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忽略的《文讯》杂志臧克家佚文
诗人臧克家1947年6月至1948年12月曾经担任《文讯》杂志的主编。他在1983年第12期《读书》杂志发表的《一人双手编〈文讯〉》一文中回忆说：“我从1947年6月 15日，第七卷第一期开始成为《文讯》月刊的负责人了。孤家寡人一个，主编，编辑，校对，拉稿子，送稿费……百事集于一身。工作虽辛苦，而心中却大安，在饥饿线上，鸡肋，鸡肋，却食之大有味。”（《臧克家全集》第6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查阅臧克家主编的《文讯》杂志第七卷第一期至第九卷第五期，可以看出这些杂志中有些署名“编者”的文章和以编者身份撰写的文章，都应是臧克家撰写的，因为当时编辑《文讯》杂志的仅臧克家一人。但是这些文章尚未被收入《臧克家全集》，应视为臧克家的佚文。附带指出，《臧克家全集》只收录了《文讯》杂志第七卷第五期署名“克家”的题名为《缀在末角》的编者后记（按：在第七卷第四期编者后记中就说明将请诗人臧克家来编辑第七卷第五期的“文艺专号”，因此这篇题名为《缀在末角》的编后记署名“克家”。这样做的目的是利用臧克家的知名度扩大《文讯》杂志出版的第一个“文艺专号”的影响力），这表明《臧克家全集》的编者也注意到《文讯》杂志刊登的臧克家的文章，但可能没注意到臧克家在《一人双手编〈文讯〉》中的相关内容。
《写在卷首》
《文讯》第七卷第一期刊登了署名“编者”的《写在卷首》一文，转引如下：
《写在卷首》 编者
本刊一向在内地出版。从本卷起，才迁到上海来。
本刊是三十一年十月十日在贵阳创刊的。那时贵阳文通书局刚成立了编辑所，感到作者读者和出版者间应有一个联系的东西，便创办了本刊。原意也许只是办一个像《出版周刊》一样的东西，所以拟议的原名 叫做《文通书局通讯》。但等到发刊的时候，本刊底目的却变成了“刊载学术论著，文艺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动态，以及其他与出版事业有关的文字”（发刊词）。于是“文讯”这个名称，实际上并不是“文通书局通讯”，而应是“文化通讯”底简称了。
创刊号底篇幅是三十二开本二十四面。后来逐渐增加到六十面。第三卷版式放大，改成二十四开本，面数增加到六十四。第四卷第一期版式再放大，面数增加到六十八，同时也很显著地增加了文章内容底重要。拿这样一期样子来看，本刊实可有很大的发展。不幸这时战局形式底逆转已经很严重，一个大型的刊物事实上不容许再常态地继续下去。于是第二期以下，就不得不出合刊了。其初是两期合刊，到了最后，竟成了三期合刊了。
三十三年度是后方出版界更艰难的时代。本刊编者谢六逸先生企图在层层困难下，精炼了本刊底内容，作更坚实的贡献。第五卷第一期是风物志专号，他费了好大力气，在七月间才印出来。接着这个专号的，本来已经编好了中国文学专号，但湘桂战局之过于急剧的溃败，第二个专号就无形中撕碎了。伴着这个专号底命运，同时俱来的，是本刊底停刊。停刊底第二年，六逸先生不幸也去世了。
对日战事结束后，在三十五年底一月，几位新人在重庆把本刊恢复了。这是第六卷第一期，也叫作新一号。这一期底内容，文艺作品占了一个重要部份[分]，同时《复刊词》中也强调了文艺作品底重要，并把专门知识底通俗化列为本刊底一个主要目标。这时，我们想着总可以顺利地发展下去。但事实上并不这样简单。第一个困难就是重庆底印刷，拖，拖，拖，从十天半月以至三十天五十天地拖。后来我们没有法子，还是分出来几期拿到贵阳去印。稿件方面，四五期以后也有了困难。许多作家们都忙着搬家。新的写作在后方很不容易得到了。已交来的作品，在发表后，也常常因为找不到作家底新通信处，无法把本刊寄到作家手中。在种种困难下，第六卷出版了十期，每期都还让它保持十万字左右的篇幅。
由于感到事实上的需要，今年一月我们就准备着迁到上海来出版。一直到了四月初，本刊仝人才全部东来。我们的意思本来想在“五四”以前把第一期印出来。但各种接头的事情都要从新开始，一个月的时间实在不够。我们渡[度]过了这个纪念日，便索性从容一点，把发刊的时间延到现在。
