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让孩子的世界里有“光”
梁鸿的新作《要有光》有个感性色彩强烈、颇具文学性的开头，“我不知道我的痛苦如此之深”——这或许可以概括许多为人父母者在亲子关系中的处境。他们感知到痛苦，但缺乏足够的自省意识，付出时间、金钱和努力，却未曾理性反思与孩子相处的方式。是否尊重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有没有换位思考孩子的情感取向和精神需求？现实是，越来越多身在青春期的少年因为种种情绪问题离开课堂，深陷失学、抑郁境地，这已成为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作为曾写出《中国在梁庄》系列非虚构佳作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母亲，梁鸿在这部新作中将关注的视角投向那些被心理问题困住的少年。她在三年时间里走进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乡村的学校、医院、教育培训和心理咨询机构，与众多孩子、家长、教师、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深入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探寻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迷茫、焦虑与痛苦，思考青少年心理问题背后来自家庭、父母乃至社会层面的诸多原因。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控诉——原生家庭、教育体系、社会系统等等，而是想找到那样一个节点，或者多个节点，它或者它们是事情发生质变的重要时刻”，这样的节点，这样的时刻，在我们尚未察觉的日常言行中改变、伤害着家庭氛围、亲子关系、爱与信任。
这部新作出版后的一两个月，梁鸿频繁出现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新书发布会、文化沙龙、网络直播和播客节目中，这是这些年她的新书宣传力度最大的一次。在北京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面色疲惫但热情满满的梁鸿说，这么做当然不只是为了卖书，“只为了销量也不用花这么大力气。我希望青少年心理问题能被更多人关注，引起更广泛的讨论，讨论能令人们有所触动。你说一本书能改变什么？能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吗？或许有一点点吧，改变一些家庭内部的交流，拓展一些思想空间”。她认为这本书是写给家长的，也是写给孩子的，“写给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每一个人”。
《要有光》，梁鸿著，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9月第一版
中华读书报：“我无法回应和碰触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要有光》前言中你表达的这些感触是写这本书的缘起吗？
梁鸿：写《要有光》首先源于巨大的冲动，这个冲动带来的写作无意间和青少年心理问题这个社会热点暗合。我自己也是母亲，我的孩子也在慢慢长大，我们同样有很多痛苦和迷茫。不管是我还是我身边的其他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业顺利，能成才。自己的时间、金钱、家庭的关注点都放在孩子身上，但孩子反而身体和心理出了问题，进而休学，这是非常大的反差。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痛苦？怎么尽可能避免这种痛苦？作为作家，我有自己的敏感度，会觉得这不只是孩子进入青春期所要面临的迷茫那么简单，有些孩子心理出问题了，有些孩子突然休学了，这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这让我产生一种冲动，想通过采访和写作去探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因为我在写这本书，会对这些更关注，总是听说谁谁家的孩子不上学了，谁谁家的孩子在服药。原来觉得这一切离我很遥远，现在发现问题就发生在我身边。以前，我们听说某个孩子心里不舒服，会觉得过一会儿就好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但现实中，很多孩子已经休学超过一年。我身边这种例子很多，有很多家长和孩子是不愿意说的。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要在世界还没变得更糟糕的时候，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事情。最初的写作虽然源于冲动，写着写着，也就有了责任感，好像看到了事情的本质，看到孩子的表象、内里，就去探讨家长该怎么爱孩子、爱社会、爱自己。这是特别重要的话题，值得书写和讨论。
