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铭风骨——闻一多先生篆刻的一枚印章

抗战中后期,“挂牌治印”的闻一多

抗战胜利纪念章 闻一多 作 西南联大博物馆藏
得知西南联大博物馆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举办的“烽火·弦歌——西南联大与抗日战争”特别展览上,展出了我们近期捐赠的一枚印章,我禁不住心潮涌动,回忆绵绵,至为感奋和欣慰。
这枚印章是闻一多先生篆刻后送予他的学生李国香的,而李国香正是家父。这枚印章的珍贵之处在于边款一侧刻有“抗战胜利纪念 三四.八.三一 昆明 一多”。这是闻一多先生刻于1945年8月31日的纪念章。此时正值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距今已有八十年。
方寸印章,边款寥寥十五字,时间、地点、人物、内容、情感,一目了然。它不仅是闻先生抗战期间蓄须明志、刚毅坚卓、刻章纾困直至迎接胜利、风骨浩然的历史物证,也是联大师生爱国情怀的精神象征。
1946年,家父李国香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闻先生是父亲读大一时的国文老师。闻先生讲古汉语课《左传·齐晋鞌之战》时的生动形象,让父亲一直记忆犹新。
父亲谈到联大师生生活条件极端困苦时回忆说,当时有“不得了”与“了不得”之说:一句是指生活上穷得“不得了”,另一句是指精神和学问上志存高远“了不得”。父亲出身贫寒,在重庆、昆明读高中和大学,因买不起长途车票,竟连续9年未能回家探亲。祖父因病离世,他也只能垂泪遥望,在梦中相会。在联大求学的4年间,父亲从没花钱在街上澡堂洗过一次澡,仅靠联大茅草顶宿舍旁土水井里浑浊的凉水打理个人卫生。而闻一多这样的国学大师,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在课余挤时间“挂牌治印”,补贴家用。
即便如此,在做学问上,听课的学子、讲课的老师,绝不敷衍。闻先生有一次在课堂上慷慨陈词,袒露心声,勉励学生不辱使命,自强不息,要为未来活下去、奋斗下去。父亲告诉我,闻先生说:“人生存的欲望应该是非常强烈的,你看马路上断了腿还在爬行的乞丐,我们也许认为他活着已没什么意义了,不!他还在向前爬……”父亲还回忆道:“当时有一部电影叫《一曲难忘》,是波兰作曲家肖邦的传记片,讲述了肖邦和乔治·桑的爱情和在战乱中为祖国抗争的故事,结尾镜头是肖邦患肺病仍在激情弹琴,一口鲜血喷在了琴键上!生命戛然而止。闻先生说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看过三遍。”
闻先生擅金石篆刻,联大教授浦江清专为他写了“金石润例”(作用类似广告),曰:“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联大的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等12位著名教授联名推介,一时间闻先生“治印”传为美谈。另有个传闻,闻先生对联大师生和友人刻印均不收费用。
出于对闻先生的崇敬,20岁出头的学生李国香“不知深浅”地试着找先生求印,不料先生竟欣然允诺,过后却迟迟没有消息。父亲愧疚不已,感觉给先生添了麻烦,他想,先生一定是太忙无暇顾及,抑或因求印者众多而忘却此事。因此,父亲也再未向闻先生催要。
抗战期间,联大学生救国热情高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学子投笔从戎奔赴沙场,不少同学担任了盟军翻译。父亲的英法文成绩都很好,自1944年至1945年,也一边读书一边在昆明的陆军总部后勤部担任了兼职翻译。陆军后勤部的主要任务是为前线部队保障供给,在译员岗位上,父亲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出乎父亲意料的是,不日,闻一多先生把刻有“抗战胜利纪念”的这枚印章交给了他。这让久盼无果的父亲喜出望外,再次感受到了闻先生的人格魅力——先生非但没有忘却一位普通学生的心愿,还选择了最好的时机,在印章侧壁刻上了值得永久纪念的文字。
抗战胜利后,正读大学四年级的父亲和中文系同学联合创办了一份文学刊物《两周文艺》,父亲拿出当盟军翻译的遣散费作为办刊费用。他曾回忆,囿于经费不足,刊物仅出了5期就终止了。在这几期刊物上,曾转载过闻一多、郭沫若等人的文章,还发表过父亲自己的小说以及同学的诗歌等,闻先生对其中的一些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惜的是,1946年父亲大学毕业返回甘肃老家途中,丢失了一件行李,其中就包括这几份《两周文艺》。
