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澜阁里阅春秋
国庆假日期间，来到杭州市西湖区孤山路25号，这里坐落着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馆区西侧，有一处古色古香的三进院落。假山、亭台，而后豁然开朗，只见重檐歇山式的主体建筑，神似宁波天一阁。东边为御碑亭，立一块高大石碑，正面刻有光绪题字：文澜阁，背面为乾隆谕旨，由光绪五年时任浙江巡抚谭钟麟录。
作为清代四大藏书阁之一，文澜阁因《四库全书》而兴，也因书而遭遇离乱。馆阁正式落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年后，《四库全书》陆续运抵入馆。太平军入杭城，古籍流失在外。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乡贤丁申、丁丙“集胆壮数人”，半夜搜寻散落，追回八千余册。同治年间，文澜阁开启回收、补抄的大工程，雇员百余人，耗资五万余元，方至3396种，34769册。光绪年间，文澜阁重建，恢复旧面貌，同时增建门房、假山及亭台。
一座藏书阁的浮沉，见证中国近代图书历史流变，亦让人怀想，四库全书收录书册之浩瀚，其保存所涉人力物力之巨。在清代，有这样一群人，合力阅读皇皇书册，为每本典藏书籍，量身定制“导读”文字，写就《四库全书总目》这一两百卷的大型解题书目，为古籍的保存、研究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这些古籍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一道圣旨 万卷书缘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考虑到之前的类书“不能悉载全文”，又加之“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家……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乾隆颁布了一道汇录古书的圣旨。随后的圣谕依次说明了采撷的标准、汇录的要求，直到三十八年二月，将之定名为《四库全书》。皇帝的命令，臣子自然不得不从，何况这还是一件造福学术界的大事。
有此学术觉悟，可以说四库的缘起在于乾隆皇帝。细读圣旨，皇帝的目的并不尽在于惠泽文苑。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少数民族当政的时期。明末文人对待清朝的态度，正如南宋人之于金、明初人之于元。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皇帝提到：“前因汇辑《四库全书》，谕各省督抚遍为采访。嗣据陆续送到各种遗书，令总裁等悉心校勘，分别应刊、应钞及存目三项，以广流传。第其中有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清代统治者惟愿稳固政权，自然不希望看到“词意抵触”图书撼动民心。因此，在四库版本的古书里，有关金、元、清的措辞会较大改动，是馆阁文臣根据乾隆的态度作出的调整。
除了明面上的销毁禁书，乾隆皇帝还有一招，那就是站在“公理”面前，收买人心。在一道圣旨里，乾隆大打感情牌，称自己读毕熊廷弼、王允成、叶向高等颇有名望的明代文人著作，为这些人潸然泪下、痛哭流涕，认为明代灭亡与当政者不采纳忠言有关。帝王的心思，藏在圣旨的字里行间。也是编纂官们需要仔细加以揣摩的内容。
除了把控编纂的导向，乾隆事无巨细制定四库编纂标准：“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然。”对于进献古籍的义举，也要大力嘉奖。史载，浙江范懋柱进呈天一阁藏珍贵古籍六百四十一种。乾隆感“其裒集收藏，深可嘉尚，前已降旨分别颁赏《古今图书集成》及初印《佩文韵府》”。
《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集大成的类书巨著，被誉为康熙时期的“百科全书”。一万卷的体量足足要一间屋子才放得下，这也可见范懋柱那几百册书的意义所在。值得一提的是，范懋柱来自藏书世家，是范钦的八世孙，也是天一阁的守护人之一。
在那个技术并不先进，藏书面临着水、火等隐患的年代，正是一批又一批民间藏书家的努力，才让如今的我们能从壁橱中看到那些珍贵的刻本。除了皇家的“石渠”、“内府”，还有天一阁，还有传是楼……薪火相传，书脉不断。
自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五年，乾隆颁布了二十余道圣旨，见证了四库从无到有，从裒集到编纂的全过程。无论乾隆的本意是如何，这一部四库出现了，它将给后世带来巨大的文化影响，以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情怀。
编纂分类 独具匠心
《新唐书·艺文志》载：“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古籍浩瀚，自然需要将之分门别类。而常见的一种分类，便是经史子集。经，让人联想到十三经，属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史，便是官修正史。子，收录绝大多数哲学著作，比如诸子百家。集，相当于如今所说的“文学类”，如《苏东坡文集》。
自《汉书·艺文志》问世以来，正史中有了目录专编。公家的目录专编还包括，《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而私家藏书目录则有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这些专编相当于古籍的“花名册”，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极好的参考工具书。
