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万物皆有声，每一种声音后面都关联着一个生灵。因此，亨利·梭罗引导我们学会聆听万物之声：

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局限在书本中，即使是那些精选的经典作品，我们所能读到的也只是某种特定的书面语言，它本身也是一种偏狭的方言。有种语言，我们依然面临着遗忘它的危险，这种语言毫无修饰， 是万事万物的自然流露，它本身就是一种标准，且无穷无尽。透过百叶窗照射进来的光线总是惹人注目，然而一旦打开窗子，即使有大片的光亮挥洒进来，也引不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必须永远保持警惕，没有任何方法或训练可以替代这一必要性。

梭罗指出，万事万物发出的声音就是它们语言的自然流露，我们要掌握方法，学会聆听万物之声。作为听觉对象的声音，它的意义并非不证自明，而取决于聆听者与声音景观之间的关系，由聆听者来判定。贝伦特也认为万物有声，声音无处不在: 声音存在于行星轨道、脉冲星、基因组、氧原子、晶体、树叶形态等。就论及万物有声这一现象而言，我们只能择其一部分可用的材料加以呈现。几乎所有宏观宇宙、微观宇宙和我们地球世界的万物都遵循泛音论。沃纳·海森伯格将由毕达哥拉斯生发而来的对泛音论的思考看作人类科学最强有力的冲击之一，并认为知识的发展已经极有力地证实了毕达哥拉斯的想法。叙事作品中描述的声音与万物之声相比，犹如梭罗所说的“透过百叶窗照射进来的光线”比之于打开窗户挥洒进来的“大片的光亮”。傅修延认为天地万物都有感应：

感应在中国文化中常以不限于耳根的“听”来指代，较之于其他感知，“听”可以让万物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彼此沟通。人也是万物之一，“人物”一词突出了人的物性，表明我们古人早就注意到人与物之间的对立统一。物虽然为人所用，但也有衬人、代人、名人、助人乃至强人的功能。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物感，指的是人作为万物之一与他物之间的沟通。

叙事作品中的声音就记录了人物与他物之间的沟通，这些声音已经被赋予了人类文化的底色，有些更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分析叙事作品中的听觉信号与声音景观，我们既能激活历史的回响，又能把握时代脉搏。只有将听觉和声音景观的分析纳入社会关系的范畴，我们才能从听觉角度感触社会关系的动态历史变迁，才能理解听觉研究的独特价值，才能更好地判断听觉场域的大小及其涵盖的意义。

听觉必然涉及发声者与聆听者。每一个声源都具有一定的音高、振幅与频率，这决定了声音的大小及其在空气中传播的距离，从而建构出不同的听觉空间和声音景观。“声音是以环绕或者球形的形式围绕着其声源进行传播，就像往池塘中扔下一枚石子，水面上浮现出的波纹一样。这个传播按照从压迫到扩张的连续性，向着各个方向发散，但会以与传播距离成正比的形式按比例逐渐弱化”。声音的传播原理当然是众所周知。自然界中的声音包括自然声音和人工声音。自然声音，小到虫鸣鸟叫、流水潺潺、草木飒飒，大到狂涛怒吼、山崩地裂、电闪雷鸣，都有其自身的听觉空间。迄今为止，地球上听到的最大的噪音是1883年8月26—27日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大火山爆发的声音。这个声音居然被远在4500公里之外的西印度洋罗得里格斯岛上的居民听到。这个火山爆发的声音建构的听觉空间已经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远非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声音可比。每一个自然音景都有它独特的音调，而且这些音调通常因为与众不同而成为标志音。凶猛的食肉动物通常是以其发出的声音来宣示领地范围，虎啸、狮吼等建构的听觉空间就是它们的领地范围。作为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大型食肉动物，它们需求的食物量大，必须以足够的捕猎空间来维系生存，因此，“一山难容二虎”的说法是适应自然法则的要求。人工声音，小到呢喃喁喁，大到原子弹爆炸，也有自身的听觉空间。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能够制造出的声音越来越大，听觉空间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过去生活在山区的人们，由于交通不便，交流通常是靠提高嗓门，这就是山区居民嗓门比较高、声音比较大的原因。我国陕北民歌信天游《泪蛋蛋泡在沙蒿蒿里》的歌词“羊啦肚子手巾呦三道道蓝，咱们见个面面容易哎呀拉话话的难。一个在那山上呦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个话话哎呀招一招个手”，就说明了山区居民交流不便，而信天游悠扬高亢、粗犷奔放的唱法正体现了陕北人的生活特点和豪放性格。显而易见，高音更具有穿透力，传播的空间更广，通常起支配作用：而低音则更沉闷，传播的距离更短、空间更小，在音乐中它们也是承担附属的功能。

人类声音的高低与发声者的声音特质有关，它们不仅建构出不同的听觉空间，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科学家们找到了众多的证据，证明早期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比现代人类更警觉、更关注于用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大自然赋予女性更高的声音是因为它希望她们成为统治者、支配者。因此，从一开始，大自然就将人类协调到女性的统治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母系社会”。尽管有人认为，人类的演化让女性拥有更高的声音是对女性其他弱点的补偿，但这并不能改变女性曾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事实。即使“补偿说”有一定道理，大自然通过高音标出女性优先地位的意图还是起了决定作用。早期人类接受了演化的事实，并且以母系社会的形式生存了几十万年。为了更加形象地理解母系社会那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不妨将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比作2 米长的尺子，母系社会占据1.999米的长度，而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时间仅占0.001 米的长度。音调更高的女性声音不仅更具有统摄力和穿透力，而且在更远的距离中比男性声音更具区分度。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母系社会中女性要照看小孩，要在他们玩耍之时把他们叫回家。孩子们在玩耍时不会离他们母亲太远，特别是在早期的游牧生活阶段，孩子们不会跑出他们母亲声音能够传递到的最远范围之外。这样，孩子们既能听到母亲的呼喊，又能辨别出是谁的母亲在呼喊。在分析女性和男性声音的高低时，贝伦特指出:

高低原本是空间术语，指的是高山和山谷。但是在很早的时候，“高”和“低”也一定会反映社会地位。一些长者如摩西、耶稣以及世界各地的将军、领袖站在高山、山冈或高台上，对着他的子民说话。很显然每个人都能看出谁“在上”、谁“在下”。几十万年来，女性都是站在“高处”从“上” 对着她们的族人、部落、子民讲话，因此从词语的最初意义来说，她们的声音被称为“ 高”。男性站在下面。当他们回答女性时，他们的声音来自下方——这既是从空间意义上讲，也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说。因此“高”和“低”首先是指空间位置，后指社会地位，再后来用于指涉声音。

（本文节选自《虚构叙事中的声音景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