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事录中的施蛰存先生
学术单干户的硕果
从1998年初春接手《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并开始撰写《施蛰存年谱初编》起，沈建中先生在施蛰存生平和史料研究领域已经遨游了27年。这一期间，他在2013年9月出版奠基性的成果《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以下均称《事录》），有125万字，已蔚为大观。12年后，他推出177万字的《事录》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版），并另有50万字的《施蛰存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版），这一系列的年谱、事录，加上他编辑、整理的《北山谈艺录》《云间语小录》《唐碑百选》《施蛰存日记：闲寂日记、昭苏日记》等多种施先生著作，撰写的《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北山楼金石遗迹》等专著，沈建中已经构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施蛰存研究体系。其中的集大成、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这部《事录》（增订本），它几乎是无所不包的施蛰存史料大全。
对于《事录》最硬通的指标就是资料的搜集和占有量，在坚持“事录有据，录有所源”的原则下，本书从施先生的“自述”，到他人的“记述、回忆”、交游中的书信，摘引报刊等文献，穷搜尽罗，最大程度地实现史料新旧的汇聚。我特别注意到，增订本中对于很多近年来在拍卖领域流通中的史料，尤其是私人书信的采集，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学术敏锐性和资料占用无死角的雄心。史料的采撷和使用，并非是简单的信息抓取，这其中渗透着作者的学术眼光、意识、规划和判断，尤其是史料间的融通和辨证，更是显示了一个学者的功夫和分寸。作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编年事录”的特长，将年谱与传记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这部厚重却又可读性极强的学术成果。
然而，对今天颇为讲究出身的学界来说，沈建中本业是金融，他做施蛰存研究，既没有什么国家项目做靠山，又没有助手和学生跑前跑后，而且相当多的研究只能是在节假日、业余时间做，他是一位道地的“业余”学者或者说是学术单干户。他说：“我乐此不疲地频繁出入图书馆，查阅各个历史时期的旧报旧刊以及相关文献史料，把见到散落的点点滴滴串连成线，摭拾成文，有时甚至似‘侦探’一般考索。”（《初版本代跋：关于这部书》，第1541页，以下页码均指《事录》增订本）在一个依靠“数据库”检索的时代，作者的做学问手段未免有些手工化，然而，这种对学术充分的兴趣和乐趣，正是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所提出的“爱智慧”精神传统的体现，相对于“职业”学者，这也是业余精神的纯粹和更值得自豪之处，与作者描述的施蛰存先生“四扇窗”的学问门径有诸多暗合之处。
“这时施先生正坐在马桶上伏案写东西”
对于中国20世纪文学史和学术史而言，施蛰存先生都是一个有个性、有故事的独特存在，《事录》丰富的细节和引证资料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施先生这个人和他生活状态的描述，这些常常不见于作者本人的文字，是第三只眼睛观察的结果，却为我们勾勒了立体、鲜活的施蛰存。
1940年1月5日条载，应香港《大风》编者之约，参加“我生平最爱好的和最讨厌的事物”特辑征稿，并发表在此刊第59期：
一、爱吃五事：1.鸡翅膀；2.糖炒栗子；3.甲鱼；4.红茶；5.杭州颐香斋条头糕。二、爱看五事：1.晚间独立桥上看河房中人家；2.断线纸鸢在空中飘荡；3.夕阳；4.月下白荷花；5.书。三、可憎六事：1.理发铺中的胡琴声；2.茶坊讨小账时眉眼；3.丑女作媚态；4.留学生讲外洋风物；5.下棋或打牌后呶呶讲说不已；6.口臭人挨近说话。四、懒得五事：1.理发沐浴；2.整治书案；3.睡醒小便；4.回拜生客；5.食枣去皮、擘橙去络。五、不敢四事：1.吃河豚；2.问女子年几；3.受和尚款待茶点；4.陪太太上街买物。（第459—460页）
