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4年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合影。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在众多的回忆和媒体宣传中，说到西南联大学术自由，常常举闻一多、罗庸两位教授（或者加上游国恩为三教授）同时开讲《楚辞》课为例，说两位教授“摆擂台”似的拿出各自压箱底的本事，像商家招徕客人一样吸引学生来听课。

任继愈（1941年研究生毕业）说，西南联大“办学方针实事求是，教学方式百家争鸣，不强求纳入一个模式。同一课程，如‘唐诗’，闻一多与罗庸两人观点不同”（《我心中的西南联大》）。熊德基（1943年毕业）也说：“以中文系开的课程为例，《庄子》一课，闻一多开，刘文典也开，讲法自然各有千秋。先后开《楚辞》课的就有闻一多、游国恩、彭仲铎等先生，当然也是各具特色。……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若是选修课，同学们可以自由选择。”（《联大的回忆与思考》）联大中文系名师云集，在这种氛围之中，闻一多、罗庸“摆擂台”同时讲授《楚辞》成为了联大学术自由的经典桥段，被后来人津津乐道，传播遐迩。

但据郑天挺1944年6月1日日记：

饭后，清常告以昨日中国文学系情形。膺中、一多皆欲开《楚词》及中国文学史一，相持不下。事前皆以语莘田，而未加准备，遂成僵局。佩弦调停，同时并开，此例殊不相宜，然而已决定矣。奈何！奈何！

又赵西陆提出论文，请升讲师，推四人审查。啸咸辞，莘田云：“请为我分谤。”会散，泽承等相互云“此难通过之”，表示此事传之于外，必多口舌。而今甫还，又必有是非也。

莘田上学期欲开四小时课，下学期不开课，欲指导研究论文。一多闻之，亦云：“我亦效法。”佩弦云：“我亦不开课，或仅教大一。”国文系中，老教授惟四人，而今甫休假，此事传于外，亦将贻人口实。

清常甚忠于莘田，而不敢自言。然昨晚莘田谈开会事，未及此数则，或不如是之严重乎？当婉言之。

朱自清在5月31日日记里，只记到：“开系务会，决定下学年开两门课：普通诗词与宋诗。”可惜没有说到调停闻一多、罗庸同开《楚辞》课事。

郑天挺于前1942年7月23日日记，记与杨振声讨论北大中国文学系教学，重以文学，还是重以文学史事。杨振声曰：“由文学以入文学史，其势顺，其功易，由史以入文学史，终属隔膜。故必于文学有认识、有素养始能研究文学史，否则难成功。”故“主张国文系仍就语言文字发展，文学史研究可让之清华，因一多、佩弦于文学素养甚深也”。郑天挺评曰：“其言深有识见，可令人深省并加以勉励，然不足为外人道也。”于后1944年11月11日日记，记罗庸代理系主任时，为解聘王年芳，“膺中疑一多与王年芳接近，有故意使系中发生问题，排主任而去之意”。这多少也透露出罗庸与闻一多之间并不和谐，所以两人之间争开相关课程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西南联大校史记载及学生后来回忆，“历代诗选”课，“唐诗”先后由罗庸、陈寅恪、闻一多讲授过；“专书选读”课，《诗经》先后由闻一多、罗庸讲授，《楚辞》先后由闻一多、罗庸讲授。

王康（1944年毕业）1964年撰写、1978年改定《闻一多》，第十一章《在艰苦的时刻》写到：

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学生不多，教授不少，好些课程都由几位名教授轮流讲授，内容各有侧重，各有所长，都是各自多年研究的成果。课堂人不多，边讲授边展开讨论，气氛活泼，颇能做到教学相长。闻一多欢迎同学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他开讲的课，正式选课的学生不多，旁听的却逐年增加，象《庄子》一课，门外、窗外也常挤着不少的人，有的教授和校外人士，也常常挤在学生中间来听他的课。

1981年复作《联大的学风》：

西南联大组成后，三校人才荟萃，教授云集逾百。他们各有专长，学术观点并不一致，学派渊源各不相同，会聚一堂，未免文人相轻，但也正可齐放争鸣，各抒所见。……有些共同必修课，常会有两三位教授同时开，如中外通史、普通物理、化学、数学等；有些专题课则由名家轮换开讲，如《诗经》、《庄子》以及新的科技专业等，内容大致相近，重点各有不同，讲法和学术体系更是各有千秋。这样，学生就有幸能对一门学问听到不同的讲解，思路不致僵化，可以起到启发思考，开阔眼界，引导深入钻研的作用。……有些专题课，常有两三位教授相互协商轮换开讲，这对学生来说就有挑选的机会，选修自己喜欢的或大家公认教得好的课。

李赋宁（1941年毕业）1987年作《回忆我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几位老师》：

