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旧，并不一定都要抛在身后，它迟缓的脚步，反倒如缓缓的流水，明净，安详。旧书，褪去最初炫目的色彩之后，人生冷暖，喜怒哀乐，袒露了它的本真，在那些昔日故事中，我又受到新的教育。人们时常精明于生活琐事，人生大事却往往糊里糊涂，“不能免俗”。旧书里的婚礼，吹吹打打的乐声淡远，清茶的回甘上来了……

“何必结婚呢？”

多年前，读《战争与和平》，文字平白如话，可是没有充足的生活经验打底儿，很多情节还是读不透。比方说，皮埃尔正被美人爱仑诱惑得不能自持，又被爱仑的爹忽悠得迷迷糊糊，正在为要不要娶爱仑略有心动又举棋不定时，他的好友安德来公爵给他上了这么一课：

“决不要，决不要结婚，我的好朋友；这是我给你的劝告：除非到了你认为你已经尽了你所能的时候，除非到了你不再爱你所选择的女子的时候，除非到了你把她看清楚了的时候，你决不要结婚；不然你就要犯那严重的不可纠正的错误。老了，到了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时候，你便结婚。……不然，就要失掉你的一切美好的高贵的东西。一切都要浪费在琐事上了。是的！是的！是的！不要那样惊讶地望着我。假使你结了婚，还要你的前途有希望的话，那末，你就会处处觉得，对于你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关闭了，除非是在客厅里，在那里，你和宫廷仆役以及白痴是一个样的。……何必结婚呢！……”（《战争与和平》高植译本第1册第4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9月新1版）

虽然“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一类俗套话，我已经听了很久，但是还是不太明白安德来公爵何出此言。莫非钱锺书《围城》里引用的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感染了他？这话的法国版是：“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未经世事的我自然悟不透围城内外的风景，只是觉得安德来明明娶了个好妻子，还要抱怨什么呢。不是连他自己也承认，他的妻子“是贤良的妇女。她是一个那样少有的妇女，男人娶了她，对于自己的名誉，可以放心；……”夫复何求？他居然还“但是”：“我的上帝啊，只要我现在是未结婚的人，什么东西我都肯牺牲。”我读后愤愤不平，觉得安德来整天“耷拉着死脸”对待他的妻子，令人讨厌之极。那个时候，我丝毫意识不到，安德来也许不是指责他娇小的妻子，而是在提醒皮埃尔婚姻之可怕呢？

婚姻是否可怕，这个问题得去问卡夫卡，他短短的一生中曾三次解除婚约。其中与菲利斯·鲍尔，曾两次订婚又两次解约，然而，与这个逃婚的对象，在五年间他们有五百封畅诉心曲的通信，这可能已经不是爱与不爱的问题，而是婚姻带给卡夫卡的安全感太低了。

“我是与人们的卑鄙和奴性为敌……”

在传统中国人的眼里，结婚是人生大喜之事。什么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一辈子得意莫过于此。芸芸众生，一辈子能在聚光灯下做主角的机会少得可怜。天地不仁，不少人辛苦劳碌的一生只有自己几声叹息却没有一个听众；天地有情，没忘给普通人一丝阳光，哪怕屈指可数，也可让大家风风光光，结婚是其中的一件。

婚姻又不仅仅是男女两位主角的事情，而是两个家庭、家族乃至“普天同庆”的喜事，结婚的是两个人，背后忙活的不知有多少人。尤其是“婚礼”，这个“礼”字能把新人、旧人、老人、两个家族折腾得人仰马翻，经常听到有人抱怨“结个婚扒层皮”。“礼”不仅仅是繁文缛节，还是货真价实的聘礼、“彩礼”，这不知道让多少英雄泪满襟，不知道难倒多少操劳一辈子的父母。

偏偏有人不讲这个“礼”，有一本配图的轻松小册子《乔伊斯》（戴维·诺里斯文，卡尔·弗特林图，李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4月版），里面讲到乔伊斯与诺拉两个人的“私奔”，这又勾起我重读艾尔曼的大部头《乔伊斯传》的念头。什么叫“私奔”？两个人都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没有婚约，自然也没有婚礼，就双双逃离都柏林跑到巴黎、的里雅斯特生活在一起了。乔伊斯认为婚礼形式是虚伪的，当然也没有钱办婚礼，也可以说乔伊斯对于家庭、教会有自己的看法，私奔可以让他不违拗内心意志。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7年后，因涉及财产继承的事情，才结束“非法同居”，在伦敦的婚姻登记所补办法律手续，仍然坚定地避开了传统的教堂婚礼。早在1904年8月29日，乔伊斯给诺拉的信中，就毫不隐讳地表明：