这是玩真心话大冒险吗？不过，施先生个性跃然纸上。《事录》又引钱谷融先生转述徐震堮先生的话说“施蛰存完全是一个飘飘荡荡的大少爷”（钱谷融《我的祝贺》，第647页），这个评价，与“洋场恶少”遥遥呼应，不知道会不会给人以错觉，认为施先生是家有百间屋、腰缠万贯的纨绔子弟？时下的年轻人短视频看多了，是容易这么想象前辈的。《事录》不容演绎，笔笔“旧账”皆在。剥去对前辈生活的想象，不难看到，他们的风流潇洒，与所谓的优裕的生活未必是对应的。即以施先生为例，他一面卖书买鸡蛋，也一面再买碑版，而什么时候都阅读不止，笔耕不辍，并非日日过着大少爷的日子，也不是生活不好就捶胸顿足，只不过他更注重精神至上，面对生活和苦难的态度与我们平常不同而已。
生活之困窘，在《事录》中随处可见：施先生被打入另册后，“那时他只领取百余元生活费，老夫人持家素无收入，他只能抽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劣烟，每天上下班来回原须坐四站公共汽车，也常改为‘安步当车’……”（徐中玉《回忆蛰存先生》，第712页）文人卖书，如秦琼卖马，施先生尝自述：“工资降级，稿费收入也断绝了。嗷嗷待哺的人口多，我把这两部《金瓶梅》（1947年购买的一部北京图书馆影印线装本、一部康熙版张竹坡评本）卖了200元人民币。”（《杂谈〈金瓶梅〉》，第718页）又说：“为了要买8角钱一只的鸡蛋，我把儒、释、道的书都卖掉了，当然也包括《景德传灯录》在内。”（《禅学》）“我本来有殿版原本《全唐诗》，1961年卖了258元，换鸡蛋吃了。”（致林玫仪函，1993年9月7日）
施先生后来“暴得大名”，“北山楼”传遍大江南北，他后半生大多著述完成于此，那么他的住处究竟是一处怎样的诗情画意所在？“施先生接待我的房间是名副其实的斗室，朝北的（大概就是现在名闻学界的‘北山楼’吧），我与他面对面坐下，真的是‘促膝’了，他与我郑重其事地谈论如何去寻找戴望舒先生留在内地的遗物。”（姚桐椿《谭正璧先生借书给我——兼忆赵景深、施蛰存先生》，第778页）斗室谈戴望舒，够有诗意的。还有人亲见：“这时他已经不住在我很熟悉的朝南的那间大屋子里了，而是住在朝北的一间几平方的小屋子里。屋子的左边是一张单人木床，床前是一张旧木方桌，桌子的另一边就是抽水马桶。这时施先生正坐在马桶上伏案写东西。我进了门，施先生招呼我坐在床上。”（马兴荣《没齿难忘五十年间二三事》，第867页）
1987年6月2日，施先生在《为改善居住条件，要求落实政策，情况说明》中说：“我租住愚园路1018号公房，已50多年，向来一家独住。”“因病废，不便出门行动，二楼前间虽已收回，但因孙女、孙男结婚，房屋仍不够用，我夫妇二人，饮食、起居、工作、会客，均挤在一室之内，尤其是每当有外宾来访，愧室内凌乱无序。藏书数千册，至今装箱封存在煤间及阁楼上，无法启用。”（第1208页）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不妨碍施先生跟我们娓娓讲述“唐诗百话”，徐徐欣赏“唐碑百选”，逢年过节还会选个小画、好的词句自印一枚贺卡送朋友，上面曾有这样的词句：“愿新春以后，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
“我利用每晚灯下余闲……”
偶然也好，宿命也罢。人的境遇有时候身处其中的人是无能为力的。1964年，60岁生日的那一天，夫人“为燃华烛一双置余卧内，烛不佳，烟焰甚浓，幸只半斤，燃四小时即尽”。先生日记：“自念入世匆匆60春秋，多在刀兵水旱政治纷乱中过却，可谓生不逢辰矣。”（第785页）寥寥数行，读之令人泪下，其实所谓困厄，不仅有生活、经济上的困顿，也有精神上的曲折。施先生曾描述他一段时间内的生活：“每天在资料室工作，绝对不和朋友或相识者来往。星期日下午，有时到朵云轩去买碑帖，买文具纸张或到古籍书店、外文书店去看看，买几本书；或者书画商场去买一些小名家的字画。”（《近十年来的社会关系》，1969年，第730页）好在有寄情之物，难得的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仍不坠青云之志。
我看到的首先不是抱怨，而是“蛰存”，是默默地工作。“1961至1965年，是我热衷于词学的时期，白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在一些日常的本职任务之外，集中余暇，抄录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晚上在家里就读词，四五年间，历代词集，不论选本或别集，到手就读，随时写了些札记。对于此道，自以为可以说是入门了。”（施蛰存《花间新集·总序》，第727页）去参加学习和劳动时，他也不忘带上几本字帖。
“我利用每晚灯下余闲，译了许多文学史上从不提到的小作品，散文诗是其中的一部分。”（《法国散文诗十篇·后记》，722页）只有晚上，他才有自己的时间：“每天要去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没有读书写作的时间。只有晚上二三小时是我自己的时间，我就充分利用这些时间，看一点书，写一些零星小文字。”（施蛰存《域外诗抄第六辑法国诗抄·后记》，第731页）
就是这样，在那些边角料和不可能的时间中，施先生再一次完成自我蜕变。春风吹来时，他已经是词学、碑版研究大家。他的译文全集也有厚厚的17卷。这是命运的重锤，还是赐予，恐怕就不能简单论断了。
