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西厢千年韵
古籍之韵，藏于版本流转之间。所谓“版本”，是指同一部书在不同时代、由不同人抄写或刊刻而成的“不同版本”。经典在不同时代的抄写、刊刻、评注中，会因校勘之精粗、注释之详略、插图之有无，绽放出迥异的光彩，这些差异让同一部经典呈现出不同风貌，也成了我们读懂历史的“密码”。
王实甫的《西厢记》，便是版本星河中最璀璨的一颗。《西厢记》现存可见的版本约200多种，其中明代刊本约100多种，清代刊本约70多种，近代校正注释本亦有数十种。这些版本串联起崔张爱情故事的传播历程，也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文化风尚与阅读趣味。
明代乌程凌氏刊朱墨套印本《西厢记》
从“始乱终弃”到“才子佳人”
《西厢记》的故事原型，是元稹创作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在这篇早期作品中，张生对崔莺莺的感情并非后世的深情相守，而是“始乱终弃”的薄情之举，元稹甚至将莺莺定义为“尤物”，为张生的负心之举辩解，尽显其男权狭隘视角。
真正让“西厢”故事焕发新生的，是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作为说唱文学的经典作品，董西厢首次对《莺莺传》的内核进行了颠覆性改写：将张生塑造为痴情才子，莺莺成为敢于反抗礼教的女性，故事结局也从悲剧变为崔张二人冲破束缚、私奔团圆的圆满结局。这部长达五万多字的诸宫调，分为八卷，共用一百九十三套曲牌，以“散点铺陈”的叙事方式，详细铺陈了崔张相遇、相爱、抗争的全过程，不仅保留了孙飞虎围寺、白马将军解围等关键情节，还增添了大量人物心理刻画，为元代王实甫的杂剧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董西厢是《西厢记》版本演变史上的“雏形定本”，它完成了从“负心故事”到“爱情赞歌”的关键转折，让“西厢”故事真正具备了流传后世的魅力。
遗憾的是，元代王实甫创作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王西厢”）原始版本已不复存在。作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王西厢在董西厢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的再创造，将说唱文学改编为适合舞台表演的杂剧形式，结构上突破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常规，扩展为五本二十一折，让情节更紧凑、人物更丰满。王实甫弱化了“董西厢”的激进反叛色彩，追求“情理交融”的平衡——既肯定爱情自由，又让结局与“金榜题名”相结合，契合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故事更易被大众接受。尽管元代版本已失传，但从后世明清刊本的记载中，仍能窥见王西厢的原始风貌，其“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核心主旨，成为历代版本传承的精神内核。
清代禹之鼎绘《会真全图（西厢故事图卷）》（局部）
精工细作的明代刊本
明代，《西厢记》迎来了版本刊刻的鼎盛时期。据黄冬柏统计，明代《西厢记》刊本约100种，风格各异，或注重文本校勘，或添加评点注释，或配以精美插图，堪称典范。
现存最早的《西厢记》版本，是刊刻于明成化年间或明初的《新编校正西厢记》。这部版本虽不完整，却为研究《西厢记》的早期流传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而现存最早的完整刊本，则是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刻本《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这部刊本不仅是最早的注释本，更以“全相”（即配有插图）的形式，让《西厢记》的故事更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书中的插图线条流畅、人物传神。
万历年间，《西厢记》刊本呈现出“分流发展”的特点，其中徐士范的《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颇具代表性。这部刊本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打破了此前版本的分卷体例，将20折连续排列，且每折都配有四字标目，使文本结构更清晰，阅读更便捷。书中的“评音释”部分，不仅对疑难字词进行注释，还添加了点评文字，引导读者理解剧情和文辞之美，开启了《西厢记》评点本的先河。紧随其后的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骥德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问世，这部刊本以“校注精审”著称，王骥德在参考多种早期版本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了细致的校勘，纠正了此前版本中的诸多讹误，为后世提供重要参考。