大学毕业后,父亲先在兰州教授英文,后转向中国少数民族维吾尔语言文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在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任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领域的拓荒者。他倾注30年心血,在20世纪80年代撰著了《维吾尔文学史》,被学界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维吾尔文学发展历程的专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父亲还从事维吾尔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多有译著出版,成就斐然。
在教学上,父亲可谓桃李满园。他的学生在各行各业中为增进民族团结和建设边疆做出了贡献,许多学生成了知名专家、教授、出版社社长和各级行政领导。1987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父亲“教书育人奖”。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他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是与他在西南联大受的教育分不开的,他一直深深感恩自己的母校。
1990年,父亲因病突然离世。为纪念父亲,我们家人曾在北京、昆明、重庆等地图书馆、纪念馆查找《两周文艺》,可惜未果。我们还与研究西南联大校园文化的专家李光荣教授取得联系,问询是否发现过《两周文艺》。李教授拍了一张图片发来,是他在云南搜寻资料时做的卡片,取自当年《十二月》刊物封底介绍:“联大两周文艺社主编(附新诗专页)下期(第三期),有李广田的批评、杨周翰的介绍、斯纪的小说……”“斯纪”正是家父的笔名。李教授给我留言说:“原件没有找到。随时注意吧,会有希望的。”
能清晰、准确地说明闻一多先生这枚印章原委者是我的二舅李松年先生。1947年底,李松年离开兰州去南京求学。出发前,家父李国香将闻一多先生送的这枚印章,转赠给了未婚妻、我母亲李荷荷的二哥李松年,以激励他志存高远、努力奋斗,并在印章的另一侧壁刻上“给松年 斯纪 于兰州”几字。
二舅李松年于1949年考入南开大学企业管理系(当年叫工商管理系),实现了他考取名校的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先后从军、转入中国人民大学。1957年,他响应组织号召,从直辖市天津来到四川成都,在一所市属中学当了一名数学教师,兢兢业业,直到退休。2015年,88岁高龄的二舅因病住院,在病榻上对我们几个后辈深情地讲述了闻一多先生给李国香刻印的经过,并告诉我们这枚印章他一直珍藏在身边。我们听了很兴奋,认为这枚印章很有纪念意义,试探着问二舅是否可以宣传一下,或把印章捐赠给相关博物馆收藏。但二舅未置可否,从态度上看似有不舍。他认为这枚印章是李国香与自己相知交好的一个纪念,也承载着闻一多先生和李国香的师生之谊。至于是捐赠,还是留给家人当“传家宝”,老人家没有表态。不久之后,二舅就去世了,这枚印章从此收藏在表妹李欣家里。
2024年春节,我到昆明旅游访友,再次参观了西南联大博物馆,看到了父亲全班同学在联大校门口的照片,看到了闻一多先生刻章的图文,看到了西南联大纪念碑,看到了“民主草坪”上闻先生的雕像,再度萌发了把这枚印章无偿捐赠给西南联大博物馆的念头。我很快与表妹李欣、兄长李深达成了共识——把这枚印章捐赠给西南联大博物馆珍藏,让它回归诞生的地方,让与它相逢的参观者由此想到闻先生的风骨,由此回忆时代风云,由此感念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情怀,由此更加热爱祖国,不忘“中兴业,须人杰”的歌咏。在我们看来,这是最为美好和有意义的选择。
于是,2025年4月6日,一个装载着这枚印章和其他联大纪念物的纸箱从北京寄往昆明西南联大博物馆。
不久后,我们收到了博物馆的回复与捐赠证书,深情地回复我们:
衷心感谢您对西南联大博物馆的信任与支持!您的肯定是对我们最珍贵的鼓励,能为保存、守护这些珍贵物品尽一份力量,我们非常荣幸,感恩,感谢!这是小家的珍藏,也是大国的历史,您的托付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一定会保护好这份珍贵的联大记忆,传承好不朽的联大精神!
此时此刻,我们想到要把这些真实的经历告知遥远天国的闻一多先生、家父李国香、二舅李松年,也告知许许多多不曾相识却心灵相通的人。相信他们一定能感知到这份跨越时空的心灵颤动,而这,便是我们最虔敬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