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编辑大家张文虎
张文虎（1808—1885）是有清一代学者，也是近代最重要的编辑家之一，字孟彪，又字啸山，南汇（今属上海市）人。
早年
张文虎早年因家贫，靠友人资助入学。他少时喜读书，见书架之书总是自行翻阅，信笔评其是非。十六岁时即做过童子师，获得一些学费以助生活。他不喜帖括，努力于诗古文。刚入弱冠之年，就客授南唐张氏。课余博览群书，感慨为学自有原本，追求枝叶无助益。这样一来，他更无意于科举。壬辰一科考试，试卷墨汙，在号舍题诗而出，从此与应试绝缘。成年后便离家到金山钱家坐馆，历时30年之久。
这30年他学问大为长进。金山钱熙祚辑《守山阁丛书》，张文虎又为钱弟钱熙辅、钱培名校《续艺海珠塵》《千癸集》《小万卷楼丛书》，参与校刊古书300多种，时称善本。他所校雠除丛书外，还有《指海珠丛别录》《续艺海珠尘》《壬癸两集》等，计有数百种之多。
他曾三次到文澜阁观四库书，手自校录。胡培翚、陈奂适同居西湖，他们过从较密，读书商榷甚是欢愉。1843年（癸卯），自京师护熙祚丧南还，途经淮扬，谒见清代大官僚学者阮元，阮对他很是赞赏，书函往复。张文虎又精天文、数学，与李善兰等相友善。咸丰初，李善兰与英人艾约瑟辈译《重学》及《几何原本》后九本，张文虎参与校刊参订，艾约瑟等人叹为欧西专家不能及。因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张文虎避难回到故里。
张文虎后来的编辑成就蔚为一代大家，和他早年经历分不开。他一进入金陵书局，就有很高的起点和成熟的业务形态。加上张文虎性情沉默而谦和，对友人坦率、诚挚，特别适合做金陵书局的业务主理工作。
结缘金陵书局
张文虎是金陵书局最早的编辑人员之一。
1863年，张文虎入两江总督曾国藩幕。时值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在安庆设局校刊《王船山遗书》，命他与仪征刘毓嵩督理其事。1864年由曾国藩在安徽安庆设江南官书局，可看作金陵官书局前身。由洪全奎（字琴西）总其事，当时称为提调。张文虎、戴望、冯煦、刘恭冕等人分任校勘。书局的第一部刻书是同治二年至同治四年（1865年）完成的《王船山遗书》，曾国藩亲自参加校阅。全书共三百三十二卷。这部书对近世思想尤其是湖湘学风的形成影响至巨。
金陵得手后，曾国藩将两江总督治所迁至金陵，书局因《船山遗书》刊刻未竣，也随曾国藩移局东下。张文虎在这年的10月下旬从安徽到达南京，一路还带来在安徽的刻工等，以备在金陵继续开展有关事项。到达后，曾国荃即与张文虎等人谈愿出资刊《十三经》、段注《说文》《史记》《汉书》、胡刻《通鉴》《文选》诸书。半个月后，曾国藩又与张文虎等人“论刻书章程”，又被委以在金陵的书局雠校之事。这一切工作都是《船山遗书》基础上展开的。《船山遗书》历时两年，从同治二年（1863）冬开雕至同治四年冬刻竣，从安徽做到金陵。张文虎日记有“节相寄示所撰《王船山遗书》序，从容详瞻，复简洁不支，固是南丰世家”的记载。
1864年12月，李鸿章接任总制两江时，又请张文虎与周学港管理江南官书局。金陵书局也是在李鸿章手上正式定名。
李鸿章继督两江后，许多人希望李鸿章能继续前任刻书之业。张文虎1865年6月25日记：“李宫保有刻书意之意，缦老以所拟章程来商，其议欲先从四书、五经、三史，次及《周礼》、《仪礼》、《尔雅》、《孝经》、《说文》、《通鉴》诸书，盖亦犹九帅之意。是时九帅以病未愈，家居郁郁，前议已寝。故缦老欲劝李宫保成之，亦善举也。”日记里提到的李宫保即李鸿章，九帅便是曾国荃，缦老为周学濬，号缦云，为曾国藩幕僚。李鸿章“与莫友芝、张文虎等议刻经史诸书，于是因其人因其地而为金陵书局”。李“仍延先生校理”，并且张文虎可能还受托，“因商定条例，以呈李公。公亟称善”。
