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晚年孙犁先生喜欢读史。他说：“我就爱读‘繁芜’的史书。”又说：“史实之中，寓有哲理，琐碎之事，直通大局。”

在孙犁先生晚年创作中，读史的文字，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类笔记体文字，孙犁先生自己说是“读书时零碎心得，粗浅记下”，却落花流水，蔚为文章，断片短章，别有意味。

一九九一年，孙犁先生在《读〈后汉书〉小引》一文中对范晔的史书写作，有这样的评价：“他的语言简洁，记事周详，有班固之风，论赞折中，而无偏激之失，亦班氏家法。时有弦外之音······”这样的话，用在孙犁先生这一类读史笔记中，恰正合适。

一

《后汉书》中有冯衍的传记，说他“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如此奇才，始终得不到皇上的待见。其因如何？

孙犁先生说了冯衍的一则事例：“他说古代有个故事：有人挑逗两个女子，长者骂他，幼者顺从。他选了长者为妻。他以为皇帝用人，也应该这样，不要摒弃反对过自己的人。”孙犁先生说：“这个想法太浪漫了。”所以，光武、显宗两朝皇帝都不用他。《后汉书》说他“文过其实，遂废于家”。

文人读史，愿意以生活细节观照史中之人。这个细节与结果之间，留有相当大的空间需要填充。不过，从中可以看出一点，即一生梦想为官的文人长处之文，常会在皇帝那里是“文过其实”，甚至是“一文不值”。也就是说，文与权，士与官；文人的浪漫主义，和皇帝的实用主义，并不是一码事。文人要想在皇帝那里得到烟抽，需要拿捏火候，显然冯衍欠这个火候。

孙犁先生指出，冯衍的“文过其实”，重要在于他的为人，“言行不一，文实相违”。这个“文实相违”，要比“文过其实”严重多了，却是很多文人难以剔除的软肋。孙犁先生说冯衍“一方面，在言志时，反复申述：‘游精神于大宅兮，抗玄妙于常操；处清净于养志兮，实吾心之所乐。’一方面，又不安心贫贱，向皇帝求情不得，又频频给权贵上书，请求支援，帮他找个官位。言辞卑微，和文章大相径庭”。

在文章最后，孙犁先生说冯衍而旁涉现实，写了这样一笔：“念了若干年书，又被人称作‘奇才’，也是不甘清苦的。他会看到比他得志的人，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住的什么，坐的什么。为什么他能这样，我就不能呢？他是怎样得到的呢？我不会学习来试试吗？于是冯衍之所为，就无须责怪了。”这一笔，见孙犁先生的老到，绵里藏针，看似宽容，实则讽喻。

二

孙犁先生认为，《后汉书》中马援的传记写得最好，对之称赞有加。他觉得，《后汉书》把马援放在光武帝、隗嚣、公孙述这样相互抗衡的三种势力之间，是“很高明的剪裁手法。写人物，单独刻画，不如把人物，放在人际关系之中，写来收效更大”。

马援是东汉开国大将，武功文事兼备。武功，至六旬高龄，还上马征伐武陵五溪；文事，则留下“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成语，至今沿用，可谓文韬武略，晚年却惨遭谗毁。如此悲剧，孙犁先生说“给这个人物，增加了悲剧色彩，使读者回味无穷”。

前者，孙犁先生说的是文学写作的手法；后者，则是对马援这个人物的点评。马援悲剧何因？正在于马援与光武帝、隗嚣、公孙述这三个人物的关系周旋之中，其中重要的是与隗嚣的关系，因为最早马援曾经投奔在隗嚣麾下，在光武帝看来不是自己的人。马援一直不受光武帝重用，乃在“晚年之所以谗毁易人，也是因为他远非光武嫡系”。孙犁先生如是说。足见，再好的文韬武略，在权力的阵营划分上，到底赶不上站队重要。

孙犁先生引《后汉书》对马援最后之论：“然其戒人之祸，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谗隙。岂功名之际，理固然乎？”对于这个“功名之际”，孙犁先生有一段言说：“功名之际，如处江河漩涡之中。即远居边缘，无志竞逐者，尚难免被波及，不能自主沉浮。况处于中心，声誉日隆，易招疑忌者乎？虽智者不能免也。”

显而易见，这里有孙犁先生的一时感喟，因为那时他刚刚经历了“文革”动荡，如他一样“远居边缘，无志竞逐者，尚难免被波及，不能自主沉浮”。这里也有对功名的解读，既要功名，便有利害，功名越大，利害越重。马援便是一例。元曲曾唱道：“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

