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同礼与胡适的学林交谊
在中国20世纪新文化史上，北平（今北京）图书馆馆长、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字守和）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等职的胡适是两位绕不开的人物。袁同礼在图书馆学、古籍整理出版等领域锐意进取，成就卓著。胡适更是新文化运动先锋之一。1916年夏，与傅斯年、沈雁冰同窗的袁同礼从北京大学预科第一部（文科）英文甲班毕业，时年21岁。1917年，胡适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随即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年仅26岁。两位年轻人很快就有了交集，并且从此在风云激荡的岁月里携手并进，留下诸多学林佳话。
一、北平图书馆精诚合作的同事情谊
袁同礼毕业后，受聘为清华学校“英文兼图书助理”，不久又负责该校图书室事务。他接待过前来参观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1919年3月，清华学校筹备成立“白话文学研究会”之际，胡适函复袁同礼，表示自己获悉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那时我若有工夫，一定来加入讨论”。4月26日，胡适又应邀在清华学校发表名为《白话文学何以必须研究》的讲演，同时担任该校国语演说比赛裁判员之一。
受20世纪初留学潮的影响，1920年，袁同礼以本科四年级学生身份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插班学习，由此成为胡适的校友。当年9月11日，他向胡适报告了行程：“今日安抵檀香山，毫无晕船之苦，堪慰远念。”回国后，袁同礼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北京图书馆图书部主任等职，1929年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之聘，担任北平图书馆副馆长（后接替蔡元培出任馆长）。
由于胡适长期担任中基会董事、秘书，他与袁同礼的交往再度密切起来。他们共事于多家机构，同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北平文化整理委员会委员等。1930年6月7日，北平图书馆协会在故宫博物院举行本年第三次常会，胡适发表演讲称：“北平近数年来，图书馆事业大有进步，实皆赖诸君提倡之功，与袁守和君之努力。”胡适数次当选为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在《四库全书》等古籍影印、申请中基会资助方面，他与袁同礼都有默契。
因为有梅贻琦、傅斯年、赵元任等诸多共同的师友，“朋友圈”重叠度高，袁同礼和胡适经常一起出席活动。1933年3月21日，中国营造学社举行北宋建筑学家李诫逝世823周年纪念会，梁思成、林徽因、袁同礼、胡适、梅贻琦等人参加。1934年2月，袁同礼赴欧美考察。行前，胡适在家中“为袁守和饯行”。1935年5月18日，傅斯年、陈寅恪与北平史学界同仁在欧美同学会设宴欢迎来华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胡适、袁同礼以及陈垣、顾颉刚、罗庸等40人参加。袁同礼得以与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结识，正是源于胡适等人的介绍。抗战胜利后，袁同礼、胡适、梁思成等人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恳请保护瀛台、春藕斋、天安门等故都文物建筑，避免被军政机关占用而遭损毁。胡适、袁同礼、梅贻琦等人还受教育部委派，在北平组建图书处理委员会，负责没收和分配日伪各机关、汉奸的藏书，同时搜寻、发还此前被日伪掠走的公私藏书。
