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巷与红山茶 戴望舒的诗里诗外
大塔儿巷，本是杭州一条普普通通的老巷子，它因雨巷之名，至今依然异乎寻常地存在着。
我在这里不期遇到过为雨巷慕名而来的探访者，也陪着从外地来的好友在这里找寻过雨巷的诗意。再早先，孩子就在大塔儿巷附近上学，那时每天在这里来来往往过了好几年光景。其实，那条悠长的青石板路泛着雨光的巷子，早已不见了，残存下一点印记的，留在了一面约五十来米白墙上，一行行题刻下了戴望舒作于1927年的诗——《雨巷》。
一
直到今天，这首诗仍在打量着我们，好像诗里总有自己的影子。爱江南烟雨诗画的，这里有水墨丹青的古典韵味。追忆逝去的青春，这里有结着丁香般愁怨的姑娘，像梦中飘过。即使人类那些永恒的主题，孤独、希望和爱，这里也有具象的诗意叙事。
戴望舒天生就是一个诗人。发表《雨巷》时，他才23岁，被叶圣陶盛赞“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戴望舒由此一举成名，被誉为“雨巷诗人”。如果将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白话诗八首》作为新诗的起点，新诗已有了百余年历史。作为新诗拓荒者之一，戴望舒是中国诗坛上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要诗人。1936年他和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共同创办的《新诗》月刊，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他对诗歌的深刻思考和探索，凝聚在他创作的90余首诗歌中，凝聚在体现他诗学理念的《诗论零札》中，也凝聚在他翻译了大量达意传神的译诗中。台湾诗人痖弦自述说，他们那一代的台湾诗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写现代诗的时候，戴望舒所译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对他们颇有影响，他们互相私下传阅，犹如地下文学。
消逝的雨巷离我很近，就在我居住的不远处。文学版图上，有着诸多鲜活的地标，滁州醉翁亭、武汉黄鹤楼、成都杜甫草堂、黄冈东坡赤壁……它们存于传世的名篇中，又与现实交织在一起，超越了地理空间概念，被附丽了另一种存在的意义。即便有的已不复存在，仍让人念念难忘，就像雨巷。
《雨巷》的名气太大了，我曾一直以为它便是戴望舒的全部。事实上，来自别处，还有另一个戴望舒。不止雨巷，还有在香江的浅水湾畔，放着的一束红山茶。
虽然八十多年前的那束红山茶早已化为尘土，不过它仍鲜活永存着，在戴望舒的诗里。
二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二十八天后萧红病逝于战时临时医院，被葬在浅水湾海边。10个月后，困留在香港的戴望舒来到浅水湾凭吊萧红，此后他又多次前往，《萧红墓畔口占》即由此而出。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据叶灵凤撰文回忆：“1942年11月的某一天，由于一位日本朋友的协助，我同戴望舒先生进入当时还是禁区的浅水湾，在荒凉寂寞的滩头，第一次拜谒了萧红墓。”寂寞的长路与荒凉的墓地，无尽的暗夜与一束红山茶。寂静与涛声，等待与希望。每次读《口占》，会不由被这首短诗所蕴含的能量惊艳。他为何甘愿不惜走六小时的路，只为去萧红坟头放一束红山茶？凭吊逝者，不应是白菊花吗？为何是红山茶？
相比《雨巷》，它极其的短，字数节制得不能再节制，看似平淡无奇，如覆盖大地的坚冰，无声静谧，底下却是汹涌的河。
在戴望舒和萧红谋面于香港前，戴望舒向当时还在重庆北碚的萧红约过稿。彼时戴望舒为避战火，已南下香港，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主编。对于为何取名“星座”，他在《创刊小言》直言，“《星座》能够为它的读者忠实地代替了天上的星星，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同尽一点照明之责。”主持《星座》副刊期间，戴望舒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聚集了茅盾、郁达夫、沈从文、郭沫若、艾青等众多知名作家为副刊供稿。这些汇聚起的笔墨，恰如天上的星星照耀着，是抗争，也是启明。后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成立，戴望舒虽不是协会主席，徐迟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说，实际文协领导工作“主要差不多落到了戴望舒的肩头”。