三

《后汉书》贾逵的传记中，写到贾逵上书《春秋左氏传》给皇上看，不仅说此书“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更说“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这一下点到刘氏皇帝的腰眼上了，龙颜大悦，立刻“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范晔对贾逵此番行径说：“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并嗤之以鼻曰：“徒有以焉尔。”孙犁先生解释“徒有以焉尔”，说：“这个词儿很新鲜，也很俏皮，意思是说：也不过就是那么回子事罢了。”

因范晔对贾逵的评价，孙犁先生称范晔是理想主义者，说“理想终归是理想，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

之所以这样说，孙犁先生想到了“文革”时期，他说：“凡以学术知识干政者，贾逵可以师法矣。回忆‘四人帮’时期，思想、文化界，此种人不少。率皆从经典中，寻章摘句，牵强附会，以合时势。迹其用心，盖下贾逵一等。其中，自然有人迫不得已。但主动逢迎者，为多数。文艺创作亦如此。其作品，太露骨者，固不以为人齿，然亦有人，由此步入作家行列，几经翻滚，终于成为‘名家’。”这是一九九一年孙犁先生写的文字，三十四年过了，并不显得过时。

四

如果不是读孙犁《读〈旧唐书〉记》，我不知道唐朝还有王叔文这样一个人。孙犁言简意赅地道出此人一生的轨迹：“并没有祖荫，在政府也没有后台。他是以偶然的机会上到这个舞台，充当了短时间的重要角色，得到悲剧的下场。”

《旧唐书》王叔文的传记中，说他“这个偶然的机会”是“以棋待诏”。凭棋艺小技，居然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宠，不用通过组织部门的考核，一跃而得到擢升，在官场上，亦非奇迹，历代不衰而能见。关键是，如此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你自己偷偷乐就得了，安分地在朝廷当个不大不小的官，坐吃俸禄，平安一生。但是，这样从底层上来的人，鲤鱼跃龙门，往往会欲望膨胀，野心蓬勃，以致蠢蠢欲动，勾结士人，结为死党，密谋弄权速进。

在唐代政治动荡之中，王叔文一个下棋的，哪里玩得转？官迷心窍，结局悲剧，在所难免。孙犁先生评述：“本来，王叔文不一定是做大官的材料，他驾驭不了那么复杂的政局，应付不了多方面的牵扯关联。在官场上动动笔还容易，后来又兼上度支盐铁副使，这是要见效率的官，就有点无能为力了。”政局大变之后，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明年诛之”。

孙犁先生说王叔文“罹此惨剧”的过错，在于“不自量力所致耳。谚云：政局如棋局，王叔文虽善于弈，其于政治，则经验甚不足矣”。孙犁先生说得很是客气，对王叔文有几丝同情。其实，人的位置发生变化，人心往往容易随之发生变化，所谓风动叶亦动心更动也。特别是地位陡升之后，更容易人心不足蛇吞象，称不出自己几斤几两。

五

《旧唐书》中有韩愈的传记，孙犁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由以上所记，可略知韩愈的性格及为人。韩愈没有祖上官荫，出身寒苦，他的性格比较开朗，遇事有耐力，遭到那么多的挫折，他顽强地活下来了。作为一个文人，这都是好品质。文章能创新，自成一家，和他这些素质，也不无关系。”这是中肯的评价。

韩愈出身卑微，在朝为官，以文待诏，与王叔文以棋待诏，大有不同，起码对皇帝或曰对国家的政治能起到一些作用。与王叔文不同，韩愈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旧唐书》中说他“拙于政务”，韩愈说自己“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孙犁先生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说：“韩愈因谏迎佛骨，招来大祸，几乎杀头。流放到潮州以后，上表皇帝，文辞凄苦，希望得到皇帝哀怜。能得到皇帝哀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这篇表写得有路数，有策略，证明韩愈不只是个非常天真的人，还是非常聪明的人。皇帝好长生，谏佛是错了。皇帝还好大喜功，喜欢人颂扬。他就在这方面做文章。”

文人之长的文，先擢升了韩愈，后害了韩愈，最终又帮了韩愈。最后，这篇“潮州表”起到了作用，皇帝给了他一个袁州刺史当当。看来，文比棋，更管点儿用。

六

另一位文人苏轼，如今大热，远超韩愈。

对苏轼，孙犁的评价很有意思。他综述东坡政绩曰：“纵观东坡一生为官，实如旅行，很少安居一处。所止多为驿站、逆旅、僧舍，或暂住朋友处，亦可谓疲于奔命矣，其官运虽不佳，然居官兴趣未稍减。”“东坡历仁、英、神、哲、徽五朝，时国土日蹙，财政困难，朝政纷更多变，虽善为政者，亦多束手，况东坡本非公卿之材乎。既不能与人共事，且有恃才傲物，率意发言，自以为是；苏辙做墓志，极力罗列其兄政绩，然细思杭州之兴修水利，徐州之防护水灾，定州之整顿军纪，亦皆为守土者分内之事，平平而已，谈不上大节大能。此外，东坡两度在朝，处清要之地，亦未见其有重大建树。文章空言，不足据以评价政绩也。”

