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40年代后期汪曾祺对沈从文的解读 ——以“转业”问题为中心
导论
20世纪40年代是沈从文和汪曾祺师生交往最频繁、最密切的十年[1]。西南联大期间，汪曾祺选修了沈从文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课堂外，汪曾祺向沈从文借还书、陪他逛街，亲身感受他的性格、生活习惯、家风等。即使在1946年7月沈从文离开昆明至1948年3月汪曾祺抵达北平与沈从文会合这段时间，两人也一直通过书信保持联系。当前研究谈及40年代这一对师生关系时，以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为主，多集中于沈从文的作品和课堂教学对汪曾祺文学创作的影响、二者文学创作的相似性。但除此之外，汪曾祺如何反思前辈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何在摆脱“影响的焦虑”后做出独立思考的选择，也值得注意。例如，在对国家时局和个人命运关系的认识、在1946—1949年的易代之际的职业选择上，二者截然相反：沈从文放弃写作而转业至文物研究领域，汪曾祺则坚持文学创作至1962年[2]。段美乔曾在《投岩麝退香——论1946—1948年间平津地区“新写作”文学思潮》一书的“尾声”部分简要分析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前辈作家和以汪曾祺为代表的“新生代”作者“在面对外来压力时的完全不同的选择”源于二者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写作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认识的迥异[3]，但囿于该书论题限制，作者未能结合二者彼时留下的具体文字记录对该问题展开论述。
如延续已有研究的思路，将沈从文和汪曾祺的职业选择对象化，平行比较二者择业的原因，结合二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命运遭际、地位起伏的“后见之明”来分析，则难免落入对二人选择正确与否、境界高低的价值评判的窠臼。但如将其中一方视为主体，分析沈从文如何看待汪曾祺对写作的坚守，或汪曾祺如何看待沈从文的“转业”，则对任一作家研究都大有裨益。例如论述后一话题有助于梳理“作家汪曾祺”生成路径的更多细节：沈从文是汪曾祺崇敬仰慕的恩师，但后者并没有效仿前者放弃写作，如何理解师承关系的多重向度？汪曾祺对沈从文的搁笔决定抱有怎样复杂的情感？汪曾祺如何反思沈从文的决定，是什么因素导致前者做出和后者不一样的、坚守本业的选择？汪曾祺如何看待沈从文后来所选择的博物馆研究员这一职业？为何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一系列解读如何影响汪曾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62年）的创作？
与20世纪80—90年代汪曾祺对沈从文的系统性解读[4]不同的是，40年代前者对后者的解读较为零散，部分并未见诸文学创作。检阅《汪曾祺全集》中40年代后期提及“沈从文”的篇目，仅有1947年致沈从文的一封书信。1948年《大公报·星期文艺》所刊《今日文学的方向——“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记录》中，汪曾祺对沈从文的观点有过一段回应。此外，在90年代杨鼎川与汪曾祺的访谈中，后者承认1947年《绿猫》中的“张先生”形象以沈从文为原型，主人公“栢”对张先生的看法可直接理解为汪曾祺对沈从文的看法[5]。另外，沈从文在40年代后期曾多次为汪曾祺谋职，并最终为他谋得北平历史博物馆馆员的差事；汪曾祺的职业体验，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视作对沈从文热心帮助的回应。上述材料大多与汪曾祺对沈从文“转业”问题的解读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并有助于解答上文提出的若干问题。
一、“难过”和“凄恻”：对搁笔预言的共情
早在1947年，沈从文已对自己的搁笔有所预感，并在该年7月左右致信汪曾祺时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汪曾祺回信说道：“信上说，‘我的笔还可以用二三年’，（虽然底下补了一句，也许又可稍久些，一直可支持十年八年）为甚么这样说呢？这叫我很难过。我是希望您可以用更长更长的时候的，您有许多事要作，一想到您的《长河》现在那个样子，心里就凄恻起来。”[6]“《长河》现在那个样子”一方面指该小说历经国民党书报检查制度的多次删削和扣押后才得以于1945年出版单行本，且该单行本只是整部小说的第1卷，直至1947年仍尚未续写；另一方面指小说发表、出版后应者寥寥，贬大于褒。
沈从文的搁笔预言于汪曾祺而言首先是一大打击，“难过”和“凄恻”的共情状态是后者最直接的反应；而在同样写于7月的《绿猫》中，汪曾祺则通过塑造“张先生”形象将这一情绪具象化：张先生是一位已坚持写作二十年、著作等身却屡遭外界批评和误解的作家，笃信“大凡作者用心深致处读者即恰恰容易忽略”[7]的文学观。
