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挚友——编辑家周明印象
2016年深秋，我到江苏淮安参加一个颁奖典礼，礼堂里欢声雷动，在台上领奖的我突然看到了坐在前排的周明老师。他微笑着朝我竖起大拇指的样子，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如今想起这个瞬间，如烟的往事一幕幕在我记忆中闪现。
作者和周明（左二）
“周明，我爱上他了！”
改革开放以来，报告文学创作呈现良好势头，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等一大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我就是在读了这些作品后才走上创作报告文学这条路的。
《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徐迟和主人公陈景润，我都打过交道——徐迟在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颁奖大会上给我颁发过奖状，而陈景润曾经是我的病人。陈景润很内向，不善于同人打交道。报告文学是“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能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扛鼎之作，采访的成功功不可没。而成功的采访背后，有一个无名英雄——编辑周明。
我是在199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颁奖大会上认识周明的。当时，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获奖者，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编辑。他是陕西周至县人，2岁丧父，9岁丧母，他非但没有在不幸中沉沦，反而自强不息，凭着不懈的努力考取了兰州大学中文系，以优异成绩分配到中国作协工作。
新时期的文学究竟怎么写？《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编辑们坐在一起集思广益。周明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散文诗歌组的组长，他听说有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难关，在国外引起轰动，便邀请作家徐迟来写他。周明找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苦口婆心地讲了采访陈景润的理由。方院长说：“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在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应该大张旗鼓地写。”在方院长的关心下，周明陪同徐迟兴冲冲地来到中科院数学所，找到了书记李尚杰。
门缓缓打开了，李书记领着一个又矮又瘦的男人走了进来。只见男人穿着一件四个兜的蓝色中式棉袄，棉帽一个帽耳耷拉在脸前，一个帽耳翘到了天上，白衬衫一个角掖在毛衣里面，一个角露在毛衣外面。也许是深秋气温低的缘故，他的脸冻得红扑扑的。徐迟细细地打量着来人，李书记对徐迟和周明说：“这就是小陈。”
周明紧紧握着陈景润的手介绍说：“你好，我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我们请作家徐迟来采访你。”徐迟向陈景润伸出了手，陈景润握着徐迟的手，眼睛却看着李书记说：“噢，徐迟，我知道，他是诗人，我读过他的诗。”徐迟听说陈景润读过自己的作品，高兴地说：“陈景润同志，我这次来是要写你。”
谁知陈景润却一个劲儿地说：“你们不要写我……你写数学可以，但是不要写我、不要写我。”
碰上这样的主儿，徐迟没辙了。周明不死心，冲徐迟眨了眨眼睛。李书记心领神会，对陈景润说：“小陈你先回去吧，徐作家和周编辑大老远跑来，我先安排他们住下。”
当天晚上，周明连夜赶到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光年家里，汇报了与陈景润接触的情况。张主编听后果断地说：“好啊，这个科学家值得写，告诉徐迟一定要写好，下一期《人民文学》发头条。”
周明陪徐迟一道和陈景润交朋友，夜以继日地搜集资料，终于取得了陈景润的信任。徐迟不仅采访陈景润，还大量地做外围采访，像华罗庚、沈元、张广厚、杨乐等老中青科学家，他足足采访了几十人。那时候徐迟没有录音机，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拿着笔记本认真记录。为了防止遗漏，周明也拿着采访本记录。每天晚上，周明都要与徐迟一道坐在招待所的床上核对采访笔记，研究第二天的采访提纲，商量怎么写。如果两人记录的数据有误，则一定要当晚问出个子丑寅卯来。