天启年间，凌濛初校注的《西厢记》更是将明代刊本的精工细作推向了极致。凌濛初出身以刻书著称的晚明凌氏家族，本身既是小说家也是剧作家，他对当时市面上流传的《西厢记》版本均不满意，于是精选周宪王本为底本，综合参考众多刊本之长，进行全面校勘。这部刊本最大的特点，是严格遵循元杂剧的体例，将全剧分为五本二十折，每本末尾均有题目正名四句，还完整保存了前四本每本末尾的“络丝娘煞尾”，是现存唯一未受传奇体制影响、体例保存相对完好的刊本。凌濛初还写下了不少眉评、解证和夹注，从疏解疑难字词到纠正讹谬，再到剖析文本的美学成就，全方位提升版本价值。
金圣叹的“腰斩”
清代，《西厢记》版本的发展重心从“刊刻校勘”转向“评点阐释”，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顺治十三年（1656）金圣叹评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金圣叹将《西厢记》与《庄子》《离骚》等并列为“六大才子书”，盛赞其为“天地妙文”，这种高度评价本身就极大地提升了《西厢记》的文学地位。但金圣叹的评点本最引发争议也最具特色的，是他对《西厢记》文本的“腰斩”——他将王实甫《西厢记》的第五本视为“后人续作”，予以删去，以第四本结尾的“惊梦”作为全剧终点，使故事停留在张生赴京赶考、莺莺相思成梦的悬念之处。
金圣叹的“腰斩”之举，在当时引发了广泛争议，但也让《西厢记》的主题更显集中。他认为，第五本的“金榜题名、团圆结局”落入俗套，削弱了前四本中爱情与礼教抗争的悲剧美感，而“惊梦”的结尾则更具余韵，能让读者在遗憾中体味爱情的纯粹。尽管这一改动违背了王实甫的初衷，但金圣叹的评点文字却极具深度，他从人物心理、文辞技巧、戏剧结构等多个层面进行剖析，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摆脱了此前评注本的晦涩之风，让《西厢记》更易被普通读者接受，影响了后世数百年的《西厢记》阅读与传播。
除了金圣叹的评点本，清代还有多部《西厢记》刊本值得关注，如毛奇龄的《毛西河论定西厢记》。毛奇龄在这部书中对《西厢记》的文本进行了细致的考辨，针对此前版本中的文字歧异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体现了清代学者对《西厢记》文本严谨的态度。不过，相较于金圣叹评点本的普及度，毛奇龄的版本更多流传于学者圈层，影响力相对有限。
清代后期，《西厢记》凌濛初刊本和金圣叹评点本成为最主流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版本一为“全本原貌”，一为“评点精选”，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学术研究者更青睐凌濛初刊本的完整体例和精校文本，而普通读者则更喜爱金圣叹评点本的生动解读和紧凑情节。这种版本的分流与互补，也让《西厢记》的流传更具生命力。
经典的传承与新生
近现代，《西厢记》迎来了版本整理的新阶段。现代学者在充分吸收明清刊本成果的基础上，推出了多部校注精良的版本，其中以王季思的《集评校注西厢记》和吴晓铃的《西厢记》最具代表性。这两部版本均以凌濛初的刊本为底本，参考了明代的弘治本、张深之本、刘龙田本等多种善本，进行了细致的校勘和注释。
王季思的《集评校注西厢记》初版于1948年，此后历经多次修订重印，注释详细，用例广泛，不仅对文本中的疑难字词、历史典故进行了深入解读，还汇集了历代学者的评点意见，为读者提供了全方位的阅读参考。这部版本因其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完美结合，成为海内外普遍使用的刊本，至今仍被广泛采用。吴晓铃的《西厢记》初版于1954年，相较于王季思的版本，注释更为简洁明了，要言不烦，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这两部现代校注本的出现，让《西厢记》的经典文本得以更准确、更便捷地流传，也为后世奠定坚实基础。
从唐代《莺莺传》的雏形，到明代刊本的百花齐放，再到清代评点本的革新与现代校注本的定型，《西厢记》的版本流变，是一部经典文学作品不断被解读、被重塑的历史。每一个优秀版本的背后，都站着一群热爱经典的文人、刻书家与读者。他们或精心校勘，或挥笔点评，或精工镌刻，用自己的方式为《西厢记》的流传贡献力量。如今，当我们翻开一本《西厢记》，读到“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深情，读到“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的凄美，我们不仅在品读王实甫的文采，也在触摸历代文人的温度。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