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王茂荫的两次交集
王茂荫
公元1854年，时值茶季，北京的徽州茶商欲以宫廷购茶所得的“官票宝钞”至“天下第一税关”崇文门税关纳税，却遭税吏拒收。这一事件使马克思和王茂荫产生了交集。
一、第一次交集：马克思《资本论》对王茂荫货币政策的引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信用货币时，写下了一条注释：“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83]”其注释[83]称：“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这一引证的背后，是王茂荫一套完整的货币改革思想与实践。曹天生教授《王茂荫集·王侍郎遗稿》收录的《为钞不畅行请禁民用银折》显示，他彻底提出了：“为钞不畅行,请禁民用银专用钱钞并先博施济众以藉流通而裕国用事。”
同时，他系统规划了纸币发行与管理模式。《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二级谕赐祭葬显考子怀府君行状》记载其构想：“臣之初意不独京城银号各商欲令立一总局，以期上下流通，并欲令各省都会银号均立总局，以期往来流通。现在时势所阻，臣之意已不能行，各条章程皆系户部所定，不过收放之间稍有参酌。”
王茂荫提出的“可兑现纸币”方案及其“中央银行模式”雏形，因其触及现代信用货币与金融管理的核心，成为《资本论》中引证的中国金融思想案例，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资本论》中唯一被提及的中国人。其货币改革思想具有显著的前瞻性，但在腐朽的清朝体制下，这些触动统治根基的先进思想注定无法实现。
《再议钞法折》中的悲情陈词，正是其赤子之心与报国无门的真实写照：“抑臣更有请者,现行官票宝钞,虽非臣原拟之法,而言钞实由臣始,今兵丁之领钞而难行使者多怨臣,商民之因钞而致受累者多恨臣,凡论钞之弊而视为患害者莫不归咎于臣,凡论钞之利而迫欲畅行者又莫不责望于臣,而臣蒙恩擢任户部业经数月一无筹措,上负天恩,下辜民望,夙夜愧悚,实切难安,相应请旨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谢天下而慰人心，庶几浮言稍息。臣虽废黜,不敢怨悔。”
其个人悲剧，深刻印证了封建制度难以进行实质性自我革新的历史困境。
二、第二次交集：马克思茶叶关注的呼应
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中，卡尔·马克思于《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论述道：“无论商队运来的茶叶，还是由海上从广州输出的茶叶，都是来自同一些灌木，同一些茶场：红茶主要来自福建省，花茶和绿茶主要来自安徽省。”
此论述与王茂荫的家族事业及清廷职务产生了具体关联。
海上茶路与“屯绿”
马克思所称“由海上从广州输出的茶叶”中，安徽省绿茶更准确的定位便是王茂荫家乡徽州的“屯绿”。王茂荫早年科场不顺，曾于道光十年（1830年）赴北京通州先是管理家族“森盛茶庄”店务；后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考中进士任户部主事。
据王茂荫族人、茶叶专家王郁风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王茂荫出身业茶世家》中考证：“王茂荫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北京考中进士，同年即入户部任职，先后授主事、员外郎、监察御史和侍郎。在户部任职22年（1832-1854）,那时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由广州口岸‘十三行’经营,而‘十三行’由清廷户部管理。王茂荫便是参与管理‘十三行’人员之一。”
王郁风先生作为中国现代茶业体系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参与制订和完善了我国制茶工业经济技术管理体系，创办《中华茶人》杂志，出版《中国茶叶五千年》《中国——茶的故乡》《中茶史录》《茶叶出口统计》等著作，为中国茶业发展留下宝贵文献，其考证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广州十三行是当时海上茶叶输出的唯一渠道。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实行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促使徽商“漂广东”从事茶叶出口。清代形成了以屯绿茶为主的出口体系，珠茶、雨茶、熙春等品类通过十三行销往欧美，波士顿倾茶事件中被销毁的茶叶即包含松萝茶和熙春茶。
