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仆人立传”：《伍尔夫女士及其仆人》中的“主仆辩证法”
1924年，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也译作伍尔芙）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的演讲，其中有如下论断：“在1910年12月左右，人的性格变了。”所谓“变”说的是人和人的关系、人们的地位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主仆之间、夫妇之间、父子之间——都变了”。伍尔夫以日趋亲和、平等的主仆关系为例解释道：“维多利亚时代的厨子像个住在海底的动物一样，威严、沉默、面目不清楚、不可捉摸。而乔治时代的厨子则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在客厅里进进出出，一会儿来借《每日先驱报》，一会儿跟你商量帽子的样式。”在1939年的长文《三枚旧金币》中，她感慨道，在英国，有教养的人“依赖女佣做饭、洗盘子”，但在《国民传记辞典》中却“找不到任何女仆的生平，因而无法建立更为全面的档案材料”，可见“在这个血缘混杂的年代，阶层依然存在”。作家在1941年曾计划写一篇名为《女洗手间》的故事，安排一位女侍者“观察并倾听”上流社会女士在洗手间的言行，公开上层人士不可告人的秘密，可惜未能完稿。
作为女性主义者、现代小说家，伍尔夫颇受后世研究者青睐。从伍尔夫传记角度看，其生平、交往与遭际已被深入挖掘，但重心往往是她本人及亲友圈，很少有传记作品留意仆人群体。伍尔夫的外甥昆汀·贝尔的《伍尔夫传》（1972年初版）比较坦率，颇为难得地注意到她与仆人间的复杂关系，并专门提及了索菲、奈莉、洛蒂这三位女仆，称她们“也是独立的人，是同样在感情上需要被尊重的人”，可惜“阶级分歧使双方都搞不懂对方”，伍尔夫既依赖她们，又想摆脱对她们的依赖。遗憾的是，有着得天独厚条件的贝尔也未能细致介绍这些仆人更具体、更个人化的生活经历。牛津大学教授林德尔·戈登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家的一生》（1984年初版）属于典型的作家评传，主要描绘了伍尔夫作为“不知疲倦的探索者”和“反对强权的抗议者”的形象，却也忽视了仆人的存在。赫米奥妮·李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1996年初版）则比较翔实全面，这部传记作品回应了人们对于这位布卢姆斯伯里名人的好奇：伍尔夫童年时是否遭受了性侵犯，她患了什么疯病及为何自杀，其丈夫是善是恶，她是否是一位自命不凡的势利小人等等；但它对索菲、奈莉等仆人也仍是一笔带过。
在上述背景下，英国左翼传记家艾莉森·莱特（1955—）于2007年出版的《伍尔夫女士及其仆人》（下文简称《仆人》）就显得很特别。简言之，这部传记以伍尔夫家庭中的仆人为核心传主，特别聚焦主仆、贵贱、灵肉关系。立足底层立场，将惯常被漠视的仆人抬升到主要传主地位，这恰恰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文史写作及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发生的“传记转向”相契合。从社会史、思想史角度看，莱特对主仆权力关系的剖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的体现。而从传记研究角度看，莱特为仆人立传的独特视角、深究仆人文化的历史视野及尊重卑微者的民主意识，也能启发我们去发现和探讨逐渐形成的“仆人传记文化群”。
一、谁是立传者：莱特的左翼立场、底层视角与传记意识
莱特称自己“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文学批评家，既不是传记家也不是文化评论家”，而是“一个杂家”（a mongrel），她热衷于探究一个主题，即“在面对一个往往充满冷漠或残酷的社会时，人类所拥有的那份编织‘卑微梦想与虚构幻象’的能力”。莱特选择为“卑微者”发声，与她的家庭身世、学术背景、政治态度相关。
