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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书院的起源可追溯至唐末五代僧俗士子读书山林、藏修游息的“精舍”或“书堂”。两宋时期，因朝廷“右文”而民间讲学之风大盛，书院因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此后，随着统治者对文教的重视，书院日益发展成为集聚徒讲学、藏书校典、文献编修为一体的文化教育场所。迄至明代，书院在曲折中继续发展，尤其是晚明政荒民弊，士人以讲学为“救世之方”，成为实学思潮的重要依托。白鹿洞书院的复兴就是这一时期书院发展的典型代表。

白鹿洞书院坐落于江西庐山南麓，作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是传统书院教育的杰出代表。唐贞元年间，李涉、李渤兄弟隐居读书于此并驯养白鹿，故得名“白鹿洞”。五代南唐在此设立“庐山国学”，北宋建立后，当地士人在“庐山国学”旧址基础上建立学馆，形成白鹿洞书院的雏形，后毁于靖康之变战火。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理学家朱熹任知南康军时，不仅主持修缮书院房舍、筹措学田、聚书收徒，还手订《白鹿洞书院揭示》，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确立“为己之学”的教育宗旨，使书院一跃成为全国理学传播的核心阵地，奠定“天下书院之首”的地位。元朝建立初期，得益于稳定的社会环境与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书院获得了一定发展，但随着元后期局势动荡，书院再度被毁。明正统三年（1438年），南康府知府翟溥福主持重修，书院基本恢复了宋元原貌，至正德、嘉靖年间，王阳明、湛若水到访讲学，反响热烈。然而，万历初年，张居正下令废毁私创书院，白鹿洞书院因而遭受重创。张居正去世后，经地方官员重建，白鹿洞书院重焕生机。白鹿洞书院在晚明的复兴离不开舒曰敬与李应升两任洞主的不懈努力。

舒曰敬（1558——1636年），字元直，号碣石，江西南昌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官至江南泰兴知县。舒曰敬为官清廉、政绩卓著，深得百姓爱戴，后因被造谣中伤，致仕归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在南康府知府袁懋贞的延请下，舒曰敬出任白鹿洞书院洞主。舒曰敬将“会讲”与“会文”引入书院教学体系。“会讲”以知识讲授为核心，形式灵活多元，书院主洞、教习、外部文人名士、地方官员乃至学生均可成为主讲者，既能系统传授知识，也能开展师生间的学问切磋与答疑解惑；“会文”则聚焦文章写作，定期集中学生交流写作技法，提升写作能力。在实施层面，舒曰敬规定每月“会讲”“会文”各六日：“会讲”遵循“讲则随所怀来，送疑扫义，不彻不休”原则，鼓励师生充分交流探讨；“会文”要求“文须切题”，同时强调“随性所近，以极思而拓其才，毋袭人所长，以学步而失故我”，注重保护学生的个性与创造力。舒曰敬为推动“会讲”，曾“负笈裹粮，屦填户外，数里间，仁祠道院，蹴居几遍”，积极延请名家；还通过“遥示会题，俾按期传送，约及清秋大会洞中”，提前规划教学活动，让书院复兴之象初步显现。

李应升（1593——1626年），字仲达，号次见，明南直隶江阴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李应升初任南康推官，为官公正廉洁，又经考选授御史，多有建白，后参劾阉党进而得罪权阉魏忠贤，被害于狱中。舒曰敬以丁忧离职后，李应升先以推官身份兼理书院事务，天启二年（1622年）正式受任洞主，在继承舒曰敬举措的基础上，从多方面深化书院建设。在教学传承与优化上，李应升延续“会讲”“会文”制度，坚持“月必二会，会必手披风雨，夜坐于山斋，丹铅尽磨其铁砚”，当时书院学生“月以初二、十六课文两篇”，李应升皆亲自校阅评定。李应升也参与编纂《白鹿较艺集》《白鹿文茸》，将学子们的优秀论文汇编刊刻，为学子提供学习范本，切实提升写作水平。在制度规范上，李应升制定《白鹿洞书院会规》，对学子们的文章写作、道德修养作出全面规定，尤其杜绝抄袭、赌博等不良风气，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与此同时，他积极清理洞田，确保书院经济来源稳定；在原有志书基础上编修《白鹿书院志》，梳理书院历史脉络。更重要的是，李应升积极申请洞学科举，成功将科举名额增至八人，既大幅提高学生学习热情，也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力。

在舒曰敬和李应升的接续努力下，晚明的白鹿洞书院“文教丕振，洞学复兴”，学子“裹粮而至者，千里同心，四方接踵”，书院“山间废屋敝止，庀茸一新，人稠不能容，僦居道观几遍”，成为当时文人汇聚、学术繁荣的重要场所。

白鹿洞书院的复兴，始终以传承历史经验为前提。从南唐时期的“庐山国学”，到朱熹主持下形成的“讲会”制度和学规体系，再到王阳明、湛若水等人的讲学实践，前人的教学模式与文化积淀为明末书院复兴提供了坚实基础。舒曰敬、李应升一方面延续“讲会”传统，身体力行参与讲学，同时邀请名家入院指点，为学生拓宽视野；另一方面，将“讲会”活动进一步制度化，通过固定“会讲”“会文”时间、明确活动规则，让传统教学形式更具操作性，确保书院教学沿着历史验证的正确路径推进。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舒曰敬和李应升创新教学方法，以学子文章定期评比为契机，通过洞主评选和学子们内部互评，充分发挥书院学子们的主体作用。此外，舒曰敬还教导学子们“文须切题，窍妙处不在题中实字，在虚字”，强调文章写作要在契合题目的基础上自由抒发情感；李应升则主张“一题有一题之文，一人有一人之文”，要求学子不要拘泥于陈规陋习，应形成独有的风格。舒曰敬、李应升尊重个性、鼓励创新的教学理念，激发了学子们的创造性。李应升还通过规章制度规范书院学子的言行修养，鼓励崇学向善，期望他们具有“利害惕之而不动，患难迫之而不摇”的品德与操守。

从学术传承脉络看，晚明白鹿洞书院的复兴绝非孤立事件。万历中后期，伴随思想控制松动，民间书院呈现“星火燎原”之势，承载朱学正统的白鹿洞书院与无锡东林书院、陕西关中书院等相继兴起，形成讲学议政的时代风气。无锡东林书院更是秉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以“清议”介入政局，形成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士人公共舆论场。所以，晚明书院的制度与精神随着时代嬗变而不断自我更新，它们的复兴既是对这一时代潮流的呼应，更是儒家学者“为往圣继绝学”的自觉实践。晚明书院以“山林”系庙堂之重，用“学术”济时艰之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演进历程中绘就了浓墨重彩的时代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