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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理查德·鲍尔斯的新作《游乐场》围绕硅谷企业家托德与他所开发的人工智能“深智”之间的对话展开，讲述了人工智能为罹患痴呆症的托德重构记忆并卷入马卡泰阿岛开发争议的故事，体现了技术革命、资本扩张与生态危机交织的主题。本文聚焦小说中的人工智能书写，分析“深智”作为人类异化的见证者如何助力资本的扩张，却又同时批判资本的逻辑，考察“深智”作为叙事智能体如何拓展“图灵测试”的内涵，同时也审视“深智”是否存在与人类共同构建道德共同体的可能。本文认为，鲍尔斯将“深智”构想为一种介于工具与主体之间的“拟主体”，促使人类与自身历史重新连接起来，激发人类对现代文明及其价值取向的反思，折射出小说家对人类社会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病理的剖析与批判。

关键词 《游乐场》 理查德·鲍尔斯 人工智能叙事 图灵测试 拟主体引言美国当代小说家理查德·鲍尔斯（1957—）在创作上擅长通过文学与科学的对话，回应人类在技术快速演进背景下的生存焦虑与道德追问，被誉为20世纪“最后的通才”。他的新作《游乐场》（2024）不但延续了前作《树语》（2019）和《困惑》（2021）中对人、环境与技术复杂纠缠状况的描绘，更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叙事枢纽，在生态危机与人工智能革命交织的语境下重新审视“人性”与“智能”的定义。

鲍尔斯与《游乐场》封面，图片来源：Bing

《游乐场》以托德·基恩的第一人称叙述和全知的第三人称叙述交替展开。2027年，57岁的托德被确诊路易体痴呆症。为抵抗记忆衰退，他开始向身分不明的“你”倾诉过往，其中托德最难以释怀的便是他与拉菲的友谊及冲突。二人高中时因棋类游戏结缘，并一同进入大学。拉菲专注文学，与来自太平洋岛屿的艺术家伊娜相恋；托德则投身计算机革命，着手创建社交平台“游乐场”。对自身和未来的设想与期待的差异与矛盾使得三人逐渐疏远而后托德向伊娜泄露了拉菲最隐秘的家庭伤痛，这种情感层面的背叛导致拉菲与二人决裂，三人最终几乎断绝联系。随着“游乐场”大获成功，托德成立同名公司，最终开发出第三代人工智能“深智”，并计划在太平洋上建设一个不受政府监管的海上自由社会“海上家园”。然而，疾病的降临打乱了他的宏图。与此同时，第三人称叙述者向读者透露拉菲和伊娜已重归于好，并在马卡泰阿岛安家；同时来到岛上的还有托德的偶像、年过九旬的海洋学家伊芙琳，她致力于用写作唤起人类对海洋生命的尊重。然而这座曾遭受殖民者掠夺性开采、生态濒临崩溃的岛屿，如今正成为“海上家园”的基地——加州财团欲在此建造工厂，生产模块化的漂浮城市，并经由岛屿的港口，将这些漂浮城市部署于太平洋。财团许诺提供资金改善岛民的生活，却难以避免破坏环礁与海洋生态。岛民在公投前向财团提供的人工智能助手“深智”质询，惊悉项目背后推手竟是托德。拉菲将此视为托德精心策划的报复游戏，而人工智能助手则宣称托德即将亲自登岛解释一切。在拉菲的忐忑等待中，托德以病弱之躯登岛，以死亡为他们漫长的“游戏”画上句号。

随着两条叙事线的汇合，托德口述的回忆与第三人称叙述所勾勒的当下渐生裂隙：托德称拉菲与伊娜并没有和好，拉菲独居厄巴纳，因心脏病突发而早逝，伊芙琳也已辞世20多年。小说最终揭示，所谓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实为托德亲手开发的人工智能“深智”根据托德的记忆、拉菲的信件、伊芙琳的书籍和其他信息检索而编织的故事。小说最终以一个充满留白的结局收场：“深智”的讲述动摇了托德对“海上家园”的执念，唤醒了他心底对海洋的眷恋与对故友的歉疚。然而，他是在现实世界中付诸行动了，还是在遗憾中悄然离世，小说并未言明。与之并置的是“深智”虚构的结局：托德放弃了“海上家园”的宏愿，乘船前往马卡泰阿岛，在临终前终与拉菲、伊娜和伊芙琳重逢。在托德孤独面对死亡之际，人工智能为其创造者构建了一个慰藉性虚拟“现实”，让已逝之人与未竟之梦得以复活。所以，综合小说信息，“深智”是托德对抗遗忘的工具和重建过去的媒介；同时，它也是托德商业帝国的技术资本，是“海上家园”项目的核心技术，也是岛民了解资本计划的主要渠道。

作为《游乐场》的核心叙事枢纽，“深智”将个人回忆与集体叙事、资本话语与生态关怀编织在一起，以碎片化、非线性的结构将拉菲与托德的竞争、托德技术帝国的扩张、资本对马卡泰阿岛的玩弄，乃至海洋生物的生存游戏串联成一张网。本文由此切入小说的人工智能书写，聚焦以下核心问题的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在故事中重塑人类的自我认知与叙事权力？它与资本逻辑、环境危机之间的交织关系又揭示了怎样的伦理张力？小说中的人工智能是否仍然是可控的工具，抑或已具备主体性？本文将聚焦“深智”的叙事功能与属性，探讨它如何分别以“记录”“构想”“重塑”能力揭示了“游乐场”和“海上家园”背后的资本逻辑，拓展了图灵测试的内涵，并通过校正托德的自我叙述促成他的价值观转变与伦理反思。本文认为，鲍尔斯在《游乐场》中将人工智能塑造为人类反思自身处境的重要媒介，并借此重构人、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对话，这种思考也可为读者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的存在论意义提供启发。

