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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作家，著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大学与大师》《南渡北归》等作品

中华读书报：《大师的趣闻轶事》（河南文艺出版社）收集了很多大师鲜为人知的趣闻轶事，讲述大师的日常生活、处世态度、学问格局、师生情谊、人生抉择等方面的故事，重温一代学人风骨与精神，让读者更直观地领略大师风采。这部书和此前的《南渡北归》等一系列描写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作品相比有何特别之处？

岳南：《南渡北归》等作品着重描述民国文人的苦难与悲伤，《大师的趣闻轶事》更侧重于通过大师日常生活中的趣味性细节来呈现其形象、精神、风骨，力求深入浅出，可以让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有所收获。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本能让人了解大师日常、引发思考并激励人往前走的书。

《大师的趣闻轶事》，岳南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

中华读书报：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写了考古题材，为什么会对这一类题材感兴趣？

岳南：1990年5月，我那时已经当兵并且考入了位于北京魏公村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现更名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学系读书。五一节，我借假期去北京昌平县明十三陵区旅行，当时就被十三陵的环境和陵寝的宏伟壮观震撼到，与我的爱好、兴趣、知识储备相撞了。于是，我做了一系列采访，决心写一部长篇，就是《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我在军艺读书的第二年，有半年实习时间，老师说你可以再利用这半年写写兵马俑的发现发掘，这个是与军队、军事文学有关的。我于1991年春节过后赶到西安，从早到晚每天采访，忙碌了半个月返回北京，用了五个月时间写完了《复活的军团》，叙述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情况，以及大秦帝国军队编制、作战情形，当然还有与秦帝国同时存在于世的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的军事与作战情形，我把当时地球上的三个帝国作了对比，完成了一个立体的秦帝国时代人类军事与作战的全景式纪实文学作品。

那时我就意识到，讲文化自信首先要有文化。弘扬中华文化，除了历史文献，考古与发掘的地下文物是最有说服力的，近些年我们发现，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正是通过考古发掘走向世界并被学术界认可的。

中华读书报：谈谈您的阅读经历吧，对您来说，最重要的读书经历是哪一阶段？

岳南：还是在农村听老人讲故事。我从小爱读历史、读文学，《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大刀记》《苦菜花》……战争题材的书看了不少，看的电影也多数与抗战有关，比如《地道战》《地雷战》《平原作战》《南征北战》等。这些书和电影都给我很大的影响。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隋唐演义》《三国演义》《七侠五义》《水浒传》《矿山英雄传》……听老头老太太们讲了很多，我现在还能说出《矿山英雄传》一百回里的人物。

1979年我报考了诸诚师范学校，落榜孙山——不是排在孙山之后，隔着孙山一千多名。我只好回家种地。等到第三年，终于有机会到日照边防当兵，1984年又考上了武警济南指挥学校，在此期间写写诗歌，在报纸发表了一些作品，被作为人才推荐到武警山东总部政治部电视新闻报道组，成为宣传干事。从1985年开始，将近五年的时间，我在济南看了点书写了点东西，给“人民子弟兵”栏目写报道，给《解放军报》等几个对口的报纸投稿。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两年学习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像蝉蜕皮一样，一下子飞出来了。当时的系主任是王愿坚，老师有朱向前、黄宪国、张志忠、刘毅然等，都很年轻，但是军艺从全国各地请来最好的老师，像北大的钱理群、北师大的王富仁讲鲁迅——直到现在，我认为鲁迅研究超过他们的不多。蓝棣之、王扶汉、牟钟鉴、孙绍振等名师，包括把著名作家王蒙、林斤澜等请来军艺上课，对我们的思想形成很大冲击，比如《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的观点，爱因斯坦关于国家的观点：“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等等——这些思想观念的冲击十分了得。

西方的文学、拉美文学被猛烈地灌输到我们头脑中，三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杜拉斯）、当然还有尼采、卡夫卡、米兰·昆德拉……读懂读不懂先买一本看看。看懂就看懂了，莫言看懂了，写了《红高粱》；刘震云看懂了，写了《新兵连》。看不懂了就拉倒，关键是悟性。

中华读书报：您写考古、写历史题材，写过军旅题材的作品吗？

岳南：我早年写的诗歌、散文、小说，都是军旅题材的作品。

从军事文学来说，自1950年始，大部分是有关八路军、新四军，还有华北的敌后武工队、江南的沙家浜阿庆嫂打鬼子。到了80年代，《血战台儿庄》电影出现了，揭开了国民党打鬼子的序幕，承认国民党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到了莫言的《红高粱》，描述的是土匪打鬼子，这个不得了，后来张艺谋拍成电影更是轰动一时。再后来，即我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朱向前在《青年文学》发表的《地牯的屋·树·河》写一个疯子打鬼子，这就更不得了，达到了中国人打鬼子一个全新的高度，民族觉醒、民族团结的力量更强大了，你想一想，一个疯子或者说神经病都开始打鬼子了，这个民族还了得，不胜利那才怪呢，天理不容。朱向前老师写的这个疯子打鬼子的高度，至今没人超越，因为这个打鬼子的人与事都写到了极致。

