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20世纪中国文学
20世纪30年代，茅盾（右一）与家人
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文学史家王瑶先生曾有这样一个看法，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一个是以五四新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五四新文学传统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产生强大的文学影响，得益于一大批新文学运动参与者的不懈努力和广大新文学爱好者的热情支持。的确，以新文学起家的诸多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中，茅盾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报刊上发表的对茅盾（沈雁冰）文学评论以及文学创作的最初评论算起，茅盾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这近百年时间里，围绕茅盾文学成就以及对茅盾创作、评论的不同评价，形成了不同时期文学审美的一个又一个聚焦点。各种不同意见的分歧，并不意味着茅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所消退，而是显示了以茅盾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方式在不同的时代流变中，与不同审美观念、审美方式不断对话、交流的过程，显示了茅盾文学传统的时代魅力。这种传统影响，在我们今天的文学生活中仍然可以感受得到。
对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推动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早期参与者和20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标志性人物，1981年茅盾逝世后，国家给予他极高评价。在茅盾先生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称赞茅盾先生是“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茅盾的文学创作成就，“为我国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提高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水平，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茅盾晚年在撰写回忆录时，对自己的一生有过总结。他认为自己“幼年禀承慈训，谨言慎行。青年时甫出学校，即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四年后主编并改革《小说月报》，可谓一帆风顺。我是有多方面的嗜好的。在学术上也曾读经读史，读诸子百家，也曾学作诗填词。中年稍经忧患，虽有抱负，早成泡影。不得已而舞文弄墨，当年又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情势，其不足观，自不待言”。从他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家庭教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对其早年事业成就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茅盾，原名沈德鸿，1896年7月4日诞生在浙江桐乡乌镇的一个较为殷实的人家。父亲是清末秀才，但茅盾十岁时父亲就病故了。在茅盾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维新派，讨厌八股，喜欢数学，希望有朝一日去杭州、上海见见世面，甚至到日本去留学。他常常勉励自己的孩子“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茅盾的母亲陈爱珠出生在中医世家，知书达礼，在丈夫病故后，努力培养茅盾和小他四岁的弟弟沈泽民。茅盾中学辗转于湖州中学、嘉兴中学和杭州安定中学，1913年中学毕业，考取北京大学预科的第一类（即文、法、商科）。在他的记忆里，北大预科似乎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
1916年上半年，茅盾从北大预科毕业后，通过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债务司任司长的亲戚卢鉴泉先生的帮助，经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的介绍，于8月28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报到。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先生安排茅盾到编译所英文部工作，这是茅盾走出校门踏进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商务印书馆特殊的文化氛围，帮助了青年茅盾迅速成长为一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和引领者。茅盾从1916年到商务印书馆任职，到1926年离开，南下广州参加革命，十年编辑生涯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晚年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有七章是记录自己在商务印书馆时的经历，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我的婚姻”“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一九二二年的文学论战”“文学与政治的交错”和“五卅运动与商务印书馆罢工”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商务印书馆这一文化平台，培养和造就了青年茅盾。