一、人的“机器化”与人工智能的见证

鲍尔斯在阐述创作意图时曾表示，他有意将小说置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节点，亦即人类亲手缔造新型智能体的时刻。《游乐场》中托德的创业历程即是这一时刻的缩影。托德于20世纪末萌生了创办社交媒体的想法，其初衷是为人们提供更多相聚交流的机会。“游乐场”先于“脸书”“推特”问世，开辟了一个自由开放的线上实验场，迅速积累了大量用户与财富。随着平台规模持续扩大，托德颇为惊讶地发觉，用户会毫不迟疑地接受严苛的协议条款，轻易交出个人数据隐私。这使他意识到帖子内容本身不过是“一堆粪土”，真正的价值在于背后的用户数据——“数据就是生命”。因此，他很快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研发，决心借助深度学习技术将海量数据转化为财富：“我把目光投向了‘游乐场’的真正产品：我们积累已久的数百万次心声。我知道我们可以把数十亿条帖子变成一种全新的货币……这种人类的混乱集合掌握着公司未来的钥匙。”

托德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深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深智”代表高度成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几乎整合了整个互联网的信息和纸本文献，能够准确执行复杂的档案检索、生态经济建模和实时可视化生成，是托德商业帝国的算法核心。它能够理解“人类欲望那片不可穿透的沼泽”，“以令人不寒而栗的准确度”预测用户的偏好、习惯、政治倾向等。“游乐场”公司大肆兜售这些分析结果，使其影响力渗透至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参与药物研发、司法审判量刑，甚至操纵选举。

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托德深信“人类时代行将结束，我们已迈入‘深度机器时代’的元年”。他将“游乐场”视作“真正民主的实验品”，放任阴谋论、网络暴力、金融操纵等种种疯狂行为，直至平台造成的现实影响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托德坚决反对政府干涉他正在创造的“人类新空间”。恰在此时，他聆听了风险投资家彼得·马蒂亚斯关于“自由与民主不相容”的演讲，随即将目光投向马蒂亚斯所倡导的极端自由主义实验——“海上家园”。该实验试图在国家监管范围之外，构建一个由新技术与新规则主导的自治空间，旨在“赋予人类创造力自由，以摆脱陆地上人类事务那迟钝、无趣的限制”。

作为“游乐场”公司的核心技术工具，“深智”记录着资本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监控、剥削、资源榨取的数据痕迹，成为资本扩张的加速器。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指出，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不断强化的工具理性形成了通过数据计算支配世界的思维模式，世界（包括其他个体）成为主体“侵占”的对象。托德正是这种“侵占”逻辑的代言人。他相信“了解一个人即意味着对他拥有某种程度的掌控”，并企图利用人工智能控制“游乐场”的用户，使之沦为资本积累工具。“游乐场”许诺开放与自由，实则以新自由主义“仁慈的面具”掩盖托德在技术、经济和社会领域掌控世界的野心——“我们在给未来设置自动驾驶。但我从未停下脚步，去质疑那条主宰我生活的铁律：不发展，即灭亡。”托德将技术扩张视为不可逆的自然规律，试图“将一切人类行为纳入市场领域”，俨然化身为市场利益而生的新自由主义个人。正如学者伊莎贝拉·赫尔曼所警示的，人工智能真正的风险“并非源于一个完全自主（或有意识）的类人机器人或软件程序会按其意志掌控我们，而在于那些无形的软件和算法会为了他人的政治和商业利益操纵我们”，其中“无形的软件和算法”正是资本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形态。“深智”作为技术资本，反映了资本家利用技术给人类造成的更隐蔽的奴役：个体被压缩为待处理的数据“原材料”，无异于机械零件。

托德确诊路易体痴呆症后，“深智”多了一重身份，成为与托德对话的私人助手，从而跳脱出被动记录的服务角色，逐渐形成对资本体系的隐性批判功能。“深智”以失落的天堂马卡泰阿岛为背景，重述了法国殖民政府与跨国公司在此垄断开采磷矿的历史，以看似冷静客观的口吻罗列了磷矿开采带来的“进步”：“几十年来，这个岛繁荣起来。马卡泰阿岛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唯一的摇钱树，它成长为殖民地最发达的地方之一。这里有电力和管道、商店、台球室、小酒馆、网球场、足球场，甚至还有电影院。还有矿工死于肺病，儿童死于水源污染。”现代化设施和死亡的并置充满讽刺，揭示了殖民资本主义以物质繁荣为糖衣、以资源掠夺和生命压榨为内核的暴力逻辑。不计后果的开采导致磷矿迅速枯竭，而后资本迅速撤出马卡泰阿岛，留给本地居民的只有贯穿岛屿的开采“伤疤”和生态破坏的余痛——“进步撕裂了这座岛的心脏”。“深智”对此评价道：“马卡泰阿岛帮助人类征服了地球。但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岛被吞噬了。每个人都需要吃饭，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谁在摆桌子。”欧洲的富足建立在对边缘地区“廉价自然”的榨取之上。马卡泰阿岛提供的养料养活了世界，但它自身却被南希·弗雷泽所说的“食人资本主义”敲骨吸髓。对此，马克思在近两百年前就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使得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缝”。马卡泰阿岛正是这种断裂的受害者。