“难过”和“凄恻”的情绪主要体现为汪曾祺对沈从文写作事业未竟的惋惜和对后者知音寥寥的寂寞处境的切身体验，而这又建立在40年代后期汪曾祺的艺术风格、创作意图与沈从文趋近，前者从而重新发现后者创作的“深致”的前提下。在《长河 ·题记》中，沈从文将其创作主题概括为“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8]40年代后期的汪曾祺同样善于挖掘农民、小贩、手艺人等底层小生产者身上的职业伦理和美好品性。但当前研究在谈及40年代沈从文和汪曾祺创作的相似性时，多将后者视为一个整体，而忽视了十年内后者创作风格从空灵走向平实的嬗变；杨早、凌云岚则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并将1946年作为汪曾祺小说“平实”的主体风格的起点[9]。按理说，汪曾祺于1939—1944年就读西南联大期间便耳濡目染沈从文的文学教育，但此时期他受以意识流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创作手法的影响更为深刻。直至1945年，汪曾祺离开西南联大前往中国建设中学教书，这成为他介入社会的开端，他也因此得以近距离体察底层平民的困窘与艰辛。1946年，他从昆明来到上海，并接连遭遇失业、师生星散、伴侣及好友分离等一系列冲击。因此，当其所要书写的情境由单纯的大学校园转为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其所受文学教育的另一面便由此凸显并发挥作用。从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聆听过的沈从文演讲《小说作者和读者》和沈从文“各体文习作”课程的三篇讲义来看[10]，沈从文在课堂上反复强调写作要“贴住‘人’”[11]“贴近人情”“以‘人性’作为准则”，能够深切理解人的情感反应的共性和差异性，准确刻画人的特殊与类型[12]。沈从文离开昆明之际，郑重地对汪曾祺说“千万不要冷嘲”，对后者为人和为文都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警告”[13]。
40年代前期汪曾祺的小说未曾专注于写人，但到了后期却能在部分小说中将叙事笔触对准一个或几个小人物，通过描写他们高度艺术化、身心合一的劳动场景，展现他们诚实、耿直、勤劳的品德，寄托对于优美健康人性的审美理想。从1941年受沈从文指导的《灯下》到1946年修改为《异秉》，汪曾祺从描写群像到将叙事笔触对准王二一个小人物，态度由对众人以他人甘苦作为谈资消磨时光的嘲讽转为对王二的同情和悲悯。虽此时阅历尚浅的汪曾祺还未能理解沈从文“民族品德重造”的宏大关怀，但他隐约觉得这便是沈从文“要作”的“许多事”，且在上海经历了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裹挟后，其笔下对于象征其童年生活和整个乡土社会的一系列小生产者及其劳动过程的刻画，寄托了浪漫派的家园想象及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多了一层在未来社会保存、抢救手工艺和手工生产方式的意味。因此他深知沈从文还需把笔“用更长更长的时候”，如续写《长河》，方能培养全国读者“抽象健康观念和有传染性的高尚情感”[14]，使《边城》《长河》中人物的正直热情品性于现代再生。
事与愿违的是，在整个40年代，沈从文所创作的包括《长河》在内的一系列寄寓民族与国家重造思想的作品一直未获理解和重视。1943年，桂林开明书店拟重印沈从文修订过的作品，原计划出版包括《长河》在内的30余种作品，但最终仅出版13种，《长河》书稿在运输途中丢失。对此，巴金在80年代回忆，沈从文曾告诉他“丢失的稿子偏偏是描写社会疾苦的那一部分，出版的几册却都是关于男女事情的。‘这样别人更不了解我了’”[15]。书稿丢失本属“天灾”，但如此惊人的巧合却又难免让人怀疑有人为的痕迹[16]。此外，《长河》发表、出版后几无反响，虽在汪曾祺致信沈从文的后一年即1948年，萧金发表《长河》的书评，肯定沈从文的创作态度和作品的艺术性，但却直指作品思想的局限性：“但作者却没有告诉我们一条路，如何使农村健全起来，繁荣起来。”[17]无独有偶，40年代汪曾祺的影响力仅大致局限于后期京派和西南联大作家群，其“用心深致处”仅有完成于1948年、但迟至1990年才面世的唐湜《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等极少数评论才能体会。
1947年前后，沈从文所发表的《从现实学习》《一种新希望》等若干政论杂文相继遭到左翼文学界批判。李健吾和巴金见状，想劝沈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18]，并由汪曾祺将这一建议写成书信。需注意的是，彼时汪曾祺对于批判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话语的斗争尚未能充分理解，但他在上海也直觉感知到文坛热闹表象下创作风气浮躁、派系斗争等问题，并在1947年致沈从文的书信中借上海木刻界对黄永玉的嫉妒和打压一事，隐含表达他对自己和沈从文的艺术趣味和文学命运的忧虑：“因为他聪明，这是大家都可见的，多有木刻家不免自惭形秽，于是都不给他帮忙，且尽力压挠其发展……有人批评说这是个不好的方向，太艺术了。（我相信他们真会用“太艺术了”作为一种罪名的。）”[19]在汪曾祺看来，此般排挤不仅有人事上的纠纷，更有上升至对这些作品在艺术性背后“有罪的”“反动的”思想倾向的批判，而这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生涯，使沈从文在“二三年内”做出搁笔决定。随后一两年内更频繁、杀伤力更大的批判验证了汪曾祺的预感：1948年3月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为沈从文定性“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20]；1948年4月，公孙龙子率先发起对黄永玉木刻的批判，并与沈从文小说相联系，认为二者是在“有目的地灌输或散播某种思想或毒素”[21]；而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追随者，其《鸡鸭名家》也于1949年被楼适夷直指存在“幻美的迷力”背后“把人引离现实世界”[22]的“恶意”企图。
