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南碎影里的文脉余韵
叶祖孚（左一）与张友渔等在一起
昔读叶祖孚《燕都旧事》，唯留心市井琐事；此番重读细品，方觉其中还藏着未曾深察的文脉余韵，张伯驹病榻的手书、琉璃厂书肆的残卷、古藤书屋的藤影等等，那些被叶先生以史家之笔实录的碎影，竟比初读时更显鲜活。而逐页展阅，又恰似穿巷而过，旧人风骨、市井烟火皆从字间漫出，遂拾掇这些浮现在字里行间的人与事，草成小文，以存重读温故之感。
浸润在笔墨中的精神气节与文化赤诚
张伯驹乃民国“四公子”之一，其风流倜傥至今仍为不少人称道，我对他的逸闻趣事也向来颇感兴趣。叶著中所记张伯驹先生绝笔事，读来心折。一九八二年二月，伯老离世前数日，应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征稿之请，抱病撰《北京国剧学会成立之缘起》，稿成旋即归往道山，华章终成遗作。此文述北伐后中华戏曲音乐院创办始末，庚子退款多拨作建院之资，分院设北平、南京两处，梅兰芳掌北平，程砚秋主南京。叶祖孚暗引《北平国剧学会章程》残稿，谓李石曾偏倚程砚秋，北平分院常遭经费克扣，伯老乃联合同人发起北平国剧学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传习所开学，梅兰芳等名角反串《八蜡庙》，梅先生饰褚彪戴髯登台，一生仅此一回。文中隐涉两院不和之由，实系张嘉璈与冯耿光各拥一方、政客争权所致，并称伯老以笔墨载史，不添褒贬，唯藏赤诚，晚年病榻犹念国剧传承，这份执念，堪当文人对文化最深沉的守望。
书中也写了邵飘萍、林白水事。邵、林二公皆笔锋凛凛，见骨见筋。邵飘萍创办《京报》，以“铁肩辣手”自励，恪守“新闻为国民喉舌”之责，笔锋直抵世事真伪。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晨，携改定社论出门，竟成永诀，一腔热血洒于乱世。其夫人汤修慧未坠其志，于京华印书局复刊《京报》，沿用邵先生旧铅字，油墨续承旧香，报页不绝文脉薪火。林白水文风凌厉，《官僚之运气》一文直指权势虚弊，无所避讳；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赴刑场时，囊中尚藏遗嘱，文字从容坦荡，浩气风骨长存。三月之间两位杰出报人相继殉道，宣南笔墨的锐度虽稍减，却永远记下了他们以笔赴义的决绝，乱世良知，本就有滚烫底色。而这份浸润在笔墨中的精神气节与文化赤诚，并非孤悬于世，在琉璃厂的书肆间，它便化作了另一种温厚绵长的模样，那里正是承载千年文脉的重要场域。
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年），山东进士李文藻入京谒选，五月有余竟日日流连琉璃厂书肆，抄书觅籍，离京后作《琉璃厂书肆记》，详录街面格局，为燕都重要街道立传，遂成研究北京地方史之珍籍。后缪荃荪作《琉璃厂书肆后记》，孙殿起补《三记》，雷梦水续《四记》，四书串联数百年书街变迁，文脉流转清晰可循。后来的琉璃厂闻名天下，或也有赖此“四书”的广播。
《琉璃厂杂忆》一文，多记书肆中人风骨。孙耀卿精版本目录之学，所编《贩书偶记》一书，曾闻名遐迩，一版再版。昔年大先生及周知堂、郑西谛、朱自清等皆因买书与他结为友人，其间多有护籍之举，自不待言；王晋卿著《文录堂访书记》，记觅书藏书点滴，字里行间皆是对古籍的珍视；松筠阁刘际唐有硬骨，昔年日本人强迫辞退学徒，他宁弃生意不逐人，掷书拒售，墨溅衣袖亦不让步。古玩商多具匠心，邱震生辨书画真伪眼光独到，黄百川、黄镜涵通晓铜器与封泥，张樾臣开同古堂制墨盒，工艺精湛，尝与齐白石、陈师曾、姚茫父友善，这些画师为其绘稿，经其巧手镌刻墨盒，便成精致艺术品。琉璃厂匾额多出名家手笔，孙贻经题“翰文斋”，祁隽藻书“隶古斋”；翁同龢所题最受推崇，“宝古斋”旧匾原为“赏古斋”，翁帝师改“赏”为“宝”沿用至今，一块木匾亦是街史印记。叶先生记自己逛厂肆旧事，一元购残本《金瓶梅词话》，数角收《麻姑仙坛记》碑帖、同治旧墨、清初残纸，偶遇青田石章、鸡血石便满心欢悦，市井细碎之乐，藏着最纯粹的文化温情。今琉璃厂经修复仍存古意，其书香未散，文脉绵长。
文人故居 虽历经变迁仍留存治学雅韵
这种对文脉的坚守，更藏于宣南深处的寻常巷陌，那些文人故居，虽历经变迁，仍留存治学雅韵。叶祖孚在“旧地”单元里，记述诸多会馆和名人故居，我偏爱的，是写王渔洋和朱彝尊故居的两篇。王渔洋故居在太平巷，叶先生引戴璐《藤阴杂记》所载：“厂东门内一宅，相传王渔洋曾寓，手植藤花当存，近程鱼门晋芳移居”，云此院先后住过王渔洋与《四库全书》副编纂程晋芳，程氏居住时作《太平巷新居四首》，“薛荔为墙槿作门”之句，可想院落清雅；一九一九年徐石雪购得此院，建楼而居，石雪擅画兰竹，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一九五七年辞世后，遗孀徐夫人将其作品、收藏尽数捐赠故宫，连未刊手抄诗集四册亦献出，一片无私之心，侧映其亡夫的文人本真。叶祖孚尝亲往踏勘并拜访徐夫人，见藤花已谢，唯古树尚存，遂生文脉悄然接续之慨，其所述当多可信。
