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台——西域的历史文化符号
自汉迄清，在历代王朝关于西域的话语中，轮台既曾是一个实体存在，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符号。相较而言，后者事实上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力。本文拟以时代顺序，梳理轮台的流变史。
汉轮台
让我们从轮台的历史源头说起。
西汉时代，轮台是西域的一个小国。《史记》之《大宛列传》与《汉书》之《张骞李广利列传》《西域传》有文字相同的记载，唯《史记》称之为“仑头”。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李广利率数万人，欲至贰师城取善马，途中“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轮台，轮台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汉书·张骞李广利列传》）。可知“贰师将军”李广利攻灭了轮台国。
但是，轮台国灭亡了，“轮台”这个地名并未消失。
《汉书·西域传》：“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史记·大宛列传》：“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可知轮台国灭亡后，轮台成了屯田之地，专给出使外国的使节提供保障。
《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武帝末年的征和年间（前92—前89），武帝驳回了搜粟都尉桑弘羊等在“故轮台东捷枝、渠犁”屯田的奏议，下诏曰：“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史称“轮台罪己诏”。
武帝废轮台屯田，看似消减了轮台的存在感，但事实并非如此。《汉书·西域传》又载：30年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朝廷以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治乌垒城，……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汉书》卷七十《郑吉传》特别强调：“都护之置自吉始焉。”乌垒在轮台东南20公里处，故城遗址犹存。轮台与乌垒，两地十分接近，其特点是具有“于西域为中”的地理优势。乌垒作为西域都护治所，实可视为轮台华丽转身后的原地重生。今天的轮台县，地域位置相当于汉轮台，汉代的乌垒故城也在今轮台县境内。
汉代之后，轮台化为诗歌中的典故，它是西北边地的标志性符号，而且与战争相关。如梁简文帝诗有句：“贰师惜善马，楼兰贪汉财。前年出右地，今岁讨轮台。”（《从军行》）又有句：“虽弭轮台援，未解龙城围。”（《赋得陇坻雁初飞》）隋炀帝诗有句：“轮台令降虏，高阙翦名王。”（《白马篇》）。这些出自帝王之手的诗句，表明“轮台”典故特别为朝堂之上属意。唐代诗歌中，诗人们（岑参除外）继续用“轮台”指代西北或北方边地，如骆宾王《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塞荒行辨玉，台远尚名轮。”郑愔《秋闺》：“征客向轮台，幽闺寂不开。”郑锡《千里思》：“渭水通胡苑，轮台望汉关。”陈陶《水调词十首》：“万里轮台音信稀，传闻移帐护金微。”李商隐《汉南书事》：“文吏何曾重刀笔，将军犹自舞轮台。”宋代，陆游的著名爱国诗篇《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有句“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源自汉代的“轮台”典故始终焕发着不竭的生命力。
唐轮台
唐代，轮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复活。
首先，是轮台县的设立。《旧唐书·地理志》载：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平高昌后，设立伊、西、庭三州，其中庭州辖金满、轮台、蒲类三县，轮台县“取汉轮台为名”。轮台县是一个行政实体。由汉代的“轮台国”到唐代的“轮台县”，“轮台”由天山之南搬到了天山之北。唐轮台县的命名，彰显了汉轮台的深远历史影响力。