二、为何写作:“事业”与“职业”之辨
相较1947年，到了1948年底，中国革命形势已发生决定性的变化：继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取得胜利后，解放军又于1948年11月29日发起平津战役，北平随即处于被包围状态。毛泽东在1948年12月30日所写的新年献词里，以乐观、自豪而坚定的口吻写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在我们的敌人方面也不怀疑了。”[23]此时全国人民，尤其是包括沈从文、汪曾祺在内的北平人民都鲜明地意识到，中国即将发生巨变。
面对此般巨变，沈从文却对现实的政治斗争感到迟疑和忧虑，并如此表达他对时局的理解和对自己前途命运的分析：“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24]再闻沈从文的搁笔预言，汪曾祺再次联想到自己，并认真回顾了过往的创作及接受情况。他深知自己如想要延续写作生涯，必须接受易代之际从“思”到“信”的写作观念的变化，改变原有的创作题材和写作方法。因此，沈从文的搁笔预言于他而言又是一种希望。1948年11月，“方向社”举行的“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上，汪曾祺更是勇于挑战“权威”，对沈从文的观点提出异议：
沈[从文]：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汪[曾祺]：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利[力]即是承认他是合法的，是对的。那自然得看着红绿灯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我希望诸位前辈能告诉我们自己的经验[25]。
从上述对话可知，“红绿灯”即“信”，即新社会的创作对象、创作方法和文学批评标准，而汪曾祺承认“红绿灯”的存在即合理，作家必须按照其指示来写作。然而，“但如果并不如此呢？”及向前辈虚心请教的态度，又似乎表明他对不按“红绿灯”走路、也即文学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抱有幻想，对将来是否要遵从“信”的写作观念存在犹疑。
座谈会结束后，沈从文于1948年最后一天写下“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26]，做出搁笔决定，并于次年8月将人事关系转至北平历史博物馆，正式转业至文物研究领域。汪曾祺则在1949年3月加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希望借此为将来的写作积累生活体验和创作素材。那么，汪曾祺为何并未效仿沈从文的选择？首先要追问的是，沈从文已“凝固”的情绪是什么？在40年代杂文中，沈从文将银行职员和写作分别定义为“职业”和“事业”，前者的特征是单调而沉闷、安定有保障，工作目的是“为衣食谋”[27]的养家糊口；后者的特征是沉重艰苦、神圣庄严，从事者不能有丝毫“功利思想和投机打算”“必需把整个生命放上去”[28]，工作目的是反对保守腐败势力、重造国家。在1946—1948年平津文坛“打开一条生路”的建国构想讨论中，相较其他参与者，沈从文尤为强调文学革新与思想革新、社会革新的关联，并进一步阐发写作这项“事业”的严肃性、独立性。若与1947—1948年沈从文多次撰文纪念“五四”、呼吁“怀疑否认”“天真和勇敢”[29]的“五四”精神回归相联系，不难看出其所受“五四”新文学的“志业”理念的深刻影响：根据文学研究会的宣言“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30]，姜涛进一步分析，“‘终身的事业’即是一种‘志业’，它不同一般的职业、工作，而是包含着一种内在召唤，在持续不断以至‘终身’的承诺中，具有强烈的价值投入感”[31]。20年代的“志业”理念要求写作者将文学视为不以谋生为目的、超功利的审美行为，并为他们提供身心安顿之感，正是沈从文写作“事业”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新文学传统下成长起来的“最后一个文学青年”[32]，汪曾祺在《绿猫》中将隐含作者“栢”的写作源泉视为“快乐”，将“栢”的写作过程称为“沉酣”[33]，意味着“一种对内在生命的极致状态的感知，一种对艺术的极致之道的体念”[34]，不难看出其所受沈从文文学观的影响。在《短篇小说的本质》一文中，汪曾祺提出了对待文学应秉持的“业余”态度。他反对文学沾染上“职业气”，写作者一方面不能被场所、权威、批评家等拘束而致无法畅所欲言，另一方面不能有“玩儿票的派头”，失之严肃。汪曾祺试图通过短篇小说克服文学的职业化，只因理想的短篇小说家不在乎毁誉和销量，而把写作看作内在的生活态度，与读者保持“并排着起坐行走”的姿态[35]。由此可见，与沈从文的“事业”观相似，汪曾祺的“业余”观同样强调写作的严肃性、去功利化，这便使得后者在前述座谈会对写作者可能在“红绿灯”的指示甚至是操纵下，遭受过多限制心存忧虑。