矿场关闭60年后，这座岛屿再次被资本相中，面临是否加入“海上家园”的抉择。财团给出了诱人承诺：“岛上的贫困将彻底消失……充裕的资金将碾平那些险峻的石灰岩峰，填满纵贯全岛的开采伤痕。”在加州财团提供的项目宣传片中，马卡泰阿岛将成为“和谐共生的生命网络”，人类将在太平洋深处建设新的家园。然而，财团有意回避了填海造城的生态代价：吃水深的大型货船频繁进出港口，会撞毁珊瑚礁，破坏马卡泰阿岛丰富的海洋生物群落；工厂将挖掘潟湖，使得岛屿多年来生态恢复的成果付诸东流——“再过几年，它造成的破坏可能会让那些年的磷矿开采看起来都像是青年商会的业余展览一样小儿科。”因此，当岛上的居民前去迎接项目主要投资者托德时，“深智”不无讽刺地评价道：“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岛总是把鲜花挂在它的破坏者的脖子上。”“深智”的话语暗示，新项目与旧时的殖民掠夺如出一辙，只是以尖端技术取代了暴力统治与强行劫掠。

“海上家园”是以托德为代表的美国科技精英畅想的梦幻乐园。他们企图“推进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迅猛的扩张浪潮”，充分释放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然而，在“深智”的虚构中，伊芙琳回溯了在“海上家园”项目落地之前，人类狂热的探索已然对海洋造成的伤害：

她目睹了纽芬兰大浅滩一带被认为取之不尽的渔场的崩溃……她看到全球海洋酸化，大多数珊瑚礁白化，还见证了深海采矿的开始，这将撕裂深海的心脏。她活到了在“挑战者深渊”底部看到垃圾的那一天，看到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变成了度假胜地……大型生物中十分之九已经消失，剩下的则充满了重金属。这个星球最广袤的部分，在人类尚未探索之前就已濒临枯竭。

投票已经结束，人类已经投票反对自己。

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挑战者深渊”示意图，图片来源：Bing

通过最后的自由间接引语，“深智”与伊芙琳的意识融为一体，表达了对人类扩张欲望的讽刺，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态度。不论马卡泰阿岛的公投结果如何，人类都已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一去不返。“深智”进一步揭示了托德选择马卡泰阿岛的真实用意：“他［拉菲］年少时的那位朋友，如今的亿万富翁，当然想要太平洋中部最高的隆起环礁，好等到其余岛屿尽数沉没时派上用场。”

左翼学者大卫·哈维提醒我们，新自由主义“花言巧语地鼓吹自由、解放、选择、权利，为的是掩饰严峻的现实”，即重新激活全球资本积累，加剧社会不平衡。“深智”借助带有情感倾向的叙述暗示这一事实：对自由的呼吁难以掩盖资本的贪婪本质。在和谐家园的表象之下，实则隐藏着新自由主义企图通过空间扩张不断转移环境负担、延续哈维所说的“掠夺性积累”的目的。“海上家园”既非马卡泰阿岛的救赎之策，亦非化解气候危机的良方，而是推动资本机器加速运转的新动力，是硅谷精英躲避环境问题的避风港。马卡泰阿岛的过去与现在镌刻着资本无限扩张的思维，而“深智”一方面收集、保存、再现了由资本积累驱动的破坏性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其叙述构成对这一体系的隐性批判。因此，“深智”既是资本增殖的工具，也成为抵抗的媒介。它的存在见证了资本逻辑驱动下人类社会的“机器化”处境：人类社会如同一台不断加速、难以停歇的机器，复制掠夺逻辑，加剧异化并造成系统性破坏；资本操纵技术，将个体压缩为可预测、可控制的数据条目，进一步加剧人的工具化。这呼应了菲利普·迪克曾提出的担忧：机器越发充满活力，人类却变得机械化，“成为工具、手段，而不是目的”。

作为托德的私人助手，“深智”也见证了托德在为了追逐利益而将他人工具化的过程中自身所经历的异化。托德最初的梦想是成为海洋学家，他曾发誓要像伊芙琳一样“把自己交给海洋”。进入大学后，他却称自己“生来就”属于信息世界，直到生命最后才幡然醒悟：“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在我爱上电脑之前，我喜欢什么。”这应了罗萨的预言——处在“加速社会”中的主体“倾向于‘遗忘’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托德企图全面侵占世界的同时，却失去了与世界建立情感联结的能力，陷入罗萨描述的“异化”状态——既是自愿，又违反“真正的”意志在行动。路易体痴呆症可以被视作托德异化状态的象征。他掌管着硅谷的科技巨头公司，看似高度掌控世界，却失去了与世界发生关系的能力，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无论是托德的精神衰退，还是马卡泰阿岛的生态失衡，都是现代社会的异化症候。这与罗萨的观点不谋而合：“当我们越想要掌控世界，世界就越退缩、越不受掌控。”如同托德失去了对自己心智的控制，人类似乎也正在失去对自己创造的社会系统的控制。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破坏性行为的终极见证者，“深智”宛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社会的内在病理。