《复活的军团》描述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发掘经过，但属于军事题材，先在军中大型刊物《昆仑》首发（当时名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后来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再后来，随着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军事题材就很少写了，但继续在考古园地里耕耘，这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西汉亡魂》《日暮东陵》《绝代兵圣》等“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到了2003年春天，我到四川采访完三星堆发现、发掘的人与事，一个人独自坐在四川省博物馆门口旁边茶场喝茶，突然眼前闪过一道蓝光，继之感觉上帝敲响我的额头，告诉我说：你应该到四川宜宾的李庄去看看，那里有你值得写的东西。

中华读书报：这个有点玄妙。从考古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这一转折是必然的吗？

岳南：一点也不玄妙，所谓夜有所思，日有所梦，就考古这门学问而言，现代的田野考古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之间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学术传承没有断裂。中国的考古学诞生是源自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博士受聘来华，于1921年发现河南渑池的仰韶文化（即彩陶文化）为标志的，而真正由中国人大规模实践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的发掘。这一发掘在撞开湮没三千多年的殷商五朝大门的同时，也揭开了商朝晚期270多年王国的真面目，这个发掘历经十年，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才被迫结束，十年间出土的器物和考古的伟大成就轰动了世界。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所长傅斯年，历史组主任陈寅恪、语言组主任赵元任、考古组主任李济，以及大将董作宾、梁思永、石璋如、郭宝钧、刘燿、王湘、尹焕章，以及后来的夏鼐、吴金鼎等成为考古界的明星大腕儿备受后来者尊崇。而这一批大师的徒子徒孙，正活跃在现代考古发掘第一线。

第二天一早，我就乘公共汽车到了四川最南部的宜宾市翠屏区李庄镇，这是我写“大师系列”的转捩点。当然，此前我写考古题材的作品经常遇到李庄这个词，我原来以为李庄只是一个村，到了之后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座基本保持原貌的古镇，“九宫十八庙”基本保持完好。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激烈的阶段，日本军机对撤往昆明的学术机构进行狂轰乱炸，撤往昆明的一些学术、研究单位如西南联大等无法继续待下去了，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经济学所、中央博物院、北大文科研究所、同济大学，甚至包括梁思成、林徽因领导的民营的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开始撤往“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这就是四川宜宾南溪县的李庄镇，这一批师生和学者共一万多人在李庄呆了六年，直到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才返回南京和北平。

傅斯年的故居包括他的床和油壶都在，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故居都保存下来了，与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成等有过交往的老人还在，还能谈一些轶闻趣事。我住了一周，探寻、访问，在一个种猪场找了间房，待了一个月，后来回到北京，写完了《天赐王国——三星堆的发现发掘》，接着写出了《李庄往事：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后来又写了《梁思成、林徽因与他们的朋友》《陈寅恪与傅斯年》和三卷本的《南渡北归》。

中华读书报：平时的阅读您喜欢哪一类作品？写作期间您的阅读是怎样的?

岳南：喜欢与我的心灵贴近的，与我的生活或理想、梦想能呼应或说感应的那些作品，如先秦时代的《离骚》《诗经》，明清小说如《红楼梦》，近现代的鲁迅、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的作品都是我所推崇热爱的。

写作时，我会把所有相关的书读完。比如我正做中华文明探源的写作准备，三年时间读了六百多本书，读了百分之七十，还要再读二百多本。

中华读书报：读这么多书，下一部的写作计划是怎样的？

岳南：《考古中国》全新修订版完成之后，我决定继续《考古中国》系列的写作。有几个大题目必须做，就是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颂的“二十世纪三大发见”：安阳殷墟、敦煌和流沙坠简的发现、发掘。流沙坠简的文物价值较高，但发掘时间短、传奇性故事少，我不准备写了。但是安阳殷墟与敦煌，包括“一带一路”不能不写，否则这套书将有巨大缺憾，因而必须把这两个题材写出来。我的写作计划已经排到74岁了。

中华读书报：您的阅读有什么习惯？记笔记吗？书是自己买吗？

岳南：当然要记。书有借有买，从图书馆、孔夫子旧书网买。一本本读，下的都是苦功夫。

中华读书报：您有枕边书吗？或反复重温的书？

岳南：我读书都是在书桌前，用肥皂洗两遍手，正襟危坐。一般的书读一遍两遍就够了，没有反复重温的书。

中华读书报：如果必须要去荒岛，您会选哪三本书带着？

岳南：我认为最重要的书是小学课本。去荒岛的话还是带点工具书吧，比如《新华字典》。再就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三国演义考证》也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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