莱特生于朴茨茅斯的工人家庭，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是家族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人。她虽脱离底层进入了智识阶层，却从未忘记自己的出身。她的外祖母莉莉安·赫弗伦“曾是一位住家女仆”，东家常“待之如尘埃”。莱特第二任丈夫的母亲布里奇特·弗兰纳里也是靠做清洁工养活了一家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仆人》可视为莱特献给祖辈的作品。亲族家世影响之外，此书还见证了莱特本人担负“女仆”职责的经历。她的首任丈夫、历史学家拉斐尔·萨缪尔（1934—1996）罹患癌症后病逝，照顾绝症病人的经历影响了莱特对生命的哲思，使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记哲学”：从现代视角看待主仆关系、灵肉纠缠、人的自主性与依赖性，进而反思上层与底层、强与弱的辩证关系，并通过传记来剖析社会政治性问题。如论者所言，莱特的立场无疑是“具有政治性的”，《仆人》强调了伍尔夫对以仆人为代表的“肉体和物质的蔑视与贬低”，作为反抗，这本传记试图将仆人阶层移出被歧视和遗忘的阴影，使他们获得应有的尊严。
身为博士生的莱特与萨缪尔相恋时，后者已年过半百且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主持“历史工作坊”且负责同名刊物的编辑工作，其研究聚焦英国大众历史、底层文化和共产主义运动，深受英国共产党员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人影响。作为与萨缪尔志同道合的伴侣，莱特也形成了关注以劳工为主体的普通个体生命的“大众史观”，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质疑正统的历史观念和社会等级秩序，擅长将传记写作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萨缪尔去世后，莱特花了很大精力来整理其遗作，2006年出版的《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便是成果之一，而这段时间恰恰是莱特撰写《仆人》之时，二书前后面世，形成了内在呼应。莱特在丈夫遗著序言中写道，萨缪尔反对“绝对权威观念”，其著作多采用“非官方知识”，如党内外各类人士的“自传和回忆录的片段”，意在“从‘下层’的视角来勾画英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为此他常常和曾为共产党员的“母亲与姨妈们展开访谈”，而在莱特的《仆人》中，我们亦不难看到类似的底层立场和反权威意识。
莱特的真正突破在于，相对于汤普森等前辈，她在拓展工人阶级主体方面更进了一步。如评述者所言，汤普森固然在叙述工人阶级形成问题上有很大贡献，但他“忽视了家务服务人员的地位”，而她们的劳作“是工人阶级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莱特的这部作品被视为“一部精彩的修复历史之作”，因为它凸显了家务服务工作的重要，指出服务阶层实际上“居于阶级类别划分的中心”。从这一层意义来看，在2003年于《卫报》发表的名为《仆人形象》的文章中，莱特已在回应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的此类缺憾了。她指出，对仆人的忽视历来是普遍现象，除了上下阶级偏见之外，还包含了性别歧视、社会功能轻视等心理，甚至在文化研究界，“因为具有女性化、室内化和私人化特点，家务服务通常被排除在比较英雄化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叙述中”。也就是说，以女性为主、受困于主家室内的仆人，往往被认为并未参与到社会变革与抗争之中。莱特对仆人大书特书，就是要接续并开拓汤普森的研究，将“非英雄”的仆人纳入到工人阶级问题中来。
