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新诗批评

宋宝伟：罗老师您好，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个世纪多的发展历程中，不仅改变了中国古典诗歌模式，也完成了新诗的现代化建构。新诗流变可谓跌宕多姿，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各自的道路上不断发展、更迭转换，“面容”丰富，“形象”多元。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反”取向探索对新诗形象建构意义重大，这为我们认识新诗提供了新的视角，您是基于怎样的思考提出这一全新的批评思路？

罗振亚：中国新诗的发展有自己内在的律动，每一个诗潮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以往我们更多地关注单一诗潮的内部研究，对百年新诗流变规律的整体性、宏观性研究也总是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这样宏大理论之下完成，缺少一个潜入百年新诗内部的更为深入和精确的研究方法。我们知道，新诗形象的建构之路从来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充满了曲折、迂回、反复甚至悖论的发展之路。一方面，众多诗人和阐释者苦心孤诣地打造现代意义上的新诗文体概念，醉心于新诗文体审美规范与理论体系的建设。换句话说，长期以来人们心中累积了一个固化的印象，就是新诗文体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体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因此诗人和研究者们聚焦于新诗文体的独立性表述，试图建立新诗文体的独立的中心化范型。另一方面，大量的诗歌文本显示，诗歌并不按照理论预设的方向生长，常常表现出“反”诗的冲动倾向，表现出逃逸、偏离甚至对抗的姿态，给尚未定型的新诗理论带来诸多难以厘清的尴尬。但同时，这也为认识新诗留下了可供研究、生发的空间。新诗发生前后，正值西方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理论和英美新批评文本观念传入中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人阐释文学的方法，诗歌的本体特征也随之建构起来。反传统精神同时也刺激、鼓动着不愿墨守成规的诗人们的创造性思维，表现在诗歌上就是凡俗化书写、文体互渗和知性品格。这些都极大地扩展了新诗的表现范围，拓宽了新诗本体观念的内涵，为新诗未来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总体说来，“反”取向探索摆脱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诗歌观念的束缚，带来了对新诗复杂性的探索和艺术新变，同时对“正统”诗歌构成一种交流和促进，引领新诗走向更为宽阔的艺术空间。

宋宝伟：新诗在当下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种“反诗”的特征，诚如您所言，诗歌在日常生活书写、跨文体写作以及诗歌哲思等方面为诗歌写作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这种“反”向探索值得肯定。但目前出于对新诗探索的误解，人们批评“反诗”现象的声音也很多，您也曾对诗歌的“反诗”“非诗”现象提出批评，如何理解您提出的“反”诗探索与当下“反诗”现象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对立和矛盾的吗？

罗振亚：“反”诗探索与当下“反诗”现象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任何时代优秀的诗人和流派，都表现出既继承传统又不墨守成规的姿态，新诗的每一次突破和丰富都得益于“反”向的诗歌探索。这种“反”向探索更多地是一种艺术精神，甚至可以说是艺术发展的不竭的原动力。“反”向探索包含着文学艺术发展的核心诉求——颠覆、反叛、创新，这些都是合理的存在。事物发展总要有“度”的制约，我们肯定“反”向探索对新诗的价值和意义，但不可否认，个别的“反”向探索因为缺少必要的历史语境和人文背景，属于单纯意气用事，是一种“行为艺术”，最终将毫无意义可言。同时，短时间内频繁地、毫无节制地“反诗”“非诗”写作，必定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与迷茫，同时也弱化和冲击了诗歌生产的相对稳定性，不利于大诗人和诗歌经典的出现，这种“反”向探索就是弊大于利的。21世纪诗歌一度出现大量的“非诗”“反诗”，显示出诗人们在社会转型期的焦灼浮躁的心态，无法为时代提供可滋养的思想和精神向度，最终由自语走向对现实世界失语的精神贫血。如“肉身写作”“垃圾派”“废话写作”“无难度书写”等，事实上构成了诗性、诗意最本质、最内在的流失。包括某些标举“纯诗”的技术性写作，以纯粹的技术主义操作代替诗歌本身，把诗坛变成竞技场、试验场，诗歌成为丧失中心、不关乎生命的文本游戏与后现代拼贴，这样的探索都不符合真正的艺术精神，与我所推崇的“反”向探索不在同一层面上，不可同日而语。真正的“反”向探索是超越艺术圭臬以求新求变为精神底色的严肃的艺术创造，它带给诗歌的是“新生”而不是“旋生旋灭”的诗坛乱象。

宋宝伟：作为诗歌批评家，您的诗歌批评始终有“在场”感，能及时切近诗歌现场，准确把握诗歌脉搏，给当下诗歌及诗坛现象一个恰切的定位。这种“在场”批评给诗歌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认为当下的诗歌批评应该选择一条怎样的路径，坚持怎样的原则？