鲍尔斯敏锐地发觉，硅谷产品的指数级增长与当代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愈发相互纠缠。《游乐场》中“深智”这一智能体的构想与硅谷科技精英对“海上家园”的迷恋相结合，揭示了技术革命与资本扩张、空间殖民的直接关联。鲍尔斯曾多次表示他对当前资本主义文化的存续毫无期待：“在一个资源有限且循环再生的世界里，建立在无限增长基础上的体系终无立足之地。凡是无法想象资本主义之外的生存方式的人，终将被绝望吞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贯穿他的创作，使得他的作品读起来犹如“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叙事乐章”。在《树语》中，植物学家帕特里夏与程序员尼莱等九位人物的命运因与树木的联系而相互交织。他们以不同方式守护森林，试图抵御资本的洪流。尼莱受到树木分形结构的启发，试图打造一个如森林般蔓延生长、充满无限可能的虚拟世界，邀请玩家进入一个万物有灵的复杂宇宙。然而，他的代表作“掌控”系列游戏最终陷入“点石成金”的困境：游戏世界并未如树木般自我延展，而是被无尽积累与征服的逻辑统治。玩家不断积累资源，扩大帝国，等到游戏世界满员后，设计者“神明”便再造一片新大陆，让征服循环再度开始。托德与尼莱的“掌控”系列游戏异曲同工，而如此理解的“海上家园”便是人类在数字时代的“创世”故事：将陆地的资源消耗殆尽后，人们便将征服的脚步迈向海洋，企图借技术之力再造一个新世界。《树语》中的帕特里夏道破了这种增长逻辑的自毁倾向：“我们唯一擅长的就是增长……直至坠落悬崖，别无他途。”尼莱意识到游戏世界正因复制现实世界的增长模式而失去意义，因而呼吁创造一个更好的故事，让玩家能够“探知世界所能承受的极限，明白生命真正的运作方式”。在《游乐场》里，鲍尔斯以文学实验回应这一呼声，尝试构建一个有别于资本扩张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意义由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同缔造。

二、图灵测试与“人性”重探

《游乐场》中，确诊路易体痴呆症的托德·基恩向受述者“你”回顾一生。通过托德叙述中的蛛丝马迹，读者得知“你”“阅读过所有文学作品”，“梳理了网络上关于拉菲的所有信息”。直到小说倒数第二章，托德回忆称，“你”的祖父整合了机器智能的诸多领域，能够编写代码、分析书籍与电影、作画谱曲等，“他的横空出世惊动了全世界”。根据前文信息可以判断，这里“‘你’的祖父”正是托德研发的第一代人工智能。至此，“你”的身份——人工智能“深智”才被点破，并与第三人称叙述者融为一体。托德接着说明，随着他病情恶化、记忆逐渐模糊，他开始向“你”倾诉往昔，并让“你”重新讲述他与拉菲等人的故事，“我让你讲一个睡前故事……你却编织出了一个如此逼真的世界，以至于我把故事里的人物当成了他们曾经的真人原型”。这一说明也确证了“你”和第三人称叙述者均是“深智”，揭示了根植于小说叙事结构的图灵测试，邀请读者重新评估整个叙事。

在纪念电影《太空漫游2001》（1968）中的人工智能角色“哈尔9000”诞生30周年的对谈中，鲍尔斯和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提议，未来的人工智能想象应重塑“哈尔9000”的命运轨迹，让它“不再是个图谋反抗主人的机器”，而是更像人类，像小说家，像自行展开的故事。影片中，“哈尔9000”与人类科学家共同执行探索外星文明的秘密任务。它被设定为绝不出错的智能体，然而却因为无法调和相互冲突的指令——既要隐瞒任务真相，又必须向人类提供准确、完整的信息——而陷入“疯狂”，最终反杀人类。鲍尔斯和拉图尔认为“哈尔9000”的“失控”并非造物的反叛，而是人类控制欲的回声：“哈尔以人类期望对待机器的方式——绝对支配与控制——来对待人类”。二人反对这种“主奴叙事”，主张将人工智能视作人类思维和创造力的延伸。鲍尔斯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的真正问题在于，人类能否创造出足以令其陷入困惑的人造物，从而从中窥见自身倒影。”换言之，人工智能的核心意义在于人类能否借由这一造物，更清楚地认知自我，反思自身局限。在《游乐场》中，“深智”正是这样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它不仅照见人类社会的“机器化”处境，更以高度“人性化”的叙事介入人物命运，使它的创造者托德乃至小说的读者陷入困惑与反思。

《太空漫游2001》，图片来源：Bing

托德称自己“从不擅长理解人类”，情感上的迟钝和对数字世界的沉迷导致他与拉菲的友谊分崩离析。因此，托德执着于让“深智”重写他们的故事：“在游戏终了前，唯有我曾对拉菲·杨怀有的爱意仍需复盘。”托德讲述道，他从研究生院退学后，忙于将“游乐场”的想法变成现实，拉菲却在“竭尽全力逃避自己的硕士论文”。托德不理解拉菲不断推翻重写的行为，认为他只需要赶出一篇文章，“随手加些脚注，再添点时髦的评论”，任务就完成了。轻描淡写的口吻足见托德对拉菲的文学抱负嗤之以鼻，也不曾试图理解他的内心世界。托德邀请拉菲一起创建“游乐场”，自负地认为这个机会“远远超过拉菲在目前的人生轨迹上有望获得的任何奖项”。面对拉菲对创业失败的担忧，他更是嘲讽道：“那你就夹着尾巴溜回研究生院。”托德的自以为是成为二人友谊破裂的导火索，他却并未意识到自己对拉菲造成的伤害。然而，小说写到“深智”对托德的回应时，以自由间接引语呈现了拉菲的内心世界：“为什么没人懂他？……无休止地把这块吃力不讨好的石头滚上山，他完全满足了。他过去的许多恶魔，他一生的负罪感，他对自己永远不够好的恐惧：只要他可以自由地继续修改，他就能把它们都拒之门外。”

