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沈从文和施蛰存的交往始于1928年，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大家有着近六十年的交往史，形成了深厚友谊，彼此相知颇深。2022年7月，北京孔网艺拍联盟举办了现当代文学家沈从文、张中行、孙犁等名家信札拍卖专场，其中有1980年7月19日沈从文致施蛰存毛笔信札一封。该信是一封未收入《沈从文全集·书信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沈从文全集·补遗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的散佚书信。文字虽短，但内容丰富、包罗颇广，暗含了沈从文当时的个人际遇及颇为复杂的人生感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6期发表的《1980年沈从文致施蛰存的两封佚信考释》一文，涉及对该信的分析，然而其中仍有一些内容和相关史实尚未得到深入探究，有待继续阐释和挖掘。因此，本文结合《沈从文年谱》、《沈从文全集·附卷》中的《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著作中文总书目》等相关史料，对这封佚信做了进一步的钩沉。笔者根据拍卖时展示的信札手稿画面，并参考《1980年沈从文致施蛰存的两封佚信考释》，整理照录如下：

“蛰存兄：今天中午，院中文学所有人询问兄住处，弟曾告以在师大。（因随后才从尊信中得知系师大招待所430室。）不知是否系唐弢相询。此间必俟一星期一始有人来弟处，只能到时再详告彼等。

离京前，如尚抽得出空过东城，盼尚能一晤，便中再吃一顿稀饭，喝杯苦茶。来信所告，必当深深记住。因近卅年来，即或近于“不预世事”，仍难免一再受“现代中山狼”袭击，未成大灾，即正由不预世事纠纷。惟“人心不古”，终不免有防不胜防感也。好在七月一过，即将与兆和至一外人不易到禁地，约有一月时间，整理旧作，估计当可避去暑假期中“不速之客”猝然来访，致不易招架也。

边城附于兄所拟编丛刊中无妨，但不拟另加说明。（事实上只能起点缀作用！）。且专刊本势不易办到。因：一、在香港印行之多卷本，已收入付印。二、人民文学出版社数年前即拟印之五卷本选集，已收入此小文。三、湘中新形成之家乡感悟，亦拟将弟作品中涉及湘西部分印二选集，拟目中亦有此书。

又上次闻兄道及丛刊中已有丁玲大作一种，弟意思凡事让她一着为合理。既不和她多是非，也不必和她在一种丛刊中同时和读者相见。（此丛刊）最好是我不参加，希望你能见谅。感甚幸甚。并庆佳好。”

弟从文七月十九日

兆和附笔

据信封上的邮戳可知，这封信的付邮时间为1980年7月20日。从信札内容看，主要包括邀请好友施蛰存来家做客、自己的境遇及处世态度、计划出版的各种作品集情况、与丁玲的恩怨等。

一、沈从文和施蛰存的最后一次见面

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1981年部分有一条记载：“7月，施蛰存带研究生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时，到沈从文家拜访。这是他们1963年见面后十八年来第一次见面。”据学者汪成法考订，这一条记载依据的应是1988年施蛰存写的悼念文章《滇云浦雨话从文》中的回忆。汪成法结合《施蛰存日记》（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施蛰存1981年2月所写的《重印〈边城〉题记》一文的相关信息，认为施蛰存的回忆有误，这次见面时间应为1980年，而非1981年。汪成法还根据施蛰存拜访茅盾的时间进行了史料互证，进一步验证了自己的观点。

从这封书信可以感受到年近80的沈从文渴盼与老友相见的迫切心情。信中沈从文亲切地称施蛰存为“蛰存兄”，表达了对友人的尊重。“来信所告，必当深深记住”，虽信中未提及所告何事，但结合后文内容，应为谨言慎行之类处事哲学。“必当深深记住”充分展现了殷切的叮咛嘱咐，以及彼此之间真挚的关怀与情谊。

