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烟云里的冯至
我自己一直对冯至有种好奇心，他的知识背景和经历，有着现代学者少见的光环。大凡了解新诗史的人，都知道他以诗而闻世。而深入读他的书，则会感到其文本背后隐含的歌德、尼采、里尔克以及杜甫、鲁迅的遗绪。这些都非仅仅知识论层面的存在，而是融入生命哲学的热流，说起来引人深思。我们谈知识界思想演变史，有时候会在他那里驻足片刻。在一些领域，冯至提供的话题，比他同代的许多诗人要丰富得多。
张巍卓最近写了一本书《山水诗心——冯至与现代浪漫文化的命运》，给我带来许多惊喜。作者是研究社会学出身的，除了视野开阔外，也有良好的艺术感觉。他从复杂的西学背景梳理一个人思想的成长，就让我意识到审美思想其实不能脱离哲学与思想史。而研究冯至的人与文，要看到的不仅仅是个体的行迹，还有与他关联的思想者，以及时代烟云的聚散。而真正进入研究对象的时候，则会看到许多隐性的遗存。这些透视着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的部分，其价值已经溢出文学史的话题，回味起来颇有意思。
过去研究冯至的人，一般限于现代文学研究界，近来的研究者则扩大到哲学界和社会学领域，实在也是冯至的丰富性所致。我们知道，早在北大读书时节，冯至便接触了许多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很少来自俄国，多与德语文学有关。其中荷尔德林、尼采、克莱斯特、霍夫曼斯塔尔、裴多菲对他的吸引力最大。冯至是幸运的，他一直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读书，无论是在北京四中、北大，还是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接触的名师很多，像周氏兄弟、雅斯贝尔斯等给他的印象很深。在书斋生活方面，他可能与周作人接近，可是在审美方面，鲁迅给他的影响更大。经由鲁迅，他意识到幽暗的意象可能会更贴近生命体验，而尼采、克尔凯郭尔气质中突奔的心流，也是他喜欢的。张巍卓抓住了这些精神线索，看到了冯至生命过程中的各种纠缠。现代文学里的西洋浪漫的精神如何成为中国知识人的笔下之魂，被有分寸感地一点点还原出来。
我年轻时读冯至的诗集，觉得难解的是意象里晦明不已的气息，他深层次的隐含来自何处，一时颇费思量。他的词语总有一种忧郁、不安和冲动的灵光闪动，但又适可而止，并不四处流溢。张巍卓看到，冯至的写作，源于西方的浪漫诗学的召唤，其中不乏现代艺术的影响。但他的浪漫主义不同于郭沫若的精神呼号，也非郁达夫式的欲求的骚动，和徐志摩、李金发的唯美式的高蹈也有距离。在许多地方，他更接近于鲁迅的《野草》里的荒原式的独语，“文学生涯前的冯至，只是从原始生活经验类比式地领会浪漫主义，感受世界悲苦，此刻，他开始有意识地跟从老师鲁迅，反观自己的原初经验和当下境遇，真正去理解世纪末的世界精神，以象征的抒情为自己打开安身立命之所”。冯至后来钟情于尼采、裴多菲、里尔克，也夹杂着对于鲁迅文字的回应，那么说他的思想来自北大前辈的“神启”，也是对的。鲁迅也很早就从冯至的诗文里，看到了其不同于其他北大学子的奇特的一面，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曾称“沉钟社”就有着在沉寂里拨动的箜篌之音。这个青年社团给鲁迅留下深刻印象的自然是冯至，他形容这位青年是“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也不是没有道理。鲁迅的评价，也成了冯至后来绕过无数险礁的护身符，这些也都是文学史上的佳话。
看得出，冯至深层的生命体验里，有一种模糊的、非写实的意蕴，这些多得于域外文学。他所接触的多是浪漫主义与印象主义等复合元素的杂体，他的书写不是飘在天空的幻影，而是贴近于生命本身的自问。以看似规范的辞章，勾勒着形形色色的对立性的影像，这些在《昨日之歌》等作品中都有体现。那些作品不像郭沫若的那么汪洋恣肆，简明痛快，调子总有一丝惆怅的样子，这些才是其文字打动读者的地方。从其早期的诗歌走向可以看到，他对于波德莱尔、比亚兹莱的兴趣，也重叠着鲁迅的某些心曲。在译介域外艺术的时候，鲁迅的文字留下了波德莱尔和比亚兹莱的叠影。他在《〈比亚兹莱画选〉小引》中就描述了“没有指出一点现代的天堂底反映”的审美是他们共有的特点。这种感觉，冯至也是有的。所以，对比他和自己的老师鲁迅的文字，可以看出彼此趣味的接近。这些也决定了他后来的精神选择。