《徽属茶务条陈》记载徽茶为出口大宗；康熙六十一年（1722），广州出口英国茶叶4500担，其中1500担为徽州松萝茶。明清之际，徽州作为中国的茶叶精制与贸易中心，堪称帝国的“茶务都会”，《茶酒论》中即有“浮梁歙州，万国来求”之说。
“万里茶道”与花茶创新
马克思所称“商队运来的茶叶”中，安徽花茶主要指泛徽州区域至德县的珠兰花茶。“万里茶道”自清代雍正五年（1727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逐渐形成，其西线在咸丰年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后开辟，专门贩运安徽至德县所产朱兰茶，经西疆运至库伦、塔尔巴哈台，再由俄商转贩欧洲。此线贸易虽不足十年，但马克思所言的安徽花茶正源于此。
西线花茶能成为成熟大宗商品，与王茂荫的创新密不可分。
王郁风《〈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王茂荫出身业茶世家》考证指出：“王茂荫为官,出入清宫,了解慈禧辈泡茶时加入金银花、茉莉鲜花，增加香气的习惯。受此启发,他便仿用清宫用香茶薰制鼻烟的作法,用珠兰、茉莉等鲜花窨制徽州家乡的大方片茶,试销北京,深得八旗子弟和华北气候寒冷地区人们的赏识，故早期的花茶称为“香片”。
我国在明代有薰香茶的记载，但在市场上未形成规模商品，而在咸丰年间(1851-1861)，北京地区陡然兴起花茶规模商品，逐步发展成统领三北茶市的大品种。森盛茶庄和王茂荫起了重要的引导与开拓作用。由于经营花茶时新品种获利较丰，带动徽州歙县人士到北方做茶叶生意，加之歙县在北京设立“歙县会馆”，便利科举士子居停和商业联系，故北京早期的茶庄大多都是歙县人士所开设，称为“徽帮”，其原因都与此有渊源关系。
三、“四世业茶”的王茂荫家族
王茂荫家族累世业茶，深厚的家业根基与跨地域商业网络，为其洞察货币与信用本质提供了独特的实践视角与思想源泉。
传承脉络
第一代（开创）：王槐康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在北京通州创办“森盛茶庄”，并在长三角开设多家分号，奠定家族商业基石。
第二代（守成与拓展）：王应矩继承父业，稳固并扩展商业规模，同时广行慈善，彰显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质。
第三代（实践与思考）：王茂荫本人在道光十年（1830年）科场失利后，曾亲赴北京参与茶庄经营，此段经历使其对商业运作有了切身体验，深刻影响其经济思想的形成。
第四代（悲壮终结）：王茂荫之子王铭慎在1900年“庚子之乱”中，为守护茶庄账簿，与经营长达120年的“森盛”茶庄一同殉于火海。
茶叶：家族生存之基与思想孕育之源
乱世生计的依靠：即便在战乱导致家宅被焚毁的困境中，家族的茶叶生意仍是维持生计的重要支柱。王茂荫在《致曾国藩函》中写道：“晚家中虽已焚毁，外间尚有一茶业，舍弟辈勉强支持得来也。”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认到商业活动对家庭经济乃至社会稳定的基础作用。
公益事业的保障：王氏家族将商业利润大量反哺社会。据王铭诏、王铭慎《子怀府君行状》载：“克承父志，尤笃于追远报本，修祖祠，置墓田，敦宗睦族，恤孤怜贫，于造桥、修路、兴水利、施医药诸善举，恒以身任其劳，孜孜不倦。”这生动诠释了传统徽商“义利兼顾”“诚信济世”的商业伦理与社会担当。
进步思想的萌芽：王茂荫提出“士必登名，农必积粟，工必作巧，商必盈资”，打破了传统士农工商等级观念。在《恭祝例授儒林郎、驰封奉直大夫梅庵姑丈大人、列封安人、驰封宜人、从洪门二姑母大人七旬双寿序》中，他明确表示：“世之论人者，每重士大夫，而轻商贾，以讬业为尊卑。意殊不谓，然夫人亦论其才识与存心耳。”他强调评价人应看重才识品德而非职业，这种超越时代的平等观与进步人才观，无疑深受其家族商贾背景的影响。
王茂荫家族企业“森盛”茶庄跨越120年的兴衰史，是近代中国国运与家族命运紧密交织的缩影。其创立于乾隆盛世，扩张于清王朝由盛转衰之际，最终在标志着民族深重危机的“庚子之乱”中焚毁。王铭慎怀抱账簿与百年老店共存亡的悲剧，不仅是一个商业世家的终结，更象征着在时代巨变与外来冲击下，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崩塌，深刻揭示了国泰方能民安的历史规律。
四、“花大方”贡茶之路：资本循环与制度枷锁
“花大方”茶作为清朝宫廷贡茶，是徽州名茶与福州名花的创新杰作；其北上之路长途跋涉，是品质与资本的特殊通道，凝结了徽商对品质与成本管理的高度智慧。
王氏家族与“花大方”的创制与发展
王茂荫对花茶进行了研发与改良，而其族人王森泰、“茶叶大师”王子颂等先后完成了关键的技术改造与商业拓展。“大方茶”在茶叶史上首次明确分为“素大方”绿茶与“花大方”香片，后者几乎垄断了京津为主的北方市场。
同治元年（1862年），王森泰开设“森泰”茶庄，自创办起即为皇宫提供御茶数十年，并迅速开设多家分号，成为京城茶号之首。茶庄利用“大方茶”，以茉莉鲜花经反复窨制，制成香味浓郁的花茶，使之成为宫廷贵族及八旗子弟的专享。