1946—1949年，汪曾祺居留时间最久的城市是上海。当审美化的文学理想与汪曾祺的都市体验相遇、碰撞时，便不免产生裂隙甚至变形，“业余”观显现其内在危机。沈从文《长河》的故事背景是抗战初期的湘西，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外来洋布煤油”[36]为代表的所谓“现代文明”充斥其间；但到了40年代后期的上海，其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城市化进程已不可和前者同日而语。汪曾祺及其笔下人物面临的首要挑战是机械文明的进逼。例如，文学创作不再是作家和一二知己之间的事情，作品的完成还需与编辑、排字工的通力合作；在《短篇小说的本质》中，汪曾祺即表达了对将他的作品“拆得东一块西一块的”、随便分栏、加花边等的排字工人的不信任，而要“为了他的文章命运而争”[37]。汪曾祺幻想着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保持直接稳定的关系，但在上海的都市环境中，其作品的最终呈现效果却每每与其自身意愿相背离。又如《戴车匠》中的戴车匠能将木匠活做到庖丁解牛般的状态，呈现出人与劳作相交融的境界，但在目睹戴车匠看着儿子和别人比射，“又没有甚么意义的摇摇头”后，隐含作者却有所顾虑：“或者戴车匠是最后的车匠了。那么他的儿子干甚么呢？也许可以到铁工厂里当一名练习生吧。”[38]“铁工厂”与现代社会的机器生产相勾连，是对小生产者的无情驱逐，戴车匠的手艺活即将因再无后人传承而成为绝学。由此可见，与沈从文呈“凝固”形态的“事业”观不同的是，汪曾祺的“业余”观在与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磨合、协商的过程中，并不能得到自始至终的贯彻；相反，“业余”观内部的矛盾不时显现。
另一挑战则是战争对普通人生活秩序的全面破坏。抗战胜利后，大批抗战期间内迁的青年学子回到收复区城市寻求就学与就业机会，但却面临“僧多粥少”的困境。不久后内战爆发，国内政治局势日趋动荡、经济形势日趋恶化，青年的失学、失业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当时便有读者致信《中国青年》控诉青年的出路问题：“毕业即失业，知识青年苦闷彷徨，难道让他们全去堕落，全去自杀吗？”[39]另一方面，与20年代进入文坛的沈从文等京派师长不同的是，仅拥有丰沛的文学艺术才华已不能为汪曾祺这一代文学青年提供相应的职业准入和晋升渠道，大学文凭才是求职的必要条件。汪曾祺本应于1943年大学毕业，但因英文和体育不及格需补考而留级至1944届，后又因该届学生全部被征调为随军译员，且校方有不服从征调不予毕业的规定，并未应征的汪曾祺未能取得大学毕业证书。在战时“毕业即失业”的社会环境中，肄业生更是难寻出路。从1944年大学肄业、1946年奔赴上海到1948年抵达北平，汪曾祺先后三次体尝失业和经济困顿之苦。在这些煎熬的日子里，由写作投稿赚取的稿费成为其重要的经济来源，虽无法完全维持生活，但至少不必再因身无分文而落入忍饥挨饿之窘境[40]；而当汪曾祺接连求职无门及频繁更换工作时，没有准入门槛的写作反而成为他较为稳定的生活状态。由此可见，于多次失业的汪曾祺而言，其所坚持的写作，反而与沈从文所定义的以谋生为目的、安定有保障的“职业”概念相吻合。
而40年代后期的沈从文并不以卖文为生，其除了写作外还担任大学教授和平津地区若干文学副刊的主编，收入来源多样。虽内战时期国民生活普遍拮据，但沈从文一家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尚能维持较高的生活质量。在1947—1948年的家书中，沈从文多次和妻子提及食物、煤、炉子等生活必需品的购置问题：“我们有了火锅，菜易准备。有面粉一大袋，六十多斤。下月又还可买二袋，这问题不用担心。”[41]即使是在“照我想物价还要上去，比银价快”“菜钱只够一天用了”的艰难时刻，沈从文也能及时通知妻子“带点款来”，维持正常生活秩序的运转[42]。因此，此时期基本没有后顾之忧的沈从文便能心无旁骛地写作与思索；相较柴米油盐、物价飞涨等眼前琐事，他更愿意发扬罗素“‘远虑’是人类的特点”[43]的观点，更倾向于与民族、国家的未来密切相连的写作“事业”观。
汪曾祺在理论建构和审美趣味上自然更倾向于沈从文的“事业”观，但在40年代后期的都市体验中，在工业文明的崛起和战争环境下失学失业潮的双重夹击下，写作在汪曾祺眼中得以祛魅，而成为一名失业青年的普通的生活方式。作为“日常生活”的写作既能为汪曾祺提供生存所需，又能使其获得“快乐”与“沉酣”。对于沈从文来说，将写作视为“事业”是其不可动摇的创作信念和底线，此可谓“情绪凝固”。但对汪曾祺来说，相较不愉快的中学教员和博物馆馆员经历，写作更像是一份理想的工作，“红绿灯”的设置意味着工作要求的改变，如果遵从要求便能继续工作下去，“人格观念又尚未凝定成型”[44]的他非常乐意学习新的创作方法和文学批评标准。因此，在对于个人之“思”与群体之“信”的关系、写作是“事业”还是“职业”的看法上，师生必然产生分歧。
三、博物馆办公:“消耗生命”
当汪曾祺在上海教书不愉快及其初抵北平再度失业时，沈从文曾先后尝试向南京中央博物院和北平历史博物馆介绍汪曾祺，推荐理由是“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对画有兴趣”[45]。1948年5月，经沈从文与杨振声介绍，汪曾祺进入北平历史博物馆担任办事员，主要工作内容是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充当讲解员等。从其任职期间的书信来看，其体验并不愉快。在1948年10月致某兄的书信中，汪曾祺痛陈其对在博物馆办公的厌倦：“所谓‘办公’即消耗生命，一天莫名其妙就混过去了。身体被限制在伟大而空洞的建筑之中，也毫无‘内心生活’可言。……觉得此身如一只搁在沙滩的废船似的，转觉得上海的乱烘烘的生活也自有一种意义，至少看得出人怎么来抢夺生命也。”[46]“身体被限制”而“无内心生活”“消耗生命”，意味着“身”与“心”的分离，其双手每日麻木地从事机械性的、重复的工作，虽身为美术爱好者，但从未感受过内心的波澜与悦乐，从未感受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而另有所向往。在致黄永玉的书信（全文已散佚）及同年11月致黄裳的书信中，汪曾祺都表达了他住在空旷的午门时慌乱不安的内心感受：“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47]“你知道这个大院子里，晚上怪静的，真是静得‘慌’。”[48]黄裳曾劝他回上海，黄永玉曾邀他到香港乡下住一段时间，但他都未成行，而只是“以写作限制自己耳”[49]，聊以自慰。1949年3月，他离开博物馆随军南下，也是希望借此学习新社会的创作规范，写出为即将建立的新政权所认可的格调刚劲的作品。
