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悲吟的传神写照
黄景仁（1749—1783）字仲则，以字行，清代乾隆时期著名诗人，其诗纵横逋峭、遒拔振荡，偶亦出以清音，新人耳目，别具一格，他虽自称师法李白，实际取资甚多，宗唐法宋，左右逢源，谪仙诗圣，一炉并冶。与其诗歌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他那凄楚坎壈的生平，他生于乾隆十四年（1749），卒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享寿仅35岁。按说，终黄景仁之一生，他都生活在所谓“乾隆盛世”，他才学俱佳，诗雄一世，生逢盛世，岂不应一展怀抱，立业建功？ 然而，事实恰好相反，他终生崎岖，有志难伸，最终在“盛世”的阴影里抱器怀香，贫病以殁。了解如此奇崛的一位诗人，无疑有助于今人深入透视所谓“乾隆盛世”的暗影与阴霾，何况其诗歌本身亦具极高的文学价值。
近读张煜、王云编著的《黄仲则诗歌鉴赏辞典》（下文或简称“张著”，引文但标页码），深感这是一部颇能为黄仲则及其诗歌传神写照的著作。
首先，该书选诗紧紧围绕黄仲则的生平与交游，鉴赏文字中实已涵括了一部“黄仲则诗传”，作者与作品相互映照。同时，编著者特别重视对黄仲则重要生平经历与其诗作、诗风关系的揭示，如此便使全书经纬纵横，有主线，更有重点。该书选诗自黄氏早年所作《初春》始，几乎涵盖黄仲则人生各个重要阶段的重要诗篇，而涉及黄氏交游的作品较多，如由《观潮行》而连及拔黄仲则为“童子第一”的潘恂（第18页），由《杂感》（仙佛茫茫两未成）而涉及黄仲则恩师邵齐焘（第26页），由《遇伍三》而述及黄仲则同乡雅士伍宇澄（第37页），其他涉及洪亮吉、赵味辛、汪中、翁方纲、屠清渠、朱筠、毕沅等生平友人、上司的诗作甚多，兹不枚举。编著者不避繁琐，细述各人生平及其与黄之关系，这样做便可由选诗评诗而立体呈现黄仲则生平，有利于读者深细了解黄氏其人。
该书注重对黄仲则重要人生阶段诗作的探论，其中尤值留意者是对黄氏羁旅以及游幕湖南时期作品的注评。湖南一地，因有屈原之骚、李杜之诗、韩愈之唱的沉淀，悲音缭绕，诗意浓郁，黄仲则羁旅以及游幕湖南期间，无疑会受到上述诸家影响。如其《登衡山看日出用韩韵》对排奡遒折的韩愈诗《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的模仿，《三江口阻风》诗则在句法、遣词方面力摹杜诗，如“无端浪挟巴丘白，不尽天垂梧野青”，既拟杜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之句型而变化之，一个“垂”字似亦有取乎杜之“星垂平野阔”。类似诗例尚多，此处不遑备举，正如编著者所说：“湖湘之行是黄景仁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的诗风从之前本于风骚的‘清窈之思，激哀于林樾’（吴锡麟《与刘松岚书论黄仲则诗》），转而出现‘凄凉楚音’。”（第47页）质言之，编著者意在通过选诗而突显黄仲则诗风变化之迹。
该书编著者很擅长对诗中画境以及借景抒情的解说，鉴赏文字中亦多有关于诗法、句法、谋篇布局的分析，不乏独得之言，如此，读者检阅此书不仅能将黄仲则及其代表性诗歌了然于心，而且能得到诗学诗法的沾溉。如评《感旧》（其四）之颈联“讵有青鸟缄别句，聊将锦瑟记流年”，张著云：“颈联化用了李商隐《锦瑟》诗，这一联实为全诗承重点，诗人在此联中感怀并总结生平情缘，十分委婉，情思幽微细腻。需要一提的是这里的‘鸟’字，其实平仄不对，所以有学者主张‘青鸟’应为‘青乌’之误。”（第15页）此评不仅说明编著者通于声律黏对，而且对“别”字为入声属仄这样的细微知识亦甚了然。再如评《雨后泛湖》云：“诗歌的景物铺排由近及远，层层递进。从单纯的景物描写，逐渐过渡到人的动态，再到人物的心理和情绪世界，情感表达含蓄而深沉。作者用‘参差’‘欲烟’等词语生动展现出自然景物的朦胧微妙，诗歌的节奏和缓又不失灵动。”（第24页）体会细腻，感受深切，层次分明。似此本色而准确、优美的鉴赏文字，遍布全书，不暇尽举，由此足见编著者深于诗学，能探黄景仁诗中奥窍。