长安二年（702），庭州改为北庭都护府；开元二十一年（734）又改为北庭节度使。庭州、北庭都护府、北庭节度使的治所，始终在金满县即今吉木萨尔县。庭州属下唐轮台县的地理位置，据《太平寰宇记》（承《元和郡县志》之旧）的记载，西至庭州四百二十里，《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略同。唐轮台县的遗址，迄今不能确指，颇多研究者认为即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古城”。
其次，是轮台州都督府。《旧唐书·地理志》在“北庭都护府”下辖有“十六番州”，其中有“轮台州都督府”。《旧唐书》云：“以上十六番州，杂戎胡部落，寄于北庭府界内，无州县户口，随地治畜牧。”可知这些番州都督府的性质是安置当地游牧部落的。都督府没有固定治所，也没有明晰边界。轮台州都督府与轮台县一样，都是实体存在的行政地域名称。
然而，在当时具有实际影响力的，并不是轮台县或类似于羁縻州的轮台州都督府，而是“以汉代唐”、作为历史文化符号出现的“轮台”。
唐初，魏征于贞观六年孟夏作《九成宫醴泉碑铭》,曰：“皇帝爰在弱冠，经营四方，逮乎立年，抚临亿兆，始以武功一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东越青邱，南逾丹徼，皆献琛奉贽，重译来王。西暨轮台，北拒元阙，并地列州县，人充编户，气淑年和，迩安远肃，群生咸遂，灵贶毕臻。”文中“西暨轮台”与“东越青丘，南逾丹徼”“北拒元阙”并列，以“轮台”指代唐王朝的西陲。
如果说魏征以“轮台”指称西陲是泛指，《全唐文》中另有两篇文章言及“轮台”，则是特指：
一篇是骆宾王《秋日饯麴录事使西州序》：“麴录事务切皇华，指轮台而凤举；群公等情敦素赏，临别馆以凫飞。”题目明言这位麴录事是奉命出使西州，序中却说“指轮台而凤举”，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称为“轮台”。另一篇是李峤草拟的《授高昌首领子麴元福蒲类县主簿制》：“敕。麴元福拔迹轮台，策名会府。宜受芝泥之命，往参蒲海之邑。可将仕郎守北庭蒲类县主簿。”高昌国已于贞观十四年被讨平，于其地设西州，高昌首领麴文泰之子麴元福的“拔迹之地”只能是西州，但制书却说他“拔迹轮台”。制书用语代表了官方语言，可知当时朝廷上称西州为轮台。以上两个例子之所以称西州为“轮台”，是因为西州一度是安西都护府驻地。《旧唐书·地理志》载：“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平高昌，置安西都护府，治在西州。显庆二年（657）十一月，……移安西都护府理所于高昌故地。三年（658）五月，移安西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府仍为西州。”安西都护府是唐朝廷设在西域的最高军事指挥中心，既然这个中心自贞观十四年至显庆三年的19年间曾驻于西州（含高昌），所以在当时（及其后一段时期），国都长安的人们就用了富于象征意义的“轮台”来指称它。这个“轮台”，显然不是行政实地之名，而是一个军政要地的历史文化符号。
朝廷于长安二年设北庭都护府，开元二十一年又改北庭都护府为北庭节度使，都护府（节度使）辖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是唐王朝在西域的军事政治中心，“轮台”随之成为北庭的专属称谓。这突出呈现在岑参的诗作中。
岑参是唐代首屈一指的边塞诗人。他于天宝十三载（754）至至德元载（756），在北庭都护、伊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幕中先后任判官及支度副使，三年间，岑参写了多首言及“轮台”的诗，本文称之为“轮台诗”。
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轮台诗”中，诗人在说着北庭的时候，总是用轮台来指称它。离开长安赴北庭途中，作《赴北庭度陇思家》：“西向轮台万里余，也知乡信日应疏。陇山鹦鹉能言语，为报家人数寄书。”《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闻说轮台路，连年见雪飞。春风曾不到，汉使亦应稀。白草通疏勒，青山过武威。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临洮泛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白发轮台使，边功竟不成。云沙万里地，孤负一书生。池上风回舫，桥西雨过城。醉眠乡梦罢，东望羡归程。”三首诗无一例外地题目称“北庭”，诗句却称“轮台”。当时诗人还没有到达北庭，他实际上是根据朝廷中人们的语言习惯，把北庭节度使所在地称作轮台，他说的是“长安话”。