霍布斯鲍姆也受到汤普森影响，莱特在基本理念上虽与之同声共气，即特别关注底层人物和劳工，但又呈现出明显差异。其一，霍布斯鲍姆是历史学家而非传记家，他对各类普通人与劳工的研究都是从群体角度出发的，用他的话说，“如果不作为个人，而是从集体上来看，像他们这样的男男女女正是重要的历史角色”；莱特虽然也在一部书中描写了多位仆人，但都有名有姓、个性鲜明，呈现为具体的个人。其二，霍布斯鲍姆研究鞋匠、工人、乡民，除了为表示“尊重”而称之为“非凡”之人外，其实真正看重的还是其“不同寻常”乃至“传奇式”的经历与历史作用。例如《激进的鞋匠》一文研究的就是作为“哲学家”和“政治家”的鞋匠们，“记述鞋匠们作为政治激进主义者的不凡的声誉”，因为“鞋匠作为工人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中不乏“工人诗人”，乃至成为名人的鞋匠政治家。而《仆人》中没有任何仆人有传奇式的经历，她们的生活再简单平常不过，难以进入霍布斯鲍姆的“非凡群体”。2014年，莱特出版了叙述自己家族五代人生平的“家族史”《普通人：追溯我的祖先》，这一有意表示谦逊的书名，可以视为在暗中回应霍布斯鲍姆的“非凡”观念。她还特意警示那些意图通过撰写家族传记、重修家谱以“追溯其家族门第”的人：追溯宗族谱系的人“应当是民主派：他们的祖先更可能是清洁工而非贵族，是劳工而非地主。20世纪初，大约85%的英国人都应当被视为工人阶级。”当然，她也再次致敬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认为自己的研究角度与之类似，是从后代角度对祖先生活的“挽救”，而绝非出于所谓“后代的优越感”，从后人记忆、人格平等的角度看，任何人的生平其实都值得被记述，都自有其历史与人性价值。
《仆人》一书的思想线索和素材早在莱特的学术研究中就有迹可循。莱特与萨缪尔结识、成婚于20世纪80年代，并于1991年出版《永远的英格兰》。《永远的英格兰》聚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处在保守与反抗纠葛中的英国女性文学，结合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和阶级分析，侧重探讨层级反抗、女性诉求。与伍尔夫类似，莱特也捕捉到了这一历史阶段英国人观念的变化，即“强烈的反英雄化情绪”与“反浪漫主义”的兴起，因为她发现大量作品不再聚焦外部世界的动荡征伐，而是转向描绘女公务员、女教师、女医生、女打字员等中下阶层，且偏重“家庭文化”。由此，主仆关系、家务劳动等现实问题便被凸显。莱特的感知尤其体现在对艾维·康普顿-伯内特的研究中，因为艾维精于描写夫妻、男女、主仆、兄妹、父母子女等家庭伦常关系，特别是专制暴君式的“家中恶魔”。一方面，莱特指出，艾维的母亲和她本人都变成了孩子或弟妹的“家庭暴君”，喜欢“自导自演”与“情感讹诈”，乐于“品尝在私人领域的权力感”，作家的生活与作品一起为我们提供了“剖析威权主义家庭的样本”；另一方面，莱特注意到，在艾维家中，“楼上楼下区隔”分明，“艾维就不记得自己曾到过‘楼下’，‘下等’仆人对她而言都是‘卑劣的’”，女仆们都被以同样的名字称呼“以避免麻烦”。出于地位带来的优越感，艾维对人的身体活动十分鄙夷，认为这都是“羞耻、尴尬”的来源，“而唯有家庭教师、仆人或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才会意识到他们的‘肉身功能’”。莱特解析了艾维的《男仆与女仆》这部作品，指出它始终围绕“家庭和家务生活”展开，这部以主仆关系、控制与反抗为中心的作品显然影响了作家后来的创作。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开头引述了伍尔夫在《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对不同时代厨师的对比，这段材料也被《仆人》用来说明主仆、夫妻等关系发生的变化。其实在《永远的英格兰》中，莱特就已征引过这段文字，借以阐述“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或“不同阶级间的‘亲密交往’”。不过莱特还进一步指出，这种变化会令一些思想保守的人“感到困惑和愤怒”，但伍尔夫却感到释然，她希望摆脱仆人而获得自主权，不必再为麻烦不断的奈莉而闹心。莱特认为，“二战”前后，家务劳动已经逐渐落到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及女儿们的身上，主人承担了一度由仆人完成的工作，以此换取家庭中的隐私权和一定的自由。