徐迟觉得陈景润这个人外拙内秀，深入生活使徐迟对陈景润产生了敬意。他悄悄地趴到周明的耳边，指着陈景润对周明说：“周明，我爱上他了！”
听到徐迟真诚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周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作为编辑，他深知作者和主人公“相爱”有多么重要，只有真正交朋友，心心相印，作者才能捕捉到主人公心灵的闪光点。徐迟内心很有激情，对周明说：“科学论文咱们读不懂，但科学家这个人咱们可以读懂。”
自从徐迟“爱”上陈景润后，他的采访顺利多了。他不负众望，以生花妙笔写出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周明把稿子送到编辑部，责任编辑王南宁含着眼泪连夜编辑稿子。王南宁一审、周明二审、张光年三审，《哥德巴赫猜想》很快就刊登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头条。作品一发表便好评如潮，编辑部的电话都被读者打爆了，读者来信更是装了一麻袋。这篇佳作当之无愧地获得了“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哥德巴赫猜想》既有徐迟出众的才华和澎湃的诗情，更有他对陈景润心有灵犀的理解。周明像一个出色的红娘，把作者和主人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为黄宗英的采访铺路搭桥
二十几年前，在中国科协和《十月》杂志召开的文学研讨会上，我作为作者做了题为《让文学和科学走进婚姻的殿堂》的发言，热情地称赞作家黄宗英为了写《大雁情》不辞辛苦到秦岭的大山里摸爬滚打，为了写《小木屋》冒险到西藏原始森林区收集素材的事迹。后来，我才晓得是周明安排黄宗英到秦岭采访，陪同她到西藏体验生活的。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哥德巴赫猜想》的成功令人振奋，《人民文学》杂志特意从全国请来徐迟、秦牧、魏钢焰、黄宗英、柯岩五位作家撰写歌颂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周明和王南宁陪同五位作家住在科学大会代表下榻的西苑饭店，与科学家交朋友。
望着会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黄宗英寻思着，这么多能人究竟写谁好呢？她不经意地翻阅着代表名册，心里敲着小鼓。突然，她发现陕西代表团有一个叫作秦官属的人，名字后面有一个括弧写着“列席代表”四个字。她很好奇，问周明这么多代表，怎么别人都是正式代表而她偏偏是列席代表？如果她不够格为什么又能列席？周明也百思不得其解，便拉着黄宗英、柯岩和王南宁来到秦官属的房间问个究竟。作家的职业敏感使黄宗英敏锐地意识到这个人有故事，她斩钉截铁地对周明说：“我就得写这种人。”
黄宗英跟陕西不熟，而周明是陕西人，他立刻帮黄宗英买好去陕西的火车票，又给陕西省科委打电话，用家乡话与人一拉呱，马上与老乡拉近了距离。在周明的安排下，黄宗英和秦官属一路乘火车来到西安，黄宗英跟着秦官属来到了秦岭的大山里，亲眼看到秦官属对事业的执着和农民对她的喜爱。黄宗英和秦官属睡在一个土炕上，同吃同住无话不谈，拜秦官属为师学习植物学。秦官属不再把黄宗英当成一个作家，而是当成一个大姐。她含着热泪向黄宗英敞开了心扉，黄宗英一边记录一边掉泪。黄宗英满怀激情一气呵成写出了名作《大雁情》，后来也获得了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黄宗英的另一篇报告文学《小木屋》同样是周明做责任编辑。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作协首次组团去西藏访问，黄宗英是团长，周明是秘书长。他们在西藏转悠了一个月，日喀则、拉萨、山南、那曲都跑了，深深地被西藏高原独特的魅力所折服。天渐渐冷了，他们决定返回。飞机票非常紧张，周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买到了机票，可就在启程的头一天下午，黄宗英突然对周明说：“周明，我不走了。我刚才在招待所碰上个熟人，我想跟她一起到林区去。”
周明焦急地问：“你说的熟人到底是什么人？”
黄宗英说：“她叫徐凤翔，是南京林学院的植物学教授。我听过她做报告，她是半年在南京教书，半年到西藏林区。她昨天刚进藏，刚巧我可以跟踪采访。周明，你就理解我吧，我必须去。”
周明知道黄宗英的脾气，只要她认准的事情，十头水牛也拉不回。他说：“明天早晨我们上飞机，机场离驻地很远，你就不要起来了，这是高原，你千万要注意安全。”第二天早上，当访问团同仁乘车时，黄宗英拿着一沓信递给周明说：“我写了几封信，请你到北京后帮我寄走。我找不到糨糊封口，你不许看啊！”
周明一看信封，有写给黄宗江的，有写给童大林的，还有写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后来才知道，黄宗英写给哥哥黄宗江的那封信，正是遗书——
亲爱的大哥：