本刊现在的编辑方针，还是继承着过去的办法。这就是说，要像创刊时所说的一样，要“刊载学术论著，文艺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动态，以及其他与出版事业有关的文字”，同时也要实践重庆复刊时的话，要使学术论著能够大众化，要使文艺作品占有较高的篇幅。现在所要补充的，只是我们对于刊载文化动态的看法。我们认为，本刊底名称既是“文化通讯”的意思，文化动态底报道和批判无[毋]宁是本刊主要的任务。关于这方面的稿件，如文化动向底检讨，各部门学术工作底评论，学人记，书报评介，学团消息作家消息……等等，我们极欢迎国内外的作家们帮助，使本刊得以有较充实的内容。同时，我们更希望报道和批判的精神渗透了本刊中之各个门类。例如学术论著，我们希望它本身就是一种报道或批判，希望它是对于某种学问或技术之最近发展的报告或是一种新看法底提出。文艺作品，我们希望它不仅是一种解题，同时更应该是能说出这部名著对于后来以至最近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代学术上占有的地位。我们知道，这都是并不简单也并不容易的事。我们愿意拿一种无间歇地时时争取进步的精神，和不怕麻烦，时时刻刻在学习的热情和坚持，来达到我们的企求。
在炮火连天，经济险象日益加深的今日，入口的纸额受到了限制，排字印刷装订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地高涨，寄递的费用有时比印刷的成本还多，写作发表的自由时时在受着威胁，可能的读者群时时为更迫切的需要夺去了购买书刊的能力，一个在内地经历了种种困难而新迁到上海的刊物在准备以更大的勇气接受更大的历难，同时它也感到一种文化工作在这时更为庄严更为需要。在一切逆流中争取前进，它迫切地需要作家们底协助和读者们底指教及监督。
这篇《写在卷首》回顾了《文讯》杂志的历史，介绍了《文讯》杂志的风格、特色，以及今后刊登文章种类的设想等，因为臧克家从第七卷第一期开始一个人编辑《文讯》杂志，因此这篇署名“编者”的文章无疑是臧克家撰写的。
四篇《编辑余话》
第七卷第二期的《编辑余话》
自本刊在重庆复刊之后，从第六卷一期，出到十期。本来我们是决定出到十二期的，因为种种困难以及本刊的东迁，就不得不在第十期上作了一个结束。一些待续的稿件，如顾颉刚先生的《西北考察日记》，施天侔先生的《吕氏春秋非杂家乃黄老学派之首要作品辨》，白桦先生所译的罗曼罗兰的《渥尔夫传》，都没有续完。依照通常的习惯，这些稿件本来是应该在本卷内陆续登完的。但因为本刊是开始和东南的读者们见面，因此，在上一期中，这些稿件都没有继续刊登，以后如再继续刊登这些稿子，对于东南的读者，未免有摸不着头脑之感。因此我们对于这几篇文章将以另种形式处理，希望更有一个全文发表的机会。于此，我们不得不特别请求这几位作者和上一卷的读者们原谅。
上一期中，我们刊布了萧乾先生的美国印象，当萧先生寄这篇文章给我们的时候，他希望我们的刊物能够早日问世，因为他这篇已经收入他的《人生采访》一书中，即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我们对于作者和读者诸君很抱歉，上期本刊没有能赶到《人生采访》出版的时间之前。
这一期我们一共收了十一篇文章，三篇书评，这些文章的作者们对读者已经不算陌生，再用不着我们的介绍了。
另外，马宗融先生《梦》的续篇，我们本来打算每期刊出两章的，但因为马先生太忙，这一期还不能交两章的稿子，本期只得先暂刊一章了。
以后，除特大号外，本刊每期的字数大约在十万字左右。篇幅规定为四十八页，除去目录及广告四页外，正文是四十四页。
这篇《编辑余话》虽然没署名，但无疑是以《文讯》杂志编辑身份写的，介绍了《文讯》杂志从重庆东迁到上海之后的一些原来连载的稿件未能继续在该刊连载的原因，并介绍了《文讯》第七卷第二期刊登的文章的情况。鉴于臧克家是《文讯》杂志唯一的编辑，因此这篇文章应当是他撰写的。
第七卷第三期的《编辑余话》
本刊在上海出版后，接到不少的各方朋友底来信。有的是夸奖的，有的是建议的。建议的话，差不多都是关于排印形式和选稿标准的，我们都已尽量地接受。夸奖的话，在某几点上虽也不必客气，但在更多的方面说，这不能不说是朋友们的偏心。老实说，本刊的稿源甚感不丰，在不丰的稿源中，又要加以严格的选择，可用的稿件也就有限了。以有限的可用的稿件，要编每月十万字的一个刊物，这距离理想之远，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继续不断地专函向各部门的作家求稿，答应写稿的回信收到的不少，而寄稿来的却不多。这，一个原因，实是今年夏季酷热之不便于写作。另外一个原因，是本刊要求的稿件，即使是在专家，也并不是可以专凭一时所知，而随手写出来。现在，秋风已动，有几个朋友已经开始执笔了。我们希望在稿源底开展下，本刊底内容更能一期比一期地充实起来。对于本刊底读者，我们尤热望惠稿，来共同耕耘这块公开的园地。