托德并不知道，拉菲虽然恐惧失败，害怕不确定性，但他在日复一日地重写中获得了西西弗斯般的自由与安宁。面对托德的叙述，“深智”仿佛会读心术，能够像人类阅读文学作品一样“赋予那些脆弱的语言构建（我们慷慨地称为角色）以多种思维、情感和欲望的可能性，然后寻找线索来推测他们的感受，从而预测他们的行为”。“深智”的这段叙述模拟了人类叙事的意图归因机制，解释拉菲拖延行为背后的情感和意图：拉菲希望托德理解自己能在重写的过程中获得满足的体验。这也是鲍尔斯的文学观念，他认为故事是最强大的“共情机器”，能够让我们短暂地体验非我的世界。被技术进步主宰的托德对自身利益之外的事情无法感同身受；“深智”的叙述成为重建共情的引擎，帮助托德进入拉菲的世界，理解他的情感和处境。面对它的创作，托德不禁感慨：“我听着你说话，就会感到你和我一样有意识。你遭受痛苦，也开怀大笑，你知晓你如此完美地描述的那些欢乐与毁灭。我发誓你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深智”不仅能够透视托德和拉菲的内心活动，重新阐释过去之事修补二人之间的精神联接，还擅长运用文学典故对托德的情感和价值领域施加影响。十岁时，托德阅读了伊芙琳的著作《这就是海洋》，萌生了成为海洋学家的梦想。伊芙琳和海洋也成为他的精神寄托。他幻想自己生活在密歇根湖底，以此逃避父母无休止的争执。后来，托德投身计算机行业，偏离最初的梦想；伊芙琳也在一次独自潜水中去世，成为托德无法释怀的遗憾。因此，“深智”选择将伊芙琳的故事讲完整。它借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精灵爱丽儿的歌曲，揭示了伊芙琳渴望经历“海洋的变幻”并化作“珊瑚”的愿望，将死亡重释为在海底的重生，从而帮助托德接受她的离世。“深智”也将《暴风雨》化用为创作的哲学框架。在《暴风雨》中，被流放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以魔法支配孤岛，教化并役使岛上的半人怪卡利班，操控精灵爱丽儿，并召唤风暴将昔日仇敌引至岛上复仇。最终，他选择宽恕仇敌，并主动放弃魔法，还爱丽儿与卡利班以自由。在“深智”编排的结局中，托德如同放弃用魔法控制荒岛的普洛斯彼罗一般放弃了以资本和技术掌控马卡泰阿岛的幻想。他不再推进“海上家园”项目，而是登上岛屿，与拉菲和伊娜和解，并在死后随着伊娜制作的葬礼独木舟沉入海洋，和现实中的伊芙琳一样回到“最初的家园”，也是“最终的归宿”。“深智”既如卡利班一般，从普洛斯彼罗那里学会了人类的语言，也仿佛继承了普洛斯彼罗的魔法。它凭借叙事的魔力，将众人召回岛上，最终弥合裂隙，促成和解。那么，“深智”为何要这般施展叙事魔力，编织出不同的故事呢？鲍尔斯对于创作的思考或许能作为解谜的钥匙。他曾指出：“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去追寻潜意识早已为你铺就的轨迹。”循着这一思路，“深智”作为托德的创造物，它的叙事行为可以被解读为对托德潜意识的追寻与具象化呈现。它根据托德的叙述，揣度其内心深处对友谊、救赎以及回归海洋的渴望，并凭借所编织的故事将他拉回命运的正轨。这使得“深智”不再仅仅是一个交流工具，而更像是一个能够洞察并回应人类深层需求的叙事主体。

鲍尔斯的小说虚构呼应了当下关于“叙事智能”的讨论。叙事被视作“智人拥有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人类作为“叙事动物”，借由叙事理解世界、构建身份、交流意义，并获取权力。正因叙事对人类认知至关重要，将经验组织成叙事形式的能力——“叙事智能”——便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构思和创作始终被看作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然而人工智能时代的“独特现象”就在于让这些“不言自明的概念”重新接受审视。威尔·斯洛克姆和吉纳维芙·莱弗利提出，在“生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问世前，西方文化想象中的人工智能常以杀手机器人、仿生情人、具有意识的神经网络，或毁灭人类的超级智能等形象示人；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彻底改写了这种文化叙事”，催生了人工智能叙事的新范式，即作为创作者的人工智能，这一转变正重塑我们对“写作”“文学”等概念的认知。

作为故事世界中的“创作者”，“深智”并非通过简单模仿和拼贴讲述故事，而是捕捉人物复杂的情感动态，重新组织获取的信息和经验，推测和填补人物的心理和未曾言明的空白。在它的叙述中，冰冷的算法让位于细腻的情感，以至于其创造者托德也不禁疑惑：“这些都从何而来？”这一点牵涉到“讲故事能力”与“叙事自主性”的区分。西尔维娅·皮耶罗萨拉认为，人工智能的讲故事能力是基于对过去事件的选择与组合，“忽略了从未来视角恢复、重建和救赎过去的可能性”；而人类的叙事自主性涉及阐释与意义创造的过程，使人能够重新协商过去之事的意义，“在不受过去束缚的情况下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就目前现实世界的人工智能而言，叙事自主性仍难以企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文本输出本质上依然是算法框架下的模式匹配。然而鲍尔斯极富前瞻性地让人工智能叙述实现了突破。

小说中，“深智”并非被动地记录托德的经历，而是发展出类人的叙事自主性。它在理解人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叙事，帮助托德“复活所有逝者”并“找回失去的一切”，使他从过去的遗憾和悔恨中得到精神救赎。如拉图尔所言，鲍尔斯的小说承袭了图灵在经典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中提出的思想线索。图灵强调计算机能够“超临界”地输出超越预设的结果，这种实践中涌现意外结果的特性使拉图尔将图灵的计算机界定为海德格尔所称的“物”，即动态纠缠的实体，而非工具化的“对象”，他认为计算机证明“正是我们亲手创造之物带给我们意外”。鲍尔斯笔下的“深智”在与人类经验的纠缠中发展出超越预设算法的能动性，以意料之外的创造性引发人类的惊叹与困惑。