闻先生对《诗经》多有创见和新论，善于启发学生的思维，并能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后来在昆明西南联大，闻先生又讲授《楚辞》课。他对古代楚文化和神话故事有许多新的解释，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李埏（1940年毕业）1988年作《西南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

有一年《楚辞》这门选修课，同时开出三个班，闻一多、游国恩、罗庸三位教授分别讲授，此外彭仲铎、唐兰教授也先后开过这门课。这样开设课程，结合学生的自由选修，便无形中在教师之间展开竞争。

张怀瑾（1946年毕业）2005年作《学习〈楚辞〉的契机》：

我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除了完成公共必修课，中文系的教授每学期轮流开设各种不同的选修课。当时有三位举世闻名的《楚辞》专家：罗庸（字膺中）、闻一多、游国恩（字泽承）。他们开设的课程，我都必选。给我影响最大者，是我在三年级选修罗膺中先生开设的“《楚辞》（上）”，闻一多先生开设的“《楚辞》（下）”，每周上课三小时，一学期三学分。这两门课程上下衔接，各擅所长，并无雷同之弊。

我恰恰正是乐于选习这类课程，取长补短，互相包容，化为自己的血肉，另著新篇。罗膺中先生讲《楚辞》,着眼于语言的结构及其变迁。……闻一多先生讲《楚辞》，更多地关注古代神话艺术，特别是《离骚》《天问》，阐释古训，受益良多。

通过三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①有的课程，出现两三位教授或同时或轮换开讲的现象；②据李埏文，闻一多、罗庸同时开《楚辞》课，分别讲授，展开竞争；③据张怀瑾文，闻一多、罗庸同时开《楚辞》课，同时讲授，罗庸先讲一个半小时，闻一多续讲一个半小时，各擅所长，无雷同之弊。但是，都没有以“摆擂台”喻之。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所载联大《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兹取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闻一多、罗庸历年所开课程录如下：

1937年至1938年度上学期，闻一多《诗经》《楚辞》，罗庸国文读本、国文作文、杜诗、先秦文；

1938年至1939年度，闻一多《楚辞》《尔雅》，罗庸国文读本、中国文学史（二）、汉魏六朝诗；

1939年至1940年度，闻一多未开课，罗庸唐诗、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三）；

1940年至1941年度，闻一多《诗经》、古代神话、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一），罗庸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二）、词选；

1941年至1942年度，闻一多国文壹C、唐诗、《楚辞》，罗庸国文壹E（读本）、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三）、《诗经》、词选；

1942年至1943年度，闻一多国文壹C、《周易》、乐府诗、中国文史问题研究，罗庸国文壹E、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一）、杜诗；

1943年至1944年度，闻一多国文壹E、唐诗、《诗经》，罗庸未开课；

1944年至1945年度，闻一多国文壹D、《庄子》《楚辞》《尔雅》，罗庸汉魏六朝诗、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一）、《楚辞》；

1945年至1946年度，闻一多国文壹、《诗经》、乐府诗，罗庸近代文选、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二）、《论语》《孟子》。

其中1944年至1945年度，罗庸有“《楚辞》，文Ⅲ，上”，闻一多也有“《楚辞》，文Ⅲ，下”。据课表显示，罗庸的《楚辞》课安排在上学期，闻一多的《楚辞》课安排在下学期。但实际上，闻一多在上学期就已经开课了，1944年9月25日《云南晚报》刊出《学府风光》文，曰：“今年旁听者最多的课程，是张奚若教授的政治思想史、闻一多教授的《楚辞》、傅恩龄教授的日文，以及雷海宗、蔡维藩、吴晗诸教授的历史课程。”这让人颇生疑虑。或者，张怀瑾所谓罗庸《楚辞》（上）与闻一多《楚辞》（下）“每周上课三小时，一学期三学分。这两门课程上下衔接，各擅所长，并无雷同之弊”，结合郑天挺日记“佩弦调停，同时并开”来看，就是说二人应该是同一天内前后接着上课，每人一个半小时，即类似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给人以互较高低之观感。

汪曾祺（1943年毕业）1997年作《唐立厂先生》：

唐先生说话无拘束，想到什么就说。有一次在系办公室说起闻一多、罗膺中，这是两个中文系上课最“叫座”的教授。闻先生教《楚辞》、唐诗、古代神话，罗先生讲杜诗。他们上课，教室里座无虚席，有一些工学院学生会从拓东路到大西门，穿过整个昆明城赶来听课。唐立厂当着系里很多教员、助教，大声评论他们二位：“闻一多集穿凿附会之大成，罗膺中集啰唆之大成！”他的无锡语音使他的评论更富力度。教员、助教互相看看，不赞一词。