“离京前，如尚抽得出空过东城，盼尚能一晤，便中再吃一顿稀饭，喝杯苦茶。”沈从文希望在施蛰存离京前能抽空见上一面，请他“吃一顿稀饭、喝杯苦茶”，这种日常化的叙述语言凸显了两人之间的亲密和随意关系。信中所说“苦茶”即产于湖南武陵山区的“古丈毛尖”，沈从文一向自奉甚俭，亲友送的土特产大都留着待客。写于4天之前致友人程应镠的信中也提及“苦茶”：“流金兄：你托人送来的奶制品早收到，至今还留着专为款待特别客人，才装点出来，配上朋友从湘西古丈捎来的苦茶，都觉得很好！”。可见，准备款待施蛰存的苦茶应是该信中所说的朋友从湘西古丈捎来的家乡特产。两位老友经年未见，又都在“文革”中命运多舛，相见时自然悲欣交集。沈从文、张兆和热情接待了施蛰存。施蛰存在散文《滇云浦雨话从文》中曾追忆这次见面的情形：“时已傍晚，……我想走了，从文和他夫人却坚邀我吃了晚饭走。”这是沈从文和施蛰存的最后一次会晤。

二、谈论近期出版计划

首先谈到了“边城附于兄所拟编丛刊中”，该丛刊指的是1980年初江西人民出版社委托施蛰存组稿编印的《百花洲文库》丛书，“打算重印一些三十年代文学作品，由于这些书久已绝版，非但爱好文学者无从得读，就是从事新文学史研究的工作者也不易获得这些史料，因而这个计划是极有意义的”。在这些重版的新文学文献中，施蛰存特意为沈从文的《边城》、俞平伯的《杂拌儿》、王鲁彦的《黄金》写了“重印题记”。一向自谦的沈从文声明自己的选文至多在施蛰存编的丛书中起“点缀作用”。

除了《百花洲文库》丛书拟收录《边城》，沈从文在信中还逐一谈到了《边城》的其它收录情况，兼及自己近期的出版计划，显示出他对施蛰存的信任，也为我们了解沈从文作品在当时的出版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沈从文在信中将近期拟出版的各种作品选的情况给老友做了简要介绍，包括：

（一）“在香港印行之多卷本，已收入付印。”1979年春，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拟出版沈从文的选集。“因自存著作样书被查抄后大部没有退还，这年，龙良臣等不相识的朋友从香港先后为他寄来24本旧作集子，表弟黄村生也寄来20种香港翻印的书，供他编选。”香港新亚书店经理苏赓哲是旧书业资深经营者，也“把自己收藏的1943年桂林开明书店出版的《阿金》和《边城》两本作品集寄给沈从文”。1980年12月，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从文散文选》。书名为“散文选”，其实内容是散文和小说合集，收入篇目包括：《题记》《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书中在《劫余残稿》总题下，编入30年前由巴金代为保存、“文革”中被抄去后又发还的一组未写出后续篇章的小说3篇——《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

（二）“人民文学出版社数年前即拟印之五卷本选集，已收入此小文。”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凌宇编选的《沈从文小说选》及《沈从文散文选》，共三卷，而非信中所说五卷本选集。这套作品选集是对沈从文创作成果的一次重要集结与展示。信中这短短一句话提供了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信息：一是选集的出版单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二是“数年前”即有出版计划这个时间细节。众所周知，作为一流权威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致力于出版古今中外经典作品，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时代的阅读潮流，在广大读者中享有良好口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界率先实行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系列举措，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重现了一批长期被极左思潮遮蔽的现代文学名作的风采。沈从文作品选位列其中，释放了学术界对沈从文评价问题发生变化的重要信号。

文集的编者凌宇是国内最早对沈从文作品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当时刚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吴正锋在一次访谈中高度评价了凌宇在沈从文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称其“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将沈从文当作‘反动作家’的历史偏见，论证其创作的进步性与积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是从沈从文的作品出发，还原沈从文创作本来的历史面貌”。在访谈中，凌宇也坦言，“研究沈从文，在当时具有一定的风险，……我之所能坚持沈从文研究，主要得益于当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委任凌宇编选自己的作品集，也体现了沈从文对这位青年学者的高度信任。凌宇不为当时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所左右，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和阅读感知，所选作品不仅反映了不同时期沈从文小说创作脉络，还兼顾了艺术性和思想性。选集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能够较为系统地了解沈从文的创作历程和多样化的风格。这套选集后被列入“大学生必读书目”。

