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笔下的奋斗者——孙少平
在路遥笔下，普通人的“普通”不意味着沮丧、自卑和放弃，而像一团火那样熊熊燃烧着，升腾着，像一位在人生隧道高举起火把的启示者，走进了众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们的精神世界。不妨将之解读为“理想”、“奋斗”和“不屈不挠”。在笔者眼里，这就是路遥的作品至今仍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具体来说，他早早在柳青作品中熟悉了“小说的辩证法”，以及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平衡原理。这种辩证法是，人物与社会有严重激烈的冲突，但到最后又有二者的平衡点。冲突矛盾是小说的戏剧性高潮，然而一旦融会贯通，它又转变为饱满的激情与和谐。用同样熟读柳青《创业史》的陈忠实的话进一步说：“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是作家隐在人物背后，以自己对人物此一境况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通过人物自己的感知做出自己的反应。”[1]。由于深谙“小说辩证法”，孙少平的难得之处是：他带给读者的不单有生活的窘迫，自尊的丧失，更有在泥潭中的奋发向上，有耀眼的乐观态度，包括对暂时敌人（成长过程中的同学对手）的宽谅和友爱：一种“爱己”与“爱人”相混合着的无比强烈的主旋律，在这个平凡的小人物身上回荡着，直到迸发出渗透到其他人心灵深处，乃至感人至深的人生的力量。李建军将其称之为：“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主要人物不是单个出现，而是群体性地出现，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却非孙少平莫属。他是这部长篇小说中的灵魂性人物，是它的名副其实的主人公和‘英雄’（hero）。也许，有人会说：这个农民的儿子，这个来自底层的青年，既没有深邃而复杂的思想，又没有辉煌而曲折的经历，因此，剖析他的内心世界，揭示他的个性内容，岂不是数语便可蒇其事？”然而其奥秘是：“恶劣的生活环境，苦役般的体力劳动，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他的精神，始终是向上的，甚至可以说，是高贵的。”[2]蔡翔同样指出，“孙少平的出现，建立在这一挫败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因此“孙少平向往的世界，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伦理的，是善的，也是美的。”不过他确信，路遥是在将撕裂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进行了缝合，这也意味着他将自己的痛苦与欢欣进行了缝合，“缝合的方法是浪漫主义”。路遥的本事，即借助孙少平来探索和寻找的，“还是人道主义”——“这是80年代无法超越的思想高度。”不过，他仍将孙少平归入“小资产阶级”行列。[3]
进一步说，孙少平何以能在奋斗的过程中获得精神升华，完成自我救赎，这种在一般人看来不可思议、颇为夸饰的戏剧性行为，海波给出的解释是：在县文化馆阅览室：“路遥看到了延川之外的世界：从画报上看到了大都市、公共汽车、火车和铁路、海洋和轮船；从报纸上看到了苏联”……还有“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这一切令他振奋”（他后来把《人生》主人公命名为“加林”）。[4]厚夫也同意这种看法，“他平时善于读书看报，了解国家大事，有大局意识。”[5]这当然符合八十年代的文化逻辑，即“知识改变命运”的权威结论。但在作品中，路遥是把孙少平当做他和弟弟王天乐这两个“原型”来写的，他在少平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同时也把这影子完全投射到人物身上。在小说第129页，当看到在“县城已经一片灯火灿烂”，家家户户已围坐在一起，开始吃晚饭，而在昏暗的县河边，却“站着一个痛苦而绝望的乡下来的青年”——孙少平时，他立刻用读者很熟悉的那种惺惺相惜地语气写道：“原谅他吧！想想我们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许都有过类似他这样的经历”（他经常在自己小说里插入这些“画外音”）。而到了这种自然与不自然的别扭关系所酿成的另一种和谐出现时，人们又能感受到它饱满感情的立体感。
与当代大多数乡土作家不同，路遥的小说是把农民当做“知识分子”来塑造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文学创作中叙事技巧的形成，也由此构成了其思想底色。所以说，在《平凡的世界》里，读者发现有两个“叙述者”，或说作品是在孙少平与路遥两种“叙事视点”的交相辉映中完成的：一方面，是青年孙少平拼尽全力的“进城事业”——这是为“广大读者”而“写”的；[6]另一方面，是中年路遥对农村青年能否真正在体制身份上“进城”的至深怀疑；[7]。那么，对于如何理解这部作品“进城”与“返矿”之间的深刻矛盾，华莱士·马丁给出了最好的借口性解释：“为了理解叙事，我们必须研究它们是怎样为读者所理解的。”[8] 而网友“林夕”的理解是：
用燃烧生命的激情为平民写作，始终把笔触伸向最基层平民的心灵深处，伸向他们贫穷的生活和高尚的灵魂，细致入微地描写着底层青年成长过程中尖锐的心理矛盾，和痛苦的心路历程，为当代中国的千百万平民读者，特别是农村青年塑造出一个个充满力量和道德之美的精神偶像。（这是）……使他获得读者经久不息的钟爱之所在。[9]
这进一步说明，路遥是把孙少平当做知识分子来描写，并且把自我反思的能量赋予了这位愿为底层民众——惠英母子而献身的年轻人。他也能想到，孙少平返回煤矿是一个惊人的、也出乎意外的结局；但与此同时，他就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得到了精神的净化与升华。对此类现象，乌纳穆塔曾用“生命悲剧意识”进行过剖析。他说，必须相信康德的观点，“我们必须把人看成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由此，矛盾痛苦、甚或死亡，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悲剧性，唯有付诸行动、唯有能极端忍受苦痛的灵魂的受苦才是悲剧。而这，最后推向的都是人类情感的“共感”效应——一个人看见梭伦为一位死去的孩子哭泣，就说，如果哭泣不能挽回什么，你又何必如此哭泣呢？梭伦回答：“即使上帝听不到我们的哭喊，但是，它是愿意倾听我们的哭泣的。圣殿之所以尊贵庄严，就因为它是人们共同前往哭泣的地方。”[10]……
注释：
[1] 陈忠实：《寻找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自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2] 李建军：《去吧，摩西；来吧，西西弗——论孙少平》，《文艺争鸣》2021年第8期。
[3] 蔡翔：《怎样才能成为小资产阶级——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23年第7期。
[4]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5] 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7页。
[6] 路遥曾像对他作品介入较多的陕西资深批评家说过，他对自己创作的定位，是为“广大读者”来写作。
[7] 参见梁向阳《由新近发现的路遥1980年前后给谷溪的六封信看路遥当时的创作和思考》，《路遥研究》2016年秋冬卷。例如在致这位友人的为弟弟求矿工指标的信中，。而且进一说，在八十年代，在当代中国，除非像路遥这么过硬的社会关系，有几个普通的农村青年能如王天乐幸运？已有大量的社会史实表明，他们终生都会重复父母的命运，被体制身份隔离在农村，或是城市的边缘地带。
[8] （美国）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
[9] 李建军编著：《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
[10] （西班牙）乌纳穆塔：《生命的悲剧意识》（内部参考资料），《上海文学》杂志社编，1986年10月第1版，第10、2（译序页码）、17页。沪内刊登记证177。当时，该书作为“写作参考系列之五”在内部发行流通，未署名译者。在《柏林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里，以赛亚·柏林谈到在牛津听过乌纳穆塔的一次演讲，认为他这部著作“是一本好书”。不过，他也承认前者的人生观像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一样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