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北大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人才济济，教学和科研的实力相当雄厚。跨入20世纪80年代，有些老师为了使自己的理想和才华得到尽情的绽放，作出了新的选择。袁良骏老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艾军老师调到北大汉语中心（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乐黛云老师到深圳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并建立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所；孙庆升老师到山东烟台大学中文系担任系主任。袁良骏老师去了社科学院，家还住在北大，见面的机会也还比较多；高艾军老师仍在北大，只是换了个院系；乐黛云老师和孙庆升老师后来又都回到中文系，真正调离北大的是黄修己老师。黄老师1987年9月调到中山大学中文系，把家从北大搬到中大，他的这个魄力和勇气，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同行中“引起了小小的一阵轰动”。

“引起了小小的一阵轰动”的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黄老师的家真是个“幸福的家庭”，离开北京有点可惜。师母陈立芳196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被安排到北京一〇一中学做行政管理工作。一〇一中学是大名鼎鼎的名牌中学。前些日子看到北京最好中学的排序是北师大实验中学、北京四中、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京一〇一中学。一〇一中学是北京市的“前六强”，又是北大的近邻，两校之间只隔了一条马路。黄老师在北大执教期间，最早住在承泽园，后来搬到蔚秀园，再后来搬到燕东园，与一〇一中学靠得都很近，师母陈老师上班比黄老师到中文系讲课还近捷。两个孩子也都很优秀。公子水清生于1968年，女公子水婴生于1971年。黄老师调往中山大学那年，水清读高三，水婴读初三，因为“文革”期间黄老师和陈老师都去干校和农场战天斗地，两个孩子入学的年龄耽误了，可一旦入学，就都是学霸。记得中文系好几位老师的孩子报考大学填写的志愿是：“第一志愿北大，第二志愿北大，第三志愿北大”，备注：“不服从分配”。水清和水婴向往的也都是北大，在高考和中考的关键时刻被父母亲带到广州，心里很憋屈。离开北京那天我去送行，水清沉着脸一言不发，水婴哭得泪人似的，朝同学、夕同嬉的小朋友们都在北大校园，真舍不得和他们说再见。到广州后，水清考入中山大学物理系，一毕业就到他小时候生活过的上海成家立业；水婴考入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后报考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听说报考研究生时没有按要求填写报名表，家庭成员那一栏是空着的。面试时主考老师问起家庭情况，水婴这才解释说：“我爸爸叫黄修己，您们认识我爸爸，也许要送人情，就没有填。”进社科院读研不久，水婴就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美国。水清和水婴去了他们想去的地方，留在广州的只有黄老师和陈老师老两口。看重血缘关系的社会学家喜欢把儿女的“远走高飞”说成是老年人的“腥风血雨”，黄老师和陈老师并不这么看。不过，陈老师见面时爱说：“广州什么都好，就是没朋友。朋友还是老的好，老朋友都在北京。”黄老师听了只是笑，他知道这是陈老师又在想孩子，又在想北京了，赶忙把话题岔开来。

“引起了小小的一阵轰动”的第二个原因，是黄老师在北大生活了三十二年，北京是他青春时代最向往的地方！黄老师的“人生境界”、治学的“灵光”和“雄辩”的才华，都得益于北大的培育。他曾说1955年进北大求学，“实是一生之幸事”，那时候北大“集中了当时国内最有名望的一大批专家学者”，“几年间饱受师长们的雨露恩泽，对我的一生影响至深”（《我的“三角地”》第44页），至于同学之间的同学习共战斗的情谊就更多了，因而他的调离让老同学们感到难以理解，只好猜测说“这可能与黄老师的个性和气质有关”。

一、从小就充满了勇气和锐气

黄老师1935年出生于福州一个书香门第，但生不逢时。他回忆说：“我出生不到两年，抗战就爆发了，小学期间家乡两次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我随家长逃难，学业受到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的“三角地”》第73页）也正是出自对民族苦难的记忆，福州刚刚解放，黄老师就报名参军，那时他还不满15岁，还是个孩子，虽说当的是“胜利兵”，没有上战线打过仗，但为“甘洒热血写春秋”的豪情着实令人钦敬。只因“从小就耳聋”（《我的“三角地”》第97页），无法根治，黄老师在人民解放军这个大熔炉中摸爬滚打了五年后，不得不脱下鲜艳的军装，于是选择“从文”。195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部队考入北大中文系。这一年，黄老师刚满20岁，风华正茂，激情四溢。