二、“善本运美”协力保存中华经典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平津学术团体对日联合会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推选胡适、袁同礼等人担任宣传事务的起稿人员。国难当头之际，胡适、袁同礼等均以国家利益为重，立场鲜明。日军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之际，胡适、袁同礼、蒋梦麟、梅贻琦、张奚若等教育界人士联名发出《北平教育界通电》，对“华北自治”阴谋和故意混淆视听的虚假报道予以驳斥。
1949年，袁同礼在美国
1933年1月12日，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胡适（本次会议主席）、袁同礼、陈垣、傅斯年、刘半农、任鸿隽出席。他们讨论的议案之一便是“善本古籍妥善存放”事宜，即“因时局关系，善本书中之罕传本、唐人写经、方志稀见本、四库罕传本、内阁大库舆图应暂寄存于安全地点，并商定装箱、存放手续各要点”。胡适、任鸿隽、袁同礼被推为存放负责人。这为北平图书馆后续善本南迁行动作了铺垫。教育部随后密电蔡元培、袁同礼，指示将善本图书运往南方寄存，“以防不虞为要”。到1935年11月，善本南迁工程正式启动，共装586箱。这些善本随即被运往上海、南京，分存于中国科学社、上海商业储备银行等处。
1941年7月15日，袁同礼致函已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商量善本运美事宜，特别谈及报载汪伪国民政府有收回上海租界的计划，即使未必能实现，但北平图书馆的古籍善本继续寄存沪上，“终觉不妥”；“同礼以责任关系，对此异常焦灼”；“美方如能商洽，尚希鼎力赞助，继续进行，不胜感祷”。同年9月12日，身在香港的袁同礼，又告知胡适前段时间在上海与海关、美国领事馆、上海驳运公司方面接洽古籍转运进展，甚至考虑通过美方军舰代运事宜：“日前乘荷轮返港，曾携来四箱，途经厦门，检查员开箱检查，幸对于书之内容不甚了然，安然渡过，然已饱受虚惊矣。”
胡适
北平图书馆馆藏善本南迁和转运美国过程中，在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任职的钱存训通过海关负责检查的友人协助，以代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购常规图书托运的名目，将其余善本巧妙过检，顺利出关，作出了重大贡献。后经由胡适出面接洽，北平图书馆运美的102箱古籍（包括后来补运的2箱）均移交至国会图书馆统一保存。最后一批善本于1941年12月5日被运出，随即珍珠港事变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这批国宝有幸逃过了侵略者的掠夺。经胡适、袁同礼等人促成，这批运美善本连同所摄原始胶片一套，后被运回我国台湾地区保存。
三、致力于图书馆学发展
1946年7月，胡适回国并以校长身份主持北京大学校务。翌年，北京大学宣布增设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两项职业专门科目，其中图书馆学请袁同礼设计，并聘请王重民回国任教。袁同礼承担“图书馆学概论”课程，王重民则开了“中国目录学”“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图书参考”课程。胡适、袁同礼都有丰富的高等教育执教和管理经验。
1949年，袁同礼、胡适分别移居美国。1950年至1952年间，胡适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胡适赴任时，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当时藏有中国古籍10万余册，其中有南宋刻本700多种，旧刻佛经数千册，清武英殿珍本2000多册，乾隆帝多达4万多首的诗集，以及胡适看重的赵一清所撰《水经注释》手抄本等古籍。据散木《胡适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一文记录，在童世纲（后来接替胡适担任馆长）等人协助下，胡适“流着油汗与馆员们清理了全部藏书，并细心研究，写了许多考证文章”，他把《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私藏的全部伪满本《清实录》赠送给了该馆。袁同礼主持北平图书馆馆务长达20年，到美国后，在国会图书馆担任中文文献顾问、编目员10余年。胡适、袁同礼相似的人生起伏以及投身图书馆事业的共同经历，或许更能让他们生出一种同在天涯的惺惜之情。