有趣的是，当汪曾祺离开博物馆，沈从文也于同年转业，于1949年8月进入同一博物馆的陈列组，与旧日的汪曾祺承担相同的工作。因此，汪曾祺的上述感想既可看作他对沈从文介绍的新工作的回应，又可视为他对沈从文的新职业的看法。
可与汪曾祺感到“消耗生命”相对照的是，沈从文在转业前的几个月曾写下《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回顾四十余年来美术与自身创作、生活之间的关系，指出其对美术的兴趣实际上是以“物”见“人”，是对美术作品背后作者的勤劳、愿望、热情和素朴的心的热爱，这些情感都“复轮流浸润于生命中”[50]。而在此前的1948年10月，延续“打开一条生路”讨论中“专家政治”和“美育重造政治”的思路，沈从文相继发表两篇讨论北平“文物保卫”和“艺术革命”问题的杂文，呼吁专家学人通过编印美术史文化史参考图录等琐碎的工作，整理中国文化美术史，带头挖掘工艺美术文物的教学价值、学术研究价值、生产价值和文化普及价值，继而在全社会培养“爱”以“丰饶民族历史情感”，进而将这种情感“广泛浸润于政治哲学或实际生活”，使民族命运出现新的转机[51]。由此可见，沈从文将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看似“无意义”的基础工作与“研究考订”“民族文化整理、普及与传承”等抽象的概念和活动联系在一起，试图提出一种代替武力与党争、以美育为中心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规划，更倾向于从“过去”推测“未来”，从抽象、宏观、整体的角度谈论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对于沈从文这种其在50年代家书称为“事功”[52]的取向，汪曾祺并不理解，而更着眼于“当下”，更习惯于遵从个人的意愿和现实感受。他对于写作的“业余”态度并不完全等同于沈从文的“事业”观，前者剥离了后者与“经国之大业”[53]相勾连的部分，更强调写作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纯粹地为己。相较抽象概念和不可知的未来，汪曾祺更感兴趣的是现实生活具体可感的一个个新鲜的“活动”“事件”：前文已述他在上海曾切身体验当地的文坛斗争，虽觉“乌烟瘴气”[54]和“乱烘烘”，但这种生命的消磨毕竟最后以可视化的效果呈现（批判多为报刊文章形式）；汪曾祺在上海并未直接参与过中共革命，但却罕见地在1947年《年红灯（二）》中塑造了一位革命女性形象；至于1949年随军南下，汪曾祺并不完全理解背后的政治意义[55]，但新奇的部队生活以及推进历史进程的参与感，无疑令其年轻的心跃动不已。
师生间的这种代际差异在西南联大期间便初露端倪。可以追问的是，沈从文觉得什么事情才“消耗生命”？沈从文在40年代发表了大量批评青年人沉迷于衣、食与打牌而致生命无意义消耗的文字。如在《烛虚》中，沈从文以两个女大学生用梨骨打闹却无意砸到“我”身上和某女大学生将大部分金钱用于吃食且衣着时新二事为例，批评现代教育培养的所谓“新女性”对衣食的过分关注，而这将影响她们用“头脑”去思索，影响新社会中新人格的建立。沈从文关心的是国家的抽象性问题，而衣、食都属物质需求，与个体的日常生活相勾连。反观汪曾祺，具有正面意义的饮食意象在其40年代创作时有出现。如在《老鲁》中，大量本不具备食用价值的动植物意象如小米菜、灰藋菜、豆壳虫等相继入文，但“我们”却觉得“味道实在极好”，豆壳虫“这东西是颇高雅的”“味道略如清水河条米虾”[56]。这些于从外省内迁至昆明的“我们”而言十分罕见的救荒“食物”不但解决了饥饿问题，还为备受经济压力、漂泊感和死亡威胁困扰的“我们”带来了无限乐趣。因此，对于沈从文《烛虚》对青年学生的批评，汪曾祺大概不会接受，因他更倾向于从能够调动各种感官的日常生活求索生存的意义。
此外，前述汪曾祺书信提到的“身体被限制在伟大而空洞的建筑之中”一语也值得注意。对于当年的住宿情况，汪曾祺在1987年《午门》回忆，“我住的房间在右掖门一边，据说是锦衣卫值宿的地方”，而夜晚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会上锁，“我独自站在午门下面的广大的石坪上，万籁俱静，满天繁星”[57]。无论是“博物馆”这一室内空间，还是多重门禁之下带来的寂寞、森严感，都指向了与外界缺乏交流的封闭性。而这却是40年代沈从文的常态，其一方面沉溺于写作的形式试验，试图在小说这一文体塞入过于复杂的思想和情感，但并不成功，反而“因用笔构思过久，已形成一种病态”[58]；一方面沉湎于文物世界，在昆明用三年收集到大小百十件漆器，“几几乎把陈列市上能买的全买到了”[59]。沈从文虽也写作了大量政论杂文，但对内战的任何一方都不看好，认为政党之争只可能使中国走向毁灭。40年代“向内转”的沈从文仿佛生活在一个非实体的“隔音空间”[60]中。沈从文的学生萧凤在1947年《初见沈从文先生》一文便指出，彼时的沈从文只顾沉醉于自我的“小天地”，而和以外的现实脱节，“再也不愿听外面那些凄厉，辛酸，压人心头的声音”[61]。