北大的班级习惯以入学时的年份排序，黄老师是1955年入学的，他们这个年级就叫55级。北大中文系的55级名满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北大中文系还没有一个年级能够在整体的专业水平和成就上超越55级，有人把这概括为“55级现象”，仅黄老师在1993年发表的《读书·翻书·摸书》一文中列举的55级的“名流”就有：

从事学术领导工作的，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张炯，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等；有研究古代文学的专家，如张少康、陈铁民、李汉秋、王水照、谭家健等；有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谢冕、孙绍振、孙玉石等；有语言学家陆俭明、鲁国尧等；有转行搞民国史而大有所获的杨天石；有做编辑成绩斐然的刘彦成、陈丹晨等；也有几位去搞创作，如以《小布头奇遇记》而赢得一代少年心的孙幼军，过早去世的女作家温小钰等。篇幅有限，不能把各位当今“名流”一一列举，还请学友原谅。（《我的“三角地”》第32页）

学生“对从事学术工作有一种崇高感、神圣感”，这是55级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的主要原因。黄老师在《生于战乱，长于战乱》一文中说：

我分析我们有一点成绩的原因是，我们生于战乱，做过亡国奴，因而倍感祖国的可爱，强烈希望祖国的新生。看到新中国诞生了，便特别热爱新社会。那时上大学不要学费，我班大多数同学都享受助学金，便很自然地有一种对国家的责任感；又好像意识到现在是天欲降大任于我的时候了，肯于空乏其身来劳己筋骨，便特别用功。我们身上也有一股“开国气象”，一个国家新生之际那种兴奋的情绪和蓬勃进取的干劲。大家都有一种献身精神，从入了大学的第一天起，就认定要以我血荐学术。这并不是每一代人都能具备，都能做到的。（和“‘文革’一代”有些人的迷惘、失落、怨恨恰成鲜明对比。）我们能在不利的环境下取得一些成绩，这是根本的原因。（《我的“三角地”》第77页）

老师们敢于教，把学生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是55级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的另一个原因。55级“靠着北大传统的荫庇，靠着老一辈学者的薪传”，即便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在很不利的环境里”，也能“抵抗、挣扎、彻悟”，“经历波澜，绕过曲折”，“在献身学术、坚持实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这几个方面”，跟“老师接上了关系”（《我的“三角地”》第73、80页），在治学精神上与系主任杨晦先生，知名教授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王瑶先生等前辈学者薪尽火传，一脉相承，在中文系的发展史上写下璀璨的一页。黄老师是55级的风云人物。这倒不是他身份特殊，是个转业军人，而是他的人品和业绩所致。黄老师思想敏锐，有理想追求，有学术情怀，无论是在北大读书期间还是毕业留校任教之后，他始终都在奋进，像军人一样冲锋在前，以昂扬的姿态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

二、“要对得起北大的书桌”

北大中文系55级有四个班级，除了极少数“调干生”和像黄老师这样的“转业军人”外，都是正规高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置身于“天之骄子”行列，黄老师略显逊色，虽说高考分数也很高，论学历大概只能算是“初中”，低了一个层次。可黄老师自从跨入北大的第一天开始，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用优异的成绩压倒高中毕业生”。他担任55级第二班的团小组组长，团小组总共有九名团员，团小组副组长刘烜，团员有孙玉石、闵开德、侯学超、孟琮、鲁国尧等，当时都是班级的尖子，后来都是学界的名流。组长，管思想政治工作；副组长，抓学习。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正式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56年4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明确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毛主席把“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并列放在一起，这在新中国科学文化建设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和“双百”方针，给55级极大的鼓舞，黄老师在学习讨论时说了很多激动人心的话，流传最广的是“要对得起北大的书桌”。他用这个誓言激励自己，刻苦学习，在班级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团小组组长工作做得出色，受到国家级的表彰，黄老师也很快担任起了55级团支部宣传委员，成了55级的排头兵。

为了响应党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向伟大祖国国庆九周年献礼，展示55级沿着党所指引的光辉的红专大道飞奔前进取的辉煌成就，1958年7月临近暑假前夕，55级团支部提出了一个“大胆倡议”：在暑假“编著一部文学史”，作为“小小的礼物”献给庄严的祖国，以代表“我们年轻人赤诚的心意！”这个“大胆倡议”得到党组织的坚决支持，55级的同学们立即行动起来，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编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1958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文学史》将近七十八万字，分上、下两册，封面是红色的，所以又称为“红皮文学史”，扉页上印有红色的字样：“献给亲爱的党和伟大的祖国/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同学/1958年国庆节于北京”。