（三）“湘中新形成之家乡感悟，亦拟将弟作品中涉及湘西部分印二选集，拟目中亦有此书。”指的是1981年底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散文选》《沈从文小说选》。作品选《后记》中写到：“当代老作家沈从文先生写了许多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和散文。这些作品驰誉中外，放射出不灭的艺术光辉。我们选取了其中重要的部分，分小说、散文两集出版。”沈从文不但厘定了作品选篇目，还撰写了内涵丰富的《题记》，谈及他看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寄来的待出版作品集的草目，有恍如隔世的无限感慨，“实在不知从何说起。因为这些作品，绝大部分产生于四五十年前；而我和文学方面隔绝，也已经三十多年了”。沈从文以一贯的谦逊态度面对读者和研究者对其作品的再度关注，同时，他将对于创作出更多优秀文学作品的热切期望，深情地寄托于新时代的青年作家们身上。

在同期给其他友人的信中，沈从文也多次提到了这些出版计划及进展情况。1979年9月14日致信赵家璧：“文学出版社让我自己再选编两册短文小说和散文，手边仅有几本旧书已散失罄尽，却还得从香港方面想办法。因此始终无从着手。”10月9日，赵家璧复信，鼓励沈从文尽快着手，并愿提供《从文小说习作选》《记丁玲》等相关资料，希望他快快把《选集》编出来。1980年1月26日沈从文致信程应镠：“日来正在编选两套选集，一为由香港付印，一为北京印行。内容或相差不多。各书已烧去及卅年，国内大图书馆亦少有廿本以上的。幸亏香港一亲戚，为搜罗十八册盗印本，九龙一陌生人为寄了廿二本，……选本多依据这四十个本子，拟分别内容，作为三本付印。”1980年2月致信施蛰存：“属于写湘西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正拟集印。又京中文学出版社也在选集中，而香港也正式重印一组。”1980年2月28日致信巴金，谈到校对拟印选集有几种书找不到，托巴金代为设法，并倾诉“这次选印一回，我这份工作，大致就算最后一次，告了个结束，不可能再印什么了”。字里行间满含伤感和酸楚。1980年3月29日致信钟开莱：“最近正编印了两份作品，一由香港付印，可能集印四本，如九月里能印出就好；一由北京付印，或可印五集。”1980年4月6日致信王渝：“最近拟印两份选集，每份约四五册，一由香港付印，已交出一卷。第一册内计三种：包括《湘行散记》、《湘西》、《自传》、及其他一故事。据说是‘至迟两个月必可印出。’（如能这样，今年或可望全部印出。）另一份由北京付印，可能会慢一点。”

仅从这些计划出版选集的种类和数量来说，“沈从文热”已初显。1979年受邀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可以视为沈从文“回归”文坛的标志。1980年编印出版的沈从文作品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史料丛书”《从文自传》（黄永玉插图）、香港汇通书店出版的《边城》、《花城》文艺丛刊第5集编辑的“沈从文专辑”等等。此外，沈从文1980年全年在报刊上发表14篇作品，为改业以来发表作品最多的一年。

三、与丁玲的恩怨纠葛

信末一段文字内容颇为芜杂，“又上次闻兄道及丛刊中已有丁玲大作一种，弟意思凡事让她一着为合理。既不和她多是非，也不必和她在一种丛刊中同时和读者相见”。“闻兄道及丛刊”指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委托施蛰存代为编选的“百花洲文库”。沈从文以鲜有的坚决态度表达了不愿与丁玲“在一种丛刊中同时和读者相见”。寥寥数语中夹杂着复杂的情绪。

归其缘由，1980年发生了一件让沈从文始料不及的事。是年3月，《诗刊》第3期发表了丁玲的《也频与革命》一文，该文对沈从文进行了严厉指责，称1934年在上海出版的《记丁玲》“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批评沈从文在书中“信笔编撰”“胡言乱语”。丁玲甚至用了“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等极其伤人的字眼。这篇文章发表后，等于公开宣告了她与沈从文旧日友谊的破裂。 由此观之，沈从文此番拒绝与丁玲作品同刊的举动，实则是其在经历旧谊破裂风波后，内心余波未平、情绪难抑之下，所呈现出的一种本能自我保护与情感回避反应。

