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凤凰涅槃
1.“彷徨无地”
说起严复，最为诡异的是——那些自诩有学问的人都瞧不起他，不但瞧不起他的文章，瞧不起他的翻译，更要紧的是瞧不起他的语言表达能力。
钱锺书号称最通西学，他鄙视说，严复原没有精湛之思，治西学格调很低，他翻译的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菲耶斯这些人的作品，都算不上什么经典，“斯乃识趣所囿也”。范存忠贬斥严复算是最厉害——他干脆认为严复连话都说不清楚，严复写的文章、翻译的东西，不但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懂，这就证明严复自己也不懂，或者不懂装懂。傅斯年则批评严复的语言，他说严复的话既不是古文也不是洋文更不是白话，而是他自己独创的“天文”，这种文章也许只有他自己懂，他连“直译”都做不到，他的翻译完全离谱，是随意改写。而瞿秋白的意见差不多——严复标榜“信达雅”，而他的翻译却基本不可信，商务印书馆再印“严译名著”，这等于毒害青年。
在所谓学者、翻译家们眼里，严复就是个古文洋文白话都说不好的人，甚至是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何况，严复做翻译做学问不老实，他简直就是近代以来，学者、知识分子里最不遵守“学术规范”的典范。
但是，这丝毫没有遮蔽严复的光辉。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正是在严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的影响下，许多近代中国人给自己和儿女取名，如陈炯明号“竞存”，而胡适说，他的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可见严复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影响了几代人。
在中国，最理解严复的人是鲁迅，他这样说：“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
鲁迅用一个“做”字刻画严复的工作——他把古今中外各路名家大儒都给“做”了，这个“做”字可谓力透纸背，畅快淋漓。
而最鲜明地指出严复之“的确与众不同”的人是毛泽东，在论及近代中国思想时，毛泽东只提了四个“先进的中国人”，而严复便是其一。他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近代以来，搞学问搞翻译的大师当然有的是，但能入毛泽东法眼，进入“先进的中国人”行列的，却只有严复一个（其余三个“先进”都没真正搞过翻译），毛泽东说严复是“求真理”的，这就说明了严复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学人看不起严复？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学者、知识分子都属于“话家”，他们都坚信自己最敢说话，最会说话，当然也都最愿意说话，滔滔不绝地说话，滔滔不绝地生产大块文章，这是天下最快乐的事情。
不过，也正是因此，作为“话家”的学者、知识分子便几乎天然地丧失了这样的感觉——这就是鲁迅所谓“说话很难”。
进一步说：他们往往缺乏这样的自觉和自省——那就是有些话不好说，有些话不能说，而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最根本的问题，都属于很难说清楚，或者根本就说不清楚的问题。
傅斯年号称“大炮”，他向来以为自己最敢说话，从来标榜自己最敢讲真话，他给台湾大学的校训就是“不说假话”。傅胖子的这个姿态实则天真，因为他把说话这件事，想得太简单容易了。
鲁迅说过，一个新生儿满月，抱出来示众，有人说这娃将来升官，这娃将来发财，这娃必定万寿无疆，于是便得到奖赏，而有人说这娃将来是要死的，结果就被叉了出去。说娃万寿无疆的，这是说假话，说娃将来要死的，这是说真话，但一个被奖赏，一个被叉出去，难道我们要讲假话吗？
鲁迅说不然，这里最好的话术是：你看这娃，哎哟！哈哈哈哈……
一群人在铁屋子里由昏睡入死灭，你叫醒他们，说你们就要死了，这样做有意思吗？
马克思称赞“高卢的雄鸡”，在凌晨叫雄鸡的是先觉者。黑格尔赞美“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暮色里起飞的是哲学家。而严复属于在子午交替时候叫起来的，他的叫，属于半夜鸡叫。
天是什么？严复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生充满苦难，天道杀人。倚强凌弱，弱肉强食，这就是宇宙法则——这不就等于说，这娃生下来就要受苦受难，将来必然死路一条吗？严复这样的乌鸦嘴，难道不该叉出去吗？
在半夜叫的，不知道夜有多长，也不知道何时破晓。太阳落下去了，究竟明天还能不能升起来，他不知道；太阳照旧升起这件事，他也不敢保证。
什么是“天演”？有人说“天演”是这个，是那个，而严复说，“天意从来高难问”，天演就是“问天”，“天演”就是“不可思议”。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社会可以进步、可以改造吗？人类可以进化吗？有苦难就有辉煌吗？严复说，有苦难未必有辉煌，历经苦难未必能得到辉煌，道路曲折不等于前途光明，至于人类是否可以进化，社会是否可以改造，这其实是说不清楚的事情……
既然连这个都说不清楚，还有什么资格做“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呢？
再比如——祥林嫂这种劳苦大众问“我”，有天堂，有来世吗？“我”说，也许、大概是有的吧？那么，便就有地狱了？而“我”于是大骇——这个嘛，这个，究竟说不清楚。
这个究竟说不清楚，你怎么敢去给祥林嫂们启蒙，去给他们指路呢？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意去。