在特约稿中，有两篇文章被要求着再度修改或三度修改。我们的作者都照办了，并没有表示一点不耐烦。还有一篇文章，稿费已经付过了，但一个月后，作者自己发现他这篇文章对本刊不甚合用，自动把这稿件要回去，把稿费退还了。我们对于这几位朋友爱护本刊的热忱，应该在这里特别地致谢。
谢六逸先生是本刊底创办人，在抗战期间，一直在主持着本刊。本年八月是他逝世的二周年，我们特约了他生前的知交，为他写几篇纪念的文字，出一个“特辑”。“特辑”本来应该在八月间出版的，因八月间适为本刊休刊的时候，就只有延到现在了。
同样的道理，这篇《编辑余话》没有署名，但是以编辑身份撰写的，介绍了《文讯》杂志稿源的情况，并解释了纪念谢六逸先生逝世二周年专辑因为休刊而推迟到下一月份出版，因此这篇文章也应是臧克家撰写的。
第七卷第四期的《编辑余话》
编完了第四期，回过头来看看第一期中的《写在卷首》，觉得这篇小文中所列举的编辑方针虽尚没有完全兑现，却一直是在向完全兑现的路上走着。文艺作品已占了较多的篇幅。报道文字底数量已在逐渐增加着。学人记，书报评介，学团消息和若干部门的学术成就，都已占了相当的地位。遗憾的是，学术论著底方面太窄，对于最为一般读者所注意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文字几乎没有一篇，对于文化动向的检讨和一般文化问题的讨论几乎没有提到；同时，学术论著底大众化，也更期待着大的努力。我们敬求各地朋友来帮我们这个忙。
《梦》底续稿，有两期没有刊出了。译者马宗融先生离开上海，到台湾去，已经快有两个月了，我们还没有接到他的来信。我们和读者诸君一样，都在盼望着他早点把积稿寄来。
现在我们积压的长稿有几篇，限于本刊底篇幅，只能在每一期中登出一两篇，请惠稿的友人们耐着心，等一等。在最近，如有人千字以上的长稿，无论写得怎样好，恐怕都不能接受了。
下期是“文艺专号”，特请臧克家先生主编。臧先生为这一专号，已经费了相当久的时期，这将是本刊移沪后最精彩的一期。
这篇文章以编辑身份总结了《文讯》杂志第七卷第一期到第四期出版的情况，回应了在杂志第七卷第一期中《写在卷首》一文所提出的杂志办刊方向的设想，并介绍了一些稿件的情况，这篇文章也应是臧克家撰写的。
第九卷第一期的《编辑余话》
本期终于在极为困难的情形下，与读者们见面了。所要说的话，在编者的《写在卷首》中，已经说得很详细，这里也就略而不论。现在作家们都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那[哪]能像过去那样聚在一块儿？ 再说，那时稿费高，排工贱，要编一个好的刊物，实在不太难，现在可不同了，样样困难。这一期所搜求的文章，在编者说来，已经尽了他的很大的力量。我们总希望这一个刊物，一期能比一期好，但我们总要尽自 己的力量做去。现在把这一期的几篇文章，约略的介绍一下。
吴尔芙在近代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着实辉煌的，高殿森先生所译的《将倾的塔》，是一篇极为精深的论文。为了纪念吴尔芙，我们更有柳无忌先生所译的四篇哀悼她的文章，柳先生把这四篇文章摆在一起，另外给它们一个题目：《维玑尼亚和她的朋友》。
弗来则在近代民俗学研究上的地位，用不着我们多讲，翻过那厚厚的《金枝》的人，总会惊叹的。于道源先生的《外魂——见于民间故事的》，就是这部书的一章。
劳贞一先生的《从战国到秦国》，是一篇极为谨严的论文，以一个秦汉史专家来写这一篇文章，当然是极为胜任的。劳先生治秦汉史已经十几年了，许多的专著摆在我们面前，读者们要是在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下的。劳先生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在小说方面，我们刊出了三篇：两个短篇，一个长篇连载。诗人臧克家先生现在写小说了，他的小说同他的诗一样，细致而热情，这一篇《小马灯》，是他最近的杰作。彭慧先生的翻译，也是用不着我们多讲的。她为本刊译了柴霍夫的《可爱的姑娘》。马宗融先生的《梦》，是长篇连载，一共十四章，我们打算每期刊出两章，在半年内就可以刊完。马先生对于法国文学的造诣，有他的许多书，为我们证明，尤其对于左拉，我们得想到过去他同王了一先生的论战。现在他除为本刊翻译这本书外，另外正在翻译《萌芽》。