此前，虽建国后两人交往不多，但沈从文一直将丁玲视为重要的朋友。丁玲的反戈一击让沈从文异常震惊。3月末，还未读到丁玲原文的沈从文致信施蛰存：“近闻丁玲在好几种刊物上，大骂我四十年前文章对彼与也频有亵渎处，尚未得详内容，据闻重在澄清。似意外，亦意中。廿年委屈，出于何人？明明白白，实在眼前，竟视若无睹。而四十年前为之奔走，不顾危难，知其事如兄等还活着的人并不少”。 不久，沈从文收到翻译家赵瑞蕻寄来的《诗刊》，“寄信和学报、《诗刊》均收到，十分感谢”。沈从文读了丁玲原作后，他为曾同过患难的朋友如此攻击自己感到非常气愤。

同年在给朋友熟人的信中，沈从文多次谈了自己对丁玲文章及丁玲的看法。4月6日致信凌宇：“我不会和她争是非，只是如何为帮她忙，为她辩护，她自己还不知道，反而责备我，却在《诗刊》上说这说那。说我是胆小鬼怕死，大致把什么人送她孩子回去事，全忘了。怎么会让‘市侩’冒这种险？人太聪敏了，引例也令人难解。”4月7日致信徐盈：“我是永远不会和她争辩是非的。……说我是‘怕死胆小鬼’‘市侩’，大致把为胡奔走而失业，和送孩子回去冒的是什么险，全忘了。她可以忘掉，别的熟知其事的人，也能忘掉？”认为丁玲将其文章断章取义。7月16致信程应镠，嘲讽丁玲一文为“惊人之笔，……真如鲁迅说的‘不意熟人从背后来一刀’”建议程应镠可将近来从不同角度写他的几篇文章（即《花城》第5期刊发的朱光潜的《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黄苗子的《生命之火长明》三篇，《湘江文艺》刊登的一篇龙海清的访问记等）一起读读，与丁玲的文章做一比较。沈从文认为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写得“极有分量、有分寸、有感触”。这些好友的文章对彼时的沈从文来说是莫大的精神慰藉，让他在面对外界误解与纷扰时，仍能感受到来自真挚情谊的温暖与支持。

此事对已78岁高龄的沈从文的精神打击极大，令他难以释怀。沈从文的愤慨不难理解。1931年2月，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带着幼子一度搬到沈从文住处藏身。沈从文在1931年写的传记《记胡也频》中表达了对故人的无限怀念与怜惜。3月21日，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离开上海回湖南老家。4月10日才由常德返回上海，他因此错过武汉大学上课日期，只得放弃武汉大学的教职。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传闻遇害。沈从文先后发表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消息”》，对国民党逮捕丁玲的行为公开表示抗议，并未顾及个人安危。1933年6月至12月间，为纪念丁玲，沈从文撰写了长篇传记文学《记丁玲女士》，分二十一节连载于1933年7月24日-12月18日的《国民周报》第29-50期，连载时文字已被大量删减。这些删减原稿举动无疑凸显了沈从文笔下对当局的抨击之尖锐与深刻。

因文章深受读者欢迎，著名编辑赵家璧表示愿以高价买这部书稿，出版单行本。1934年良友图书公司将书稿更名为《记丁玲》出版发行。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篇传记文学作品，沈从文还在1933年9月23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记丁玲女士”跋》，他在文中称赞丁玲是“爽直”“勇敢”“活泼”“热情”的女作家，能坚毅沉着地直面各种不幸遭遇。继而提醒读者思考：一个国内知名的作家可以凭空失踪，这起悲剧事件谁应负责？人权尊严和法律尊严何在？沈从文激愤地控诉了国民党当局对进步作家的残酷迫害：“读者们，一个稍有生气的作家，在商人与政府两方面的摧残中，他们不是饿死便是杀死，这些现象在中国的今日是很平常自然的。”让读者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怎样的黑暗势力笼罩的国家，以及看清推诿责任的政府的真面目。继而号召读者们不能“震于威势低首暴力对这件事不闻不问”，“必须像一个人那么活下去，决不像一个不刻记号的奴隶那么活下去”。文末还重抄了一段写于1931年的传记《记胡也频》中的文字：“这个人假若是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个活人”，借此表达了对丁玲精神的极高赞誉。沈从文意图通过在作品中展现对正义与尊严的坚守，使革命烈士的精神得以赓续与弘扬，激励着后人不断追寻光明与真理。

