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作家的成长直至成名，有许多或内在或外在的各种因素。对于女作家茹志鹃来说，除了她自身的文学天赋和个人努力外，与文坛前辈的鼓励，宽松的文艺评论氛围等，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回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茹志鹃走上文坛的这段创作路程，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新人的成才，不无裨益。

茹志鹃（1925—1998）祖籍浙江杭州，出生在上海。幼年丧母，父弃家出走，她从小由祖母在上海、杭州两地带大，到十一岁才读小学一年级，读读停停，从小学到中学，加起来在课堂的时间不足四年。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她的处女作《生活》，发表在上海《申报》副刊上，内容写的是一个大学生毕业后的遭遇。作品发表时，她已随兄参加新四军，先为根据地苏中公学学员，后进入军区文工团。在战争年代行军途中，她一有间歇，就垫着背包，写歌词、快板、活报剧，供文工团随军演唱。

一九五〇年，她在《文汇报》发表了建国后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何栋梁和金凤》，标志着她真正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一九五五年，茹志鹃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任《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编辑。这样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积累，都是成为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之后，她写出反映军民血肉关系的短篇小说《百合花》，五千余字的作品，写出了通讯员、新媳妇和文工团女战士三个人物的不同性格。小说却连遭退稿，意见是“这篇作品感情阴暗不能发表”。所幸的是，《百合花》后来得以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号的《延河》刊发。

两个月后——一九五八年五月，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先生，撰写了《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谈了他的阅读感受。在细致分析了《百合花》的写作风格、人物描写、结构等方面的特点后，给予四个字的好评：“清新、俊逸”，并说：

“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小说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当年六月，《人民文学》发表了茅盾的这篇文章。茅盾在文中一共点评了十个短篇小说，给了《百合花》最大的篇幅。九月，《人民文学》转载了《百合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选了茹志鹃的《百合花》，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勤耕的《进山》，三篇受到茅公肯定的短篇小说，以“百合花”为书名，编入“文学小丛书”第一辑出版，并在《前言》中写道：“这三篇小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故事简短，情节引人，人物鲜明，它们在发表之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这几篇作品，我们把茅盾同志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作为《附录》印在后面。”这是茹志鹃的《百合花》第一次正式出版。

同年九月，《百合花》收入茹志鹃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因为茅盾先生的评介，那几年《百合花》几乎成了无人不晓的短篇小说佳作，读者争相阅读和热议。由此，《百合花》成了茹志鹃的成名作。一颗文学新星，从上海冉冉升起。因而可以说，在漫长的文学之路上，茅盾是茹志鹃的“伯乐”。正如茹志鹃所说：“是茅盾同志对这个作品的热情鼓励，使我更坚定了决心和信心。”

之后，茅盾又对茹志鹃的多篇小说如《静静的产院》《春暖时节》等进行评论，冰心也撰写了评论《静静的产院》的文章。这些小说都收进茹志鹃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静静的产院》，一九六二年八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茹志鹃三十岁出头时在文坛前辈的关怀下成长为有成就的知名作家。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她担任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时，也大力培养、提携青年作者，宗福先、陈村、程乃珊、曹冠龙等青年作家脱颖而出。茹志鹃还常常到基层为文学青年举办辅导讲座。记得九十年代中期，在市郊举办的展现普通劳动者风采的报告文学集《再铸辉煌》的首发式上，我站在会场最后面，远远看到主席台上的茹志鹃，这是我唯一一次见过她，可惜没有机会交流和请益。

当然，我曾听多位文学前辈饱含钦佩地谈过茹志鹃。与她同庚的艾明之先生说起过，一九六一年，他与茹志鹃深入里弄、学校，合作赶写电影剧本《春催桃李》的日日夜夜。作家毛炳甫曾说，一九八八年作协成立大众文学学会，作为秘书长，他协助会长茹志鹃抓各项筹备工作，在学会创办的《海派文学》第一期上，茹志鹃写了创刊词：“大众文学，和纯文学相比，都是文学。冠以海派二字，作为地方特色，作为流派，更妙，更有其深意。”比茹志鹃小五岁的彭新琪，曾写《风雨百合花》，谈到从五六十年代与茹志鹃一起参加松江、奉贤干校劳动起，一起做了三十多年的作协同事，有谈不完的话题。