“红皮文学史”的《后记》中说：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要写出七八十万字，要阅读浩如烟海的材料，要集体研究、分析、讨论，要草拟大纲、编写初稿，以及修改、润色，何况明代以后的文学史我们还根本没学过，而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在目前文学史书中还是空白，完全要依靠我们白手起家。然而，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全国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鼓舞着我们，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措施保证了我们的工作顺利地进行。同学们像一个人似的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以高度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战斗着。有的同学带病坚持工作，再三劝阻，也不愿休息；有的编辑小组为了按时完成任务，连续工作48个小时。在同志们的冲天干劲里，在集体的密切协作中，困难一个个被克服了，人也锻炼得更为坚强了。尽管暑假中，我们还有部分同学去参加军事野营，去农业社劳动，去工厂编写工厂史，经常坚持工作的不过三十多人，但是，9月5日，我们终于把文学史全部写成了。

……

这部书从发稿到出版，仅用了24天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出这么大的一部书，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这些日子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华印刷厂的同志们昼夜苦战，忘我劳动。他们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和敬佩。在这里，我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应当说，这部书是我们献给国庆九周年的共同礼物。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文学史编辑委员会1958年9月15日

仅仅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写出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文学史，这是典型的“大跃进”的产物，虽说社会上也有过很多吹捧，但55级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都还是处在学习与摸索的过程中，所以，在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时，产生了若干简单化的缺点，而对文学史材料的掌握和分析中，也有不够深入细致的毛病”，“对于民间文学的地位与若干作家作品的评述也不尽恰当。”决不能“冻结在‘红皮文学史’上”，于是在1959年暑期，也就是“红皮文学史”出版不到一年的时候，55级对“红皮文学史”动大手术，“抛弃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民间文学是正宗’等片面的观点，改用‘人道主义’为贯串思想”，把70多万字的上、下两卷本“红皮”文学史，改写成了120万字的四卷本文学史，1959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封面由红色改为黄色，学界称为“黄皮文学史”。黄老师后来说，“这是一次大幅度的、快速度的自我超越”（《我的“三角地”》第83页）。“黄皮文学史”的《前言》中说：

这部一百二十多万字的著作是基于去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修改而成的新书。说它是新书，因为基本上是重写过的，论点方面有许多改进，内容也比较丰富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部出版才一年的著作，就要重新修改呢？的确，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在我们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在历史上从来不会有过的大跃进时代，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当我们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多么想用世界上最纯真的语言来赞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和我们伟大的党啊！

1958年7月，黄老师被派到北京丰台桥梁厂编写工厂史，没能参与“红皮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可到1959年7月修改“红皮文学史”的时候，他就成了骨干。前几天拜访刘烜老师，他介绍说：“黄老师对于编著黄皮文学史非常积极热情”，当时分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和“近代”等九个编写小组，黄老师是“魏晋南北朝”编写小组的小组长，执笔“曹操”“陶渊明”“木兰诗”等章节。关于“黄皮文学史”，黄老师在《我的“三角地”》中是这样评价的：

我认为“黄皮”书的学术价值，总体上说没有什么可以特别肯定的。只有用了大篇幅，完整地记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文学史，才做了前人没做的工作，是不应否定的。近年在重要学术会议上，听到有研究近代文学的专家发言，认为“55级的文学史，补全了近代文学，对这有益的工作，还是要肯定的”，我想这是公允的。这也要感谢阿英先生的帮助。

这部巨型的“黄皮”书，很大程度上修正了1958年学术“大跃进”的错误，学术上有部分新的东西，表现了一代学术新生力量既有相当的潜力，又能够跟随时代进步，这是它好的一面。后来，北大成了全国先进集体，文科方面的成绩主要就是我们这部文学史。陆平校长在全国先进集体表彰大会上发言，总结我们的经验是：“在批判中学习、继承；在学习、继承中批判。”（大意）他已经不再只强调“批判”，而是归纳出“批判—学习”的范式，比较切合我们的实际。（《我的“三角地”》第84页）

“黄皮文学史”竣工后，55级紧接着又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这是一部被学界遗忘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黄老师在1995年版《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挂了一笔：“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编的一部，由作家出版社印成初印本，供征求意见用，但后来没有正式出版。”可到2007年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中就删掉了。范震威、吴宝三合著的《燕园风雨四十年——严家炎评传》中也只是一笔带过。书中写道：