来到封常清军幕后，岑参一系列作于北庭军中的诗，往往诗题分明标出“北庭”，诗句却说成轮台。比如，《北庭贻宗学士道别》，贻诗之地毫无疑问在北庭，但诗中却写道：“忽来轮台下，相见披心胸。饮酒对春草，弹棋夜闻钟。今且还龟兹，臂上悬角弓。平沙向旅馆，匹马随飞鸿。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四月犹自寒，天山雪濛濛。”道别的地点又成了轮台，而且把当时的季节、天气以及道别的情景描写得非常具体、真切。闻一多先生颇惑于此，曰：“诗曰见宗于轮台，而题曰北庭，何哉？”我们不妨将此称为“闻一多之问”（见《唐诗杂论·岑嘉州系年考证》）。
“闻一多之问”发人深思，开启了研究者前后相继的探索之路。陈铁民、候忠义《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004修订版）曾指出：“岑诗中常将轮台与北庭同用，……故把居北庭与居轮台截然分开，似无必要。”1992年，廖立在《中州学刊》第2期发表《岑诗西征对象及出兵地点再探》一文，提出“岑诗中北庭和轮台往往是相同的概念”“岑参西征诗中的轮台不是轮台县，而是北庭府城”的看法。后来，廖立在《岑嘉州集笺注》（中华书局，2004）中，更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看法：“公诗所言轮台，乃借用汉轮台名，谓唐北庭府也。而公在北庭三年中，也自应居北庭府城，非居轮台县也。”笔者于《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发表《岑参诗与唐轮台》一文，在进行诗文及史料考证的同时，加以实地考察，对“闻一多之问”给出了较圆满的回答。此前，笔者曾于1986年9月21日随冯其庸先生踏访北庭故城遗址，冯先生以文学史家的敏锐眼光，判定故城即盛唐诗人岑参在封常清幕府写诗所在地，当晚在日记中有“感而口占”的一首诗：“荒城古垒尚依稀，想见嘉州寄语时。我亦故园东向望，漫漫长路接天迷。”
岑参诗中将北庭称为轮台，正彰显了“轮台”作为西域历史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
或谓：唐王朝设立轮台县，且刻意“取汉轮台为名”，不也是彰显了“轮台”作为西域历史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吗？ 诚然！ 然而，远远不够。在当时的语境下，只有把作为西域军事政治中心的北庭称之为“轮台”，才当得起“轮台”无比厚重的历史与现实分量。
试读岑参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和《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三首诗都作于轮台，可称为“轮台三部曲”。《白雪歌》写军营生活，《走马川行》和《轮台歌》写主帅出征。《白雪歌》有句：“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走马川行》有句：“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轮台歌》有句：“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三首诗都作于北庭军中，也都称北庭为轮台。《白雪歌》中的“轮台东门”，就是今所见“北庭故城遗址”东门；“天山路”，是自汉代已开通的连接天山南北的“车师古道”,唐代称“他地道”或“金岭道”，是从庭州往西州的必由之路。北庭军中人士入京，都是经他地道翻越天山，到达西州，而后沿“丝绸之路”中道东行，直至长安。岑参有题为《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的诗，开首四句写了他一天的行程：“奉使按胡俗，平明发轮台。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嵬。”他正是骑马穿越他地道，朝发轮台（即北庭）暮至西州（交河郡）。《走马川行》所写的“走马川”，是轮台城北的莽莽大碛，诗中所谓“雪海”，即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轮台歌》中的“轮台城头”“轮台城北”，都是指故城遗址的城垣。
岑参的“轮台诗”，以“轮台”指称北庭都护府（节度使）驻地，是唐诗常见的“以汉代唐”话语习惯的典型例证，这与其《走马川行》将唐军主帅出征说成“汉家大将西出师”是同一道理。
清轮台
唐代之后，轮台作为西域历史文化符号在清代再放异彩。