张文虎的《舒艺室尺牍》丁卯（1867）八月《上相乡相侯》，记录有金陵书局演进的一些情况：“文虎于乙丑（1865）……自七月以来，合肥宫保悯乱后书籍残毁，坊刻经书多误文俗字。童蒙之始，在所宜慎。因即旧局鸠工开雕善本。文虎谬承缦云侍御引，佐校雠之役。”曾国藩再回任两江，同治九年八月丁酉（1870年8月29日）至同治十一年二月丙寅（1872年3月13日）。金陵书局自然也会得到他进一步的关照与料理。
主持金陵书局编辑业务
张文虎是一位学者型的大编辑家。这是那个时代作者工作与编辑工作合二而一的体制的反映。不论是在金陵书局哪个时期，张文虎都主理编校工作。书局在曾氏早期，主要刊刻《船山遗书》等，张文虎是全程参与的骨干。李鸿章继督两江后，“仍延先生校理”，并与周学濬一起管理江南官书局，又被委以金陵书局雠校主事。并且如前文所说，张文虎可能还受托，“因商定条例，以呈李公。公亟称善”。
金陵书局的工作主要是刻与校，大多与张文虎有关。除古书校勘是他的长项外，李鸿章总督两江时，还请他参与纂修《华亭县志》《奉贤县志》及《南汇县志》，他的这些工作谨严有法。同治七年（1868年）刻印《五种遗规》，即《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在官法戒录》。此外，他还刻印过《文选》《楚辞》《十三经读本》《唐人万首绝句选》等。
张文虎对于书板是很内行的。如他与曾国藩探论：“谒节相，出示汲古阁刊本《乐府诗集》旧印本及阮文达《揅经室集》初印本，以为刻书板必须如此，盖其意不出‘方肥清匀’四字。予谓‘清匀’二字最要最难，‘方肥’则从人所好，宋人佳刻，字体往往带长而瘦劲，近欧者尤佳，近日无此写手、刻手耳、”这是谈刻工的字要“方肥清匀”。
金陵书局由张文虎等主持所刻所校的书籍，因其校雠皆四方饱学之士，且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加之底本多为善本，故刊本质量上乘，所刻各书当时人皆视为善本。这与张文虎主理业务分不开，也与当局有关。曾国藩在出书上的指导思想是“但求校雠之精审，不问成本之迟速”，张文虎主持编事，很好地贯彻了曾国藩的主张。金陵书局的编辑人员中，张文虎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他的编校质量是最值得依赖的。有些书如《十一经》《四史》《文选》，皆其独任。而于《史记集解》《索隐》《正义》，考核尤深。历任督抚都很器重和礼遇他。
校勘《史记》
清代学术重底本，精校勘，在大多数官书局的刻书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金陵书局，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所刻之书大都以明末刻本中的精华，毛晋的汲古阁本作为底本，一同在在金陵书局做编辑校刊工作的张文虎、戴望、刘毓崧、冯煦等都是校勘好手，又以张文虎为代表。张文虎校勘工作的代表作是《史记》，问世以来就以版本可靠、校勘精审著称，至今仍被称为善本。从张文虎日记看，《史记》交由张文虎的校勘是由1867年5月由曾国藩亲自派定的。
张文虎校刊《史记》，后世研究较为充分，综合各家所说，其书大致有三个突出之点。一是不主一本，多方采借。他用多种图书来校《史记》，日记中便有这样的话：“以《艺文类聚》校《史记》，颇与《群书治要》引本合，知唐时所见本尚近古。”“从戴子高处借得鲍刻本《太平御览》以校《史记》，知宋初所见本与今大不同。”二是兼采诸家，当改则改。金陵局本有许多地方跟各本不同。例如老子韩非列传“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各本作“始秦与周合而离，离五百岁而复合，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这是张文虎依据单刻索隐本所标出的史记原文并参照王念孙说改。又如魏其武安侯列传“跪起如子姓”，各本作“跪起如子侄”。此系张文虎对照汉书并据王念孙说改。凡有改动，张文虎都在他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中加以说明。三是不擅改动，出以校勘。不擅改动是他的工作原则。如他校《史记·月表》，“予据单本《索隐》更定月表，拟入之校勘记中，不敢辄改原书也。”有些地方明明有脱误或者有衍文，张文虎未加改动，只在札记中说明疑脱某字，疑衍某字，或某字疑某字之斗之类。