木刻是近代的产物，但一离开萌芽时代，就有飞跃的进步，李桦先生是这个运动中有数的人。为了纪念这一次第一届全国木刻展览会的展出，他专替我们写了这篇文章，另外我们还刊入了三幅木刻，也都是这次展览会的展品。
对于自然科学的文章，我们这期有了三篇。在作者本身说，都是研究这一项学问的专家。杨钟健先生是有名的地质学者，现任教北京大学地质系。鲁子惠先生是专攻生物学的。钟焕邦先生是专攻化学的，都在中央研究院任职。在文章本身说：《恐龙之号召力及其研究之困难》《治痊药物的演进》《微生物——人类的敌与友》，介绍的都是最新的知识，而在文笔上，也是颇为大众化的。
萧乾先生最近是把他的精力，放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上。读过萧先生《南德的暮秋》的人，总不会不敬佩于作者的成就。要是读这一篇《美国印象》，其敬佩也是同样的。
《我所知道的沈从文先生》，作者是沈先生的学生，这一篇文章写得很亲切。钟敬文先生的《诗和歌谣》，也是一篇力作。
我们希望这个刊物活泼，结实，我们更希望作家们的指教和合作。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署名，但是以编辑的身份介绍了第九卷第一期中所刊登的文章，应当是臧克家撰写的。
三篇编后记
第八卷第六期的编后记《尾句》
本刊已经出满了八卷，从下期起，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以后，综合号与文艺专号，改为间月而出，前者不拟再刊登文艺作品，把整个地盘让给批判，报道，富于思想性现实性的论文，自然科学论文，以及评介等等，每期八万字，文艺专号则定为十万字。
冯至先生因身体不好，《哈尔次山游记》续稿中断一期。
编者
这篇文章署名“编者”，介绍了杂志第九卷开始的一些变化，因此应是臧克家撰写的。
第八卷第二期的编后记《年话》
为了迎接旧历新年，我们提前十天出版了这第二个“文艺专号”，虽然未免寒伧，也权作一份礼物向读者投掷出去。新年，是万象更新的兆始，也是旧的死去，新的诞生的一个转折；但是，充耳盈目的却是一片悲惨，每一条生命都在生死之间作着惨烈的挣扎，每一种事业都在摇摇欲坠中。天气是这么严寒，而人心的感受比气候所给予的更加冰冷，一草一木都在期待着一阵和煦的东风，而人类的春天呢，使人盼望得焦灼而发狠了！
文化事业，更是清苦，凋零，一本刊物地继续维持是多么艰难，每一个字是一张口，也诉不尽内心的困苦的。然而我们还是要支持下去！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寒冷中的一点温暖，暗夜中的一粒星光，精神领域里的一条心灵的交通线。
我们一再表示过，本刊取稿的标准是宽宏的。我们决不对任何一位作者关门，（真理往往被关在门外）我们也不分有名无名；但对于稿子本身却是十分认真的。其实，这个态度又何必释说，刊物的自身就是证明。这一期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有几位前辈作家答应了我们的敦请，全寄了稿子来。王统照、何家槐两位先生，十年以上不写短篇了，今天也一起出了场。巴金先生给我们译的这个短篇，可以说得上悲楚感人；S.L.和曹靖华两先生合译的《琳娜》，是出自得过斯太[大]林一等奖金的一位女作家的手笔，这一篇是她得奖作品《旅伴》中独立的一章。杨晦先生的论文写得很少，很吃力，然而分两 [份量]却是很重的。冯至先生重译的《哈尔次山游记》，决由本刊继续连载，这次的改译，不但文字本身更加完美，加了许多详注，助人了解。抱歉的是，限于六十四页的篇幅，徐迟先生译雪莱四百多行长诗，陆侃如、郭绍虞两先生的论文，碧野的散文，青勃的诗，都临时挤了下来。这是无可如何的事，然而我们却多疚心呵。