然而你就是我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随你了，我不愿意住。
我不愿意！
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什么叫“彷徨于无地”？这个世界上，“连话也说不清楚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当然更不配做学者和知识分子，但是，鲁迅就是如此，严复更是如此。
“高卢的雄鸡”与“密涅瓦的猫头鹰”，“黎明与黄昏”——这是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因为早叫与晚叫，结果、效果完全不同。有些话说早了是没有意义的。
严复之说不清楚，首先在于他拿不准什么时候该叫，什么时候不该叫。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有六个部分，严复做《天演论》只取了导论和第一部分，其余的基本没有译，人们说这是公然的断章取义，但是，他为什么要断章取义？
因为赫胥黎那书的第三部分《科学与道德》是批评科学迷信。赫胥黎说，自然科学宣称的决定论与必然性，与宗教并没有什么不同，庸俗唯物论的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论，也与唯心主义的决定论没有什么不同。赫胥黎更预言说，未来的趋势就是机器取代人，这非但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人类的巨大灾难。这本书的第四部分《资本——劳动之母》是批评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生态，他说人类最大的资本，就是大自然，离开了自然，劳动不可能凭空创造财富，以破坏自然为前提的发展，等于自我毁灭。书的第五部分《人类社会的生存斗争》，直接批判达尔文，赫胥黎明确指出：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用于人类社会是错误的。第六部分《社会疾病与糟糕疗方》，更直陈资本主义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资本与技术联手破坏自然，毁灭人类共同体，资本的压迫剥削是最大的社会问题。
总之，被严复断了的这四个部分，分别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人的物化，造成机器压迫人、取消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以破坏自然为代价，资本主义就是压迫与剥削。
那么，难道就不要发展了吗？就不要资本了吗？难道就不要科学技术了吗？
这些话，不是半夜鸡叫，又是什么呢？
试想，这些话，这种主张，不仅是在严复的时代，就是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能公开堂皇地宣传吗？能在大家喝的正嗨的时候贸然叫起来吗？
何况，对当时科技落后、经济落后的中国来说，说这种话有人懂吗？这种半夜鸡叫的效果是怎样的呢？这样说，这样叫，难道不会被洋务派、被康有为梁启超们，被一切进步人士群起而攻之，视为反动吗？
于是，还是不叫的好吧。
严复说，他翻译的过程是夏日如年，岁月踯躅。这就是因为他知道，说话很难，站在当时的中国立场上设身处地说话，尤其难。
赫胥黎在他的书里明确指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法则根本不适合人类社会。而史华慈、李泽厚两位大家都认为，正因为严复反对赫胥黎这个观点，所以，他就在赫胥黎的书里加入了斯宾塞，翻译了一半赫胥黎，突然感觉不对，于是他又反过来用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去批判赫胥黎。
严复想在《天演论》里调和赫胥黎与斯宾塞，但这么一弄，无异于是让黑瞎子嫁给猫，这种翻译嫁接，如果不难产，生下来的只能是熊猫。
启蒙是呐喊，但却有不同的喊法，正如猫和熊，叫的声音不一样。
实际上，严复何尝不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好，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好，但是，不好又怎么样？严复所面临的世界，就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这个世界奉行的就是丛林社会的法则。你说这个法则不好，有意义吗？
猫遇到黑瞎子，难道它能改造公熊，变成公熊？
对严复的翻译工作评价最为独到的，其实是其老同学萨镇冰。他说，赫胥黎的书是讲座的合集，其风格是讨论性的、反思性的，语气是平和商量的，而严复的翻译风格却是激烈的、焦虑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这是非常到位的评价，为什么？因为赫胥黎是英国绅士，英国是强者，强者当然平和，而严复是中国人，当时的中国是弱国，中国要亡国了，严复怎么能不激烈、不焦虑？
严复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他“说不清楚”，他最大的倔强，恰恰就在于他不想说清楚——这就是鲁迅说的“我不愿意”。他最大的谦卑与骄傲就在于：在他固执地坚持，对于这个世界好与坏，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楚——不愿意随大流，不下断语，这是他的底线。
人类可以进化吗？社会可以改造吗？追求平等互助的革命会成功吗？
对这个问题，严复的回答是——我说不清楚，因为有过太多的苦难失败，太多的叛卖与堕落，因此，对于未来如何，我不知道。
那么，人生就是苦难吗？弱肉强食就是不能违抗、不容挑战的宇宙法则吗？
对于这个问题，严复的回答同样也是——我说不清楚，因为人类历史上有那么多与天争胜，当然也曾经有过天翻地覆慨而慷。