对于袁同礼喜爱和擅长的书目编纂工作，胡适同样提供了诸多帮扶。20世纪50年代初，袁同礼在美的经济状况颇为困窘。1950年2月5日，袁同礼致函胡适，表示“前向罗氏基金（即洛克菲勒基金会——引者注）申请补助，候两月之久仍未通过”，“兹奉上简单编辑计划三份，未识中基会对于困在美国之学者能否赐予补助（如有三千五百元即可敷用）”，“如承赞助，尤为心感”；“尊处如有《人民日报》，并盼赐寄一阅，至盼”。袁同礼此时拟在法国汉学家亨利·考狄所编《西方汉学书目》基础上，完成该书目的续编工作，为此寻求编纂经费资助。1951年6月，他又致函胡适告知近况：“一月以来，因患眼疾，未能读书、写信，近日已无危险，但下月应付之医药费不赀，未识中基会方面对于申请补助一案能否早予决定，执委会会议能否开成，颇以为念。”好在当月中基会执委会在纽约顺利开会，并同意资助袁同礼3600美金，可谓雪中送炭。经胡适等人协助，中基会后来多次资助袁同礼编纂《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等书目。
四、文献互通助力《水经注》版本校注等学术科研
在书刊赠阅、文献查阅等方面，袁同礼和胡适交集更多，他们以书为媒，互动频繁。袁同礼请人代购过胡适的讲义，曾寄赠对方《疑年录汇编》《汉志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射阳先生存稿》等古籍。袁同礼还提议可以帮胡适转赠其父胡传的日记到胡佛图书馆、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等机构。胡适则向袁同礼商借过《留美学生季报》，并将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赠送对方。
胡适长期关注《水经注》，完成了系列文稿，包括《赵氏〈水经注释〉初刻本与〈四库〉本异同考》《跋章寿康刻本赵一清〈水经注释〉（葛思德藏书库藏本）》《孙潜校〈水经注〉本的跋语》等。晚年胡适在写给长子胡祖望、儿媳曾淑昭的家信中感慨：“我许了几个大愿，现在应该完了。一个是《中国思想史》；一个是《中国文学史》（最初名《国语文学史》，1928年修改成《白话文学史》，写到中唐为止了）；一个是我在1943年开始的《水经注》疑案的重审。现在把第二个愿搁起，先把第一、第三两个愿还清。”在祝贺好友赵元任60岁生日时，胡适又表示：“人老了，许的‘愿’总得还还。现正赶完《水经注》的‘愿’。思想史的‘愿’怕要整一年才还得了。”
国立北平图书馆旧影
对于清代学人赵一清所撰《水经注释》一书，胡适尤为留意。胡适依据赵一清手写的《小山堂钞本》以及厉鹗的《菽乳诗》照片，与天津本全祖望五校的《水经注》底本进行互校，并请袁同礼等人复审。1955年10月16日，胡适又请袁同礼帮忙查看国会图书馆是否藏有《振绮堂书录》（清朱文藻撰），“如有书录，乞代检其中对于赵一清的《水经注释》三部写本的记录，倘蒙抄示，无任感谢！”袁同礼及时着手推进，结果发现国会图书馆并无《振绮堂书录》，但他从《万卷精华楼藏书记》（晚清耿文光撰）等古籍中发现两则赵书提要信息，随即转告了胡适。袁同礼还受胡适委托，从《淮安府志》《扬州府志》等清代方志中查阅过有关赵一清之子赵载元的文献信息。1958年8月，胡适收到了赵元任从大陆购买的《水经注疏》（杨守敬、熊会贞著），想就此作一书评，再度请袁同礼帮忙在国会图书馆影印《中国学报》所刊《补疏水经注疏遗言》一文，以及照印杨守敬、熊会贞传记资料。
袁同礼对《水经注》相关文献，一有所见，便与胡适互通有无。1960年9月17日，胡适致函袁同礼，称代为影照的书目中没有自己所藏的《水经注》，但有的版本（如傅增湘所藏“残宋本”）自己曾核校过。“我的三柜《水经注》可能仍在北大图书馆，或仍在有三（即王重民——引者注）家”。对此，袁同礼告知胡适：“尊藏《水经注》多种，既未列入馆目，想仍在有三处，前向渠索取《水经注展览目录》，迄未寄到。近又托吴世昌君以牛津名义代索一份，不识能如愿否？”《红楼梦》研究专家吴世昌当时在牛津大学等高校任博士学位考试委员，对袁同礼所托之事积极办理。