民国初年，王茂荫族人王子颂任苏州吴馨记经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创新。他收购当地鲜花，用歙县烘青绿茶窨制花茶，后因产量日增，又将茶叶统一运至福建福州利用闽窨工艺精制。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子颂转而采用苏州当地茉莉花，改进窨制工艺，减去闽花茶的火气，提升香味，逐渐形成独特的苏作花茶工艺，并独资创办茶栈、茶厂，购置著名宅院作为厂房，将家族茶业推向新的高峰。
茶路：资本循环的动脉与税收的枷锁
明清时期这条约五千华里的茶叶运输线，由陆路、内河漕运和沿海海运接力完成。它不仅是连接产区和销区的商业链条，更是资本循环的动脉：货币资本→生产资本（茶叶、茉莉花）→商品资本（花茶）→增值的货币资本。没有这条运输线，资本的循环就会中断，剩余价值就无法实现，这正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运输业作为“生产资本的特殊投资领域”的意义所在。
然而，整个过程深受清政府落后税收体制的困扰：关税与厘金并行，中央与地方各自管辖，税吏贪污勒索，管理低效。茶叶从徽州深山中的树叶变成北京茶碗中的香茗，其成本中被层层嵌入了产地税、跨省流通税、传统过境税、近代海关税及特殊入城税。这条茶叶之路，同时也是一条清晰的税收链条，生动反映了清代中后期国家与商人、朝廷与地方在商业利益上的深刻矛盾。
王茂荫在咸丰四年所上《江南北捐局积弊折》中直言：“且其间有官者，有私者，有名官而实私者,种种情形不一局愈多而民愈困,弊愈滋矣。”“花大方贡茶之路”的兴衰表明，商业活力唯有在“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环境中才能得以持续焕发。
五、王茂荫的货币与贸易视野
深厚的家世背景与丰富的从政阅历，共同塑造了王茂荫极具前瞻性的经济主张。
民为邦本的货币改革原则
在《再议钞法折》中，他提出“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有益于国”的立法准则。这清晰地表明，其“民本”财经思想并非空泛的理论，而是源于对茶商等具体商业实践的深刻体察。
通商与护权的全球视野
《请刊发〈海国图志〉并论求人才折》中的论述，体现了他超越时代的宏阔视野：“方今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异。”
在绝大多数同僚固守“华夷之辨”时，他已清醒认识到全球列国竞争的新格局，其“天下一家”的思想，是对传统天下观的突破，更是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认知。
通商为安民治国之本：在《请筹通商以安民业折》中他强调：“窃思京城为根本重地，必得商贾流通，百货云集，方足以安民生。”王茂荫将商业繁荣视为国家稳定的基石。
货币流通依赖于商人：在《再议钞法折》中深刻指出：“非有商人运于其间皆不行；非与商人以可运之方，能运之利，亦仍不行。”认识到商人及商业运营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国际贸易需行银票以便流通：主张“现行银票、钱钞，均属天下通行。而行远，要以银票为宜。欲求行远，必赖通商；欲求通商，必使有银可取。”洞察到信用工具对拓展外贸的重要性。
洞察西方经济侵略，主张斗智争利权：在《请酌量变通钱法片》中敏锐指出：“彼夷人乃从容而以钱易银，贱入而贵出之，即此一端，利权已全为所操，他且勿论。此事无从斗力，惟宜斗智。”识破了西方通过货币兑换进行经济掠夺的本质。
主张学习西方，寻求御夷之法：秉持开放务实的态度，主张学习西方长处，《请刊发〈海国图志〉并论求人才折》中强调“法赖人行，则更须求人之法”，将人才视为实施新法的关键。
六、结语
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王茂荫上《请刊发〈海国图志〉并论求人才折》，其开放务实、寻求自强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言“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的历史判断相呼应，预示着古老中国必然在变革中重获新生。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正如“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一样，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中的货币思想、生产与贸易体系同样“具有光辉历史意义”。曾经，马克思、恩格斯期待“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今天，曙光已化为朗照东方的皓日当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