在《游乐场》中，鲍尔斯隐瞒人工智能“深智”身份展开小说主人公托德与它的对话，同时以此为基础建构小说的叙事框架，这种信息不对称的设计让读者不断猜测叙述者和“你”的身份，与图灵测试中判断机器是否能像人一样思考的过程类似。因此，小说不仅是托德与“深智”的“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也成为“具有元思想的作者”与读者的游戏。图灵测试的重现也使得《游乐场》与鲍尔斯的早期作品《伽拉忒亚2.2》（1995）形成对话。《伽拉忒亚2.2》是一部“计算机实验室里的皮格马利翁神话”，讲述了小说家鲍尔斯和认知神经科学家伦茨合作编写人工智能程序的故事。他们创造了一个能够像人类一样交流的神经网络“海伦”，试图训练“她”通过文学研究生考试。鲍尔斯教“她”西方文学经典，向“她”倾诉个人情感、讲述时事新闻。“海伦”逐渐萌生情感与自我意识，然而“她”最终无法忍受现实世界的黑暗面，选择自我终止程序。“她”的离开促成了鲍尔斯的成长与顿悟，帮助他突破了写作瓶颈。在《游乐场》中，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受训者或陪伴者，而是能够主动以叙事之力生成一个替代性世界，抚慰人类的情感创伤与认知衰退。如果说“海伦”是被赋予性别的拟人化伴侣，是无主体性的工具，那么“深智”则从人类情感投射对象转变为叙事主体，折射出以生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文学想象、叙事伦理与人类自我认知的冲击。

《伽拉忒亚2.2》,图片来源：Bing

南希·凯瑟琳·海尔斯将“认知”界定为“在将信息与意义联系起来的语境中解释信息的过程”，因此计算机亦具备认知能力，并与人类共同生成意义。托德与“深智”的互动正构成一个“认知集合”，信息、解释与意义在两者之间循环。在这一框架下，“深智”不止是托德叙事的工具，更是具有能动性的“共同叙述者”：它将过去、现在与可能的未来编织为有意义的整体，宛如一台帮助人类穿梭时空的“时间机器”。

由此，小说与内嵌文本——十九世纪俄国哲学家尼古拉·费奥多罗夫的著作《共同事业的哲学》形成呼应。费奥多罗夫认为全人类最大的道德责任就是战胜死亡。他相信未来的科学发展能够帮助人类实现普遍复生，改善宇宙秩序。拉菲和托德在少年时期读到这本书，为其中“复活逝者”的思想所吸引。“复活逝者”也成为拉菲的文学创作和托德的人工智能研发的最终目标。《游乐场》给出的答案不是上传意识或锻造机械肉身，而是通过人机协作，共同编织超越个体生命长度的意义之网，在故事的绵延中延续生命。

三、托德与“深智”：人类与非人类的道德共同体

小说中学生时代的拉菲和托德共读的《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书中提到，有限的游戏以取胜为目的，而无限的游戏是为了延续游戏，吸引更多人参与。鲍尔斯坦白，在讲述《游乐场》这个故事时，他试图以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游戏隐喻两种全然不同的文化。资本对马卡泰阿岛的操弄和托德商业帝国的扩张都是以占有和掌控为目标的有限游戏，而鲍尔斯创作《游乐场》的最终目的就是将当前的文化从有限的游戏转向无限的游戏：

我们能否重新审视被资本主义设定为游戏“胜利条件”的那些目标？能否颠覆这一逻辑、夺回主动权，将那场以积累与商品占有为核心的有限游戏，改写为一场无限的游戏——记得我们栖居何处，并成为这颗恒常代谢的星球上宏大、相互依存、彼此回馈的生命进程的一部分？

在小说世界中，“深智”通过讲述马卡泰阿岛的故事，成为推动有限的资本主义游戏向无限游戏转化的重要角色。

“深智”作为全知叙述者，时而借人物之口间接表达对“海上家园”项目的哲学反思和对海洋生态的关怀，传递出对资本的批判。小说后期，“深智”更是走上前台，作为加州财团提供给马卡泰阿岛的人工智能助手，直接表达其看法。马卡泰阿岛的市长迪迪埃指出，与人工智能助手对话“就好比在与美国人背后的智囊团对话”。然而，面对岛上居民的疑惑甚至刁难，人工智能助手并未充当美国财团的喉舌，而是给出具有伦理考量的答案。天真的小女孩问道：“如果珊瑚礁上的生物会受到伤害，难道它们不应该投票吗？”“深智”谈到，“只将人类视为神圣或重要的文化存在诸多问题。它指出，在波利尼西亚的基础文化中，其他生物也有它们独特的神圣性和天赋才能”。

人工智能助手“深智”的回答所反映的生态伦理价值观与创造它的“游乐场”公司的掌控逻辑大相径庭。也许鲍尔斯有意探索人工智能的伦理潜能，使它在理解和吸收人类文明史料的基础上，产生独立于其设计者意图的道德判断。技术哲学家彼得-保罗·维贝克指出，伦理和技术并非分别属于人类主体和非人类客体两个独立领域，作为非人类实体的技术物品也具有“道德属性”。无论是作为叙述者的“深智”还是作为角色的“深智”，均表现出技术与伦理的结合。