莱特着意研究身处下层的仆人，显然是想修正和补充传统研究的不足和空白。她意识到，要真正进入复杂多态的历史，不能仅仅盯着名人，“还需破门踏足最普通的人的家庭，了解最不引人注目者的生平”，或者说，站在普通人一边去理解名人与普通人的关系。这也折射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史研究的“大众化、传记化趋向”，以及传记研究内部的“民主转向”。法国历史学家、传记家多斯认为，二战时期社会与思想动荡语境下发生的“现代性断裂”改变了基于出身、显赫经历筛选所谓“不朽者”传主的传统规则，在“平等主义的民主制度”下，旧有的秩序被“归入历史旧物的储藏室”。伊文思则指出，当代图书馆和书店的传记架上，除了传统的“伟人、好人、坏人”外，还出现了大量“在社会上并不显要者或无权无势者”，对普通人的关注表明了“传记文类的民主化”特征。英国学者克林·马修主持编纂的《牛津国民传记辞典》将传记视为“反英雄的……颠覆性的”文类，这一文类不仅大大拓展了传主的范围，也大大强化了传主的母亲、妻子等社会角色，展现了“民主的、性别中立的、种族和文化多样的特征”。与莱特在思想渊源、研究理路上更为接近的是英国史学家琳达·科利，她的民族传记式著作《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特别关注妇女问题、黑人问题、废奴运动，底层色彩和民主意识鲜明，“20世纪60和70年代的一些重要社会史学家，尤其是E.P.汤普森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强烈影响了这部著作的许多部分”。
凭心而论，莱特写作《仆人》未尝没有借助专业研究为祖先正名的隐秘动机，这也体现了当代传记有意避免过于“中立、客观”等姿态的特点。作为出身工人阶级的女作家，莱特对阶级差异一直非常敏感，多年来听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的口音就足以让她畏缩尴尬”，那都是“女雇主和女老板”的声音，也是她在剑桥大学遇到的“不能分辨扫帚的上下两端的女孩的口音”，更令她感到羞耻的是，当那些剑桥人“要搞笑的时候，就会换成工人阶级的口音”。因此，即便是有私心，莱特撰写《仆人》也是为了“归还仆人的尊严以及她们应得的尊重”，借传记之声为弱小生命实现一定的正义。
二、以伍尔夫为切口：剖解“主仆辩证法”
伍尔夫之所以被莱特选为分析主仆关系的切口，盖因其高度的典型性。作为著名女性主义者，伍尔夫不断为女性权益发声。但从伍尔夫的生平来看，她与仆人间的关系充满纠葛。比如，伍尔夫口口声声追求妇女解放，主张女性要拥有自己的屋子、工作和工资，然而她对待自己“既依赖又试图摆脱的”女仆又难免傲慢、冷酷，主仆间经常发生龃龉。莱特因而语带讥讽地说，伍尔夫和她圈子里的人固然是作家、艺术家，“但如果没有仆人提供的所有这些家务服务和辛苦工作，就不会有艺术，不会有写作，也不会有‘布卢姆斯伯里’”。伍尔夫曾在《女性职业》一文中向女性听众发问，如果年收入500英镑且有一间空房，“你们如何装饰它”“将与谁一起分享它”？莱特则就此指出，伍尔夫未问的关键问题应当还有，“谁来打扫它”？莱特清楚，家务作为一种劳动分工不应被漠视、贬低。因此她一方面接续了伍尔夫对女性独立、家务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又在填充后世伍尔夫研究、特别是传记书写中的罅隙，通过将仆人请上“前台”来凸显主仆关系中的纵深向度，激励人们重审“主仆”“灵肉”“贵贱”“上下高低”及“独立与依赖”等问题。
《仆人》一书扉页以蒙田《论经验》中的名言作为题词：“我们坐上世界最高的王座，也要坐在自己的屁股上。”蒙田意在阐明人的肉身性与死生大限，把世人视为本质平等的有死凡人，警醒世人当有自知自明，嘲讽了以出身、地位衡量世人尊卑高下的虚妄性。莱特引用这句话同时呼应了西方文化有关主仆关系的俗谚：“男仆眼中无英雄”“丫鬟目中无女杰”。借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主奴辩证法”，可以更好地理解主仆间相互依存尤其是主人依赖仆人的现象。