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文化出版机构之一，汇聚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化人才。除了张元济、高梦旦、杜亚泉、邝富灼、孙毓修等前辈，同辈中像胡愈之、郑振铎、杨贤江、章锡琛、叶圣陶、王伯祥等，都是热心文化事业的文化人，所以茅盾在商务十年，有机会与一大批文化人共事，接触到各种新知新学，不断扩大自己的文化视野，进而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之中，成为新时代文学的弄潮儿。同时，商务印书馆的特殊环境，培养了茅盾对文学、文化领域新变化的职业敏感。商务印书馆不仅深深影响了茅盾，也深深影响了一批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引领者。据胡愈之先生回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中，他和茅盾两人是最热心阅读《新青年》的，每每新刊到门市部，他俩总会去购买阅读。《新青年》宣传的启蒙思想激发起茅盾等商务印书馆青年人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这些年轻人每月基本上都会有一次聚会，相互交流意见。这一时期，茅盾的表现十分抢眼。他除了完成商务印书馆交代的编辑工作外，自己抓紧时间大量阅读外国文学，如商务编译所图书室收藏的英文版《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和《新时代丛书》（Modern Library）等，使他获得了较为系统的外国文学知识。他不断将自己的思考写成文章，向商务印书馆以及上海的《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的副刊《学灯》《觉悟》投稿。1917年12月号的《学生》杂志发表了茅盾的《学生与社会》，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此后，茅盾在该杂志发表了《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等论文。他在《学灯》上连续发表文学论文，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鼓吹新文化。青年茅盾积极投稿和其高质量的稿件，引起了《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的注意，认为发现了一个人才。张东荪办《解放与改造》时，主动向茅盾约稿。1920年初，陈独秀到上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时，曾联系过张东荪，茅盾很有可能是他推荐给陈独秀的年轻人之一。正是在商务期间，茅盾的文化视野从文学扩展到了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他翻译介绍过罗塞尔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翻译介绍过尼采学说。这一时期对茅盾思想影响最大的，要数与陈独秀的结识。1920年2月，陈独秀到上海后，为筹备在上海出版《新青年》，约茅盾、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一批年轻人到渔阳里2号谈话。8月，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茅盾晚年回忆说：“我是在一九二〇年十月间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党小组。”这是茅盾参与政治活动的开始。1920年11月下旬，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约谈茅盾，告诉他商务印书馆决定从次年开始请他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全面改革《小说月报》。因《小说月报》的稿约关系，茅盾结识了新文学家王统照，通过王统照，与北京的郑振铎等新文学同人建立起了联系，参与到文学研究会的组织系统，成为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12位发起人之一。也正是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茅盾与北京的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有所交往。查阅茅盾年谱，不难发现，他担任《小说月报》主编期间，文学评论是他的主要工作。结合新文学创作实际，他撰写并发表了大量文学评论，他是这一时期国内最活跃的文学评论家之一。
从1916年8月到商务印书馆任职，到1920年底接任《小说月报》主编，经过四年的努力，青年茅盾迅速成长为当时国内新文学领域的核心人员。但与一般的新文学家不同，除了从事文学活动外，他的身上还多了一重政治色彩。从1920年10月开始，他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早的中共党员。受他的影响，小他四岁的弟弟沈泽民也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成立初期，兄弟两人差不多同时入党的，恐怕也只有沈雁冰、沈泽民这一对。茅盾的政治身份使他有机会参与政治活动，从而对社会政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更丰富的社会经验。
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突破性成就
茅盾在新文学领域首先是作为文学编辑和文学评论家登场的。通过他的努力，当时国内最大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成为新文学阵营影响最大的刊物，培养了一大批新文学家，扩大了新文学的社会影响。王统照、杨振声、郑振铎、许地山、丁玲、冯沅君、庐隐、老舍、巴金、叶圣陶等新文学家，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作品。茅盾自己身体力行，在《小说月报》刊发多篇评论文章，鼓吹新文学，开设专栏，从理论上探讨新文学创作中遇到的问题，系统介绍外国文艺思潮和外国作家作品，拓展和深化新文学的创作视野。这些工作面向广大的文学读者和作家，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茅盾自己对外国文学中的现代文艺思潮的学习、吸收，对五四新文学作家的创作经验开展理论思考。他这一时期完成的评论文章，如《独创与因袭》《一般的倾向——创作坛杂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包括一系列的作家作品论，被很多新文学家重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极具创造特色的篇章。
