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文学史家挚虞
现在通行的文学史就其外观形式如章节安排等等而言，是近现代从国外引进的，其实中国古代也自有本土的文学史论著，这里注意的是文学变迁、作家生平著作及其评价等等，一般不十分讲究全面系统。从事这方面著述最早的名家，是西晋大学者挚虞（字仲洽，？ ～311）。
刘师培先生在《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中早就指出：“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代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可惜这一重要的结论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挚虞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早年师事著名学者皇甫谧，知识非常渊博，后来担任过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监、卫尉卿等官职。他也曾写过若干诗歌赋颂，价值不算很高，他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文章志》和《文章流别集》两大论著，不仅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最早的文学史著作。
《文章志》原有四卷，主要的内容是记载作家生平。挚虞一向注意记录历史人物，撰有《族姓昭穆》十卷进呈，可惜完全亡佚了；《文章志》也基本亡佚，仅存他书引用的一点零星，今有鲁迅辑本。
《文章志》记叙作家，很注意记录各家传世作品的数量，如《后汉书·桓荣传》注引的一条云：“桓麟文见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诔七首，七说一首，与沛国郭府君书一首”，又如《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关于周不疑的一条云：“不疑死时年十七，著文论六篇。”如此等等。由于中古时代的目录专书均已亡佚，《文章志》的记载便显得十分可贵。即如曾经被曹植批评过的刘季绪（修），从《文章志》中可以得知他“著诗赋颂六篇”，自己写得少而不精，却喜欢批评别人，于是就遭到了曹植的批评。挚虞的工作既是一种创新，也显得很有力度，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
鲁迅辑本《文章志》得遗文十二则，涉及的作家有刘修、王粲、阮瑀、缪袭、崔烈、桓麟、周不疑、应璩、徐幹、繁钦、陈琳以及《出师颂》（其作者为史岑）。他的辑本在一束被称为《众家文章记录》的手稿之中，现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二函第四册，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三卷。（参见顾农《中古文学的两部重要史料——鲁迅辑本〈众家文章记录〉与〈文士传〉》，《上海鲁迅研究》第12辑，2001年）
《文章流别集》是按文体分类的作品选，相对于“别集”（单个作家的文集）而言，这是“总集”；又附以评论。此书原有三十卷，后来选文全部亡佚，仅存部分评论，被称为《文章流别论》。《晋书》本传云：“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著录《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史部簿录类另有《文章志》四卷。这里《文章流别集》多出十一卷，当是后人有所续补；或又将原先附见于《流别集》中论的部分抽取出来，与《文章志》合编为《文章流别志论》；而《文章志》仍然有单行者。
所谓“总集”就是一种选集，在作家别集的基础上产生的。编订别集的风气起于建安，建安文坛领袖曹丕曾花不少精力物力为“七子”编订文集（详见《文选》卷四十二《与吴质书》）；为自己编集的先驱是曹植，其手订之集称为《前录》，收录了七十八篇辞赋。曹植死后，他的侄儿魏明帝曹睿于景初（237～239）中下诏云：“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这里特别提到“前后”，则曹植本人未及编定的后期作品，也已由官方给编定了，但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这里删掉不少作品（例如《七步诗》等等），一共只有百余篇，显然少了一点。
要之，无论由人由己，由公由私，编文集的风气从曹氏弟兄父子叔侄起，已有所开始，这是文学创作繁荣，“文章”观念形成之后的新气象。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云：“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自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相如词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迄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这一番话极有见识。需要补充的是，从曹植以及“七子”的情形看，这时已经有编成的文集了，有这种机会的人当然是很少数。所以章学诚下面这几句话就不算很准确了：“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於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应当说是作家个人的别集先于总集出现，而《文章流别集》的问世，又促进了后来者为前人和自己编订别集。
建安以来文学作品多了，别集多了，读起来就有困难，读者需要收纳精华的选本，这样就必然呼唤总集的出现。《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以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作品日繁，览者劳倦，于是挚虞编撰的《文章流别集》应运而生。挚虞当过秘书监，他不仅有创新精神，也有条件利用西晋皇家收藏的典藏，又参考了某些私人藏书，成了开风气的选家。
在中国古代，选家往往也就是批评家。鲁迅先生说得好：“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集外集·选本》，《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选本能够比理论批评专著更有读者，更有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孔夫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者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选本之厉害，也正是这个道理。从事作品选现在依然仍是文学史家常常要做的工作。
《文章志》以人为纲，《文章流别集》则以作品和文体为纲，二者聚焦的中心皆在“文章”即文学作品。挚虞写道：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艺文类聚》卷五十六）
他提到的文体，有诗、颂、铭、诔、辞、箴、赋、七、碑、图谶、哀策、对问等等，魏晋时代“文章”的概念，至少包括这些在内。
挚虞辨析文体往往联系所选之文来讨论问题，并注意从历史的变迁中分析有关文体的初原状态、古今之变与假借名义似是而非等等复杂的情形，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讲有关文体的规范就显得有依据有深度，例如：
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声，或以颂形，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
诗颂箴铭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诔无定制，故作者多异焉。见于典籍者，《左传》有鲁哀公为孔子诔。
哀辞者，诔之流也。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与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刘桢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
既注意追溯起源，又重视近人名作，态度相当公允。
《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始，后来萧统编《文选》就是采用他按文体编选作品的办法；其中评论的部分即所谓《文章流别志》者则是关于文体研究的重要成果，为后来刘勰的“论文叙笔”（《文心雕龙·序志》）导夫先路。
文学史家挚虞值得引起人们进一步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