沈从文在撰文为丁玲鸣不平的同时，也很关心读者的阅读情况。1933 年《国闻周报》第32期连载的《记丁玲女士（四）》文后，还紧接着刊发了编者的《关于“记丁玲女士”》一文，文中摘录了沈从文致函编辑的部分内容：一是指出了《记丁玲女士》的多元文体风格，二是强调了文中人物事件素材的真实性，作家作品与革命的种种因缘关系等。以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博取更多人对女作家丁玲的关注和同情。

其实，早在1931年沈从文撰写连载于上海《时报》的《记胡也频》时，就展示了这种不畏强权的勇气和胆识。《记胡也频》原作及篇末《从文附志》中，有关胡也频被捕、被杀害的部分，在发表时被当局删除。沈从文不顾个人安危，为胡也频、丁玲仗义执言，讲述他们的英勇事迹，披露了他们的悲惨境遇，彰显了一位有良知的作家的勇敢与担当。今天重新阅读这些文字，我们依旧为沈从文当年发表这些文章的勇气而深深感叹，令人心生敬意。沈从文绝非丁玲笔下“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邵燕祥作为《诗刊》主编，曾为发表丁玲这一文章而来信向沈从文致歉。他在沈从文逝世后还写了《负疚的怀念》一文，回忆了发表丁玲文章的经过，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之情。1980年7月，沈从文在复邵燕祥的信中，再次谈到了自己与丁玲的恩怨：“上次你来信，提及丁玲在《诗刊》上胡骂我的文章，感情上总像过意不去。依照近卅年社会习惯，有‘权力’即有‘道理’，我得承认现实，不会和她一般见识，争什么是非，更不会对你有什么意见的……不必为此放在心上，感觉什么不安！”充分显示了沈从文的宽厚大度。李辉曾撰文对沈从文和丁玲的交往经历和产生的矛盾作了全面分析，认为“他们的恩怨沧桑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人格的复杂，反映这一代人的心境历程”。该文的深刻剖析进一步揭示了这段历史背后所承载的更广泛的时代印记与知识分子命运的沧桑变迁。

作为挚友，施蛰存尊重沈从文的意见，将沈从文小说《边城》与丁玲作品在分组和出版时间上都间隔开。《边城》重校本编入1981年11月出版的“百花洲文库”第一辑。丁玲的小说《夜会》则编入1983年8月出版的“百花洲文库”第三辑。充分显示了施蛰存与沈从文的深厚友情和他对《边城》的重视程度。

四、对“沈从文热”的不安及处世态度

虽然写此信时沈从文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他仍然保持着极其谨慎和低调的态度。在书信第二段沈从文谈到自己的处世哲学和原因，用“人心不古”表达了对周围人事的担忧和无奈。同时，沈从文提到8月份即将与妻子前往一个“外人不易到禁地，约有一月时间，整理旧作”，以避免暑假期间“不速之客”的打扰。这表明沈从文在晚年更加专注于编写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系列著作，以及自己的文学旧作的整理工作，希望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中完成这些工作计划。《沈从文年谱》中没有8月份沈从文出京的相关记述。丛新强、韩金男结合沈从文致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友钟开莱、以及马逢华的两封书信内容，推测“佚信一中的‘禁地’应该是敦煌”。实际上，无论沈从文在信中所提及的“禁地”具体所指何处，都深刻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对于远离世俗纷扰、静心钻研学问以及系统整理过往作品的殷切期盼。

对80年代初国内外出现的“沈从文热”，沈从文是忐忑不安的。虽然对现代文学史上对他的不公允评价颇有不满，但他不希望青年学者们研读他的作品。因为他既担心会影响以自己为研究对象的青年学者的发展，也担心会无形中树敌，使自己的境遇更为艰难。因此对要研究他作品的文学工作者大都进行了劝阻。1979年9月致信荒芜，希望不要在《华侨日报》上发表以《赠沈从文同志》为总题的五首诗，“盛意可感。但弟以为不发表好些。因为事实上我可以说是个相当庸俗的平常人……一切赞许，不免转成一种不祥的负担……能不发表，或可免招摇批评”。