朱彝尊古藤书屋在宣武门外海波寺街。康熙初年，朱竹垞自嘉兴入京，一六七九年应博学鸿词科入翰林院修《明史》，一六八四年因私携小吏入宫抄书遭弹劾被降级，谪居于此。院中两株紫藤苍劲虬曲，宛若游龙，遂名“古藤书屋”。贬居两年间，竹垞采辑一千六百余种典籍，编撰《日下旧闻》，为燕都留存下珍贵地方文献；又于书屋对面建曝书亭，晴日摊书于亭下，墨香裹着日光，乃竹垞治学的日常。晚年归乡嘉兴，仿建曝书亭，曹寅为刊《曝书亭集》，集中多记宣南岁月。今古藤虽无，曝书亭毁于动乱，然匾额尚存，蒙尘的字迹里，似仍可见其沦谪不改的治学初心。
而这份书香的流转，在虎坊桥的一栋旧楼中，得到了另一种延续，京味书楼的砖墙，也刻着文脉相传的痕迹，《京味书楼的历史沿革》篇专记此事。叶先生说此楼与康有为、梁启超渊源颇深。康、梁变法失败后于琉璃厂开长兴书局，不久因故歇业，资产归通学斋、直隶官书局；直隶官书局因不景气转售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并改名京华印书局，印书局复于一九一八年建四层钢骨水泥楼，一九二O年落成，遂弃木版用铅印、石印，后涉彩色石印，鼎盛时职工四百余人，承印清华、北大书刊及故宫画刊，印刷机声响遍宣南。抗战后衰落，解放后复苏，“文革”中并入工厂，后归中国书店作书库，终成京味书楼。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书楼每两周设文化讲座，作家义务授课，读者盈门，延续了叶圣陶、朱自清等文人亲近读者、传布思想的传统，书香愈发醇厚，所承载的始终是文化传承之责。
我于此处所以不惮辞费复述叶祖孚文中内容，乃因京味书楼也曾给我留下美好体验。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住香厂路，而单位在西安门大街，书楼不仅距家较近，其所在的路口也是我骑车上下班的必经之地。日记显示，三年内，我曾二十余次踏入京味书楼，选购了好些心仪的书籍，差不多配齐了已出版的“北京古籍丛书”，此外如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周一民《北京现代流行语》、徐城北《品戏斋夜话》、施连方《北京街巷地名趣谈》等等也于此处淘得。后来我搬了家，距离远且俗务繁杂，便再未前往，惟念及此楼今已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正修缮为承载近代印刷史与新文化运动史的文化空间，也算不负昔日书香传承之诺。
不妄增一字褒贬 只以平实笔墨铺陈人事
扯远了，继续说书。叶祖孚记赛金花生平凡四篇，大致拼缀出她浮沉人生的本真样貌。她早年沦落风尘，后嫁状元洪钧为妾，随夫出使德、俄、奥、荷四国时习得德语，眼界自此跳出市井风尘的局限。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际，因与联军统帅瓦德西有旧，她挺身居中斡旋，为城中百姓减免了不少侵扰；时人热议的“瓦赛情案”满是流言，叶先生却不避争议，将这段史实如实载入文中。这种不避流言的实录，恰与刘半农的存史之心相呼应：刘半农感其生平跌宕足资存史，遂与商鸿逵合力搜集她的事迹，撰成《赛金花本事》，让这段乱世往事从流言中抽离，有了可考的具象载体。赛氏晚年寓居陕西巷榆树巷的陋室，生计窘迫却始终守着体面，言语间既无当年随使欧洲的锋芒，也无迟暮落魄的怨怼，只剩岁月沉淀后的平和淡然，仿佛以半生际遇默默回应着世间的褒贬与好奇。叶先生这四篇文字，剥尽坊间传奇的油彩，平铺直叙不掺主观评判，字字都透着史家笔墨的克制与温润。
通观全书，叶祖孚之笔当真不妄增一字褒贬，只以平实笔墨铺陈人事、实录旧迹。他写张伯驹病榻书国剧学会缘起的赤诚，写邵飘萍携社论赴死的决绝，写琉璃厂孙耀卿护籍、刘际唐拒售的风骨，写古藤书屋藤影斑驳的清雅，虽无波澜壮阔的叙事，宣南的文脉与温情却已悄悄浸满纸页经纬。此次重读我本无宏愿，只为捡拾那些散落在字里行间的宣南碎影。原来所谓文脉余韵，从来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琉璃厂未散的墨香、古藤书屋残存的匾额、京味书楼延续的讲座，是旧人以赤诚守下的初心，是旧迹以静默存下的历史，在岁月里代代相续。《燕都旧事》的可贵，正在这份“真”与“淡”：不煽情，却让乱世良知自显滚烫底色；不妄议，却让文人风骨具可触质地。那些藏在纸页间的温软与凛然，早已顺着宣南的文脉氤氲开来，融入寻常岁月的褶皱。因想，旧书重读的意义，或许并不在刻意求索，而在不经意间与那些碎影重逢。笔墨会老，旧迹会残，但只要还有一页纸、一缕香在，宣南的文脉便不会断绝，燕都的余韵亦会于岁月中静静流淌，绵长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