读者如果觉得我们的这份刊物还不太像样的话，希望能够直接订阅，不但有个八折最先递到的好处，主要的是给我<们>一点鼓励，一个支持，一脉精神上的联系，使我们更富于自信的日益求精的努力下去。
这篇文章没有署名，但以编辑的身份介绍了杂志面临的困难，以及杂志选稿的标准，并呼吁读者多支持杂志。
第九卷第三期的编后记《编者说明》
因为赶着出“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辑”，临时抽出了许多文章，计有冯沅君，潘凝，谭丕谟诸先生的论文，罕明先生的翻译小说，劳荣先生的国外文艺报道，孙用，方平两先生的译诗，以及冯至先生的译文等，只好延隔一期与读者见面了，敬祈作者见谅。
——编者
这篇文章署名“编者”，介绍了本期杂志因为出版纪念朱自清先生的专辑，所以临时抽下一些文章的情况，应当是臧克家撰写的。
两篇“编者按”
第九卷第一期“关于翻译”专栏的编者按语
关于翻译，一向问题是很多的，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除了 自身感觉到的苦难外，也往往因为方法与见地的不同互相间引起辩难与诘责，有见于此，才有了这个小辑。我们本没有预存因此而一下子解决久悬的大问题的奢望，只是想请几位译坛的先进们道一道经验，说一说甘苦，这样，无论对于有心于译事的或是读者，不无一些益处。一共发出了八封征稿信，得到了五篇文章，依收到的先后为序刊列于下。
——编者
这篇文章署名“编者”，介绍了杂志出版关于翻译的专栏的情况。
第九卷第三期的“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辑”的编者按语
朱自清先生的逝世，是一个十分悲痛的噩耗，无论对于识与不识的人。病得那么久，死得那么突然。沉重的负担，刻苦的工作，微薄的自奉，穷苦的岁月，再加上精神的磨折与沉郁，健康消失了，疾病乘隙而来，结果是，丢下了未了的工作与心愿，丢下了一个赤贫的家，丢下了携手共进的患难朋友和千万个仰望着他的青年，溘然而逝了。
“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把一身硬骨头化成了白灰。
“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在凄苦的时代中，在凄苦的风雨中，把肉体付给一把火。
朋友们一致为了朱先生的死而哀伤，因为朱先生的德性，培植了崇高的友情。
青年们一致为了朱先生的死而哀伤，因为，他们失掉了一位前进路上的指导人。
朱先生是学者，然而他没有被故纸埋掉；朱先生是老作家，但他没有躲在过去荣誉的阴影里而停止前进；朱先生的作学问，写文章，和他的为人打成了一片——严肃，求进步，为了一个社会的远景而工作，而努力。
闻一多先生是那样的死了；朱自清先生又这样的过去了，死法虽然不同，但是在我们的感觉上却一样的沉痛！
为了纪念朱先生，我们一向钦敬的人，开辟了这个特辑。特约撰稿的诸位先生，不是朱先生的老朋友，就是他的学生，从这些文章里，可以看出朱先生这个人。
排列的先后，系按收到的时间为序的。本辑所有文章的稿费，作者都嘱转赠给朱先生的家属。
——编者
这篇文章署名“编者”，介绍了杂志出版“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辑”的情况。
1948年12月8日，因为国民党政府逮捕一批文化界人士，臧克家从上海撤到香港，正在编辑的《文讯》杂志九卷第五期由臧克家夫人负责办理剩下的编辑出版事务之后就停刊了。
作为一位诗人，臧克家在接手主编综合性社科类的《文讯》杂志之后，发挥自身优势，逐渐增加文艺作品的分量，从每两个月出版一期“文艺专号”，到隔月出版一期“文艺专号”，共出版了六期“文艺专号”，不仅通过组稿团结了一批进步作家，而且也扩大了《文讯》杂志的销量和影响力，使该刊成为发表进步文艺作品的重要平台。
而臧克家以编者身份撰写的上述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臧克家的编辑思想和编辑水平，是研究臧克家生平和编辑活动的重要史料。今年是臧克家先生诞辰120周年，希望今后修订再版《臧克家全集》和《臧克家年谱》时，能将上述文章收入，并将上述文章写入《臧克家年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