20世纪50年代，胡适和袁同礼虽然主要身居美国，对祖国的时局和文化动态始终保持着密切关注。胡适曾致函袁同礼，告知他读了光明日报社当年编印的《思想改造文选》（第四集）写道：“中有金岳霖一文（即《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引者注），说他经过了两年多的‘学习’，已认识辩证唯物论‘硬是真理’！”袁同礼则函复胡适，将寄上由郑天挺、孙钺等编辑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以及孙楷第所著《傀儡戏考原》二书。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根据《永乐大典》影印的《水经注》出版后，袁同礼同样安排给胡适寄了新书。胡适非常感念：“我想留三十元在尊处，请代为访求大陆上出的刊物，为此等书，不愿老兄自己花钱，此意想能蒙鉴原。”
五、相知相惜的师友之道
袁同礼与胡适堪称亦师亦友的同道中人。胡适虽然只比袁同礼大五岁，但袁同礼给胡适写信，抬头多用“适之先生尊鉴”“先生道席”，落款常署“后学”“弟”。胡适给袁同礼的信函抬头常称“吾兄”。这虽是礼节性往来的惯例，也可见两人相互敬重。
1930年10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展览会同人合影
1957年2月，胡适因胃溃疡入住纽约医院，前后住院长达20多天。袁同礼对此颇为关切。其间，担任过中基会会计的叶良才向袁同礼详细报告了胡适住院时的病情。袁同礼随后给二人共同的好友赵元任写信：“适之先生近到大西洋城休息，恢复的（得）很快，凡鱼类、鸡蛋等均能吃了，想不久可返纽约。内人去年亦患此病，幸未开刀，经过一年之调养始行复元，所以多日亦未能通讯，在此得病实不得了。”赵元任复函称：“适之想已回纽约，我上一次到纽开会，在他家里见了一面，那还是在他到大西洋城以前，看他精神气色倒还不错。”待胡适病情稳定后，袁同礼请他“得暇时，至盼写一小中堂或横批，以便悬挂并志景仰，有便人来时托其携下为感”。1960年5月30日，袁同礼致函胡适，告知编纂《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进展并写道：“上月闻贵体不适，入院检查，至为企念。在纽拜谒尊夫人，欣悉出院后曾有电来，渐次痊可，并悉大驾将与子水兄等于夏间来美，欢慰无似，惟望特别保重，多加休息，讲演等事最好谢绝为宜。同礼近来亦感精力不如以前……”
1961年2月底，胡适（时任台湾“中研院”院长）因突发心脏病入住台湾大学医院休养56天才出院。7月，叶良才告知袁同礼，胡适病已渐好，计划8月底赴美参加中基会年会。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突发心脏病在台北逝世，享年71岁。得知此噩耗后，袁同礼携夫人袁慧熙向胡适遗孀江冬秀发了唁电：“惊闻敬爱的胡先生逝世，我们深感悲恸；谨向您表达我们的哀悼与最深切的慰问。”1962年3月5日，袁同礼致函考古学家李济时，谈道：“原本正计划在美欢迎胡适访美，不意突然作古，实为国家无法衡量的损失，悲从中来，不能自已。曾函请劳贞一（即劳榦——引者注）兄代拟挽联，于公祭前送到。”
胡适去世后，袁同礼在华盛顿、纽约分别出席了追悼胡适的大会和活动。台湾“中研院”函聘袁同礼担任胡适遗著整理委员会顾问。袁同礼与人合编了《胡适西文著作目录》。此外，袁同礼联系熟识的师友为建造胡适纪念碑亭捐款。为了募集“胡适讲座基金”，他又担任美国东部经募主持人。曾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及生物系主任、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的汪敬熙，就曾向袁同礼捐款50美元，以为纪念，并表示“不够再捐”。天普大学生物学系教授牛满江“随信寄来支票伍十元，作为胡先生讲座及纪念亭事，微微小款，稍表心意”。
担任过驻美大使等职的胡适，曾婉拒过外交部部长的提名，并向袁同礼表达心声：“并不是不愿吃苦，实在是因为我自省绝无此能力，不可祸国。”他同袁同礼一样，更热心文化、教育事业，而非个人仕途的升迁。如今，袁同礼与胡适都已归道山60多年了。两人同仇敌忾、文化抗战的情怀，以及亦师亦友、相知相惜的风范，长留天地间。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红色文献在西南联大学人中的传播及影响研究（1937—1946）”（编号：23XXW006）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