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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著春秋》，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十年前完成《抗日战争》后，军旅作家王树增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潜心搜集、整理典籍，专注于《天著春秋》的写作。他甄别史料，也多次寻访古战场、古遗迹，终于以高品质的历史书写，完成了这部既是古代战争史，也凝注华夏文化、文明回望的大作。

除古代战争的丰富内容外，《天著春秋》将夏商周三代到春秋五霸的辉煌与挑战，文明的兴盛与延续，政治的复杂与权谋，都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既可以从中看到古代中国的治国方略、哲学理念、传统礼俗、文化心理等，品味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智慧，又因作者从个人史观和文化观切入的精妙解读，为我们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据不完全记载，春秋时期的大小战事达500多次，100多个诸侯国曾被兼并或亡国，超过50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死。战争在霸权更替、推动历史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 书写战争，不是为了揭秘，也不止于梳理，王树增希望以重要战争为脉络，讲述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

中华读书报：无论是《1901：一个封建王朝的背景》和《1911》、“现代战争三部曲”（《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朝鲜战争》，您所选择的都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天著春秋》也不例外，起于夏商终于春秋战国，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走到了尽头。您在完成《抗日战争》后曾透露书写古代战争的设想，为何选择从春秋时期切入？这一阶段战争对军事思想形成有何特殊意义？

王树增：人类文明史，几乎伴随着一部战争史。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狩猎和农耕生产力得以迅速提高，人口繁衍加速，各部落之间的生存竞争愈演愈烈，战争行为便成为生存需求之一。就中国古代史而言，春秋时期是战争密集发生的年代，梳理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战争史，春秋时期是重要的源头。诞生于春秋时期的古中国的兵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的文化依托，是世界文明史中极为灿烂辉煌的篇章，中国的兵家文化，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完成《抗日战争》的写作之后，踏着响彻这片土地上的连绵不断的战鼓之声向遥远的过去寻古溯源，是我心怀已久的写作夙愿，因为我知道，要彻底解析人类的战争行为，不亲耳聆听上古战场上的鼓乐齐鸣，几乎无法自圆其说。

中华读书报：为撰写《天著春秋》，您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史料研读与田野调查，能否分享最触动您的发现或细节？

王树增：我认为，中国古代典籍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史书”。无论是《史记》还是《左传》，和《诗经》一样，都应该归于文学范畴。理由是：无论近现代考古学如何发展进步，人类历史的所谓“客观真相”，依旧是个谜团。所有的《史书》，都是编纂者站在个体立场上的“创作”。因此，对史料的研读，最大的功课是透过狭窄的缝隙最大限度地寻找历史真相的蛛丝马迹——毋庸讳言，得出的结论也距离“真相”尚有相当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史料的研读是干枯艰辛的，绝少有撩拨心绪的时刻。而走访古战场，却是另一番风景：大河两岸，沃野千里，山隘险峻，沟壑幽深，大河还是那般流淌，春草还是那般婀娜，历史上一场又一场的血流成河没有任何留痕。于是不由得仰天诘问：那些帝王将相们呢？那些甲士兵卒们呢？人类为什么要进行战争？ 战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的影响是什么？在面对亘古山河的那一瞬，这些诘问涌上心头，催发了我的写作欲望。

中华读书报：从现代战争史转向古代战争书写，研究方法和叙事视角有哪些突破性调整？ 您认为这种跨时代解读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王树增：无论是写现代战争还是古代战争，都是对文化的解读。所谓研究方法和叙事视角，实际上是文化解读和视角。因此，古代战争的书写，首先是对中华文化的回溯与瞻仰。但是，无论是《史记》《左传》《诗经》《楚辞》，还是孔墨老庄，研读都有相当的难度。这个难度，不是今人对古文字阅读的障碍，而是要摈弃以今人的思维和视角去理解古人的思维方式，首先努力使自己成为“古人”，此乃难度之最。

中华读书报：《天著春秋》中对“一鼓作气”“卧薪尝胆”“退避三舍”“秦晋之好”等典故的解析令人耳目一新，如何在保证史学严谨性的同时赋予文学感染力？

王树增：如今“非虚构”类文学写作和阅读，似乎有热起来的趋势，我理解的“非虚构类”文学写作，至少有两个特征：一、非虚构，即严格遵循考证的原则，事件、情节、人物等等均不得虚构；二、是文学而不是史学，后者是以历史事件为线索，梳理历史的前因后果，得出历史的规律性结论，前者是遵循“文学即人学”的原则，主旨是写历史中的人，梳理人的精神发展脉络——所谓“文学感染力”，即从这里而来。因此，历史事件仅仅是个依托，我想介绍给读者的，是“退避三舍”“卧薪尝胆”和“一鼓作气”中的当事人，这些当事人的思维和行为，才是写作和阅读的精华。