进入1959年，五五级中文系学生在“红色文学史”鼓舞下，又开始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严家炎参与并主持了此书的编写。此书编成后，又由作家出版社内部出版。——这也是严家炎走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始。

《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封面署“北京大学中文系集体编著”，1960年5月北京出版，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制，字数49万，印数600册，定价（资料费）3.10元。《出版说明》中说：

本书仅系前二编之初稿，为便于学校集体讨论和广泛征求社会各方意见，乃加排印出版。第三编（建国以后部分）尚待续写。此次编写排校工作均十分仓促，定有不少错误和缺点，切望有关各方多加指正，以便修订出版。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编写的匆促，来不及仔细推敲和深入研究，用今天的眼光看，书稿中的确存在着“不少错误和缺点”，如第一编中的“胡适批判”（第一章）、“周作人批判”（第五章）、“对买办资产阶级‘新月派’的斗争——‘新月派’创作批判”（第十一章），以及第二编中的“对王实味的斗争和对丁玲等人反动思想的批判”（第二章）、“对胡风集团反动的哲学观点、文艺思想和创作的批判”（第九章）、“对萧军反动思想的批判”（第十章）等章节，“避讳史料”“思想先行”的倾向尤为明显。为了突显“现代文学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下成长壮大起来的”这个基调，《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919年，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与劳动群众相结合”说成是“贯穿于现代文学史中的一条红线”，宣称“一部现代文学史，首先就是一部党对文学的领导日益加强和巩固的历史”，等等，这些“结论”也都深深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但55级坚持不懈地学习、敢于创造的精神是很可贵的，他们阅读面广，视野开阔，《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结构宏大，史的线索清晰，章节设置较为合理，与同时期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以及吉林大学中文系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相比较，北大中文系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学术水平最好。黄老师是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的主力之一，从此开启了学习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程，1960年毕业留校做王瑤先生的助教，从此登上现代文学的讲坛，1962年获邀到北京广播电台讲现代文学史。黄老师口才好，课讲得特别精彩，声名大振，再加上他平时注重实干，处处走在前面，各方面的表现都相当突出，就在1962年被吸纳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

三、“保持住知识分子的良知”

在55级二班，入党最早的是黄老师和刘烜老师。可到1963年讨论转正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刘烜老师准时转正，成为中共正式党员，黄老师却未能通过，至于被“卡”下来的理由，就要追溯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了。

1957年6月，以中文系团支部为主体的一批又红又专的团员，创办了一份半月刊，取名《浪淘沙》，黄老师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成了《浪淘沙》的主干。《浪淘沙》第一期（6月12日），开篇就是黄老师写的《“条件反射”面面观》，署名坚冰。紧接着，又在《浪淘沙》第二期（6月24日）发表杂文《从“石板压驼背”谈起》，署名坚冰，且看文章的前三小节：

从“石板压驼背”谈起

坚冰

过去有一个医生，自称能够医好驼背。一日，果然有一驼背的来求医。那医生便叫他伏在一张长板凳上，然后搬来一条石板，往他的背上直压了下去。只听得“哎呀”的一声惨叫，那人背上的“小丘”确确实实的是被压成了一片平川；然而人却是呜呼哀哉的了！我不了解这位医生是蓄意要谋害呢，或者本来确是想治好驼背，我只知道有一件事，就是一个活人在他的手下丧命；我只觉得他实在是一个典型的庸医了。

不幸，在现实生活中竟也有着这样的庸医。过去，不是就有一些人搬着石板，死命地往那有缺点，有毛病，有不同意见的人的背上压去吗？而且确实有人被压得奄奄一息。虽然并不是故意压死人。

这种石板疗法的庸医，是万万当不得的。可是，有些人却在拼命地喊：“什么和风细雨，不过瘾！要就来它个狂风雨！”……

黄老师的本意是要把当时个别人对党员干部的粗暴的批评打击，比喻为“庸医”的“石板疗法”，用这个形象的比喻来维护党的形象和声誉，不料文章发表后引起批评。“浪淘沙编辑部”为了息事宁人，在《浪淘沙》第三期（7月4日）发表了一则《小启》：