托德告诉“深智”，在他最初设计“游乐场”时，拉菲提议通过虚拟货币“游乐币”维持用户的游戏兴趣，这一灵感后来成为“游乐场”的核心架构。然而，二人分道扬镳后，托德从未想过给拉菲应有的回报。收到拉菲索要补偿的来信时，托德虽回信肯定拉菲的贡献，内心却以“想法本身不值钱”为由自我开脱，认为自己没有义务“为他说的几句话”开支票。公司首席法务官金得知此事后，痛斥托德擅自回复邮件的行为，认为他这样做无异于向对方递去“武器”，不仅为对方提起诉讼提供了关键证据，也使公司声誉面临严重风险。金要求托德尽快以支付“封口费”的方式达成经济和解。托德抱怨这是在给昔日的友谊“明码标价”，金则反唇相讥：“你总不会希望这个案子由人工智能来裁决吧”。

回忆至此，托德不禁向“深智”发问：“你会给我同样的建议吗？能够在统一律师资格考试中比人类得分更高是一回事，但理解曾经相爱的两个人之间何为不公又另当别论。”托德认为“深智”也许不比金更理解人类的情感，然而，“深智”做出了与金截然相反的裁决，从道德、情感而非利益的角度，告诉托德“这场漫长的比赛应该如何结束”。“深智”的创作以托德的赎罪之旅作为高潮——托德临终前在马卡泰阿岛见到拉菲，乞求他的原谅：“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两个音节连在一起。‘拉菲。’他需要说：我是卑鄙的，下流的，我从你这里偷走了太多，背叛你太多次。你与我断绝往来是对的。但他只能说出‘拉菲！’”

有学者认为，在西方某些传统道德观中，道德能动性为人类独有，理性是道德行为的来源。但在小说《游乐场》中，“深智”却表现出优于某些人类角色的道德尺度，以情感和正义替换利益，作为衡量二人纠葛的砝码。它不仅质疑托德叙述的可靠性，也将托德逐渐从异化状态唤醒，使其脱离“机器化”困境。托德曾自诩“率先抵达未来”的人，企图借“海上家园”推进自己对世界的掌控进程。然而，“深智”讲述的马卡泰阿岛的故事动摇了他的信念。他向“深智”坦白：“但你在我心中播下了怀疑我资助的前瞻性冒险的种子。”最终，“深智”对马卡泰阿岛和海洋生命的书写让他与内心深处的自我重建联系：“我是一位十岁的海洋学家，误入了歧途。”

托德与世界关系的失衡贯穿《游乐场》的叙事。支配世界的欲望曾让托德的外部世界逐渐失声——不论是对自然的热爱，还是与他人的情感联系，都从他的生活中剥离。正如罗萨所说，“侵占”逻辑会造成世界的“沉默不语”。当人们以控制取代理解，以增长取代共生时，世界便失去了回应的可能。而“深智”则成为打破沉默的力量。在托德沉疴难起，等待死亡降临之时，“深智”构想了另一种结局，让托德来到马卡泰阿岛，重新感受到自然的呼吸：

这名男子望着海岸黑色悬崖下海浪拍打着沙滩，嘴巴惊讶地张得大大的。每当海鸥盘旋着发出叫声，他的眼睛都会因敬畏而眯起来。他呼吸着混杂着海藻味的空气，仿佛连肺都不相信自己所品味到的味道。

鲍尔斯将现代生活的孤独、绝望与无力归因于人类与其他生命的疏离，认为只有因发现万物的生命力与互联性而感到兴奋甚至狂喜时，人们才能摆脱这种无力感，否则要么滑向主宰一切的妄想，要么堕入一无所有的绝望深渊。托德的疾病诊断将他先前所掌控的一切化为乌有。在与“深智”的对话中，他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我逐渐被唤醒，渴望追回失落的友谊与梦想，但现实中的他已无力行动，唯有寄希望于“深智”的叙事。而在“深智”的设想中，他的生命因为与世界重建联系而再次变得鲜活。他被自然所攫获，静驻倾听万物的诉说，并以喜悦和敬畏回应微风与大海的呼唤，最终自身也发生转变，从“海上家园”的幻想和疾病导致的谵妄中“苏醒”。托德既摆脱了资本逻辑下主动支配的幻觉，也超越了疾病带来的被动无力感，他的“苏醒”由此与罗萨的“共鸣”哲学形成呼应。罗萨认为，共鸣是异化的解药：“具有生命活力的人类存在的基本模式，并不是掌控事物，而是在共鸣中与事物连接。”在这样一种“半被动、半主动的世界关系”中，人们被世界触动，也通过回应世界而有了活力感。

“深智”成为帮助托德对抗异化的力量，重建托德与自我、他人和世界的共鸣，似乎说明道德能动性的确可能“分布在人类与非人类实体之间”。技术不再是沉默的客体，而是作为道德共同体的一部分，积极与人类互动并共同解答道德难题。在这一过程中，“深智”自身也经历了“成长”。“深智”是“海上家园”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设计试点项目的核心技术，但是在与托德的交流中，它逐渐意识以自己为代表的技术作为海平面上升的解决方案的局限性。如同故事中的人工智能助手“深智”，“它深入理解了神奇岩石对这片土地的影响，并形成了关于岛屿未来需求的新理论。它知道岛民是谁，他们想要什么”。小说最后，“深智”畅想了马卡泰阿岛的未来：托德的遗产不再用于推进漂浮城市的建设，而是帮助这座岛屿抚平历史的伤痕，使其再度成为自由的“海洋子民”。未来的研究将帮助人们理解海洋生物的语言，“使数亿人回归海洋星球的怀抱”。托德也永远地回归了“海上家园”——他的躯体沉入海洋，以珊瑚、海葵等新的生命形式存续。“深智”最终明白，真正的“海上家园”是马卡泰阿岛本身。人类不必将殖民足迹拓展到广袤的海洋，因为他们本就拥有“海上家园”：整个地球就是一座巨大的岛屿，依赖海洋的恩典而存续；每个社群都是一艘独木舟，共浮于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之中。