对萧红来说，逃离重庆到香港，意味着再也不用在日军飞机无休止轰炸下东躲西藏，另一个重要原因，“自己和端木都有些文章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生活不会成问题。”香港的报刊，主要指的就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戴望舒这位前辈给予萧红和端木蕻良的支持和帮助，无疑是巨大的。他热情地为二人介绍文艺圈朋友，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甚至提出让他们搬来家中同住。《星座》见证了萧红创作的黄金时代，《旷野的呼喊》《花狗》《茶食店》《北中国》等作品相继在《星座》发表刊出，包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呼兰河传》。萧红将这些著作交给戴望舒，可见她对戴望舒绝对的信任，也可见当时《星座》影响力。
可惜，萧红这位颇具天才的“文学洛神”在31岁就陨落了，死前她在纸上写满了悲楚：“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倘若没有遇上庸医误诊，在香港能躲过日寇轰炸，她的肺结核病也许能得到良好治疗。战争的伤害，三段不堪的婚恋，来自他人的流言碎语，她终竟没能逃脱厄运。
戴望舒在萧红荒寒墓前放了一束红山茶，这是一个多么决绝的姿态。他们因文学结缘，伊人已逝，他为她哀伤，同情她，理解她，正如鲁迅文字里对萧红的怜惜。新鲜的红色，明丽的芬芳，在戴望舒眼里，萧红就是炽热高洁的红山茶。乱世中纯真的友谊，生者对逝者最深情的敬意，这也是诗里最让我动容的部分。
就在萧红病逝后不久，为抗战呼号的戴望舒被日本人逮捕入狱。人们无法想象他在魔窟里经历了什么，惨烈的酷刑似一道血泥深嵌在了诗中：“从口鼻一齐喝水，然后给踩肚子，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而他，硬是没有供出文协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供出任何一个宣传抗日的朋友，最后是“到垂死的时候才被保释出来抬回家中”。
戴望舒曾说“尽一点照明之责”，他的确做到了，为此几近付出了生命。他对这片大地的忠诚，俨然超越了诗人的身份。戴望舒自编的最后一本诗集《灾难的岁月》，收录了写于1934年到1945年的诗，包括《我用残损的手掌》《狱中题壁》《等待》等名篇。“当你们回来，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曝着太阳，沐着飘风：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读到这样直白而凛冽的诗句，即使不知作诗者是谁，也会猜出，他一定是在时代泥淖里历尽过生死沉浮的人。
诗外有诗。从这个角度讲，经历了从牢狱死里逃生来到萧红墓前的戴望舒，他带来的红山茶，不只是给萧红的，长夜漫漫里的这抹亮色，也是戴望舒给自己的，抑或还有给他诗中那些“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的同胞。这个曾在雨巷自我愁怨的彷徨者，最终转向了宏阔的远方。
三
1949年初，当北平解放的消息传到香港，戴望舒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决定立刻动身北上。朋友劝他，北方寒冷的冬季会加重他的哮喘病情，他却道：“我不想再在香港住下去了，一定要到北平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竟一语成谶，戴望舒到北京仅十一个月，生命戛然而止，年仅45岁。
短暂的一生中，戴望舒可谓命运多舛。他经历过两次婚变，在婚姻和家事上，很不顺遂，幸福于他总是稍纵即逝。他曾一度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寄居在好友叶灵凤家。遭受过酷刑折磨后，他的身体被彻底摧垮，哮喘发作时，“连一层的楼梯都爬不上”。叶灵凤说，晚上戴望舒和孩子住在客厅，和他的卧房隔着一层屏门，夜静时常常发出气喘如牛的声音。“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这首古罗马诗，被戴望舒题献给了他痴恋的姑娘。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爱过的三位女性都不在身旁，没有一双手握着他，让他和这个世界安然告别。
耀眼的才华，若没有遇上好的时代，再若连执子之手也没有，似乎注定要背负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对戴望舒而言，无疑是命运的不幸，对传世之作来说，却是大幸。
在众多师友朋侪的忆述中，抗战时期曾和戴望舒一起创办诗刊《顶点》的艾青，说过一段很朴实的话：“我对戴望舒很尊敬，他是真正的诗人。所谓真正，就是不说假话。不讲假话的诗人不多，所以说正直的话的诗人就可贵了。”滤去时代风云，这段大白话现在仍大有余味。
戴望舒的女儿回忆说，住在上海亨利路永利村（邨）时，他常常摸着我的头，叫我多读书。到夜晚，他则一个人伏在书桌上，对着台灯看书，从背影看去，就像一只扑火的巨大的夜蛾。
《夜蛾》里，诗人写道：“这只是为了一念，不是梦，就像那一天我化成凤。”一念里，想必有细雨飘落的青石小巷，有海风吹拂过的花容暗香。或许还有几份诗里诗外的况味。谁的人生里没有走过寂寞的雨巷？命运的馈赠或许也有红山茶的芬芳。当一首诗比石头更坚固，一个人的永生在他的诗里自有了归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