在改革的、激进的时代，严复的这种“说不清楚”算是保守，那么，在消极的时代，严复的这种态度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种态度意味着拒绝，“我不愿意”——这是现实世界可以永世长存的拒绝，是对压迫、剥削、欺诈、苦难的世界可以永世长存的拒绝。严复当然不知道黑夜还有多长，他不能断定明天是否还有日出，但是他拒绝，他“不愿意”——这种拒绝意味着，即使革命失败了，斗争变味了，而那个反动的旧世界也绝不可能永世长存——而这就是“天意从来高难问”，这就是天演，甚至，这就是“天谴”。
这个世界是复杂的，并不是非黑即白。马克思说，唯心主义者不知道，正是历史中那种“坏的一面”在推动历史的发展。毛主席说，总是有两种前途，两种可能性。好都是从坏里变来的，这个世界永远有矛盾。
鲁迅说，严复是感觉最敏锐的，这是因为他在所谓盛世感到了冬天的寒冷。
毛主席说，严复是先觉者。什么是先觉者？我想，就是在旧世界最强大的时候，预感到其必将崩溃的人。
这就是严复所谓不可思议的“天演”，这就是鲁迅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2.“我有迷魂招不得”
在一八九八年二月的《拟上皇帝书》中，严复沉痛地说：
今者陛下君九万里之中国，子四百兆之人民，荣业可谓至矣。然而审而言之，则所承之重，实百倍于古之帝王；所遭之时，亦古无如是之危急者。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而之所以获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故中国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而阴相约，以不战而分吾国。使其约既定，虽有圣者，不能为陛下谋也。为陛下谋，务及此约未及之际，此臣所谓时之危急者也。
什么是大清的现实？
严复明白地说：一、清王朝除了一层层的自我欺骗，除了自我忽悠之外，其实空空如也，“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这就是清王朝面对的现实。二、逆转这种现实必然性的，其实只有两种偶然性。一个偶然性，是出现一个超越秦皇汉武的伟大的历史英雄（光绪读罢只能苦笑）；另一个偶然性，就是这种自我忽悠竟然能把列强也给忽悠了，使他们一时不敢贸然对大清下手（这同样使人苦笑）。三、清王朝最紧迫、最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不断割地赔款之后，财政完全破产崩溃。当下，如果以改革自强的名义，大张旗鼓地向列强借款，那就正中列强的下怀，使中国进入列强的债务圈套，使中国沦为债务奴隶。而这些借款合约一旦签订，列强就可以不战而分中国。
严复不但预言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而且预言了后来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命运——实际上，直到很晚之后，梁启超才认识到向西方大肆举债，与西方的金融体系接轨，把海关让给洋人管理，这是落入了列强的“灭国新法”——而这恰恰是严复在戊戌变法前的担忧。
说到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说到严复与康梁，他们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区别就是办学堂还是兴学校。而“学堂”与学校不同，一般的研究往往把这二者混同了，忘记了其最简单的区别——学堂是官办的，而学校是民办的。
洋务运动最大的成果就是办新学堂，而晚清新学堂办出的最大的成果，其实就是造就了严复这样的人。严复既是新学堂第一批优才，也是最重要的新学堂——水师学堂的总办。
一八八〇年李鸿章奏设北洋水师学堂，电召当时只有二十六岁的严复任北洋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此前，各种新学堂的正教习都是洋人，而严复则是第一个担任这个职务的中国人。一八九三年，严复再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直到一九〇〇年这所学校在八国联军与义和团的战争中被毁，前后达二十年之久。
与洋务派不同，康有为、梁启超反复主张的，其实并不是洋学堂，而是民办“学校”。他们反对的恰恰就是官办洋学堂，而他们所说的学校，其实就是理学意义上的讲学——也就是广收门徒，宣讲自己的学说。
学堂与学校之争，其实古来有之——王安石变法期间，就把太学改为三舍，用官办的国家教育体系为变法改革培养干部。所以，宋徽宗时代曾经取消了科举，只是从太学里选拔干部、人才，这当然是非常大的改革，它从根本上动了地方士大夫的奶酪。于是，二程、张载、朱熹他们就转而提倡学校，他们说，三代之治有学校而无学堂，朝廷办学堂，这就是违背了学在民间的圣人之教，以学校对抗学堂，这是宋代理学兴起的背景。
晚清的洋学堂中体西用，但学堂里教授的主要是新学，而戊戌变法打的旗号却是复兴理学。在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等一再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如《变法通议》），实际企图，并不是建立西方式的现代教育体系，而是主张像孔子那样办私学收门徒，宣传自己的政治学说。
大学是研究学问、传播知识的地方，不是宣讲政治观点的地方——这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里的著名观点，这似乎也是严复的观点。所以，严复在给梁启超的信里说，康有为对于什么是现代教育一窍不通，他所宣讲的那些知识，混同了理学与西学，造成的只能是知识的混乱。
要研究新学问，传播新知识，首先必须有新教材。严复主持新学堂，他最大的贡献就是编写教材。一九〇二年，严复应管学大臣张百熙之聘，出任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他的工作也是编教材。严复通过翻译，引进了一系列西方教材，但是，严复所编教材的最大毛病，就在于这些编给体制内的人看的教材，不符合体制内的学术规范，只要是科举出来的人，都看不明白这里面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几个意思。