有的读者对本刊期刊载的杂文从“石板压驼背”谈起，提出批评，认为该文与现实的情况有距离，对事实有夸大，立场不够鲜明；认为，过去个别同志在批评态度上有缺点，但绝非像搬石板压驼背那样，更不会“压得奄奄一息了”。

我们同意上述的意见，认为该文的主题思想是片面的，而且比喻欠当，含意较隐晦。

对于该文的刊出，编辑都应负主要责任；由于我们审稿的不细致，还可能有其他缺点存在；我们热情地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浪淘沙编辑部

好心做事，事与愿违，黄老师内心也感到很委屈，但他很虚心地接受批评，还郑重其事地把这篇杂文的原稿交给党支部，请党支部审查。党支部认为黄老师是个很真诚的人，也就没有责怪他。可到了讨论黄老师入党转正的时候，保留在黄老师档案里的这篇《从“石板压驼背”谈起》，就成了争论的焦点。有人说他不应该写杂文，指责他把党说成“驼背”，是漏网右派。尽管党支部书记邵岳老师和党支部组织委员孙庆升老师一再解释，说黄老师写杂文的本意是要保护党，说中文系教师党支部应该能正确地理解杂文，但结果还是没能通过，“预备期”一延再延，拖了九年，直到1971年黄老师才转正，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经历了这个挫折，黄老师更加谨慎从事，求真务实，在政治上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更加踏实地读书和钻研学问，健全正确的思想和独立人格，做真正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

他称赞北大中文系从旧社会过来的吴组缃先生、朱德熙先生等“老一代”，以及“建国之初读中学、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费振刚老师等“第二代”，是“尚能保持住知识分子的良知的人”（《我的“三角地”》第113、114页），而黄老师本人也正是他所说的是“尚能保持住知识分子的良知的人”，他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一门心思教书，一门心思做学问，言传身教，诲人不倦，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独树一帜的著名专家，成就卓著。仅在1981年至1988年出版的专著就有《赵树理评传》（1981年）、《中国现代文学简史》（1984年）、《赵树理研究》（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史讲授纲要》（1986年）、《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1988年）；参与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北京大学等九院校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年）、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1980年）、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1984年）等，在《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更多了。黄老师著述等身，教学效果也特别好，无论是讲基础课还是讲专题课，课堂总是座无虚席。1978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现改名为“国家开放大学”）成立后，黄老师应邀长期担任现代文学的主讲老师，誉满全国，为我国远程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正是因为黄老师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中的“全才”，他的“路转岭南”才会引起学界的热议。

四、执着地追求和不遗余力的奋斗

对于“路转岭南”，黄老师解释说他“不喜欢北京的生活”，这似乎有些勉强。从20岁到52岁，在北京生活了32年，其间有多少励志的故事、人生的感悟和甜蜜的喜悦啊！求学、立业、成家、生儿育女，这些累累硕果都是北京所赐，即便再怎么“不喜欢北京的生活”，经过了32个春夏秋冬的历练，也该“习以为常”，怀着感恩的心情认定为北京是“第二个故乡”。这些年来，吸引人才流动的大多是“高年薪”以及可观的“科研启动金”和丰厚的“安家费”，黄老师去中大时可没有这些优惠。“路转岭南”是平级调动，体现出来的只能说是他对学术理想的追求和不遗余力的奋斗，付出的艰辛和代价是难以想象的，靠的是对学术的热爱、对生命的敬畏。

1996年5月下旬，我到广东肇庆西江大学参加由黄老师召集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会期三天。那时交通不便，我从北京乘火车到广州，黄老师委派他的两位研究生李海霞和刘海斌到车站接我，安排我在中山大学招待所住了一个晚上。肇庆的会议结束后又回到广州，在中山大学招待所又住了一个晚上，这五天与黄老师朝夕相处。黄老师告诉我他在中大当班主任，组织并带领全班同学参加全校的运动会，这让我感到很诧异，像他这样知名的教授，在北大中文系是绝对不会当班主任的，更不会带领学生去参加运动会，可黄老师说这对于他是一种新的体验。“既来之，则安之”，中大安排的工作都要认真做好。他带我参观中大校园，欣赏中大秀美的光景，见到熟识的教师，总会停下来热情地向我介绍说：“这是某某老师、在系里担任什么职务、出过哪些专著”，让我感到有些意外。虽说黄老师生性开朗，但不喜应酬，多少有点儿“特立独行”的傲气，到中大后怎么就成了“谦谦君子”呢？黄老师见我一脸疑惑，解释说“入乡随俗”，广州人热情好客，北京人的“京派习性”到广州后得要改一改。和我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教学和科研，强调“顶真”两字。一别八年，黄老师变得更坦诚和率真，不像在北大时那么有锋芒，显得更加“善解人意”，难怪他的研究生都称赞他可亲、可爱、可近。与此对应的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以教书为乐，求实创新，学术成果“井喷式”的发散开来：创建中山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纂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主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为学界培养了姚玳玫、吴敏、刘卫国、刘进才等一批栋梁之材，所有这些都展示了黄老师的渊博睿智和无限的创造力。