中华读书报：从产生写作这本书的想法到最终完成想必是个漫长的过程？
梁鸿：这本书背后不止是写作的过程，还包括漫长的生活积累过程。我自己是孩子的妈妈，认识很多家长，也会读一些育儿、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我跟几个妈妈有交往，之前可能没想到写作，但是会了解一些她们孩子的情况。这些日常和阅读的过程实际上已经是在为这本书的写作慢慢积累，也可以说动笔之前的准备时间很漫长。当提起笔来，就会知道，这些积累非常重要。
中华读书报：写作《中国在梁庄》系列，你更多是与故乡的亲友、乡亲打交道，沟通起来要容易些，而《要有光》中涉及到的家长、孩子都是深陷某种困境，是某些问题的“受害者”，在交流过程中，您如何让他们打开心扉、乐意讲述？
梁鸿：在和那些孩子、家长的沟通中我没怎么遇到完全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当然被拒绝也很正常。最初我在网上发布了信息，问哪个孩子愿意就这个话题聊一聊他们的经历，然后书中那位“雅雅”就跟我联系了，她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于是我就赶过去，去了滨海市，在那里陆续遇到了阿叔、敏敏。真正的采访调研，从滨海开始。我是作家，不是纯粹的社会学者，没有专门去规划、采样，那不是属于我的工作方法，我的采访也不一定要达到专业范畴的样本数量。其实，就是一些孩子和家长的生活来到我面前，那我就跟着这样的生活走吧，这是生活原本的形态。文学本来就是要记录、书写这些，我尽可能地把接触到的个案写好，它们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一些普遍性。
中华读书报：您是怎么确定基于滨海（普通城市）、京城（大都市）、丹县（县城）这三个规模不同但颇有代表性的地点展开采访和叙述的？
梁鸿：这三个地方的选择很偶然，是在采访调查过程中慢慢琢磨出来的。写《中国在梁庄》系列的时候，就是一次次回老家，和这个聊聊天，和那个聊聊天。写《要有光》也一样，先是去滨海，后来又去丹县。偶然认识了一位精神科医生，他在丹县乡下的卫生院工作，那边有个精神科，里边也有未成年人，我就过去了，之后就遇到了书中写到的娟娟和花臂少年，一聊，觉得还可以。当然我也去了其他地方，只是书中没写那么多。
在前往各地采访的过程中，我脑中慢慢形成了这本书的大致概念。要写什么，要怎么写，结构是怎样的？之前一点预设都没有。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写作，要摆脱原有的思路，要以崭新的状态进入。在滨海，采访是沉浸式的，是生活化的交流，几乎是和采访对象一起生活。我那时每天和学生、家长聊天，人来人往，谁来就和谁聊，我一直就在那儿等着。我把《中国在梁庄》那几本书放在桌上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我接下来想写什么。他们说，呦你是个作家啊，就坐下来聊。我说我将来把你的故事写出来会隐去你的名字，不会暴露你们的身份，这样对方的心理压力会小一些，交流起来就更放得开。他们觉得我是个真诚的人，就会比较信任我。
中华读书报：书中第一部分《滨海市》中阿叔这个人物是很特别的存在，他是一家补习班负责人，也是心理咨询师，他有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一些孩子的问题，同时他的情绪管理包括解决方式并不都能让人信服，他甚至不乏情绪化、非理性的表现，您具体说说这个人物吧？
梁鸿：这本书的第一章，读者读起来可能有点费劲，读几页就要折回去看看叙述者是谁，而这是我想要的效果。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书中呈现的是连续的生活场景，大家都在一个空间，学生可以学习、可以咨询，也可以和父母聊天。这样的空间对那些出了问题的孩子和家长来说非常重要，很多家庭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气氛冰冷而窒息。孩子们在阿叔这样的地方能够敞开心扉，家长能够和孩子对话。
阿叔作为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的典型人物并不完美，在采访中我跟他吵过好几次架，他的很多想法我也不认可。书中我没有把他写成伟光正的人物，而是以相对客观、丰富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我心中，他是很正向的人物，他身上有一种赤诚，对孩子真心地关怀，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这是很多家长都没有的耐心。家长把孩子送到他那儿，作为咨询师，他也需要收费，但阿叔付出的心血不是那些咨询费能够衡量的。以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而论，他的有些职业行为可能有问题，比如，心理咨询师要避免和咨询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而阿叔和他的学生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我每次去采访，会请孩子们吃饭，也有阿叔参与。孩子们对他非常信任，愿意听他的话，一些观念就会改变，隔阂就会逐渐消解，解决问题的出口就慢慢有了。他对孩子的耐心和理解值得很多家长学习，尽管他的方法不适合每个孩子每个家长。