从中也可以看出两人学风之异矣。

任继愈说：

百家争鸣成为西南联大的学风。北大中文教授罗庸开唐诗课，第二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也开唐诗课。闻一多讲选修课《楚辞》，第二年罗庸也讲《楚辞》。两人讲授的风格、内容各异，同学受益很多。

周法高（1941年研究生毕业）说：

西南联大中文系里，北大和清华的老师和学生在初期相处得并不太融洽，小的摩擦总是难免的。记得1940年秋季闻一多先生本来是开《楚辞》的，这一年要开唐诗；而唐诗本来是罗庸先生开的，于是罗庸先生说：“那么我就开《楚辞》好了。”由此也可看出罗庸先生的博学。

任继愈认为闻一多、罗庸“两人讲授的风格、内容各异，同学受益很多”，周法高看到北大与清华的老师“相处得并不太融洽，小的摩擦总是难免的”这一层，但所据仅闻一多、罗庸开《楚辞》、唐诗课，也只是说罗庸“博学”而已。周祖谟在《往事自述》里说：“膺中先生学问尤为渊博，经学、小学、金石学都能辨章源流，示人以门径。”这种“渊博”之学，殆即唐兰所谓的“集啰唆之大成”也欤？

其实，从学风之异发展到互为争胜，反映出的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初看是讲课效果之争、个人学术之争，实际是学术传统之争，归根于北大与清华之争。即如郑天挺与杨振声讨论国文系是“由文学以入文学史”，还是“由史以入文学史”之讨论，清华闻一多、朱自清、陈梦家、余冠英等，皆深于文学素养，而北大罗常培、罗庸、魏建功、唐兰等，或偏语言文字，或偏训诂考订，折射为两校之间的学术传统之争。

早在1946年1月30日《申报》刊载沈石《西南联大群相·树桠上听课》一文，即对西南联大自由的学风做了深度的解读。文章说：

联大最好的现象，在学术空气浓厚，由于高度的自由学风，促使师生向学术上探求，由于教授的卫道和力学精神，在学生面前做了绝好的榜样，鼓舞学生砥砺向上。……特别是名教授的讲学，特别是具引力、有意义的讲题，听众来得更形拥挤。不仅校内的同学，校外的也远道前来，不仅教室里堆满了人，有些更抓住窗格、爬上树桠。有好几位教授的课通常是人满的，如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雷海宗先生的《中国通史》《西洋近古史》、刘文典先生的《庄子》、罗庸先生的《唐诗选读》《杜诗》，冯芝生先生虽然口吃，但选他课的特别多。……

在某一次学术讲演上，闻一多先生讲“伏羲的传说”，门口、窗外、窗格上、树桠上堆满了人，闻先生从山东某县发现的人首蛇身的石刻，讲到原始时代的图腾，说到女娲伏羲，素描看古代男女的风流事，阐述了《诗经》中的《郑风》一章。

据上述材料，可知闻一多、罗庸二人的选修课课堂，都是颇受同学们欢迎的。各擅所长，风格不同，内容各异，但这只是课堂的表象而已。

翻检各类回忆录及研究文章，最早提出类似于“摆擂台”的，可能是刘兆吉（1939年毕业）。他在毕业五十年后的1989年作《话南开大学和西南联大的优良学风》一文，说到：

我最欣赏的是联大选课自由和学术民主。联大规定：学生凡必修课学完，成绩及格的可以选你爱好的任何课程，没有院系的限制。我本人除了学教育学、心理学这些本系课外，还选了外系闻一多的《诗经》《楚辞》、朱自清的《陶渊明诗》《宋诗》、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刘文典的《庄子》《文选》、钱穆的《中国通史》、陈梦家的《文字学》、王力的《现代语法》。……

许多教授在学术上各有专长，学术观点有同有异，如闻一多、罗庸都开《诗经》课，两人的观点和教学方法各有所长。学校不强求一致，两人的课同时开，由学生任选，其他学科也有类似的情况。

只说到闻一多、罗庸同时开《诗经》课，由学生任选。后于1995年又发表了《抗战时期联合大学的经验及其启示》一文。文中提到：

教师当时实行聘任制。全任教师，每周上课不得少于八小时，如无课可教即不能续聘。所以安排教师都有课上，又成了联合大学的难点。……为了解决课程少、教师多的矛盾，西南联大教务处采用了“对台戏”的方法，如《诗经》，是文学院特别是中文系必开课，原来清华由闻一多讲授、北大由罗庸讲授，两位都是权威，各有所长。学校让两位教师都开《诗经》课，学生可以先自由听课，两周内必须确定选一位教师，教师在选课证签字后，交注册组，就不能变动。注册主任是潘光旦先生，有法必依，非常严格，听说“对台戏”就是他发明的。

