了殷殷的期待。记得当“世界华文文学”刚刚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中脱颖而出时，她就指出，新的命名不只是文字的改动，而是意味着新的学术视野的扩展和新的学术内涵的深化。她在第十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的“学术引言”中深刻指出：“要从人类文化、世界文化的基点和总体背景上，来考察中华文化和华文文学。无论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还是从事本土华文文学研究，都应当有华文文学的整体观念。”这是她的期待，也是我们未竟的学术目标。对于饶芃子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饶先生的未竟事业，拓展和深入华文文学研究，无论宏观的整体论述，还是微观的个案分析，皆更上层楼，展现出华文文学研究的崭新成绩和崭新风采。
2025年1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