中华读书报：书中描写了很多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历经千年，融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品德和智慧，同时也处处充满哲理和辩证，比如权力和人理之辩。比如书中既呈现“血流百里”的残酷，又描写“君子好逑”的温情，这种双重性是否暗含您对战争与人性的思考？

王树增：单纯的、纯粹的东西和事物，世间根本不存在，因此，我喜欢“双重性”这个词。毫无疑问，对文明的摧残与破坏，对生命的蔑视和杀戮，莫过于战争。但是，人类的战争行为的双重性是：战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国家形态的完善和进步，推动了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哲学、美学和宗教，产生了人类的英雄崇拜——可以说，没有战争，人类文明的脚步便无法前行，这个结论残酷无情，但符合人的本性和历史发展规律。因此，“君子好逑”的同时又“血流百里”，不正是历史的本来面目么？

中华读书报：这种双重甚至多重性的比照在作品中无处不在。比如表现《诗经·郑风·东门之墠》时，您写道：“东门外美丽的花园呀，茜草沿着山坡生长。她的家离我近在咫尺呀，人儿却像在很远的地方……”以现代语言传递出民歌风情，反映普通百姓的幸福生活，与激烈残酷的战争相互映衬，更显出您在历史书写中深切的人文情怀。《天著春秋》不仅仅是战争史，而是以战争为线索的、以战争为脉络的上古时期文化史、生活史、精神史。这部书的资料多出自《左传》《史记》等，但您的解析和判断客观而真实，史中见实。您在写作中秉持怎样的理念？

王树增：我无法做到“客观而真实”——《史记》是司马迁的“真实”，《天著春秋》是我的“真实”——司马迁秉承着怎样的理念，不得而知，我遵循的历史观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为了《天著春秋》的写作，我研读上古文化史、生活史、精神史，都是从“我的历史观”这个基点出发，寻找那个时期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这两种状态，是我写作的基座。我写了帝王们，但是，我力求在我的笔下，让帝王们回归到“人”的精神层面——只有将这种层面写透彻，才有当代读者的心领神会。

中华读书报：相信有心的读者能体会到您的良苦用心。作品以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长勺之战等十场古代大战串联千年历史，筛选标准是什么？ 在一般读者印象中，似乎“麻隧之战”相对冷门？

王树增：十场战争的选择都基于一个原则：导致欲望的破灭和国运的改变。“麻隧之战”是晋国树立大国地位的开端，也是秦国国运处于低谷的时刻——有趣的是，不久，不可一世的晋国解体了，秦国却成为霸主——这就是历史。从这个角度上看，此战不“冷门”。

中华读书报：《天著春秋》既写出了历史的大脉络，又写出了其中的人和精神。您以战事的视角切入，对历史、文化进行了多维度的呈现和解析。诸多君王、重臣、将领、游侠、谋士不再只是单一的符号，更是有血有肉的个体。非虚构写作中如何刻画人物，您的观点是什么？

王树增：文学对人物的刻画，实际上是对人物性格的塑造，这个塑造除细节之外，还是细节。我的非虚构写作的体会是：大历史框架和丰满细节，两者缺一不可，谁将两者融合得恰到好处，谁就是大家。

中华读书报：评论家李敬泽称本书为“精神的寻根之作”，您希望读者从中获得哪些超越战争本身的理解？

王树增：所谓“精神的寻根”，或许这是所有优秀文学作品共有的追求，只是《天著春秋》的精神溯源更为久远。我希望读者能够从《天著春秋》中，不仅仅读到了古代战争，更重要的是，读到了人生的起伏跌宕、自然的春华秋实、生命的毁灭再生和兴亡的周而复始，从而使得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纷繁更加理性、心胸更加开阔，使我们面对自己的人生和生命时，积极坦然，从容快乐。

中华读书报：书中对兵器、仪式的考据极为精细，这类细节对普通读者理解历史有何助益？

王树增：《天著春秋》的写作，考据最为繁复的，是古代战争的样式、阵型、兵器、战法、部队编制、指挥系统、后勤保障，以及战鼓的尺寸和敲击处不同鼓点的含义、战旗样式和颜色具有的不同等级和指挥权限；甚至战场口粮的营养成分和各国军装样式的设计理念等等，史料珍稀，如同瀚海拾贝。但是，这类细节的丰润，是作品成败的重要前提，也是读者的期望之一。

中华读书报：莫言评价您“主观地解读客观的战争”，您如何理解非虚构写作中作者主观性与历史客观性的边界？

王树增：莫言指的是虚构类写作和非虚构类写作的区别。如果“客观性”指的是历史本身的话，作家的独特解读，就是所谓的“主观性”。在优秀的非虚构类作品中，有一个必须的特质：对历史的独特的理性解读。写作的动力和灵感，正是这个“主观性”，读者阅读的目标，也正是作家的这个“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