可以说，20世纪每一个时代的重大转折点上，茅盾都显示出他过人的敏感性和创造力。1927年对茅盾而言，是人生的重要转折期。大革命失败，中共转入地下。茅盾因参与政治，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最后转向文学创作。从1927年9月开始，他用了四个星期时间创作完成了反映大革命时期武汉生活的中篇小说《幻灭》，以“茅盾”为笔名在9月号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该小说，这也是“茅盾”这一笔名第一次在中国文坛出现。茅盾在回忆文章中说，自己原来用“矛盾”作为笔名，但《小说月报》的责任编辑叶圣陶先生将其改作“茅盾”（另见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幻灭》之后，茅盾创作并发表了《动摇》和《追求》。这三部曲式的中篇小说集中表现了大革命时期武汉地区的社会变动状况，尤其是革命阵营内部的复杂性。因为作品题材的敏感性，小说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广泛注意。1928年7月，茅盾为了躲避政治迫害，流亡日本，直至1930年4月返回上海。这一时期，《从牯岭到东京》是茅盾的重要评论文章。它不仅是茅盾当时思想状况的历史见证，也是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一位文学评论家对文学与现实政治关系的深刻反思。
20世纪30年代是茅盾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也是文学史上茅盾文学传统最有力的建构时期。这一时期，茅盾创作并出版了长篇小说《子夜》，发表了《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一系列短篇小说。瞿秋白认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瞿秋白的这些意见现在看来都被时间所证实了。鲁迅先生对《子夜》有过肯定性评价。20世纪80年代，孙中田、查国华教授编选的《茅盾研究资料》中，有一篇《鲁迅谈〈子夜〉》，是从《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和鲁迅的《伪自由书》中选了四则材料用以说明鲁迅先生对《子夜》的肯定。较为详细的研究，应该是叶子铭教授1982年在《鲁迅研究》第6辑上发表的《论鲁迅与茅盾的友谊》一文，他提到鲁迅先生晚年将《红楼梦》《阿Q正传》和《子夜》并提。鲁迅先生对《子夜》的高度肯定，不仅仅是出于战友之间的友情，更是体现出他的文学审美洞察。事实上，到今天为止，从长篇小说艺术角度对《子夜》的研究、论述还是有待深化的。如果说，在《子夜》诞生的年代，很多评论主要侧重于对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地位的认可和肯定的话，那么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子夜》研究，大都是阐发《子夜》的现实主义审美特色。20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与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围绕对茅盾小说的评价发生争论，这场争论引发人们对《子夜》与现代小说叙事传统的关注。但目前国内茅盾研究领域对这一争论的了解、掌握仍不太完整，给人的印象是，夏志清教授似乎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出发，全盘否定茅盾的《子夜》。事实上，如果我们结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新近出版的《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就可以看到，夏志清、夏济安弟兄对茅盾的小说创作以及文学批评是极为重视的，尤其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茅盾是唯一一位用两章篇幅来论述的新文学家。而且，夏志清认为茅盾与一般左翼作家不同，他是真正有很高文学鉴赏力的新文学家，茅盾由文学评论转向文学创作，起点较之一般的新文学创作人员要高很多，写出来的小说，格局气度也大不一样。夏志清、夏济安弟兄在50、60年代，一直关注着茅盾的文学评论，书信集中有一部分就是关于50、60年代茅盾的文学评论。茅盾这一时期推荐和评论了一批青年作家，这些作家作品吸引了夏氏弟兄的注意，比如茹志鹃的小说就是夏氏弟兄通过茅盾的文学评论而注意到的。夏志清认为，《蚀》三部曲中的“时代女性”较之《子夜》中的吴荪甫等人物刻画更为生动鲜活。这一看法，季羡林先生30年代的《清华园日记》中也有表达过，这只能说是一种个人阅读体验和文学偏好而已。在绝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述中，《子夜》之于茅盾的重要性，可以说一直没有动摇过，甚至连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对茅盾《子夜》有不同评价。但从研究层面讲，这也只是一种学术探索而已。事实上，从80年代至今，《子夜》的出版发行量一直非常稳定，每年都以数万册的印数发行销售，而且有多家出版社在持续出版着。如果说，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读者的阅读、喜爱和传播，那么《子夜》的常销就是一种无声的证明。
《子夜》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全景式地展现了1930年代的上海都市生活，而《林家铺子》《春蚕》《秋收》和《残冬》，则是以短篇小说的形式，描写了江南农村经济的破产。茅盾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这一系列农村题材小说，与一般的左翼小说和五四时期的社会问题小说相比，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它突破了同时代人的农村题材创作，在小说美学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文学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因此将茅盾的小说创作和茅盾视作社会剖析派或社会小说的代表性人物（严家炎先生语、叶子铭先生语）。