清廷平定准噶尔之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将军府驻惠远城（在今霍城县）。同时，在乌鲁木齐（乾隆二十八年赐名迪化）设都统。乌鲁木齐虽属伊犁将军管辖，但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与内地联系较为近便，所以很快发展成新疆东、中部的中心城市。再加上乌鲁木齐地近唐代被称为“轮台”的北庭故城，所以，人们便用“轮台”指称乌鲁木齐这座新兴的军政中心。
比如，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三年任乌鲁木齐同知的国梁，其《澄悦堂诗集》中，有两卷收录任职乌鲁木齐期间的诗作，一卷名《玉塞集》，另一卷即名《轮台集》，集中有组诗《轮台八景》，用八首五言古诗描述乌鲁木齐城区及周边八处著名景点，诗各有序。第一首《圣山雷雨》，写天山的博格达峰及天池，序曰：“迪化城东北百五十里，博克达山为西极镇山。蒙古言博克达者，圣也。五峰上矗如臂，青莲花团结，崚嶒数十里，高凡几万丈，中为海……”诗的开首四句是：
天山划回夷，直走坚昆界。（出关即见。天山南为回部，北为准夷，南暖北寒。坚昆即哈萨克名。）轮台矗五峰，离奇动光怪。
诗之“轮台矗五峰”句，指博格达山的五座高峰。
第三首题为《七岭锁云》，序曰：“迪化城东二百里，蒙古名多伦大把。多伦，七也；大把，岭也。七岭相连，自东来，每转益高，为乌鲁木齐之屏障。岭下多良田，流水环绕，余移户民，使分居之。”诗云：
七岭迤逦高，郁纡出云表。北揖圣山尊，东瞰火州小。原田足每每，澄波远溔溔。轮台此关键，形胜天所造……
诗人的笔触继续向东延伸，越来越接近唐代北庭故城，故而有“轮台此关键”的句子。
又如嘉庆十一年（1806）任乌鲁木齐都统的和瑛，十四年东归时，作《轮台饯马行》，诗序即自称“轮台都护”，曰：“轮台都护秩满，例贡马数匹，在德不在力也。己巳孟春，予将东归，遣马先行，为赋此诗。”
又如道光二十二（1842）年十月，林则徐遭贬伊犁途经乌鲁木齐，时任迪化直隶州知州的成瑞前来迎接，作七古《塞寒行》，开头一句便是“轮台道上远迎客”。
光绪十年（1884），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后，设新疆省，省会迪化。自此之后，乌鲁木齐（迪化）才正式取代伊犁，成为新疆的军政中心。然而，在此之前，任职于乌鲁木齐的官员们已经用富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轮台”来指称她。清人笔下的“轮台”，应该是直接承接了“唐轮台”的寓意，即以“轮台”指代军政中心。清人称乌鲁木齐（迪化）为“轮台”，一方面凸显了这座城市在新疆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彰显了“轮台”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符号，自汉至唐、直至清代绵延不绝的深远影响力。
关于唐轮台县
刘子凡有《唐代轮台建制考》一文（刊于《西域研究》2021年第1期），考论唐之轮台县，持论详而辩。关于轮台县的地理位置，刘文指出：“目前尚未见有十分明确的考古发掘证据证明其所在，基于对新疆古代城址的调查研究，多数学者还是认为轮台县应是乌拉泊古城，这里也暂从此说。”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刘文同时指出：“薛天纬先生指出唐代诗文中出现的‘轮台’，很多情况下只是汉代典故，代指西北边地或北庭都护府辖区，而非特指轮台县，……目前学界大多认同薛说。”刘文所说的“唐代诗文”，其实就是指岑参的“轮台诗”。唐轮台县与岑参诗中的轮台，名虽同而所指不同；我们在推断唐轮台县遗址可能即乌拉泊古城时，不能连带认为这里就是岑参写下“轮台诗”的地方。
乌拉泊古城，位于乌鲁木齐市南郊，200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确定的时代是“唐至元”。这座古城遗址地近乌鲁木齐，是游人比较容易到达的地方，当下常被导游错指为岑参诗中的轮台。这是游客被误导。作为学术问题，则必须明辨而不可错置。
不过，上节讲到清人将乌鲁木齐称作“轮台”的历史现象，却给人以启示：既然作为新疆军政中心的乌鲁木齐在清代可以称作“轮台”，那么，我们今天何不倡导一种“大轮台”观，以乌鲁木齐为中心，涵盖北庭故城、乌拉泊古城乃至唐代庭州（即今乌鲁木齐市及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广袤地域？ 在“大轮台”之下，再区分唐诗中的轮台与唐轮台县，是否能够减少一些争议而获致“美美与共”的效果？ 就社会效益而言，这是令人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