到了清代，裒集古书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极强的学术本领。乾隆钦定纪昀来做“皇家编辑”。这位大学士曾因《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热播，以伶牙俐齿的形象，出现于大众视野。然而，他是当时实打实的“进士及第”，历任侍读学士、学政。乾隆三十八年，他出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始终其事，十有余年”。
从分类之初，纪昀不曾偷懒。在四库的二十则凡例之中，他写明了自己的分类标准：择善而从。
举几个例子。诏令、奏议皆关国政，但被《文献通考》列入集部。纪昀考之《唐志》《汉志》，决意把这两类归入史部。旧志并未对《香谱》《鹰谱》这类检索性质的书专门分类，仅将之放入农家。纪昀参考了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之例，别立“谱录”。
既参考正史中的目录，又不全仰仗之，而能博采多家，这样客观理辨的态度值得学习。
志书存在一种现象，循名失实，即“名不副实”。宋代官修书目《崇文总目》将《树萱录》编入“种植”。单从题目来看，树萱定与农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考其内容，《树萱录》实乃神话志怪小说。此处谬判，早为宋代史学家郑樵所讥，而后纪昀在四库中加以修订。
除了校正前志的错误，纪晓岚等还亲自为大量的书判定类属，使之名实相副。《笔阵图》是一部传授书法要领的著作，书中还列举了基本笔画的写法。从前的志书将之列入“小学类”。对此，纪昀作了新的归类：“今惟以论六书者入小学，其论八法者不过笔札之工，则改隶艺术。”
不捡现成的标准判定，而非要一一鉴别。不因人废书的选书标准，不带门户之见、宽厚兼容的精神，精核考证、敦兹实学的学术态度，着实须一番苦功，也奠定四库的“辨章”之基，令后世赞颂。
学术桥梁 跨越时空
四库共有二十则凡例，每则皆是言简意丰，蕴含着编撰者的拳拳用心。而四部及四十四类之首的序篇，更是一部简明的中国学术史。
作为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著有《中国文献学》。对四库提要情有独钟的他，在叙讲疏中主要运用三种证明方法：一是用提要本身文字来内证，即本证法；二是用其他学者观点来印证；三是自抒己见，发表个人看法。叙讲疏的考证有理有据，是研究提要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看似评书，实则论学。
四篇总叙中，经部总叙犹如一份学术通考，值得细细推敲。古时经学地位极高，这一点从科举处即可知。纪昀以为，像经书这般“如日中天”，已经“无所容其赞述”，于是他所选录、评价的是沽经之说。这涉及汉代以来的经学传统。纪昀将两千余年的经学沿波，分出六变。汉代五经博士流于拘泥，而魏晋至唐宋时期，治经风气流于泛杂。“洛闽继起”，落于悍弊；心学始立，以狂禅解经。
分论流变之后，纪昀便为其定了归宿。自汉以降，“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据张舜徽先生的说法，“汉学、宋学之名，发自清儒”。汉学有根柢，宋学则有精微的特质。两家囿于门户之见，“彼此攻诘，势同水火”。对此，纪昀讲出两句公道话：“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正如我们回望历史一样，纪昀梳理经学流派时，不免也扮演着事后诸葛亮的角色。而且，据张舜徽先生考证，纪昀于提要中多扬汉抑宋之辞。然而读到两句话时，依旧会为他试图超越学派之争、直抵“公理”的学术热忱所折服。这样的热忱，源自国盛期的文化自信，也蕴含着对学术真理的追求。
作为一部官方编纂的工具书，提要的学术影响力超越时代，惠及近代、当代学界。历史学者陈垣曾说：“我感到从它那里得到的教益，比学校中任何一位老师还多。”研究古籍的学者，均能循阶而上，借了提要这一把高梯，探访浩瀚的故纸堆，更上一层楼。
看山有三境界，推至四库的研究也可。初读四库总目，以为“目录而已，不如读其中提及的一部完整的书”；略窥其中的精妙，方才明白，这哪里是目录，而是足资学人登堂入室的宝典。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序录》中曾说过：“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功既巨矣，用亦弘矣。”如今，从这篇经部总叙看来，此言可谓切意矣。
如今，人们来到文澜阁，于三进三落的院内，缓缓徐行，早已不见书籍的影子。数字人文时代，古籍入库，或是录入线上古籍资料库，古老的藏书阁渐渐成为历史符号。然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精神却未褪色。从手抄本到古籍库，从藏书楼到线上平台，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投身学术、碰撞思想的追求。而《四库全书总目》正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乾嘉学者与当代学人。它时刻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学术公理，终须穿越门户之见，在时代的长河中反复淬炼方能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