今年3月23日，吴敏来信说黄老师为山西《名作欣赏》杂志题词，写的是“赠《名作欣赏》名作有美名/雅俗皆欣赏黄修己”，并发来黄老师的二帧照片。照片上的黄老师，满面红光，挺有精神的。吴敏在来信中说：“《名作欣赏》让黄老师写一句祝福的话。黄老师问您写了没有？”又说“黄老师今年整九十，思维仍然很敏捷，体力确实比较弱”。我请吴敏禀报黄老师，我也给《名作欣赏》写了两句祝福的话：“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祝贺《名作欣赏》越办越好！”吴敏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82级的学生，我当过她的班主任。她毕业后考上黄老师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华南师范大学执教，成了我和黄老师联络的纽带。

4月22日，吴敏来信说：“黄老师发烧几天，肺部有些感染，现在中山三院。已经退烧了。”大概是想到我会惦记，接着又来电话说：“黄老师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要我放心。4月25日，吴敏来信说：“黄老师在中山三院住了几天，今天下午回到养老院，可以同等条件治疗，护理条件好很多。”又说：“泰康养老院条件比较好，陈老师持家有方，诸事可以安排得比较妥当。”岂料5月11日傍晚接到吴敏来信：“黄老师下午走了。”

这也太突然了！想起黄老师的一生，似乎可用“学习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十个字来概括。假如把他3月23日为山西《名作欣赏》杂志题词，看作他从学术舞台正式退场，那他从正式退场到与我们永别只有一个半月。题词写得端庄大气，可以看作黄老师在追求极致的过程中耗尽了身体最后一丝力气。

刘烜老师得知黄老师逝世的消息后托我打听后事，他说黄老师代表了一个时代，要隆重地向他致敬。我正要把这番话告诉吴敏，接到吴敏打来电话，说中山大学准备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师母陈老师不同意，要我劝劝陈老师，我就把叶圣陶先生1948年8月30日《在朱自清先生追悼会上的致辞》发给吴敏，请她送给陈老师看看：

在朱自清先生追悼会上的致辞

前两年文协为闻一多先生在这儿开追悼会，过了两年多几天，咱们又在这儿追悼朱自清先生了。朱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对于中国文学极有贡献。因为他们两位对于文学贡献大，所以咱们要永远追念他们。

我常想，追悼会与死者是完全不相干的。未死的人因为死了一位忘不了的朋友，心里难过，要解除，发泄，开一个追悼会抒发哀感；死者已经无知无识了，实际上对死者毫无关系了。一个人，生的机会只有一次，死者已经将这机会放手，咱们未死的人无法把他追回来了。咱们与死者生时能聚在一起，可说是有缘，今天开追悼会，无非聚友追念之意。追悼不同于祭祀，却不外乎孔子所说的两个字：“如在”。咱们今天开追悼会，正是用“如在”的心情来追念死者。

我现在不说颓丧伤感的话。记得一位朋友来信，有两句话可以说给未死者听听：“倒下去的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没有倒下去的，应该赶紧做一点事。”愿咱们大家保持这种心情，实做下去。

陈老师看了这篇致辞后，让吴敏看黄老师生前在白板上最后写下的依稀可辨的“希望支持”几个字，仍坚持要尊重黄老师的想法，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5月18日，我在刘卫国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送别黄老师的六张照片，为黄老师送别的主要是黄老师的家人和黄老师的研究生。我把这六张照片转发给谢冕老师，他回信说：“悼念修己老友！”谢冕老师和黄老师都是55级，都是从部队考入北大的，且同为福州老乡。刘烜老师知道后颇为感伤，觉得有很多话要跟黄老师说。是呀，不仅是刘老师，凡是认识黄老师的朋友们都会有许多话要跟黄老师说，也都为未能为再见一面而遗憾。黄老师此去成长别，我们对他的思念有很多。黄老师啊，您慢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