而跟我谈茹志鹃最多的，要数比茹志鹃大五岁的时年已百岁的文化老人欧阳文彬。《百合花》发表后，茹志鹃的作品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广泛关注。欧阳文彬时任《新民晚报》党支部书记、副总编辑，因故受到了错误处分，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赵超构为保护她，让她以“特约撰述员”名义，为晚报写文艺评论。这样，欧阳文彬有时间读了大量文艺作品，而茹志鹃的小说，让她读后欲罢不能，遂提笔撰文，以书信形式，写出文学评论《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她开头就写道：

“志鹃同志：从你的读者变成你的朋友，是我期待已久的事情，也是我的一次学习过程。当我读着你那些清新隽永、风格别具的作品，为你所刻画的普通人的精神美和充溢在字里行间的诗情画意而感动、而赞叹的时候，常常会产生一种探索你创作的秘密的渴望。”

她由《百合花》而回看茹志鹃十年间发表的二十多篇作品，一一作了分析评说，最后用了较大篇幅，对茹志鹃的创作提出期望：“为了说明问题，不妨提出以下几点来商榷。”在取材、结构甚至人物的描写上，欧阳文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到了一个不很确切的比喻，你的描写方法有点像静物写生，细腻逼真，神采毕露，然而运动的感觉还嫌不够，表现事物的发展也还不很充分。”这篇万字长文，刊发在一九五九年十月号的《上海文学》上。这是欧阳文彬第一次撰写对当代作家的文学评论，也是文学理论界出现的第一篇对茹志鹃小说作出全面评论的文章。

一石激起千层浪。北京《文艺报》编辑找到欧阳文彬，说一些搞文艺理论的同志肯定了她对茹志鹃作品的艺术分析，但对文中提出的一些商榷建议认为不太妥当，准备写文章再“商榷”。之后，《文艺报》先后发表了侯金镜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洁泯（许觉民）的《有没有区别？》，这些与人为善的讨论文章，很快经报刊转载，引起了更多读者的关注。同时，欧阳文彬又写了《〈阿舒〉和阿舒的〈第二步〉》《如愿曲——访茹志鹃》，均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可以说，欧阳文彬的三篇文章，在文学界和读者中，进一步扩大和提升了茹志鹃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与此同时，上海作家协会闻风而动，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十一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先后举行了四次“茹志鹃创作讨论会”，这在上海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破先例的。会上就茹志鹃创作发展、创作特色和风格、题材及人物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所幸欧阳文彬保留了这四次讨论会的铅印简报“论点摘要”，这薄薄几页、泛黄的四期简报，使我得以了解当年讨论会的出席人员和具体细节。参加讨论会的有作协领导、作家、评论家以及读者代表，其中包括吴强、魏金枝、王道乾、王西彦、欧阳文彬、唐克新、陈鸣树等。茹志鹃也参加了全部四次讨论会，并给予积极回应。在一次讨论到作家如何对待自己在人物写作中的长处和短处时，茹志鹃发言说：

“不管欧阳文彬同志或侯金镜同志的文章，他们指出的所长所短，都是我过去没有明确的问题。我觉得评论工作者对作家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深深地考虑了自己的短处这个问题，没法回避这个问题，作品人物要有发展，就不能回避自己的短处。”

《文汇报》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五日刊发综合报道《作协举行茹志鹃作品讨论会》：“讨论会上一致肯定茹志鹃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和她的小说的艺术风格，并认为值得在理论上加以探讨和总结。讨论主要集中在茹志鹃作品的题材与风格的关系和人物创造这两个问题上”，并把与会者各种不同的观点作了归纳。北京《文艺报》也选刊了细言（王西彦）和魏金枝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以“有关茹志鹃作品的几个问题”“也来谈谈茹志鹃的小说”的题目分别刊出。

可以说，从茅盾对《百合花》的点评推荐，到欧阳文彬的评论与访谈等三篇文章，再到上海作家协会连续四次召开茹志鹃创作讨论会，都汇聚成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为当年青年作家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文学生态环境。从茹志鹃成为文坛著名作家的个案中，可以给人们许多有益的启迪。

《百合花》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近期王安忆把母亲的这篇小说改编成舞剧，让《百合花》在舞台上绽放。时光漫过半个多世纪，作为一篇优秀的经典小说，《百合花》依然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