严复主管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这个位置不能说不重要，严复把自己的长期无所作为，归结为李鸿章不重用他，甚至一度想改换门庭，投到张之洞门下。但是，严复只有二十六岁的时候，李鸿章就把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大任交给他，这难道还不是重用吗？
严复在这个重要岗位上之所以一直提拔不起来，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会写材料，不会写公文，不会写折子。他操着一副莫名其妙的语言在体制内摸鱼，这就是因为他不是科举出身，缺乏起码的公文训练，不会写课试文章，也就写不了公文，写不了公文，就缺乏做官的基本素质。这就是严复多次参加科举，反复研究八股文的原因。虽然后人说他创造了一种“逻辑化的文言文”，但这种逻辑化的文言文，在给《天演论》作序的吴汝纶看来，依然还是不通顺的八股文。在科举出身这方面，他的地位远不如科举翘楚康梁。
严复第一次给皇帝上折子，就是一八九八年的《拟上皇帝书》，他第一次被皇帝接见，也是这一年的九月十四日，而那时严复已经四十四岁了，作为重要的一个官员，处在如此关键的一个岗位上，却从来没有给皇帝写过折子，也从来没有见过皇帝，这是什么原因？除了严复的公文写得不合规范之外，这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在清王朝的体制内，给皇帝、给上级汇报工作，是必须按照规矩层层上报的。特别是在关键岗位上，说话、写文章都是要严格走程序的，越级上书，那是要杀头的。
对于大清的问题，世界的变局，严复虽似乎比康有为看得更明白，但因为他是官，所以是有约束的——比较严复，康有为就是个民间人士，康有为以民间的身份收徒讲学，他的言论自由度显然要大得多，于是，康有为反而可以大鸣大放。
康有为起初也没有资格上书言事，但他和梁启超可以办《时务报》传播自己的声音，他还可以替封疆大吏代笔写折子（如《钱币疏》），由学校而学会，康有为在地方大员的支持下，风生水起，看得严复眼热。于是严复也在天津办《国闻报》，但销量不行，那就是因为文章不行。老严一怒之下，竟然希望朝廷下文，规定官员必须读报。这是靠行政命令办事的官僚思维，结果自然适得其反。无奈之下，严复只能将《国闻报》卖给日本人。
二十年来，严复逐渐躺平消沉甚至抽鸦片，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得到重用，而恰恰是他被李鸿章用在了一个十分关键敏感的岗位上。今天看来，正因为这个岗位十分重要，水师学堂总办这个名头格外抢眼，所以，任何人在这个岗位上其实都必须小心翼翼，何况严复自己也确实不太会干事——他连办文办会的本事都没有。所以，他白白浪费了二十年的青春和大好时光——再回首，似乎一切都来不及了。
严复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瞻前顾后，计密成迂”，就是思想深刻，行动迂腐。他满腹经纶，目光远大，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学者，但他确实不太擅长写《少年中国说》这样的文章，他甚至不擅长编教材，只是在翻译西方著作的过程中，夹杂着自己的见解，前一句，后一句，左一句，右一句，看起来像是拼凑——他显然对自己非常不满，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于是，他在抽鸦片、娶妻生子中打发着无聊的时光。
让我们想象一下那场紫禁城里迟到的奏对吧：
光绪：你在任上多少年了？为什么一向没有折子？
严复：臣不擅辞令……
光绪：什么是不善辞令？
严复：臣一向不通文法……
光绪：朕看你的翻译，大体还是好的，为什么不早呈给朕看？
严复：臣一卑微俗吏，按例，臣……
光绪：按例？
“我中国之弱，在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文者，官僚倚为藏身之固。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渐消磨。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误中国者，在一私字”。
光绪弱矣！
但仅凭这段话，他的见识，其实不弱于秦皇汉武。
3.“改革”与“革命”
平心而论，在批评大清弊端这条道上，严复的言辞最为激烈，他走得也最远。后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那些激烈的反传统言论，基本上都是从严复那里来的，只不过，与五四时代的陈独秀们不同，严复不以发明家自居。他从来不说这些过激言论是他自己的发明，他自己只是翻译外国人的话，至于说得对不对，那是洋人的事，反正我编的都是“参考消息”。听不听由你。
正是严复通过翻译，建立了一种中西对比的模式，比如说——中国和西方的一个区别在于：西方文明在学术上黜伪崇真，在制度上为公屈私。而中国的弊病他当然不敢明说，但你如果读了《法意》，意思自然就很明白：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确实涵盖了一个中西对比的框架，就是孟德斯鸠这部写于大明王朝期间的书，开了“妖魔化中国”的先河。
孟德斯鸠说，西方有共和制，有君主制，但无论如何，好歹有法，君主也得守法，而东方的统治者简直无法无天，东方连君主制都没有，东方的制度是“专制”。“东方专制主义”这个说法，就是孟德斯鸠发明的——当然，他书里的“东方”，主要是指波斯。
随着中国不断地被西方打败，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这对中国造成极大的刺激。革命的思想在中国兴起，推翻帝制，推翻满清，最根本上就是要推翻专制和专制主义，于是，推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制度的辛亥革命终于爆发。