评价东坡文学成就，孙犁先生将东坡和柳宗元做对比：“中国历史上，政治上失意而在文学上有成者：唐有柳宗元，宋有苏东坡。柳体弱多病，性情忧郁，一贬至永州，即绝意仕途，有所彻悟。故其文字，语义幽深，多隐讳。苏东坡性情开放，乐观，体质亦佳，能经波折，不忘转机，故其文字浅近通达，极明朗······读其文章，时有激越之词，旁敲之意，反复连贯，有贾谊之风，与柳文大异。”

对东坡的生活与生存，孙犁说：“苏东坡生活能力很强，对政治沉浮看得开，善于应付突然事变，也能很快适应恶劣环境。在狱中，他吃得饱，睡得熟；在流放中，他能走路，能吃粗饭，能开荒种地，打井盖屋。他能广交朋友，所以也有人帮助他。”

然后，他再次将东坡与柳宗元做比较：“他不像屈原那种人，一旦失势，就只会行吟泽畔，也不像柳宗元，一遇逆境，便一筹莫展。他随时开导娱乐自己，可以作画，可以写字，可以为文作诗，访僧参禅，自得其乐。还到处培养青年作家，繁荣文艺。然其命运，终与柳宗元无大异，亦可悲夫！”

最后一句，说的是两人的命运。由此，从为政为文到生活生存，最后到命运结局，做了一个缩写版的东坡传。对东坡这样的评述，与如今大量对东坡过分的夸饰溢美以及铺排演绎，不尽相同。读史，读诗，读人，学识重要，见解更重要。

七

孙犁先生生前最后一本书《曲终集》中，有一则《耕堂读书随笔》，写到又一位文人司马相如，特别写到与相如同时步入官场并都曾经“尤亲幸者”，如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等人，最后下场均不好，有人还被杀、被族。相如之所以能够全身而退，一是有能力，如出使巴蜀，替汉武帝完成任务；二是“常称疾避事”；三是“不慕官爵”而常闲居在家。

孙犁先生对此有这样一番议论，说相如“不像那些穷愁士子，一旦走入官场，便得意忘形，急进起来。另外，他有自知之明，以为自己不是做官的材料，像严助等人，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既有深文之心计，又有口舌之辩才。这两样，他都不行，所以就知难而退，专心著书了”。这一番话，似乎是在说自己。

接下来，孙犁先生还有一番议论，说相如“他也不像一些文人，无能为，不通事务，只是一个书呆子模样。他有生活能力。他能交游，能任朝廷使节，会弹琴，能恋爱，能干个体户，经营饮食业，甘当灶下工”。如此能上能下且多才多艺的全能型，也不是当今文人能够做到的。

关键是，相如不仅“不慕官爵”，还不把自己所写的著作当回事。《汉书》中说：“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曾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居然身后连一本自己写的书都无意存留，这样的风格，既淡泊于利，又不屑于名，更是如今一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文人难以企及的了。

对相如这样的风度，在同一篇《耕堂读书随笔》中，另一则读清人何焯的《义门读书记》中，孙犁先生说过这样一番话：“人一旦有了名声，便充满了危险。先是一些要人，开始对他注意，拉拢他，想叫他出于自己的‘门下’。如果能坚持淡泊，不去上钩也好。无奈读书人，又羡慕富贵，不耐清苦。”难脱名利之累，再伸长脖子张大嘴巴争抢上钩，自然便易惹命运之祸。所谓祸，孙犁先生指文人热衷于官场所致。文人热衷官场，是因为官场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诱惑的曲径通幽，便也容易通向危险。于是，“耕堂曰：文人与官人，性格多不同……因此名士多与贵官相处日久，必争论失欢”。

自然，这是孙犁先生多年以来目睹文坛与官场两界的经验之谈，也是他读古书时情不自禁对现实的关注与感喟。所以，他才会对相如赞赏有加：“司马相如之为人，虽然不能说，堪作后世楷模，但他在处理个人与环境，个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歌颂与批评等重大问题方面，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值得参考的。”

面对古人司马相如，这是孙犁先生的自省，也应该是所有文人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