这些声音大概指的是国共内战形势的变化、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学潮等。相反，汪曾祺向往的无疑是开放、流动、自由的生活状态，博物馆沉睡的文物于其而言无疑是过时的，外界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牵动着他的心，即便他并不归属任何一个党派；他对内战最终将带领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走向新生保持乐观态度，而无过多的疑虑和执念。萧凤和汪曾祺也有类似的感受，批评沈从文面对外界现实时的“冷淡”态度，认为沈从文应担当起“一个青年灵魂的建造者”、扶植新生代青年的“导师”的责任，去“抚慰和鼓励”“这千万颗跳动的心”[62]，因而他们都对沈从文对于日新月异的政治形势的迟钝，甚至有些“落伍”心生了些许不满。
师生的这一分歧或与沈从文的“中年心态”相关。经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后，沈从文等生理年龄已至中年的知识者普遍生发存在主义感伤，怀疑自身建构国家的能力：“个人生命即或业已由悲剧性的半生挣扎，转入行将退休的暮境，将依旧心无凝滞，湛然虚明，深信进步理想，可望由下一代年轻少壮证实。”[63]在“向左转”的时代氛围中，知识者普遍感到丧失左右局势的力量，缺乏应对日趋热烈的革命潮流的能力。因此，他们毫不掩饰“历史中间物”的退场姿态，而将重造国家的希望寄托于青年：“作家新的课题，将必然是在这一个新原则下，对更年青一代，给以种种新的鼓励，使之各在分定工作上，充满热情和信心，来各自克服面前困难。”[64]从这个角度来看，汪曾祺不满沈从文为其安排的博物馆工作而随军南下，恰是对后者对青年作家利用手中之笔建设新中国的期冀的践行。沈从文在1949年7月致黄永玉的书信中，即以汪曾祺参军一事，鼓励黄永玉北上或随军下工厂，迈出建设新时代的第一步路[65]。
上述40年代后期汪曾祺对沈从文“转业”问题的解读可见前者对后者文学传统的继承、反思和超越，而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作家汪曾祺”的生成有着重要影响，并集中体现于其1956—1957年散文和1963年小说集《羊舍的夜晚》的创作。延续沈从文“贴近人情”的平实的美学风格，结合随军南下、下放劳动等更广阔的生活经验，汪曾祺的对话、叙述和描写语言与笔下人物更加协调。不同于沈从文的是，由于有意学习新社会的创作规范并取得实绩，汪曾祺在京派传统之外塑造出一系列具备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劳动者”形象，这被严家炎视为“京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发展”[66]。在京派抒情传统的一脉相承之外，汪曾祺还为自身创作注入“通俗”的因素，遂形成“通俗抒情诗人”[67]风格。在其小说中，饮食意象成为笔下人物安置烦忧、聊以自慰的“逋逃薮”，并一直延续至其新时期创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国计民生关联甚少的写作的“业余”态度使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期间并未效仿沈从文发表大量政论杂文，其随军南下也并非出于政治觉悟的觉醒，这便使其从40年代、“十七年”到新时期的创作都不如沈从文创作般具备一定的思辨性和哲学层面的抽象思考。
结语
将汪曾祺作为主体，探究其对师长沈从文“转业”问题的解读，可以打捞其从“文学青年”到“文学家”的生成路径的更多细节。初闻沈从文的搁笔预言，结合自身向沈从文趋近的创作风格、创作理想及相似的文学接受的窘境，汪曾祺表现出“难过”与“凄恻”的共情心理。于北平解放前再闻沈从文的搁笔预言，汪曾祺一方面认可沈从文对写作严肃性的坚守，另一方面又对后者的选择做出反思：他结合自身在都市对工业文明的席卷和失业潮的感知，综合了写作的“业余”性带给他的生命的沉酣和作为“职业”带给他的温饱所需，把写作转变为一种可以灵活变动调整的生活方式。对于博物馆办事员这一沈从文介绍的工作及沈从文后半生乐此不疲的新职业，汪曾祺只觉厌倦，这是因为相较前者对生活生命的抽象感知和相对封闭的工作状态，汪曾祺更倾向于以开放、自由的姿态，调动各种感官感受鲜活的、“正在进行时”的生活。由上述解读可见，自40年代后期起，汪曾祺便开始展开对沈从文文学传统的继承和超越，并在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创作的人物形象、意象、语言等方面有了初步体现。
可以与之对照的是，80年代的汪曾祺再次对沈从文的“转业”问题进行解读，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989年《沈从文转业之谜》。彼时汪曾祺的文坛位置已由40年代末的“边缘”走向80年代末的“中心”，围绕“沈从文为何放弃写作”，其言说姿态有了较大变化；并且，目睹近四十年来沈从文在文物研究领域取得的众多开拓性成果，汪曾祺对于沈从文“从古”的看法，与40年代后期相比也迥然不同。
注释：
[1] 虽1948年后二人的常住地都是北京（平），但至少在1980年前，汪曾祺对于接触、评说沈从文稍有忌惮，没有40年代那么自如。邓友梅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祺虽已出过小说集，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还挂点阴影，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参见邓友梅：《漫忆汪曾祺》，《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5期。