不过，虽然受到鲁迅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沿着《野草》式的意象前行，亦步亦趋重复着前人的思想。他的精神天空因鲁迅而辽阔起来，意识到思想之星是众多的，转益多师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启示。他后来深入德国文学的海洋里，大概是这种渴念使然。这里，歌德与里尔克对于他的影响更大。他似乎更喜欢以兼容的方式接受那些个性化的审美，这也使他的行文失去更为极端的体验，文字的温润的因素多了。张巍卓看到，冯至从鲁迅那里出发，打开了无数的精神之门，在西方思想者与艺术家的词语里，领略了更为丰富的精神之色：
从一开始，冯至诗意的根源就在德意志浪漫主义。到德国求学后，文明的思索克服了情感的忧虑，他有意识地统观整个十九世纪、尝试厘清以浪漫文化为根基的现代精神的发生谱系：克莱斯特、荷尔德林、诺瓦利斯三人站在开端处，分别象征倔强、高尚、优美的精神品质，中经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最后到格奥尔格、霍夫曼斯塔尔、里尔克，浪漫文化呈现出无限复杂的演进脉络。
明白于此，当会懂得其后来的写作何以出现各种变化，既不完全属于鲁迅传统，也非尼采传统。他在纷繁复杂的世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表达式。各种思想资源在他那里都有不同的折射，他并没有极端化地使自己的文字放逐于荒漠里，而是冲动里有所节制、简明中暗含隐曲。比如《十四行集》中的许多表达，在内蕴上都非线性因果式的，繁复的思想结成冰凌，坚硬中柔光闪闪。冯至的写作不是制造迷宫，而是提示读者意识到自己可能时时就陷于幻境里。我们并不都熟悉身边的存在，反而在那些我们以为可怕而陌生的地方，才有可能看到我们处于何处。你会发现，在描述存在的悖论和荒谬之意时，他的语气显得十分平和，并无痉挛与战栗。那些非理性的冲动被很节制地表现在自己的语序里。因为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自己内心的无奈与痛苦，而在于诗人能否存在一种克服这种不安的内力。陷于迷津不及走出迷津更有引力。后者是他没有变成极度的感伤主义者的原因之一。
我很喜欢他谈论歌德、尼采、克尔凯郭尔、里尔克的文字，他能在无数差异的诗句里，找到一种共有的东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在昆明写的关于歌德的文章，还有关于里尔克的笔记，有着思想界不同的哲思的回旋。这些与抗战时期的抵抗意识交织在一起，显得耐人寻味。他欣赏歌德的“轮转”式的人生轨迹，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里，脱离早期的既成的思想，“走进更积极的世界”。而里尔克的价值在他看来，是“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这些都是他创作的参照。而他在抗战时期写下的散文《山水》和小说《伍子胥》，也多少带有这些诗人的元素。在世界文学的知识谱系里，我们才能够理解冯至写作的深层隐含。
一个深味现代主义审美的诗人，在极度的黑暗中没有滑入虚无主义之径，而是在搏击中呈现出自己的暖意和崇高之美，这与鲁迅传统就重叠在了一起。鲁迅译介表现主义作品，关注“恶魔的美”的表现，自己却依然带有地火般的温度，说明他有着巨大的精神强力。冯至不仅在鲁迅那里看到这种遗风的可贵，他在歌德与里尔克的传统里也发现了他们的相似点，他在《外来的养分》里特别提及歌德与里尔克不断在摸索中转变的可贵，这种状态令人心仪，因为毕竟与自己的时代构成了一种对话的关系。一个诗人所以伟大，乃是将己身和人间世的爱意连接为一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许多受现代主义诗歌影响的青年，并未都能如冯至那样警惕陷于灰暗的绝境，时时在一种警觉中保持精神的攀缘性。冯至深深地意识到，国难当头，知识人如果没有法国作家纪德所说的“新的伦理学”，那就显得极为狭隘了。张巍卓在讨论冯至的这种精神亮点时，其实也就点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使命感与艺术之关系的要义。我以为这样面对作家的成长过程，所提供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不过，与冯至同时代的人并没有都意识到他的不凡价值，比如他的好友废名讨论《十四行集》，评价就不太高，是否因为作品显得过于日常化也未可知。废名笔下的冯至作品，形式的因素很多，内隐的东西似乎被他遗漏了。废名说冯至“思想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与西洋的关系也很浅”，那无疑是一种错觉。