除了小说创作，茅盾3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可能要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了。30年代中国新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就是赵家璧策划、良友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不是简单的作家作品集，而是对新文学发展最初十年的系统总结（参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和《编辑生涯忆茅盾》）。鲁迅、胡适、周作人、郁达夫、茅盾、郑振铎、洪深、朱自清等都参与了编选工作。赵家璧在回忆文章中说，这项工作开始时，入选作品如何在时间上断代问题，郑振铎、阿英等都有过不同意见，最后是照茅盾先生的意见决定的。茅盾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相当长时间都在思考如何认识和评价五四新文学问题，如何从理论上总结和提炼五四新文学经验。在这之前，他已经在《文学》上发表了对王哲甫著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评论，他觉得新文学运动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其经验和材料值得总结，但如何总结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时，阿英认为应该将五四到五卅划为一个时期。但最后商议的结果，包括鲁迅在内的各位分卷主编认为，还是茅盾的意见比较妥帖。这样，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过程中，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概念就确定并沿用下来了。它不仅仅是一个选取作家作品和概括文学思潮的时间尺度，还从理论上提炼出文学史的阶段性进程的概念。茅盾选编的文学研究会作品选中共有29位作家58篇小说。该作品集中也不限于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而是收录了一个时期中“人生派”作家的创作。在茅盾看来，人生派创作与包括鸳鸯蝴蝶派在内的旧文学构成了根本的对立，由此，五四新文学创作摆脱了旧文人自怨自艾的环境，彻底走向了现代社会，并融入现代生活。五四新文学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建构起了自己的审美价值标准，也建构起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茅盾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篇名文，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者都会阅读该文。
心系文学的未来发展
茅盾作为新文学领域的标志性人物，1945年中国共产党为其举办了50寿辰的庆生活动。《新华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文化界的光荣 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1949年7月2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茅盾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的讲话。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协前身）成立，茅盾当选为主席。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日茅盾被推举为文化部长。茅盾是新中国文学的领导者和缔造者。他筹备创办了《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等报刊，亲自为基层的文学爱好者改稿、写评论。他50年代发表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和1961年在《文艺报》上连载的《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对涌现出来的文学新人新作进行评论，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评论起到了引领作用。包括茹志鹃、陆文夫等一批文学新人因茅盾的文学评论而受到社会重视。针对这一时期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争论，茅盾发表了《怎样评价〈青春之歌〉》，给予青年作家以积极鼓励。1962年，中国作协在大连举行农村题材小说座谈会，针对当时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人物形象概念化的问题，茅盾提倡应该写一些中间人物，也就是性格更加立体丰满的文学形象。进入新时期以来，晚年茅盾始终心系国家的文学事业。1981年3月14日，他致函中国作协书记处，捐献自己的25万元稿费，建议设立长篇小说奖金，以奖励那些优秀的长篇小说。这也就是茅盾逝世后，中国作协设立的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不仅仅是国家文学奖，从茅盾文学传统的角度看，也是茅盾的文学事业在当下的历史延续，是茅盾文学传统的当代体现。茅盾文学传统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以茅奖为例，它不是要求小说都是史诗式作品，而是倡导文学作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体现出文学与人生之间的相关性。如果说茅盾先生早年倡导过“为人生”的文学，那么，这样的茅盾文学传统，至今都在激励着广大的文学工作者投身于文学创作。那些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应该就是这一精神的最好体现。
（作者系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