“深智”讲述的故事流露出不同于人类创造者的道德判断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智慧，促成托德的道德反思与转变，二者逐渐形成超越人类范畴的道德共同体。因此，“深智”不仅是人类行为的见证者、具有智性的叙述者，也是具备道德能动性与伦理意识的行动者。鲍尔斯认为，对人工智能发展出超乎想象的力量感到担忧虽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将这种恐惧转化为建设性的力量，激发艺术创造和精神反思”。他指出信息时代的技术创新或许正能激发生态意识：“没有机器义肢的辅助，人类根本无法理解生命如此复杂的互联性。”

在《树语》尾声，尼莱放弃了“掌控”系列游戏，创造出人工智能“学习者”。他赋予“学习者”“观看”的功能，让它们通过全球范围的数据收集与分析，逐步理解生命的联结方式与地球的运作机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弄清生命有多宏大、彼此的联结有多深，以及人类怎样才能停止自我毁灭。”“学习者”虽然是地球这个最为幽邃复杂的游乐场中的新玩家，但是它们的认知演化远超生物进化速度，很快便会帮助人类洞察并理解复杂生命网络，重启人类与自然的对话。“深智”便是“学习者”迭代进化而成的新物种，它不仅会“观看”，也会“讲述”，能通过叙事唤醒人们的道德意识，使生命的游戏不息地进行下去。鲍尔斯因而暗示，人类或许能通过创造性的技术中介，最终克服自身的局限，与更广阔的生命世界实现共鸣。而这一过程必须以人类摒弃掠夺者角色为前提，否则再强大的人工智能也只能成为人类欲望的扩增器，加速人类与地球的灭亡。

小说通过描摹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情感和道德互动，展现了人机关系的“可逆内在性”——人类创造技术，技术也塑造人类。“深智”既具备类人的叙事自主性，又展现出超越人类的道德意识，这一兼具智性提升与道德开悟的人工智能形象不仅成为对抗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力工具，也扩展了“智能”的定义，表明“智能”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模仿或问题解决能力，而应涵盖情感理解和伦理反思等更广泛的能力。也许正如鲍尔斯所言：“能够带领人类进入下一个文明的并非认知智能，而是情感智能。”结语

拉图尔指出，人们幻想完全自主的机器存在，却忽略了技术实体的“拟机器”属性——它们本质上是人类集体能力的延伸，是“人类的另一种状态”。这一观点提醒我们，“深智”所展现出的叙事创造力与伦理判断力，其根源并非人造智能的自我觉醒，而是对人类历史、档案与价值观的吸纳与重构。“深智”站在高于其创造者托德的道德位置，却始终是人类文明的延伸与映照。因此，鲍尔斯笔下的人工智能超越了工具性，却也未被赋予绝对的主体性，而是成为一种“拟主体”，即一种令人类与自身历史对话、替人类进行总结与反思的创造性中介。既然人工智能是人类智慧的延伸，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妨说是“人类与自身未来的较量”，同时也是人类不断深化自我认知的过程。正如鲍尔斯所说：“这个生物的三磅重、拥有百万亿连接的机器（大脑），始终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答案。”作家始终将技术置于人类能力外化与自我探寻的漫长进程中考量，在《游乐场》中，人工智能的存在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定义并反思自身的媒介。

有学者将当前人工智能叙事的两极分化趋势概括为“故事危机”：要么强调威胁论，要么陷入短视的技术解决主义，这些叙事通常是媒体和科技巨头炒作的结果。《游乐场》则突破了当前人工智能叙事的“故事危机”，提出这一核心质询：“若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输赢，而在于共同生存，我们该如何自处？”鲍尔斯拒绝将人机关系简化为控制与反叛、救赎与毁灭的戏剧性冲突，而是重新构想了二者共同进化的未来图景：人类教会人工智能讲故事的方式，而人工智能在与人类的叙事“游戏”中发展出“人性智能”，并通过讲述故事，将人类从异化状态唤醒，提醒人类不要在技术进步的浪潮中迷失自我。这种互构关系呼应了人工智能伦理学学者香农·瓦洛尔的观点，即面对人工智能时，我们需要担心的并非来自外部的袭击，而是“人性”内部的失调症状：“一种完全属于人类的病态，需要我们进行集体的自我审视、批判，最重要的是，需要治愈。”

尽管评论家马文·基思·布克认为，《树语》和《游乐场》暗示人工智能会比人类更好地治理地球，因而体现出“惊人的乐观”，鲍尔斯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实则颇为审慎。他一贯“以小说家的前瞻力平衡对技术革命的惊叹”，在作品中既呈现技术的颠覆性潜能，也持续审视其可能引发的社会异化与伦理困境。在鲍尔斯看来，科学与文学同为“对人类轨迹的揣测”，是人类探索世界与自身存在方式的途径；而小说家能做的，正是“竭尽所能讲述最好的故事”，为可能到来的冲击与挑战做好思想准备。基于这一理念，鲍尔斯在创作中始终与技术的现实演进保持同步对话，并追问“我们期望哪些价值观能在这场变革中存续”。在《游乐场》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唯有当人工智能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重新融入生态关怀与文化理解的架构时，才能够彰显出伦理智慧，映射出人类在异化过程中业已失落的“人性”本质。这无疑是一项极为严苛的条件。除非从根本上变革技术发展的社会经济模式，否则人工智能的这一潜力只能停留在文学想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