当然，严复的用意从来不是革命，而是改革，清王朝其实也想改革，但这些改革都失败了，为什么？
严复说，这是因为不明白什么是改革，不明白真正需要改的是什么，结果只能是越改越糟。
拿戊戌变法来说，其核心是制度的改革，就是改官制，改制度，它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官不行，于是，就废科举，办学校，罢官僚，用绅士，兴新军，让八旗复员待业；但设立了新官、新机构、新军，旧官、旧机构、旧军队还不可能废除，于是改来改去，机构倒是比原来更为庞大。比如说，过去旧教育是用不了这么多机构、这么多人的，但是，一旦办新学堂，就要增加许多学官、职务、头衔、帽子，这些都是要钱来养着的。晚清的学部就是改革的产物，学部的改革就是评人才，简而言之，给了人才的帽子就得给钱——一下子评出这么多人才，这都需要钱来养着。
一九〇一年初，严复完成了《国富论》的翻译，这本书同样讲到了中国。
亚当·斯密主张劳动价值论，他说，劳动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性劳动，一种是非生产劳动。明清中国的问题在于：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太卑贱了，劳动力工资太便宜了，虽然有足够大的市场，但“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工资一直在停滞中衰退。于是，出现了奇怪的现象，第一，庞大的财富，都被增加的人口吃掉了，难以形成资本的积累。第二个问题就是——不从事劳动的官僚、绅士、读书人实在太多了。中国的读书人，从他读书第一天开始，就把动手看作肮脏的事情，一旦他开始读书和动脑，就不再动手，因此，就不可能产生立足于动手的实验科学。第三，因为劳动力太多，劳动工资很低，所以，用人力就比用机器要便宜，更符合效益，这就阻碍了向机器方面的投入。
如果从劳动价值论的视野看晚清的腐败，那最腐败的就是新政，就是洋务，当然也包括学堂。北洋海军花了巨资，买了世界上最贵的军舰，请了世界上最贵的教习，结果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严复作为海军学堂总办，除了编了几本莫名其妙的教材之外，就是抽鸦片躺平，尸位素餐，其实难辞其咎。而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好大喜功，其实矿石都不合格。
其次，原来认为，问题是旧官不行，所以便大规模用新官，用留学生。科举不行，于是就办学堂。学堂之外，还有学校；学校之外，还有学会，各种学会满天飞。但正如严复所鄙视的那样，这些留学生、改革派，旧学不行，而洋文也是半瓶子醋。旧官贪污，但毕竟还有所作为，而新官不但贪污，办事能力还不行。
康有为半辈子都在以维新保皇的名义敛财，而李鸿章、袁世凯、徐世昌包括北洋政府里的那些人，哪一个不主张新政，哪一个不主张改革，但是，他们与旧体制有着血肉联系，他们一边当官一边发财。从某种意义上说，严复自己就属于这个群体，他既当官也捞钱。一九〇一年二月翻译了《原富》，五月上旬就北上就任开平矿务局华部总办，于是，《国富论》成了赚钱手册，《论法的精神》成了妖魔化中国的指南。在水师学堂当着总办，严复还在上海经营着规模可观的洋车行，兼任复旦公学校董，又担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改革就是引进人才，各路改革家都把他当作人才引进，于是他四处兼职，到处挂名拿钱。作为少年得志的改革家，他的作为令人失望。
恰恰是这样的改革导致了革命的爆发，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改革造成的负担不但是财政上的，而且也是行政上的。因为改革推不动，就不断设立促进改革的机构，不断下文严责。光绪闹改革的时候，批文如雨点般下达，下面根本不能落实，光填表都填不过来，结果是人人叫苦，人人反对新政。
4.“空谈”与“实际”
改革、变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历史，需要思考的问题。
戊戌变法的改革目标是改上层，改官制，而严复、蔡元培的目标是办教育，培养人才，那么，人才的标准是什么？严复、蔡元培一致认为，大学者，研究精深之学问也。所谓人才，就是会搞真学问，精深学问的人。
那么，究竟什么才叫真正的学问？什么才是大学要研究的精深的学问呢？
严复提出——这叫“群学”，群学也就是科学。
什么是大学之道？由此看来，大学之道，就是指科学的方法，科学的道理。而他又说：科学的方法，一曰内籀，一曰外籀；一为归纳，一为演绎；一为逻辑推演，一为经验总结；一是在词与词之间建立逻辑关系，一是在词与物之间建立经验的关系；前一种方法是推理，后一个方法是实验。
严复批评说，中国传统的学问，一是不讲逻辑，二是不讲实验。因此，咱们空讲了几千年大学之道，但对于什么是科学的方法，却一窍不通，这就把科学讲成了玄学、心学、理学、道学，而中国的学问就成为说不清楚之学，成为饾饤之学，而这就背离了大学之道。
严复是群学的发明者，因此号称科学之父。在《群学肄言》中，他又把群学划分为学科，于是科学，就成了分科之学，而最基本的分科是“名数质力”。力，物理学；质，就是化学，变质就是发生化学变化；数，数学；名是指逻辑学。
科学的根基是逻辑与实验，物理学与化学，这是实验的；数学与逻辑学，这是推理的。严复认为，一切知识的基础，无论中西，都是“名数质力”。
那么，科学与群学，从哪里起源的呢？从中国起源的。严复说，《易经》中主要就是讲名数质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科学就是中国发明的。
名数质力，这是科学群学之母，有了名数质力这个母鸡之后，它还要下蛋，怎么下蛋呢？
严复说，有了这个基础之后，结合自然、人工、进化三种不同进化方式，于是就有关于“天地人”的知识。天，就是天文学；地，是地理学；用科学的方式去研究进化，这就是科学的知识体系。
这是什么样的体系呢？人的知识有主观的和客观的两种，一种“体”的，一种是“心”的。体，首先是生物学、动物学，因为人是一种生物，有动物性。心，是人的关于一切主观的道德的学问。