黑格尔认为，存在着两种形态的“正相反对的意识”，“其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主人对奴隶的支配表现在“主人通过奴隶间接地与物发生关系”，即由奴隶来处理、驯化物的独立性一面，从而让主人享用物的非独立性，“主人把奴隶放在物与他自己之间，这样一来，他就只把他自己与物的非独立性相结合，而予以尽情享受；但是他把对物的独立性一面让给奴隶，让奴隶对物予以加工改造”。不能不承认的是，主人对奴隶的支配背后，同时存在着主人对奴隶的依赖，主人需要承认后者、不能妄加鄙夷，“奴隶的行动也正是主人自己的行动，因为奴隶所做的事，真正讲来，就是主人所做的事”。也就是说，奴隶、仆人不过是主人的工具性延伸和实现方式。就劳动性质而言，奴隶、仆人没有什么好自惭形秽，他们的劳作是社会的结构性存在，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必然方式，甚至因此将主人绑缚在他们提供的服务之上。因而在处理主奴、主仆、灵肉、精英与大众等问题时，要看到他们的相互依存与交融性，“不要造成过分严格的二元对立”，而是应将其“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也就是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具体语境之中，因为他们是相互渗透而“双栖”的。这也是莱特将“主人伍尔夫及其仆人”并置为共同传主的原因。
除了索菲、奈莉、洛蒂三位仆人，莱特在《附录》中还为另外二十位仆人作了小传。虽然资料匮乏，很难完整叙述这些仆人的生平，莱特还是尽力搜求，以对待名人的慎重态度对待他们。厨师索菲·法莱尔在伍尔夫家忠心耿耿地服务50年之久，莱特着意提醒说，索菲和大多数仆人一样“并非生来就是仆人”，为生活所迫才不得不离乡为仆，而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和族人，绝非伍尔夫家的私人财产。女仆洛蒂·霍普则更具个性，她为伍尔夫家服务30载，与农场工人恋爱，经常乘摩托车，喜欢跳舞且衣着鲜亮，“双唇涂着口红，有着优雅的双腿，是个迷人角色”。她因经常发脾气、与主人不和“而被铭记”，最终因与伍尔夫有肢体冲突而被解雇。莱特站在这位女仆的立场上提出“洛蒂有她的故事要讲”，进而追溯了她作为弃儿被收养、在严苛冷漠环境中成长的历程，从而对其个性的形成进行了同情式的合理解释。厨师奈莉与伍尔夫的关系更为复杂微妙。这对主仆在长期生活中不断爆发关于控制与理解的“战争”：伍尔夫时而称她是一个“杂种”，时而又称之为“可怜的、亲爱的奈莉”，态度忽冷忽热；奈莉既依赖女主人，又会在其他仆人面前指控女主人“没有心肝”，她时而威胁要辞职，接着又会撤销辞呈，恳请主人收留。但她与伍尔夫其实相互需要，“就像一对应该但没有离婚的夫妻，被深深地、无望地维系在一起”。
了解英国文化的人都清楚，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追求体面和优越感，中上阶层家庭中的仆人数量庞大，且主仆间身份壁垒森严，生活被严格区隔。仆人要使用专用楼梯，住在地下室或阁楼，过着少为人知的暗影生活，其吃穿用度异于主人，商店里也专门出售小于正常尺寸的“仆人床”。1886年，25岁的索菲开始了在伍尔夫家的女仆生涯，“她的领地就是地下室”。仆人还是小主人逗乐的对象，但等小主人稍长之后，仆人就变成他们眼中的“蠢物”和“被驯服的野兽”。在伍尔夫与友人的言谈与书信中，仆人的“忠诚、服从”常与狗的“动物本性”相类比，《仆人》特别附上了索菲等5位女仆与伍尔夫家的灰色梗犬“沙格”的合照。而另一张被有意上下排列的女主人与女仆照片，更显明了主仆“灵肉式”的差异：上方是伍尔夫母亲的侧面头像，气质高贵优雅，带着忧郁的艺术气息，下方则是女仆索菲手持铁锅的正面半身像，肥胖臃肿，画面极富自然主义色彩。在这种讲究等级秩序的传统中，仆人被约束操控，也基本无法反抗。莱特还指出，依照严格的仆人制度，仆人们要遵守穿戴制服、对主人鞠躬、“双手交叠整齐”等规则，这些强制性身体语言意在“缩减其个性”、强化其“自我抹除”，因为“最好的仆人是一种缺席式存在”。因长期在“不可置信地阴暗”的地下室工作，并居住在“夏天令人窒息的”阁楼上，一位女仆曾向伍尔夫的母亲抱怨“这就像地狱”，却因此而受罚。而健壮的索菲“用一根羽毛就可以把纤柔的女主人击倒”，却不得不对伍尔夫的母亲毕恭毕敬。伍尔夫也曾冷酷地发落同为女性的下层仆人：“我要判处洛蒂和奈莉死刑。”这种主仆关系并非莱特的想象，一份匿名历史文献的作者提供了证词：女仆们出身贫苦，工作繁重而收入微薄，无闲暇学习知识，更不用说“娱乐放松的闲暇了”；她们甚至不能像其他工人那样随便穿衣，且很少和外界交流，“女仆很少结婚，而工厂女工则以结婚为常事”。