对人性、生活复杂之处的观察和书写是我的首要任务。我并不只是把真实的人物和事件记录下来给大家看，我希望我的写作能触及真实背后更深远的东西，试图分析，把复杂的路径和场域、相互交织的观点呈现出来，有内在观念的思辨。
中华读书报：在现实中，我们或许觉得一些家长做得不够好，但到底怎么不好，家长的表现有多少种样态，通过这本书就能了解。
梁鸿：孩子的内心是最敏感的，他完全知道家长的表现是真诚的还是装出来的。中国的很多家长特别容易轻视孩子，而孩子能够感受到这样的轻视。这可能是我们文化结构中的一点，小孩是无知的，他不是独立的生命。我们要控制他，以我们的方式塑造他。但是现在的孩子自我意识非常高，他不像以前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给他吃饱穿暖就满足了。现在的孩子看到的信息、理解的世界，远远超过我们。所以你那样应付他、轻视他，会产生巨大的问题。很多孩子根本不跟父母说话，我采访时遇到过，他知道你从心里看不起他，所以拒绝跟你交流，除非你真的换一种态度。每个有问题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有问题的父亲或者母亲。
中华读书报：这本书带给读者启发和触动，在采访、写作的过程中，您自己受到怎样的影响？
梁鸿：写作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个成长过程。接触到那么多案例，采访了那么多孩子、家长和心理咨询师，读了那么多心理学的相关资料……这些让我的内心变得疏朗了，作为家长，我也在变得更健康。我会反观自己的过去，会重新审视我跟孩子的关系，反思该怎么做家长才能做得更好。
中华读书报：我知道您和书中那些人物一直有联系，也会关注他们后来的情况。这本书的第四部分叫《时间……》，他们的故事其实没有结局，是开放式的，很多问题也不可能都得到解决。你说写作的时候没有具体的计划，但内心隐隐还是有些期许吧，从书出版到现在，曾经的期许实现了吗？
梁鸿：这次写作对我鼓励特别大，书出版后的反响超出我的预想。媒体报道的很多内容是我自己说的话，我反而很少看，我更想看读者的评论留言。有很多家长看了这本书之后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和孩子的关系，这让我很受触动；也有很多年轻人留言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也会说说现在的生活状态，他们真的通过阅读这本书开始梳理自己的经历和情感；有的读者留言说读完书哭了好久，我觉得哭是一种抒发，哭完了反思一下自己也很好啊。哪怕这本书不能改变什么，但他们读了之后开始正视自己，并且愿意把这些写到留言中，这已经是一种疗愈行动。
中华读书报：你在《要有光》后记中写到，这本书的故事是真实的，出于某种考虑，被采访者的名字、所在城市、学校、医院都进行了匿名处理，作为写作者和采访者，你是相对理性、严谨的，而作为一位母亲，和那些孩子、家长的交流又很难不让你情感波动，写作时这种理性与感性的分寸把握不容易吧？
梁鸿：是的，这方面处理起来很艰难。采访时我在场，写的时候又不想让“我”出现。一开始我还是按照《中国在梁庄》的叙述方式那样写，写了两三万字之后，觉得这种写法不适合这个题材。本来某个孩子、家长的讲述是直接面对读者，结果“我”出现了，显得碍事。所以我决定放弃这种写法，虽然在写法上转换人称、重新设置采访对象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等很艰难，但调整之后感觉文本的流畅程度和阅读感觉一下子好了很多。读者可以直接面对敏敏、雅雅这些人物，会更有共鸣，有设身处地的感觉。
中华读书报：接下来，你会继续写与《要有光》相关的话题？
梁鸿：我现在还没想过是否一定要把这个话题写下去。和书中人物在生活中可能会保持长久联系，所以也不排除之后有什么契机我会再写。对我而言，花几年时间写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读者中慢慢发挥作用，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如果我是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那可能会持续关注这些孩子的心理问题，我是写作者，那我就把这个问题放下，去写下一本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