而这还不够，这需要进一步引申——心理学和生理学又可以发展为主观的和客观的知识，而我们所说的所有的主观的知识，比如说政治、刑名（法律）、理财（经济）、历史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人类的主观，属于“心”。至于其他——农、兵、商、造机器、开轮船，这些都是“用”，属“体”。
讲到这里，估计被启蒙的群众已经晕菜了，但严复说这依然远远不够，这还不是落实大学之道，这么干，也只是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打个基础而已。
今天看来，如果用严复的这一套去办大学，改造大学，那就真不得了。因为按照他这一套去干，知识就会不断地分化下去，随着知识的不断分化，学科就要不断被创办出来，而随着学科的不断分化，大学就要不断地扩大，一直扩大到无穷无尽。用我的同事李零的话说——只要有了母鸡，大学就是养鸡场，鸡要不断下蛋，卖鸡蛋的钱还不够养鸡的——这几乎是必然结果。
正是严复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构造了一个现代知识体系。他准备把这个知识的体系纳入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之中，造成一个分科大学。当然没有成功，他在北大干了不到一年，就走了。
与其说严复给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答案，不如说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
清王朝的失败，难道是因为缺乏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难道是因为没有办好真正的大学吗？
清王朝为什么失败？这里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因为大清打不过西方列强，打不过人家，说什么都没有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真理，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最残酷的真理。
在晚清，深刻地认识到这个真理的人，叫魏源。
在帝国主义面前，中国最需要提倡的道德学问是什么？也就是章太炎所谓武德。
但章太炎毕竟还是书生，而魏源不是书生，此人是战略家。他以为——经术、治术即战术，学问的最高境界是战略。
他有《默觚》《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先进的中国人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包括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著作，都是这种学风的继承与发扬。
儒家的理想是追慕“三代之治”，而戊戌变法的旗号，同样也是回到世界大同，回到三代之治，正是魏源一举推翻了这种新儒学。他重新解释“三代之治”的出发点，就是“三代之战”“三代之兵”。如果离开了战争，离开了武装斗争，那就没有了三代之治——这是开天辟地的学说，这是真正的面对历史之问，时代之问。
魏源说，三代之战，皆义战，三代之兵，皆王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就是说，三代之战，都是贵族武士之间的战争，是正规军的战争，是根据贵族的礼仪进行的义战，而这种战争与老百姓和夷狄无关。贵族打仗，老百姓与夷狄都是看热闹的。因此，三代之战，是有限战争，所谓三代王师之战，乃贵族之战，而不是“人民战争”。
正因为这样的战争不涉及老百姓与夷狄，于是，三代无流民，无流民则无流寇，三代也无夷狄，而无夷狄则无外寇。
那么，什么叫三代以降？这就是说——三代之后，战争的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春秋战国，百姓与夷狄都被拉了壮丁，这样一来，贵族战争、王师之战，就变成了人民战争，成为全面战争，而百姓夷狄被拉壮丁，于是就有了流寇与外寇，参战的人数、战争的规模、破坏力就空前加强了。特别是秦实行农战以来，战争由贵族正规战，变成全民皆兵，而随着夷狄的加入，则使战争进一步变成了全面的草原山地游击战。
我们怎样回到三代之治？靠读书静坐当官是不行的，因为离开了三代之兵，就不能真正理解三代之治。魏源由此推翻了宋明理学的基础，他认为，最误中国者，就是宋明理学，而宋明理学错误的根源，在于错误地理解了易经之阴阳。
究竟什么是政治？
政治是斗争，而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魏源以阴阳解政治，这便是阴阳为政。什么是阴阳？上位者为阳，百姓为阴。而阴阳化为地理地势，则平地为阳，山区草原为阴；大陆为阳，海洋为阴。以阴阳为战，阳者为正规军，阴者为百姓、为夷狄。古往今来，战争的最有利因素，就在人心、地势，在百姓与夷狄之中。
从魏源的角度说，严复其实并不懂易经。这正如宋儒不解阴阳，邵雍之太极图，立足于男女交媾，这是只讲男女和合，定一切于父子君臣，而不懂所谓和合，乃天地古今和合，上下和合。而三代之政，就本于天地和合，上下和合，天地之道，阴阳之交，天与人交相胜，核心就在于兵，知兵者，在于知地势，知人心，知夷狄、知百姓，然后方知阴阳。
天地战阴阳，宇宙战洪荒——此所谓天演，这是魏源理解的天演。
如果从阳的一面看，论科学技术财力法制，清王朝与西方列强按照所谓国际规则打正规战，自然毫无胜算。但是，如果从阴的一面看，从虚的一面看，中国与自己的敌人打运动战、游击战、引夷入内陆决战，把敌人引进来打游击战，则优势在我，而不在彼。
在晚清的大变局中，魏源提出，以八旗军与英军打正规战，绝无胜算，只有发动最广泛的人民战争，只有从阴的角度去作战，才能取得战争的主动，这是他对鸦片战争失败的总结。在林则徐的支持下，他更提出，必须从中国的地势角度考虑，以西北地区去应对欧亚大陆，同时，以中国的西南地区和东南地区为据点，去控制南洋与西南洋，才能开辟中国的海洋时代。如果与西方势力决胜于太平洋，则属以短击长。严复是海军出身，是海军学堂教习，但他对于大陆与海洋的见识，显然不如魏源。