莱特认为仆人们远非“没有心灵的肉身”，她们也有“自己的心灵世界”。主人们看似自由、高贵、悠闲，但对仆人的长久依赖已使他们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如同笼中之鸟或温室花朵。莱特曾讥讽地指出，那些雇主一旦缺少了仆人的照料就无能得可笑，如斯特拉奇的三个姐姐在仆人离开时就不得不“让年轻的亲戚来拧开烤炉”，更可笑的是，“这种依赖性一度被视为骄傲之事”。伍尔夫姐妹在父母死后决心自立，摆脱父辈施加于身心的一切形式的拘役，她们大声宣告，“如今我们是自由女性了”，莱特却冷静地评述，“心灵生活的独立无疑需要有人去照料其身体”。莱特还指出，在料理主人的日常起居时，仆人也会“偷听其争吵与做爱声”，洞悉主人身体与心灵的秘密，或者说，“不管仆人如何脆弱，他们都掌握着一种危险的力量”，成为如影随形的“阴影”。她披露了奈莉和洛蒂在1956年接受BBC专访时吐露的秘密：伍尔夫夫妇会轮流洗澡和用早餐，中间仅隔一道帘子，“这一边是面包，那一边在洗浴”。因采访者是伍尔夫老友，这一颇富喜剧性的生活画面在播出时被删除。
由于疾病灾难、革命动荡，中上层家庭也会遭遇“疯癫、死亡和哀悼”等悲剧事件，“生活变得漫无目的、混乱无形”。主人们看似“掌控”了仆人的生活与思想，但无力掌控更复杂、更强力的生命世界。莱特描述了伍尔夫家经历的人生悲剧：伍尔夫的母亲、姐姐和父亲在10年内相继去世，她本人身体状况糟糕，饱受“发烧、头疼、失眠、没有胃口”的折磨，并试图自杀。听闻伍尔夫失踪后，索菲在给瓦妮萨的安慰信中把伍尔夫比作“失踪的羔羊”，除宗教意义外，似乎无意识地回应了伍尔夫将仆人称为“杂种狗”的比拟。伍尔夫在评判一位因遭遇家庭变故而丧失心智的仆人玛丽时，认为这是“仆人歇斯底里症的典型案例”，而莱特随即点明，玛丽的症状与伍尔夫本人的症状其实没有区别，“疯癫的玛丽”与“疯癫的伍尔夫”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而非性质上的”。伍尔夫在撮要介绍几部传记时亦曾提到，一位19世纪的女仆因看透了公爵夫妇的空虚生活本相，将公爵城堡视为“精神病院”：“使女认为，出身高贵是一种天生的精神病，患者只是继承了祖先的痼疾，并且大多数时候在那被委婉地称作英国高贵之家的极为舒适的精神病院里十分淡泊地忍受这些痼疾的折磨。”莱特引用伍尔夫的议论来反观伍尔夫本人和家族的遭际，可谓尖锐辛辣。
1934年，伍尔夫狠心辞退了不甘离去的奈莉，并称自己摆脱了一个“家庭暴君”，大有如释重负之感，此后奈莉完全从伍尔夫笔下消失，“如同被谋杀了一般”。但莱特补充了奈莉此后的经历：她服务的新主人查尔斯·劳顿与艾尔莎·兰彻斯特夫妇都是演员，是极具现代意识的先锋派人物，奈莉在这里的生活反倒更为理想。她有了自己的独立房间，厨房设施更为现代和便利；她在工作之余甚至与宽容的主人一起谈论政治、经济、艺术和公共事务，并被视为“共产主义者”。正如另一位女仆包维利所述，这家主人并不太讲究礼节和规矩，“没有制服帽，无需围裙等，也不用称先生和太太”，仆人相对自由，来客对待她们也如同对待主人一般礼貌。退休之后，奈莉“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她扩建了房子，“增加了浴室和室内卫生间；她还是第一个在20世纪50年代购买了电视的人”，可以说实现了伍尔夫为女性设计的部分理想。
当然，莱特最主要的意图是揭示历史本相与复杂性，而非指责伍尔夫。《仆人》摆脱了刻意“造神”或“揭丑”的传统模式，“这里没有圣徒或烈士，也没有绝对的恶棍或女英雄”。由此我们才能怀着同情之心，细细体察仆人与主人的生命世界，深刻理解“主仆辩证法”。
三、进入“楼梯之下”：仆人传记文化群的生成