该书的编著者结合时代也就是乾隆年间的政治社会情势释读黄仲则诗，深析诗意中含藏的时代信息，力揭所谓“乾隆盛世”的腐朽阴暗。如评《衡山高和赵辛味送余之湖南即以留别》，该诗借咏湖南景物、人物，抒写一己之牢落凄楚，编著者谓：“乾隆中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对文人思想禁锢愈加严厉。黄景仁长期以来科考不顺，为求生计四处奔波，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借屈原等古人自况，发出‘千古骚人且如此，我辈升沉偶然耳’的感慨，既有无奈，更有不甘。又说‘我亦不吊湘夫人，我亦不悲楚灵均。只将此曲操入水云去，自写牢落招羁魂。’‘牢落’与‘羁魂’是此时的作者自己人生的写照。”（第45页）编著者将黄仲则的一腔牢愁与乾隆政治生态联系起来，这样便突破了对“一人一诗”的理解，径由此诗此人呈现所谓“盛世”之下有个性有才思的诗人之凄惨命运。奇才牢落至此，所谓“盛世”，岂不令人胆战心惊，背凉齿寒？ 再如评《偕少云雪帆小饮薄醉口占》，该诗写诗人穷愁沦落乃至以“游民”自况之悲，编著者谓：“乾隆朝已经到了清朝的中期，社会阶层逐渐固化，阶层流通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些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命运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第232页）此论从乾隆朝阶层固化角度深深切中黄仲则奇才难展、沉沦下僚的深层原因。要之，黄仲则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但根本是专制政权统治的悲剧。
又如《圈虎行》，论黄仲则者，几乎必拈此诗。如严迪昌先生谓：“此诗作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虎威扫地，媚主为奴的描绘淋漓尽致，显然有其深刻的寓意在。……‘依人虎任人颐使，伴虎人皆虎唾余’以下几节鲜明地表达了诗人对君臣、主奴、尊卑、贵贱关系的态度。‘不能决蹯’、‘不能破槛’的感喟和讽嘲，岂不是一定程度上透视着黄仲则‘颠狂落拓’，‘名任天机’的‘野性’不驯，这明明是一种不合作的心态。”（严迪昌著：《清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866页）刘世南先生亦谓：“《圈虎行》，作于三十二岁，时居北京。此诗共四十二句，前三十句描写驯虎表演的种种场面。孙星衍特别欣赏其中‘似张虎威实媚人’这一句，评为‘奇句精思，似奇实正’。就因为老虎的种种表演，看起来是大发虎威，不可一世，实际是摇尾乞怜，希望博得观众的欢心，多讨到几个钱而已。这仅仅是说老虎吗？”（刘世南著：《清诗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第404页）且让我们看一看这只被驯化的“媚虎”嘴脸：“四周立栅牵虎出，毛拳耳戢气不扬。先撩虎须虎犹帖，以棓卓地虎人立。人呼虎吼声如雷，牙爪丛中奋身入。虎口牙开大如斗，人转从容探以手。更脱头颅抵虎口，以头饲虎虎不受，虎舌舐人如舐㝅。忽按虎脊叱使行，虎便逡巡绕阑走。”毫无疑问，这是一只“病虎”，其病不在四肢五脏，而是病在精神，这是一只被驯化的毫无“虎性”的“工具虎”。它为了饱餐一顿，不惜出卖“虎格”，甘做驯虎人的“大猫”，这难道不正是那些绝无真才实学、独立思想，为讨一口残羹冷炙而不惜出卖人格且身负“平庸之恶”的败类“工具人”之传神写照？ 虎性之失正喻人性之失，虎之媚人正如奴之媚官。殊为可贵的是，编著者明确指出：“乾隆中期以后开始推行高压政策，加强对汉族知识分子和百姓的控制，又大兴文字狱。高压态势下，多数读书人只能选择俯首帖耳，或歌功颂德，或阿谀奉承，成了一群如诗中的老虎一般，失去了独立人格的人。借由圈虎的种种丑态，诗人大大地抨击了当时知识阶层的媚态和失于胆色风骨。”（第246页）这个评论是切当而深刻的。总之，藉此一诗之评，张著据依“病虎”深切洞穿了所谓“乾隆盛世”的底色——它不过是以政治高压奴化人民而已！ 综合上述，可知编著者注意从乾隆政治生态视角深入分析黄仲则其人其诗，这样便使该书气韵生动，且具有思想的深度。
另外，该书也选评了数阕黄景仁词，这样能使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黄氏才情、功力。而书后所附“黄仲则生平与文学创作年表”则颇有益于读者系统、全面地了解黄氏生平、创作，能与该书正文相得益彰。
最后，特别应予指出的是，该书虽为师生合作之著，但却绝非那种“导师挂名，学生受累”之书，正如该书《前言》所谓“本书大部分内容由两位作者合作，单独撰写的在文后标注姓名”（《前言》第6页），此种“真正的”师生合作著述模式值得称道。
总而言之，张煜、王云编著的《黄仲则诗歌鉴赏辞典》既由选诗评诗而呈现出黄景仁之生平、生活背景以及诗风演变之迹，更由黄诗而连及诗学以及“乾隆盛世”的高压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刷新读者对黄仲则的认识，将那位悲吟“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的诗人真正还原到历史现场，生动真实地呈现于读者睫前。
（作者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