张文虎的这一番校勘有两个成果为后世所重，以现代编辑眼光看，一个是正产品，一个是副产品。正产品是其校勘的金陵书局本，已如前述，20世纪中华书局出版由顾颉刚主持的点校本《史记》，即以之作为底本。副产品是其所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也有简称为《史记札记》）。本书起于他在校勘金陵局本时，依据单刻索隐本校正了其他刻本的不少错误。单刻索隐本全书三十卷，不录《史记》全文，只以需要加注的史文或者某几字标出，其所标出的史文往往比通行本正确，故为后来《史记》校读者看重。张文虎把单刻索隐本所出史文跟其它刻本不同者，均纳入索隐注文。此书百年不废，中华书局1977年分上下两册出版，此后也多次重印。难得他的这一工作的正副产品都得以流传。这是一种很高的工作境界。
除上述校勘之外，张文虎的个人著作还有《古今乐律考》《舒艺室随笔》《舒艺室诗存》《诗存、诗续存、尺牍偶存》《舒艺室全集》《索笑词》《史记札记》《周初朔望考》等，与安徽黄富民合著《儒林外史评》二卷。其著《古今乐律考》的起因，乃是以汉魏以来古乐失传，而古书之存于今者只滋后人聚讼，故因端以考其器数，审其声气以究其变异，作是书。其作《周初岁朔考》的起因，因见顾观光作《段历考》，所以申郑氏一家之言；为证之经传，知郑氏误执《纬书》及《大传》之文，致《召诰》注破经从历；而刘歆又损夏皆周，移前五十七年以求密合经文；乃作以疏通之，并经寇乱散佚。又选录唐元道州以下诸家文为《十八家文录》若干卷，欲破唐宋八家之固陋，亦未编定。所著书已刊者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舒艺室全集》二十四卷。他的这些着作和戴望（子高）的《论语注》、《颜李学记》等，就其字体版式来看，可能都是金陵书局刻印的。其《舒艺室随笔》，也有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的排印本（2003年）。
自曾国藩在江宁府学创建金陵官书局以后，金陵书局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官书局，各地官吏纷纷效仿，相继在全国各地设立官书局达20多个，较有影响的有李鸿章在苏州创建的江苏官书局（同治四年，1865年），马新贻在杭州设立的浙江官书局（同治三年，1864年），李翰章在湖北设立的崇文书局（同治六年，1867年）。这些官书局的设立，在当时经历战乱的历史条件下抢救了大量古代文献，传播文化和科学知识，发展了我国近代印刷事业，特别是西方印刷机器和铅活字的引入，逐渐的使我国传统的泥活字和刻版印刷成为了历史，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陵书局虽由私设而成为官事，但始终是个不在官僚体制序列的即俗说“不在编”的文化机构，没有官方的正式记载。惟有借助其当事人的文集、日记、书信、笔记、年谱等，才能从历史的缝隙中勾连拼接，考镜其源流，还原其真实面目。《张文虎日记》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手稿原藏上海图书馆，由今人整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出版）。他在金陵书局十几年，1883年受江苏学政黄体芳之请，出任新创于江阴的南菁书院首任院长主教习。七十八岁时卒于松江夏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