什么是空谈误国？梁启超说，昔之空谈谈孔孟，今之空谈谈科学。
中国最需要什么教育？
魏源说，我们最需要的是政治教育和历史教育，而且是从阴的一面，而非阳的一面，去讲政治，讲历史，我们当然需要教材，但最需要的是反面教材。我们需要学习西方，但不是把它当作正面教材，而是当作反面教材。我们不是要看西方怎么说，而是要学习他们怎么做。
什么是政治？政治是谋略，我们自古以来讲的那些大道理不是谋略，因此不是政治，这不过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什么是历史？历史是死去的人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魏源说，历史就是“阴教”，它教导我们勿忘国耻，报仇雪恨，卧薪尝胆，君子报仇，十年未晚。中国缺乏的不是什么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而是恨的哲学。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不惜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育。
5.涅槃
魏源是晚清最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他的思想几乎完全被埋没了，最后他信了佛。
晚清乃至近代以来伟大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与佛学有渊源、有缘分。
严复说，天意从来高难问，天演就是“不可思议”。有人说，“不可思议”就是悖论；还有人说，“不可思议”就是不可知论。而这都不甚靠谱，因为严复自己说，“不可思议”就是佛家的“涅槃”。
什么是“涅槃”？
谭嗣同说，与天地为一体，与苍生为一心，这就是仁。而儒家的仁，就是佛家的慈悲。
这真是悲欣交集啊！
岂有文章惊天下，漫道书生事不成，百年一觉浮沤里，悲欣交集说摩登。
二十世纪的中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是血流成河，泪流成海的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是政治斗争白热化的时代。
如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去看，那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从政？
谭嗣同说，佛曰大无畏，在二十世纪投身于政治，等于去做烈士，下地狱。
他最伟大的一句话是：“作吏一年，无异入山。”
什么是解放？
谭嗣同说：“人生天地间，天必有以困之。以天下事困圣贤、困英雄，以道德文章困仕君子，以功名困官宦，以货利困商贾，以衣食困百姓。天必欲困之，我必不为所困，是在局中人自悟耳。夫不为所困，岂必舍天下事道德文章功名货利衣食而不顾哉？不过尽所当为，其得失利害不撄我之心。”
“强为其善，成功在天”。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浏阳河，转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出了个什么人，领导人民得解放？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的任务是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啊……”
谭嗣同牺牲了，牺牲即是涅槃。
谭嗣同临刑前，对监斩的刚毅说，我还有一言。刚毅不顾，谭嗣同遂从容就义。
谭嗣同，他有话没有说就死了；魏源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他也死了。魏源的书叫《默觚》，意思是沉默的奏折，或者沉默的酒杯。鲁迅解释说，这是沉默的号角——鲁迅的见识，总是比同时代的人厉害。
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里爆发，就是在沉默里灭亡。
不能在沉默里爆发，这就是焦虑，严复的著作里写满了焦虑。
在焦虑里等待未知，等待灭亡或者新生，这算不算修炼？这算不算人间的涅槃？
严复在《天演论》里曾大发感慨，他说，人类文明起源于两种态度，一种是佛教的人间皆苦，一种是希腊斯多葛派的人间皆乐。从前者看是大悲，从后者看，是大喜。一切遭遇都是奇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在血流成河、泪流成海的二十世纪，谁能置身于血雨腥风的政治风口浪尖，而又能置身事外，其乐无穷地健康长寿？谁能在百年浮沤里拈花微笑？
我想起一个人，是章士钊。鲁迅写文章骂他是犬儒，犬儒，就是斯多葛主义的通俗说法。古人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狂狷”。
此人青年时代，与章太炎、张继、邹容结拜为四兄弟，邹容《革命军》封面上的三个字，就是他写的。那时邹容气盛，问章士钊：大哥太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三哥张继以无政府论名世，小弟我写了《革命军》，二哥你有什么作品？
章士钊于是发奋，回去就写了《孙逸仙》。而当时的孙逸仙，正化名中山樵做地下工作，不过众人眼里一广东海盗。章士钊这书里，首次把他命名为孙中山，称他为革命旗帜。你看——连“国父”孙中山这个名字，都是他给起的。
同盟会、光复会改组为国民党，章士钊不同意。黄兴说，你不同意就不准离开开会的这个屋子。孙总理关了他两天，他一怒之下，反而跑去投了袁世凯。
在朝鲜提拔袁世凯的长官叫吴长庆，章士钊就是吴长庆的孙女婿，袁世凯自然把他当恩人供着。但一看袁世凯要当皇帝，他又跑了，跑到南方去讨袁。杨昌济临终前写信给他，推荐两个救国之才，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那个时候，章士钊正是南方革命政府的秘书长。