[2] 1962年，汪曾祺完成小说集《羊舍的夜晚》的撰写，正式进入以改编戏剧、与人合作“样板戏”为主的另一写作和人生阶段。
[3] 段美乔：《投岩麝退香——论1946—1948年平津地区“新写作”文学思潮》，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48页。
[4] 参见凌云岚：《“夫子自道”——汪曾祺的沈从文解读》，《南方文坛》2019年第6期。
[5] 汪曾祺、杨鼎川：《关于汪曾祺40年代创作的对话——汪曾祺访谈录》，《汪曾祺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31—438页。
[6] 汪曾祺：《470715/16致沈从文》，《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8页。
[7] 汪曾祺：《绿猫》，《文艺春秋》1947年8月15日第5卷第2期。
[8] 沈从文：《长河题记》，《大公报·战线》（重庆）1943年4月21日。
[9] 杨早、凌云岚：《1946年：汪曾祺小说主体风格的起点——以〈老鲁〉为例》，《文艺争鸣》2020年第12期。
[10] 当前部分研究以“要贴到人物来写”作为1940年代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写作指导的论据并不严谨。汪曾祺最早提到这句话是在1980年；且据郜元宝考证，这句话有可能是在1960年代初，沈从文对前来拜访他的汪曾祺和林斤澜才第一次提出。参见郜元宝：《“要贴着人物写”——“这是小说学的精髓”》，《南方文坛》2019年第4期。
[11] 沈从文：《由冰心到废名》，《国文月刊》1940年10月16日第1卷第3期。
[12]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战国策》1940年8月15日第10期。
[13] 汪曾祺：《与友人谈沈从文——给一个中年作家的信》，《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0页。
[14] 沈从文：《编者言》，《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0月20日。
[15] 巴金：《怀念从文》，《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
[16] 李端生：《报刊情缘—沈从文投稿与编辑活动探迹》，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
[17] 萧金：《长河沈从文著》，《兰州和平日报周刊》1948年7月28日第4期。
[18] 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真善美》1989年1、2期合刊号。
[19] 汪曾祺：《470715/16致沈从文》，《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9页。
[20]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1日第1期。
[21] 公孙龙子：《谈黄永玉的木刻倾向》，《同代人文艺丛刊》1948年4月20日第1卷第1期。
[22] 适夷：《一九四八年小说创作鸟瞰》，《小说》（香港）1949年2月1日第2卷第2期。
[23]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华社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页。
[24] 沈从文：《致吉六——给一个写文章的青年》，《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年版，第519页。
[25] 《今日文学的方——“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纪录》，《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11月14日。
[26] 沈从文：《题〈出师颂〉条幅》，《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98页。
[27] 沈从文：《找出路—新烛虚二》，《民族文学》1943年7月7日第1卷第1期。
[28] 沈从文：《事业和职业》，《大公报》（香港）1942年7月7日。
[29] 沈从文：《纪念五四》，《益世报·文学周刊》1948年5月4日。
[30] 《文学研究会宣言》，《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2月17日。
[31] 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5页。
[32] 张千可：《“旧上海”与“新时期”——在“小生产者”视角下重读汪曾祺》，《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
[33] 汪曾祺：《绿猫》，《文艺春秋》1947年8月15日第5卷第2期。
[34] 裴春芳：《雅致的恣肆与生命的沉酣——汪曾祺早期佚文校读札记》，《上海文学》2014年第8期。
[35] 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5月31日。