“我的思想不接受现行的社会秩序与基督教——家庭、公认的美德、阶级以及宗教教义。我怎么会有喜欢家庭的念头呢？我的家只不过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败在挥霍浪费上，我也继承了这一习惯。我认为，我的母亲是被慢慢害死的，被父亲的虐待、被常年的困苦、被我的玩世不恭和直言无隐。当她躺在棺材里，我看着她的脸时——被癌症耗得苍白而瘦削的脸——我明白了，我看到的是一张受害者的脸，我诅咒使她成为受害者的制度。”（转引自理查德·艾尔曼《乔伊斯传》第189页，金隄等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版）

在同一封信里，乔伊斯对自己的爱人坚定地说：“我是与人们的卑鄙和奴性为敌……”对他身处的社会和城市，他当年就有这样的认识和志愿：“我要暴露血液麻痹，即瘫痪的灵魂，也就是许多人称之为一个城市的灵魂。”（转引自理查德·艾尔曼《乔伊斯传》第181页）乔伊斯与社会的这种紧张的态度，让我不由得想到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陈独秀、胡适、鲁迅、巴金……他们都不肯麻痹在古老的发霉的空气里，立志为一个民族引来新鲜的空气。家、家族制度在他们的认知里不尽是甜蜜的、幸福的，而是吃人的礼教、戕害年轻人的囚笼。这种激烈的态度倘若不深入历史的语境，那是不会理解的。大多数人宁愿做一百年前鲁迅笔下的青虫，被麻痹后还吃苦耐劳地替细腰蜂养壮了孩子：“她（细腰蜂）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春末闲谈》，《鲁迅选集》第2卷第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麻痹为不死不活的状态”，极容易让人无法直视，鲁迅和乔伊斯都不是枝头喜鹊，只唱欢快的歌，偏偏要让人看清真相。

读旧书本来是为了消闲、怡情，一不留神又沉重了，此非我愿，打住，打住。还是八卦惹人爱：话说私奔的乔伊斯和诺拉，这对没有婚礼也没有被祝福的鸳鸯，大概没有人看好他们，两个人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乔伊斯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诺拉酒店清洁工出身，文化不高，据说她替那位天才的丈夫抄一篇稿子，根本没有意识到那可能是未来文学史的一个章节，竟然愣头愣脑对丈夫说：你真的要把家里的白纸糟蹋光吗？

这太不符合人们对郎才女貌、琴瑟和鸣的美好夫妻的想象。然而，尽管时常穷得揭不开锅，半辈子颠沛流离，这对夫妻却从未失去对彼此的忠贞，他们就那么过下来了。这个做丈夫的口中、笔下大概没有几个好人，不知多少时贤名流都被他讽刺得体无完肤，而唯对这个外人看来可能笨头笨脑的妻子呵护有加。

在伟大的《尤利西斯》中，他将小说情节发生的日子定为1904年6月16日，后来这一天又成为全世界乔迷们每年都要纪念的“布鲁姆日”。而这一天，正是乔伊斯和诺拉在海边第一次正式约会的日子，他没有用一场婚礼，而是用一部伟大的作品，将两个人的私人记忆变成了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这又是何等沉重的一份情感啊。

不知有多少本乔伊斯的传记都在解释他何以娶了她，（仿佛最合适的应该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这类人）这都是说辞和徒劳，正像那句人们常说的话，婚姻合适与否，好比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趾头最清楚。在某种程度上，连当事人也说不清楚。此时，婚姻不是攻略，不是心理辅导师的生意，而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漫长，琐碎，却不一定像想象的那么可怕。

“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早点办了……”