青年毛泽东张罗留法勤工俭学，一贫如洗，无奈之下，在上海找到章士钊，章士钊一拍脑袋，就给了初次谋面的毛泽东两万大洋。其实章士钊当时也没钱，他的两万大洋是从杜月笙那里要的。章士钊与蒋介石，有两个共同的兄弟，一个是黄金荣，一个叫杜月笙。合起来正好也是四兄弟。
给孙中山命名，是袁世凯的恩人，与蒋介石合用把兄弟，于是这些人都有理由把他当佛供着，而毛主席更念旧，解放后每年都给他发钱，祝他健康长寿。
二十世纪血雨腥风，但这位章士钊活了九十多岁，平生大概只遭了一次难。“文革”初起，革命小将躬行天抄，竟然抄了他的家，当夜章士钊即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就要九十，如今真是逢了盛世了。敢于给“激情燃烧的岁月”公然一盆冷水，老了老了，他还如此狂狷。
还有，尼克松访华，美方一定要一本《柳文指要》，带回去认真研究，理由是，那十年里，公开出版还拿了巨额稿费的书，只有章士钊的这一本。
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什么是天演？这就是章士钊的天演。
章士钊办的最后一件事，乃是以耄耋之年，奔走两岸和平统一。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章行严，九十二岁病逝于香港，终老在路上。
严复说，善恶苦乐，不过在一念之间，人生就是修行，无所谓苦乐，无所谓乐观与悲观，无所谓希望与绝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多年之后，我们怎么理解他的话？
毛主席说，严复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那么，严复之后呢？
严复的长子严琥，长于佛学，原本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抗战胜利后，他忽然觉悟，转而心向共产党，并于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奋起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新中国成立，一九五二年，他开始担任福州市副市长，依然履职尽责，坦诚敢言，一九五七年忽然被划为右派，一九六一年，四年之后，终于被认定错划，给予摘帽改正。
一九六一年，也就在父亲被摘帽改正的那一年，严复的孙子，严琥的儿子严侨——乘独木舟偷渡台湾，在台中一中任教。而在当时一中学生李敖的眼里，严侨是一个令人倾倒的天才，他甚至是李敖毕生唯一承认的天才。
当年的严侨是全体学生的偶像，至于他为什么如此有魅力，李敖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中共地下党。
严侨孤身一人，深入虎穴，为的就是以先进思想启蒙台湾青年。而李敖青年时代，就是从他那里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在白色恐怖下，严侨必然地被捕了。严复的孙子被捕后，在美丽岛——原来叫火烧岛这个地方，被关了七年。有一首歌，叫《绿岛小夜曲》，唱的就是美丽岛。李敖以为他死了，结果他竟然还是被放出来，严侨没成谭嗣同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是严复的孙子。
世界上有因果吗？李敖说，这种事情说不清。
严侨被释放后，又回到了中学教书，不久皈依了佛教，对密宗深有研究。
他后悔吗？
他晚年说，我不相信国民党能把中国救活，因为国民党的根烂了。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令人满意，但总是有新的、向上的气势，那里是有朝气的。共产党即使犯了错误，也有纠正的希望。而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
这绿岛像一只船，
在月夜里摇呀摇。
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海里漂呀漂。
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
吹开你的窗帘。
让我的衷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
严复晚年说，说到将来，是说不清楚的，至于希望这种东西，如果你心里有，那总还是有的吧……
严复逝世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那一年的七月，严复的一个热烈读者，叫萧子升的青年，独自漫步于浙江南湖，他看到烟雨之中，一艘大船正向他开过来，当时他非常感动，他想：就是在这艘船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他的兄长毛泽东，当时就在那艘大船上。
一九七四年七月，严复的孙子严侨病逝于台湾，终年五十四岁。
二〇〇五年，中国共产党追认严侨为革命烈士，严侨之子严正，将中共抚恤金两万美元追加到六万美元，成立严侨基金，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二〇〇〇年，福建省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合办严复思想研讨会，研讨会论文集由时任福建省长主编、作序。
什么是天演？什么是天道？
椰子树的长影，
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
更照亮了我的心。
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
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这歌真正悲欣交集。
严复喜欢的是悲欣交集，他在悲欣交集中活着，在悲欣交集里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