“施蛰存有老板天才”
《事录》曾引一篇题为“施蛰存有老板天才”的小报文章，其中提及：“他同刘呐鸥、杜衡等办水沫书店时，凡是关于出版上营业上一切的事务，完全由他一人担负，他像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板似的，只要是他负担的事情，都办得完完善善。”（《庸报》，1933年12月13日，第132页）这个“有老板天才”，我读他晚年给在香港古剑的书信，一步步给古剑出主意教他如何办一个吸引人的刊物中，不难看出施先生对读者、市场心理的准确把握。作为编辑家的施蛰存，其精彩之处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可以名垂青史的《现代》就不说了，就是进入暮年，施先生的那些编辑设想，今天看来也都是很好的“选题计划”。
1987年2月，已是83岁的他应邀写过两份丛书设想。一份“欧风美雨丛书”设想，书目有：1.《陶尔逸伯爵的舞会》，（法）拉第该作，戴望舒译；2.《循环舞》，（奥）显尼志勒作，赵伯颜译；3.《夜开夜合》，（法）穆杭作，戴望舒等译；4.《一罐黄金》，（爱尔兰）斯谛芬思作，严文庄译；5.《痴人之爱》，（日本）谷琦润一郎作，孙百刚译；6.《希腊花丛》，施蛰存编译，译希腊小品文学；7.《母子恋》，（奥）显尼志勒作，施蛰存译；8.《横光利一集》，（日本）横光利一作，章克标等译；9.《超现实主义小选集》，施蛰存等译。（第1200—1201页）另外一份是普及本大众读物出版计划，他嫌书价昂贵，主张薄利多销，发行廉价版的书，建议以刊物形式的版本印行大众化的各种读物，并配上精美彩色封面及插图。推荐书目有：《邓肯自传》《爱的成年》《少女日记》《女大学生日记》《福尔摩斯侦探案·甲乙丙丁集》《亚森罗频侦探案》（分集）、《安娜·克烈斯蒂侦探案》（台湾出了许多）、《拍案惊奇》《西湖二集》《济公传》《包公案》《少年维特的烦恼》《古今小说》《卡尔曼》《鲁迅文选》《丁玲文选》等。（第1201—1202页）这两套丛书设想，前者先锋、前卫，是现代主义丛书；后者“海派”、大众化、市场化。记得我们最初读到的金庸小说翻印版，不就是以16开的刊物形式印行的吗？那真是一纸风行。看来，到1980年代，施先生要是当总编辑的话也会是大老板。
施先生晚年在编书上颇为用心，今天看来这些书都在候补经典之列了，比如他主编的《词学》《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卷》《外国独幕剧选》。一套包括“古今中外”作品的小丛书“百花洲文丛”（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印俞平伯、沈从文、卞之琳等人的书，“为新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一个资料，为现代青年供应一种温故知新的文学读物”（《重印〈黄金〉题记》，《施蛰存全集》第4卷第142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眼光独具，而为此，那几年里，施先生亲自出马给俞平伯、卞之琳、丁玲、巴金等人写信，联系稿件，阐明意图，从中能看出老将雄风，廉颇不老。
我一直在想，施先生何以能做到这一点？翻开1992年7月1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已经发黄的版面上却是施先生新鲜的文字，这一年，他已经是八八米寿，还能开设“杂览漫记”专栏。再看他写下“漫记”的这些书目，不难理解他的策划之头脑和眼光：《中国现代百家千字文》《一个女人的自传》《启功韵语》《两宋文学史》《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汉碑大观》《胡萝卜须》《心理分析派小说集》《收获·1992-1》《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杜米埃画集》《湘行集》《遐庵谈艺录》《外国百家爱情诗选》《嘉业堂藏钞本书目》《人类的艺术》《现代名人书信手迹》《春游琐谈》《读岭南人诗绝句》《联珠诗格》《棕槐室诗》《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古今中外，包罗万象，老人视界之宽广、胸怀之开放，由此可见一斑。
翻阅两册厚厚的《事录》，大有时光倒流感，阅读施先生的人生，也如同检阅自己的生命时光。2001年元旦，人类历史进入新世纪之时，《文汇报》曾请众多学者书写希望和感怀，施先生写下《我的三个愿望》：“2001年，对青年人是长了一岁，对我是少了一岁，因为我用的是倒计时法。对我自己，我不敢多有美好的展望，只有对国家，希望海峡两岸能够早日统一；对上海，能够更加繁荣；对自己能够凑足百岁。”今年施先生120岁了，重温这字字句句，还能触摸到他那一颗滚烫的心，饱经沧桑，也心怀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