不过这也说明冯至作品流于单纯的地方很多，没有出其不意的精神激流。这源于作者的克制和思想的均衡感。冯至似乎一直在努力纠正自己的偏执之思，他的过于矜持的一面，与艾青那种舒展感和穆旦的幽夐感比，的确显得有些单薄。但就诗歌与散文所涉及的哲学性话题而言，冯至显然要比艾青、穆旦色泽斑驳。大概还没有几位现代诗人的作品语境，能够像冯至这样具有如此丰富的关联性。看得出，张巍卓是冯至的知音，他正是在开阔的文化背景里，为我们梳理了冯至世界中最为迷人的一隅。在动荡的岁月里，依傍的那些思想者，曾被世间看成“畸人”，而他自己笔下的伍子胥，也属于类似的人物。这一本书从研究对象的世界里，看到了东西方现代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难题。冯至如何在摄取不同资源过程中，打开自我的生命，向世界敞开自己的灵思，都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其实就个人趣味而言，我一直觉得冯至最好的作品是他的散文，也包括他的诗化小说，在这些方面，他贡献了别人难有的文本。汪曾祺就很佩服《山水》的几篇短章，赞美了那韵致之美。冯至的散文包括两部分，一是述学文章，二是山水笔记。这些作品没有一丝旧文人的痕迹，语调带着在现代主义之水中浸泡后的一种光泽。这一点他与周作人周围的人颇为不同。他谈论学问的随笔都平和自如，并无掌握真理的自满和得意，问学之思流动出春水般的清澈之美。而那些回忆欧洲山水的文字，和在云南所遇所感的笔记，有一点油画的清寂感，存在着不可理喻之境，飘动着几缕忧思。这里几乎看不见个体的自怨自艾，心绪是广远的。五四时期文人的个性化表述，被更为宏阔的感觉代替了。冯至为人间画像，不写轰鸣的、躁动的风云，而是在平淡里折射万象。那些司空见惯的形迹和人语，背后有无量的悲楚。看不见的悲剧有时候就在凡人目光里和形迹中。阅读他描写自然和乡民的文字，不都能以慈悲形容之、感慨之，而是坦然于万物的本有之色，回味属于自己，也属于世间的那部分的无意义的意义。这种描述自然高于沈从文，也非何其芳这类作家可以简单类比。他的无形的隐喻所流露的感觉，回响着西方哲学的某种声音，而这声音，汇入中土文明的旋律里，遂不易被人所察觉。待到写《伍子胥》的时候，诗与史的经纬里，诞生的是抵抗、复仇和自我新生的思想。在这里，存在主义哲学和东方救赎智慧以交响乐般的激流涌动着，这已经不属于京派文人书斋化的自白了。
冯至的这种不动声色的书写，给研究者带来了某种思考的难题。有一段时间，人们讨论冯至这类作家时，困惑于他的身份，有的将其划为京派，理由是曾与废名一同编辑《骆驼草》，作者多为北大的教授。有的则把他划为鲁迅弟子系列，觉得其思想偏于进步。这种划分的尴尬，也同人们描述鲁迅与左翼关系时遇到的问题同样，处于一种错位的窘地。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不能用类似的概念衡量的。必须看到，冯至与许多作家一样，他们在文学的世界里，思想却包含着更为多样的形态。张巍卓的研究，外在于现代文学史的框架，没有因袭的旧影。他对于哲学与现代艺术，以及现代史的凝视，笔触是亲切的，又能言他人所未言之意，读起来气韵生动，是切合对象世界本身的。认真说来，冯至给今天的读者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这本书以一种客观而带有冲击力的视角，描绘了一个远去的诗人耐人寻味的人生，让我想到一些过去没有想到的话题。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另类选择中体现的思想，值得探索的空间很大。读者朋友于此自然会有各自的心得。
记得一九九二年底，在纪念郭沫若的会议上，我曾听过冯至的讲话，感受到他身上的沧桑之气。当夜我联系他，希望能得到发言稿，发在我编辑的副刊上。先生抱歉地说，自己身体不好，文章已经交给别的报纸，无力再写了。过了不久，便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了自己的冒失，因为那时候并不了解他的身体情况，也为他的离去而难过。许多年来，偶想起他的时候，他的浑厚的男中音、带着磁性的北京话，便萦绕在我的耳边。我感到他语言里的真和力量感，这与他的诗文是如此和谐。直到他去世很多年，我拜读了他的文集之后，才渐渐意识到他的被忽略的价值。我想，他很幸运地曾与一些智者同行于崎岖的野径，给单调的世界带来异样的颜色。先生经历了风风雨雨，欣然过，沉默过，无奈过，也留下了诸多遗憾，但在他停留的岔路口，指示了精神的另一种可能性。那条未被走过的路，正等待着带着新梦的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