托翁曾有言：“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个个不同。”似乎也可以说：幸福的婚礼家家相似，缤纷的爱情个个不同。印象里，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有一半是为歌咏爱情而存在的，正儿八经正面强攻的婚礼并不太多。它太程序化了，中国传统的，从大花轿到张灯结彩、大摆宴席，从拜天地到洞房花烛，从交杯酒到揭盖头。西式样的，盛装到教堂去，两个人庄严地交换戒指，还有那神圣的答问：请问你愿意娶新娘为妻，无论贫穷或富有，无论健康或疾病，都爱她、珍惜她，与她共度一生吗？……套路不过如此。

这些大概是影视剧里最喜欢的了，吹吹打打，好不热闹。然而，文似看山不喜平，好的作家最不喜欢的就是落在窠臼里，我甚至觉得他们都在刻意回避婚礼的直接描写。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算是感天动地吧，可是你记得莎士比亚是怎么写他们的婚礼吗？毫无印象之后我去查剧本，查了半天只在第二幕第三场找到罗密欧对劳伦斯神父说的一句话：“可是无论如何，请你一定答应就在今天替我们成婚。”（《莎士比亚全集》第8卷第43页，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版）接下来是两个人到修道院，郎情妾意地说了一通甜言蜜语，神父则说：“来，跟我来，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早点办了……”（同前，第56页）到后面一幕朱丽叶已经称呼罗密欧为“我的更亲爱的夫君”了。没有电视剧上那样的场面，神父煞有介事地问：罗密欧，请问你愿意娶朱丽叶为妻，无论贫穷或富有……他是莎士比亚啊，他的品级怎么会与狗血剧的烂编剧相提并论。

《战争与和平》中精心地描写皮埃尔两次恋爱却又那么轻易地划过了这两场婚礼。写皮埃尔与爱仑，从身上的香气到要不要娶她的犹疑心理，到被套路应婚，作者写得都很细，关于结婚却只有这么一句话：“一个半月之后，他结婚了，并且如人们所说的，成了美丽妻子与数百万家业的幸福的拥有者，住在彼得堡的新装修的别素号夫伯爵家的大房子里。”（《战争与和平》高植译本第1册第303页）皮埃尔与娜塔莎的情感，经历了战火、劫难和各自的成长，在小说中是漫长的情感旅程，结婚却是最平静的叙述，仿佛是电影剧终前轻描淡写的字幕：“一八一三年娜塔莎嫁给别素号夫，这个婚事是老罗斯托夫家中最后一件喜事。同年，伊利亚·安德来伊支伯爵死了；事情总是这样的，他死后老家庭也就分崩离析了。”（《战争与和平》第4册第1608页）这么省笔墨，以致让我不记得作者写过这两场婚礼。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翁倒是花了四五节的笔墨认真地写了列文和吉娣的婚礼，但是更多笔墨花在婚礼前叙述，直接关于婚礼的，也没有给我留下具体印象。

要说难忘的婚礼描写，莫过于《红楼梦》第97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算是续稿里的精彩之笔，然而，它却不是通常人们心中婚礼的样子，我们盼望的婚礼，总是喜气洋洋，欢乐吉祥，早生贵子。怎么会是哭哭啼啼、悲悲切切呢？

“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

我个人可能更喜欢这样的结婚：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当时的打算是这样：萧珊去四川旅行，我回桂林继续写作，并安排我们婚后的生活。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声音大而且单调。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们消耗。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者中篇小说。

我们在花溪住了两三天，又在贵阳住了两三天。然后我拿着我舅父的介绍信买到邮车的票子。我送萧珊上了邮车，看着车子开出车场，上了公路，一个人慢慢走回旅馆。”（《关于〈第四病室〉》，《巴金全集》第20卷第588-5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

这是1944年5月8日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巴金与萧珊的“婚礼”。“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只是在离开桂林前委托我的兄弟印发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在贵阳我们寂寞，但很安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让结婚回归成两个人的事儿，多好。我不喜欢各种仪式，更喜欢这份清净、寂寞的生活，这能让我“感到宁静的幸福”。

“那七大姑八大姨还不笑话死。”这是我妈说的。（我不明白我自己的生活怎么碍着他们）而我爸呢，更关心结婚录像怎么录，“还有进门先迈左脚还是右脚。”——我老婆补充。

到底该迈哪一只呢？多年后，我问。

我老婆大义凛然地回答：谁还记得这等事儿。

——看来，长辈们的千叮咛万嘱咐终究是徒劳，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和选择，我们何必瞎操心呢？桃花流水窅然去。哈哈，桃花流水也笑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