莱特有很强的历史敏感性，在撰写《仆人》时，她没有将论题仅局限于伍尔夫与仆人的生活，而是将仆人的遭际置于英国服务业、女性命运的发展语境中，审视其历史和社会意义。她认为“服务业的历史便是英国女性的历史”，不计其数的女性从事的就是家庭服务行业。伦敦一度被称为“仆人之城”，因为在中世纪，仆人人数高达伦敦人口的60%，至18、19世纪也维持在10%左右，但他们的权利很难得到保障，“仆人没有引导者或工会，很难作为一个群体为自身利益发言”。但是，在讲“道德”的维多利亚上层人士看来，从事家务工作能使仆人“在倾力投入的职责中获得自足和自尊”，他们雇佣仆人并非压榨之举，而是出于道义之助，且具有政治意义：“将肮脏的小女孩变成整洁的女仆，是维多利亚人拯救事业的伟大目标之一”，“通过训练未来的仆人，女主人们在使整个国家免于‘暴民’的威胁”，功莫大焉。对此，莱特提醒我们警惕上层人士这种“赤裸裸的种姓感”和恩赐心态。事实上，大多数仆人的工作环境没有那么舒适，主仆关系往往都很紧张，仆人经受责打是家常便饭。在1850年的一篇采访中，梅休就记录了一位沦落为乞丐的无名姑娘的故事，她曾经做过两年半的女仆，其遭遇颇为典型：她工作很努力，女主人对她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进行殴打，有一次眼睛被打伤，三周之后才恢复视力。英语的习语也反映了仆人的真实地位——“‘后部’和‘楼梯之下’都与粪便或性相关联”，而这些贬抑之词被普遍应用于对仆人的描述中，突出了其动物性、肉体性及隐含的羞辱性。
莱特从社会变革、阶层流动的角度，提醒读者留意仆人独立意识的发展及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动。比如仆人们想得到主人和其他行业的工人们所拥有的“个人自由”，希望“作为个体的人被对待”，希望能不穿制服、被称为“太太”或“先生”。当然，仆人权利的实现需要法律与制度变革。随着“不列颠缓慢的民主化进程”，通过工会运动、女性主义活动等，英国女性在1928年获得了投票权，“女仆们可以和女主人一道投票了”。次年工党赢得大选，奈莉对主人伍尔夫说：“我们正在取得胜利。”作为政治力量的“我们”让伍尔夫甚为震惊，在她看来，“被奈莉和洛蒂统治，将是一大灾难”。另一变革发生在1931年，英国的“女工全国大会”提出了关于“家政工人的一项章程”，该章程明确将仆人纳入工人群体，并包含如下诉求：家政女工“应接受必要培训，限定工作时间，明确薪资比率、食宿标准、休假权利等”，而且她们“不是仆人，制服并非必要，确有必要时只能由雇主提供，上面不能有‘屈从的标志’”。1938年，英国“家政工人全国工会”成立，仆人们的诉求得到了一定回应。
二战后，仆人数量在英国大大下降，一是因为战争期间许多仆人改而从事其他工作，如店员、办公室职员、小学老师、工厂工人等；二是1945年英国义务教育法提高了儿童离开学校的年龄，许多孩子进入学校，而受过更多教育的孩子不再从事仆人工作。中上阶层家庭的家政工作依然需要仆佣，这一空缺主要由来自爱尔兰、菲律宾、西班牙、葡萄牙、加勒比海等地的佣人填补。遗憾的是，关于这些当代仆人的生平传记，我们所知甚少，限于论题，莱特也并未再深究。从社会结构看，清洁、餐饮、护理等工作总要有人完成，每个人也都会依赖他人，劳动分工、阶层差异不可避免，关键其实是人们看待服务人群的态度，这也正是《仆人》对当代人的主要启示：“仆人这类形象将我们带入到历史深处，但也存在于我们每个自我之中。”传统仆人消失后，大量家务劳动便由家庭中的女性来承担，但即便在当代，家务也未被视为正式工作。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这一群体的权益通常被忽视，固执的人们甚至对她们的诉求充满偏见，认为“受压迫的女人，应像奴隶那样，感到快乐；于是，这种逻辑就宣扬家庭主妇的不满应归咎于女性解放”。
莱特在《仆人》中表露的历史视野、民主立场同样体现在她为家人写的传记中。前述《普通人：追溯我的祖先》一书是她对家族五代人生平的追溯，传主就是莱特的父母、祖父母等。近年来英国涌现多部以仆人为传主的传记或文化研究著作，呈现了英国传记出版的某种“民主转向”。
最典型的是辛吉斯2015年编辑出版的《仆人的故事》，此书包括21位仆人的故事，材料源自他们的日记、书信、自传、回忆录、口述等。辛吉斯的祖母在20世纪20年代也是一位女仆，此研究亦是作者打捞家族记忆、寻求身份认同之举。辛吉斯主要关注的是阶级冲突、主仆矛盾，他引述1892年的一篇报刊文章说，“女主人痛惜好仆人之难得，而仆人则奋起抗拒女主人的掌控。这两个阶层像对立的军队一样审视着对方”，相互之间敌意横生。仆人在自述中自然也多有抱怨，据身为女仆和厨师的玛丽所述，丢失东西后主人会指责仆人偷窃，仆人因此会被扣减工资或解雇，她还曾被指责没有照顾好主人的动物，导致小狗丢失、金鱼出缸等。对女仆而言，还存在“被主人、访客或其他家庭成员性剥削的风险”。