1980年2月致信施蛰存：“人快八十岁了，过去半世纪即从不与人争是非得失，遵照老子‘为而不有’的教训，像是早被少壮有为的大踏步，从我肩上跨过去，甚至对于几个‘现代中山狼’也毫不存芥蒂。”有意思的是，沈从文在7月份给施蛰存的这封信中又再次重提要提防“现代中山狼”们。谨慎起见，他从未提名道姓。1980年3月致信马逢华：“虚名过实，易致不祥，不免常怀履冰之戒。年来只希望能达到一个‘合格公民’，少招意外灾殃。”1980年4月致信凌宇：“近一期《湘江文艺》载有龙海清同志一文，我们读来都觉得笔下极有分寸，实事求是。我极担心处，是过于誉美，易增物忌。虚名过实，必致灾星。因此卅年来，从不与人争名位，凡事‘避贤让路’，只在博物馆打打杂，服服务而已。”多次声明自己所以及早改业，即为了免做“绊脚石”的意思。遭遇丁玲攻击后，多年来如履薄冰的沈从文更加谨言慎行，他在各种场合或书信中有意贬低自己的旧作，也对外界重新评价其文学史地位心存惶恐。沈从文这种在盛誉面前所展现出的清醒认知与审慎态度，既彰显出其谦逊内敛的品格特质，更从侧面凸显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在复杂境遇中所持有的独特心境与生存策略。

综上，这封沈从文致施蛰存的书信，为我们提供了两位文学大师在晚年时期交往的珍贵史料。通过对这封散佚书信的分析解读，得以一窥沈从文在1980年前后的生活、工作与思想状态的的真实面貌。深入挖掘这封书信所蕴含的深层内涵，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沈从文的个体生命轨迹，还可以还原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文化语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0世纪文学和文化视野中的沈从文书信研究”（项目批准号：16CZWJ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丛新强、韩金男：《1980年沈从文致施蛰存的两封佚信考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6期。

2.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2页。

3.汪成法：《十八年间两面缘——沈从文与施蛰存最后两次会见时间考辨》，《一声短叹》，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4.在《1980年沈从文致施蛰存的两封佚信考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6期）一文中，录入为“黄茶”，有误，应为“苦茶”。

5.沈从文：《19800716致程应镠》，《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6.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

7.宫立：《樓適夷書劄釋讀》，《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8.沈从文：《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9.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3页。

10.吴正锋：《学术赓续与文化传承——凌宇先生访谈录》，《南方文坛》2018年第5期。

11.吴正锋：《学术赓续与文化传承——凌宇先生访谈录》，《南方文坛》2018年第5期。

12.沈从文：《后记》，《沈从文散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8页。

13.沈从文：《题记》，《沈从文散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14.沈从文：《19790914复赵家璧》，《沈从文全集》补遗卷4，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88页。

15.沈从文：《19800126复程应镠》，《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16.沈从文：《198002中旬复施蛰存》，《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17.沈从文：《19800228（1）致巴金》，《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18.沈从文：《19800329致钟开莱》，《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19.沈从文：《19800406（1）复王渝》，《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20.丁玲：《也频与革命》，《诗刊》1980年第3期。

21.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5页。

22.沈从文：《198003月末致施蛰存》，《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23.沈从文：《19800401（2）复赵瑞蕻》，《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24.沈从文：《19800406（2）复凌宇》，《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25.沈从文：《19800407致徐盈》，《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26.沈从文：《19800716致程应镠》，《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27.沈从文：《记丁玲女士”跋》，《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28.沈从文：《记丁玲女士”跋》，《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29.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1页。

30.沈从文：《198007复邵燕祥》，《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31.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6页。

32.丛新强、韩金男：《1980年沈从文致施蛰存的两封佚信考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6期。

33.沈从文：《19790919复荒芜》，《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34.沈从文：《198002中旬复施蛰存》，《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35.沈从文：《19800313复马逢华》，《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36.沈从文：《19800406复凌宇》，《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