笔者也选这门课，两个教授的课都听过。开始两位教授都很紧张，担心选课的人数太少。真像“对台戏”的名角演员，极力争取观众。学术上友谊之争使教师有机会相互借鉴，备课更加充分，堂堂都是好课。学生吸取两位老师之所长，受益更大。“对台戏”不失为一种可供参考的好方法。

这里表述为学校同意闻一多、罗庸同时开《诗经》课，“学生可以先自由听课，两周内必须确定选一位教师”，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对台戏”。赵瑞蕻（1940年毕业）1998年写了《离乱弦歌忆旧游——纪念西南联大》一文。说到：

必修课外，开了许多选修课，甚至一门相同的课，由一至二、三个教师担任，各讲各的，各有其特色，这就有“唱对台戏”的味儿，起着竞赛的互相促进作用了。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读，主要讲自己的专长、研究心得。……

我还去听罗庸先生的“杜诗”。罗先生是《论语》《孟子》和杜诗专家，有精湛的研究。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那天，我去听课，他正好讲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教室里坐满了人，多数是中文系同学，我与外文系几个同学坐在最后边。

赵瑞蕻的文章呼应了刘兆吉“唱对台戏”说，但是没有提到具体的课名。2001年5月，刘兆吉在《致张寄谦先生书》里，又说道：

如清华闻一多、北大罗庸同时讲授《诗经》，当时称“唱对台戏”，我都听过。讲授内容和方法各有千秋，但互相尊重，而不是互相诋毁。联大教授学术观点论争，不伤友情，非常可贵。

这里指出的还是闻一多、罗庸同时讲授《诗经》课事。

但是，据前西南联大《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可知：①闻一多、罗庸没有同时开设过《诗经》课；②罗庸开设《诗经》课是1941年至1942年度，与闻一多同时开设《楚辞》课是在1944年至1945年度；③刘兆吉是1939年毕业的（毕业后经黄钰生推荐，到重庆南开中学工作，直到1946年8月任四川教育学院教育系副教授，期间未曾回过昆明），赵瑞蕻是1940年毕业的（1941年冬到重庆南开中学工作，次年到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助教），闻一多、罗庸同时开设《楚辞》课时，他俩早已不在昆明矣。

1998年杨立德作《西南联大师生的敬业精神》研究文章，说：

选修课，对于学生的成才和知识的拓宽，是有极大好处的。例如《楚辞》课，罗庸教授和闻一多教授都开，但侧重点不同，闻一多是从研究古代神话的角度讲，罗庸则以《楚辞》是《诗经》过渡到五言、七言诗的过渡阶段讲。

包括文胜利《略论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等文章，也只是说二人讲授《楚辞》重点不同。

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最早提到“摆擂台”并与此事相关的，在刘兆吉“对台戏”之前，是朱自清1948年8月12日逝世后，沈从文于当月19日写的《不毁灭的背影》一文。他说：

在清华、联大、“委员制”习惯下任事太久，对所主持的一部门事务，必调和折衷方能进行，因之对个人工作为损失，对公家贡献就更多。熟人记忆中如尚记得联大时代常有人因同开一课，各不相下，僵持如“摆擂台”局面，就必然会觉得佩弦先生的折衷无我处，如何难能可贵！（载《新路周刊》1948年第一卷第十六期）

结合朱自清、郑天挺日记及沈从文回忆：①1944年5月31日的系务会，主题是研究讨论下一年度的课程设置；②闻一多、罗庸事先都曾向系主任罗常培提出要开设《楚辞》课；③因此前未有同时并开一课之先例，遂起争执，郑天挺日记“相持不下”“遂成僵局”是次日听张清常所述，沈从文所记“有人因同开一课，各不相下，僵持如‘摆擂台’局面”为五年后回忆当时情形；④最终经朱自清“调和折衷”，决定“同时并开”。彼此对照，互为注脚。由是可知，当时之当事人所谓“摆擂台”者，实乃指闻一多、罗庸在系务会上为争夺开课权“相持不下”之场景，而非“同时并开”后授课内容、学术风格如“唱对台戏”般之较量也。

顾颉刚“层累的”学说，确实是一大卓识。从郑天挺日记来看，所谓清华闻一多、北大罗庸在1944年至1945年度同时开设《楚辞》课，本质上属于中国文学系在教学课程设置过程中的一个“乌龙事件”，因为朱自清的折衷调停，所以“同时并开”，给人以教师轮流讲授、各擅所长，学生自由选修、开阔眼界的印象。藉由当年毕业的学生在几十年之后的回忆与访谈，再经他人的引述暨报刊、影视的铺演和流转，历史的事实与记忆的书写，因着情感的认同与现实的需求，传来传去，传成了一桩美谈，凝定为一桩近代教育史上倡导学术自由的典型案例。噫！ 课程设置之用心未必然，而听者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其此之谓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