一位颇有思想的男仆泰勒在1837年的日记中则记录了自己对命运的思考及对自由的向往：“一位绅士的仆人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这鸟住得好、被喂养得好，但是被剥夺了自由，而自由可是英国人最喜爱的甜美目标啊……我宁愿像麻雀或云雀，缺住少吃但有更多自由。”《仆人的故事》还收录了一位名叫班克斯的美国记者对仆人职业的亲身体验式调查。1893年左右，班克斯在伦敦体验女工生活，做过洗衣女工、清道夫、卖花姑娘与家庭女仆，著有《猎奇运动：一位美国女孩在伦敦的新闻报道式冒险》。她的历险目的明确，“即希望能搞清楚为何家务服务工作‘被如此轻侮地对待’”。根据她的记录，女仆的工作繁忙无比，早上6点起床后几乎没有闲暇。由于早餐过简且规定太严苛，班克斯向女主人提出不满，结果被解雇，她联系《雾都孤儿》中的遭遇说，我被解雇是因为也“像奥利弗·退思特一样，敢斗胆‘要求更多’”。因为运用了仆人自述这类文献，《仆人的故事》更能原汁原味地呈现仆人的经历与心理。
更普遍的现象是当代传记家在传记中顺带提及仆人。比如，哈佛大学教授达姆罗施在叙述约翰生交友圈时，特意插入了一段评述，指出约翰生的好友斯雷尔夫妇一家“有20名仆人”，但遗憾的是，“虽然仆人的角色至关重要，但我们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不过，达姆罗施也提醒说，有英国“绘画之父”之称的世情画家霍加斯“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六仆人画像，那是霍加斯为自家雇员所描绘的画作”，此画“笔法冷静低调”，甚至“没有哪位国王能指望他的肖像画家将这种同情心与真实性结合起来”。从这些细节看，达姆罗施的这部传记也颇具底层意识，形成了与莱特《仆人》一书的共鸣。总体观之，这些传记关于仆人的记述虽简略，但仆人形象已进入传记家的意识之中，并弥散于传作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把莱特等人的显性、聚焦式仆人传记与关于仆人的大量零散记述一起称为“仆人传记文化群”。在该作品群体中，仆人固然是弱势群体，但对仆人的规模研究与既往的名人传记作品形成对话、接力，这类长期被遮蔽的历史主体便可能从阴影中浮现出来。
结语
英国权贵与中上层人士对待仆人是轻慢、歧视的。据称笛福曾说：“不守规矩的仆人就像魔法学徒，他不仅会把厨房，而且会把整个社会秩序搅得无法无天。”鉴于仆人的不安分，1842年出版的《英国管家》建议主人“锁上厨房的钟且保管好钥匙，以防厨师用扫帚动手脚以遂其所愿”。诗人丁尼生亦愤然写道：“我只雇了一个男仆与一个女佣，他们都长于诽谤和偷窃。”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畅销书《比顿夫人家务管理手册》开篇，比顿夫人就称主人们都在感叹“好仆人这一种族已经消亡”。希伯特在追溯伦敦文化史时也特意指出，在英王亨利八世的圣詹姆斯宫，仆从举止甚为放肆，“进入国王的房间前在挂毯上擦拭他们油腻的双手，并将脏盘子放在已经整理好的床铺上”。
现代传记的奠基人约翰生博士虽曾呼吁，出身寒微者未必没有高贵德性，凡俗个人的生平也值得记述，可惜在他撰写的52篇《诗人传》中也没有将笔墨匀给底层的仆人。纪实记者梅休非常关注底层大众的生存境况，但在他的系列报道中，仆人主要也只是作为一种职业和统计数据而非传记对象出现的。比顿夫人虽认为主仆相互依存，特别是应当把仆人“当作理性生物来对待，当谅解她们人性的缺陷”，但其著作主要介绍管家、侍从、门房等仆人的职责与工作方式，只考虑雇主的需求。对此，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曾以作者身份插入一番议论：“然而谁愿为仆人立传？他们结婚，生育，死掉，无非以他们那类人单调乏味的模式。”
由此观之，莱特为仆人立传，展现了当代传记的突破与创新，可以算是对伍尔夫这位现代传记家的挑战，这种挑战彰显了当代传记的开放视野或使命意识。如莱特在新著《历史之内：从流行小说到生命写作》中所言，人们通常注重传记的“榜样”与“典范”功能，但是，“发现我们的偶像有一双泥足，会使他们更有魅力，而非相反”，因为这会把传主还原为最本真的人，使人生及社会关系的复杂样貌，符合人性的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