您好！我跟随植物学家徐凤翔到西藏林区采访去了，那里人烟稀少，有蛇，还有熊瞎子。听说熊瞎子在人面前一挥掌，人的脖子就断了。可我写报告文学必须采访，我进林区了，万一出了事，请您有个思想准备。
小妹：宗英
得知这一信息，周明的心不由得揪了起来。他既为黄宗英的敬业精神感动，也为她的安全担心。回到北京，一连半个月没有黄宗英的消息。周明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他气喘吁吁地跑到邮局，发了封电报到曾经住过的部队招待所——
宗英：
你在哪里？请告诉我。
《人民文学》周明
此时此刻，黄宗英正跟随徐凤翔在西藏林区采访。西藏高寒缺氧，黄宗英既要应对高原反应，又要采访记录，还要策划结构，其甘苦可想而知。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采访扎实、写作用心，她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写得生动感人，再次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其实，我对黄宗英60年代写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里的一些细节至今记忆犹新，这篇佳作的责任编辑也是周明。为了帮助黄宗英写好作品，周明曾亲自跑到上海黄宗英家，与黄宗英、赵丹一道商量怎么写活这些人物。黄宗英是演员出身，习惯性地想到演员的亮相，她想一开始就让主人公亮相，把人物性格写出来。周明绞尽脑汁想点子，赵丹也出了不少主意，光一个开头三个人就讨论了十多遍。正是有了周明和赵丹组成的智囊团作后盾，黄宗英一鼓作气写出了《小丫扛大旗》，这篇报告文学还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
作家的良师益友
周明是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至九届名誉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他先后担任过《人民文学》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他为人善良，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广交朋友。在他的身上，闪现着编辑高尚精神境界的火花。
一天，台湾作家柏杨的妻子张香华给他打来电话，商量周明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到台湾接受柏杨捐赠手稿文物事宜。周明和柏杨夫妻相识逾二十年，相当熟知柏杨的写作历程。周明当时供职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硬件设备非常新，馆藏与研究推广条件符合国际标准，又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周明的努力下，经过再三考虑，柏杨决定把部分狱中手稿、读者文友书信、书桌椅、笔、镇纸、受访影音记录等近千件手稿文物，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周明对作家一直非常扶持。我的不少长篇报告文学开新闻发布会和研讨会时，周明老师总是及时赶到会场为我打气。2012年夏天，《中国看守所调查》召开新书发布会，上午9点开会，8点钟周明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到了。他住在北四环，而开会地点在东南五环以外的豆各庄，他生怕路上堵车迟到，早晨6点起床，提前一个钟头赶到会场。我这个作者都没有赶到，他就先我而来，怎不令我感动呢？那天发言时，我激动地向全场听众讲了这个故事，大家热烈地鼓掌，向一个优秀的老编辑致敬。
2018年，我应邀在江西省兴国县成立了孙晶岩老区工作室，三年后我号召建立老区工作室图书馆时，给周明等作家打电话，希望他们助我一臂之力，寄一本代表作，写几句寄语。周明老师寄来了他的散文集《文坛记忆》，还给孩子们分别写了寄语。为了革命老区的农村留守儿童，周明等老作家献出了大爱。
我认识周明老师有三十三年了。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个高明的编辑，而且是一个作家的挚友、一个文化的使者、一个文学的朝圣者、一个作者的守护神。
2025年9月16日，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徐迟的散文，自然而然地写到了周明老师。可就在这天晚上，周明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从此，我再也见不到笑眯眯的他了，但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在文学的羊肠小道上艰难地跋涉。
周明老师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