[36] 沈从文：《长河题记》，《大公报·战线》（重庆）1943年4月21日。
[37] 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5月31日
[38] 汪曾祺：《戴车匠》，《文学杂志》1947年10月第2卷第5期。
[39] 江厚桂：《智识青年往何处去》，《中国青年》（重庆）1947年7月25日第5期。
[40] 1944年5月7日，汪曾祺因身无分文，已经十二个小时没有吃饭。参见杨早、徐强、李建新：《汪曾祺1000事》，河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95页。
[41] 沈从文：《致张兆和》（19470123），《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页。
[42] 沈从文：《致张兆和》（19480729），《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43] 上官碧（沈从文）：《烛虚》，《战国策》1940年7月25日第8期。
[44] 沈从文：《致吉六——给一个写文章的青年》（19481207），《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45] 沈从文：《复李霖灿、李晨岚》（194702月初），《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页。
[46] 汪曾祺：《481018致某兄》，《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1页。
[47] 汪曾祺：《午门》，《大公报》（香港）1987年5月12日。
[48] 汪曾祺：《481130/1201致黄裳》，《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3页。
[49] 汪曾祺：《481130/1201致黄裳》，《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3页。
[50] 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51] 沈从文：《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一点意见》，《大公报》（天津）1948年10月9日。
[52] “人人都说爱国家人民，但是如何爱，以及如何去证，实在大有不同。从历史看，管仲、晏婴、张良、萧何、卫青、霍去病对国家当时为有功，屈原、贾谊……则为有情。”参见沈从文：《致张兆和》（19520129），《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页。
[53] 曹丕：《典论·论文》，《曹丕全集：汇校汇注汇评》，崇文书局2021年版，第230页。
[54] 汪曾祺：《470715/16致沈从文》，《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9页。
[55] 汪曾祺的子女回忆，“爸爸参加南下工作团，并不是思想觉悟有多高，想要为解放全中国出一份力。他的‘动机’可以说相当‘不纯’：一是改变小职员的生活，二是走南闯北，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一个作家。”参见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66页。
[56] 汪曾祺：《老鲁》，《文艺复兴》1947年4月1日第3卷第2期。
[57] 汪曾祺：《午门》，《大公报》（香港）1987年5月12日。
[58] 沈从文：《四月六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59] 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60] 袁一丹将“隔音空间”定义为戏院、电影院、茶馆、公园这类市民娱乐场所，这些生活空间在战争期间能起到一定的隔音功能，可以降低炮火声的侵扰，给普通人提供暂时的心理庇护。参见袁一丹：《戏继续演：沦陷北平的“隔音空间”》，《文艺研究》2024年第3期。
[61] 萧凤：《初见沈从文先生》，《平明日报》1947年3月19日。
[62] 萧凤：《初见沈从文先生》，《平明日报》1947年3月19日。
[63] 沈从文：《一种新希望》，《益世报》（上海）1947年10月21日。
[64] 沈从文：《致吉六——给一个写文章的青年》（19481207），《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65] 沈从文：《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大公报》（香港）1949年8月11日。
[66] “无论是《羊舍一夕》中的四个孩子，或者是《大淖记事》中的巧云与十一子之间坚贞的爱情，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沐浴着新的思想阳光的新的形象。这也许可以看作京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参见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3页。
[67] 汪曾祺：《门前流水尚能西》，《天津文学》1986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