罗振亚：当下诗歌批评确乎存在一些问题，批评滞后是其中较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一些批评者认为，新出现的诗歌文本、诗歌现象缺少学术含量，尚不足以进入批评视野，需要时间的“沉淀”和“汰洗”。这样的批评不在“现场”，自然也就缺少批评的鲜活感。另外，在诗歌批评中大家操持着同样的理论武器，概念、术语和语汇几乎一样，甚至研究方法、切入视角和观念大同小异，批评的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久而久之，诗人和读者失去对批评的信任，诗歌写作和批评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也就更谈不上良性互动、互生共荣了。如何改变这一批评的困境？我觉得应该回归中国的印象批评，让诗歌批评焕发活力。印象批评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构成了一条自成一体的成熟的文学批评脉络。印象批评承担着沟通作品与读者的中介、桥梁的作用，既点评、解读、阐释文本，又引领、指导读者接近文本。看似相对简单的直觉领悟，却常常在瞬间抵达文学艺术的本质核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批评的滞后性和理论过密的问题。具体来说，在批评中自觉寻找传统感悟和现代理性的平衡点，构建一种“心学”批评，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批评要“走心”，是一次灵魂的探险，这样的批评最大限度地保证批评的创造性。同时，应和现实呼应，主动拓宽视野，谋求和社会批评、知人论世等方法结合，这也是避免诗歌批评“玄之又玄”的根本路径。

当下诗歌批评应该坚持批评家的责任和良知，面对批评对象，无论是成名已久的诗歌“名家”，还是初出茅庐的诗歌青年，甚至是生活中的朋友，都要坚持客观、公正的批评原则，坚持批评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这也是我多年一贯追求的准则。面对瞬息万变的诗歌浪潮、流动不居的诗歌现场，作为批评者要有敏锐的艺术直觉，坚持公允的评价原则，还要有深厚的理论学养，更要有不惧冷嘲热讽的勇气。这样才能真正介入诗歌现场，保证诗歌批评的时效性，不能总做“事后诸葛亮”。

二   先锋诗学

宋宝伟：作为诗歌批评者确乎需要发现问题并直达本质的学术敏锐，才能在纷繁复杂的诗歌长河和诗歌现场厘清诗歌脉络，并给予准确的评价与定位。在百年新诗的发展中历程中，蛰伏着一条更为聚讼纷纭的现代主义诗歌脉络，您在研究中将之定义为“先锋诗歌”，您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来确立先锋诗歌这一学理定位？

罗振亚：我在对整个现代主义诗歌浪潮、诗歌流派和诗人个体的研究中发现，现代主义有一个恒定的精神特征，就是“反叛”，这恰恰符合先锋文学的核心本质。现代主义诗歌轰毁古典诗歌的堡垒，凭借的就是这股不断创新、狂飙突进的先锋精神，在中国独特的文学语境下，用先锋概念替代现代主义概念进行诗歌研究，更具有学理的精准性和言说的便利性。因此，与其在现代主义“宏阔”理论视域下研究中国新诗，不如在更精准、直达本质的理论基点上加以讨论，避免现代主义概念的驳杂与缠绕，我将研究视域投诸“先锋”理论，力图为中国新诗研究找到一个突破点。象征诗派、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台湾现代诗、朦胧诗、第三代诗、90年代诗歌一直到21世纪“低诗歌运动”，形成了一条独立的中国先锋诗歌的运行轨迹，每一次诗潮转化的背后支撑毫无疑问都是“反叛”并导引至诗歌的创新性。后一诗潮的出现是对前一诗潮的“纠偏”，通过解构、清算、颠覆旧有的甚至固化的艺术秩序，完成艺术创造力的激发，重新规划诗歌的生存领地，重建诗歌自由表达的意志。因此，我在研究中尽量将其视为一个相对完整自足的艺术系统加以“历史化”，按照时空序列与历史脉络，兼顾诗潮之间的互渗互动，把握其动态组构、递进融合的内在规律，确立其独特的诗歌史地位，建立20世纪中国先锋诗歌谱系。

宋宝伟：先锋诗歌因其思想叛逆、艺术前卫，在中国语境中确实“曲高和寡”，缺少读者群，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承认中国有现代主义，更谈不上承认先锋诗歌了。先锋诗歌往往只在研究者、评论者那里得到认可和尊重，这是现在诗坛不得不接受的尴尬现实。您认为，先锋诗歌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它应该具有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罗振亚：认为中国土壤难以培植出现代主义艺术之花这种论调，显然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与文学现实的严重误判。事实上，从象征诗派到21世纪“低诗歌运动”，百年新诗中的带有反叛性、实验性特点的诗歌，属于典型的先锋诗歌范畴，只是命运不济，没有像浪漫主义诗歌蔚为大观，更没有现实主义诗歌的荣耀，无法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诗歌一样引人注目。先锋诗歌的发展从未一帆风顺，而是远离中心，处在被“割裂”的孤独状态，在文学的边缘地带徘徊，这是先锋诗歌无法摆脱的宿命。造成这种局面，有内外部多重因素。因国情和现实的制约，先锋诗歌难以找到生长的温床，更不可能在虚无荒诞中探寻灵魂之路。即使在当下，诗歌充分享受写作自由却也依然深受趋利主义和大众文化的联合绞杀，走在命运不可预知的路上。谈到先锋诗歌的未来，我认为首先应该改变极端的形式主义实验，让诗歌思想和艺术兼备。先锋诗歌追新逐奇的实验为诗歌输送生气，保证了先锋诗歌的活力，但形式实验一定要以思想为根基，否则就是一场绚烂的烟火。先锋诗人及诗派有很强的自主性和排他性，或是沉醉于内心世界的开掘，或是把晦涩语言作为一种标榜，陶醉在形式层面的破行、断句、图形诗、能指滑动，把诗歌当成一种文本的游戏和实验的竞技场。如果只是技术层面的标新立异，而思想孱弱无力，那么这样的先锋诗歌根本不可能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其次诗人也要一改心浮气躁的写作态度，应接不暇的形式花样不利于诗歌传承的相对稳定性和诗艺的沉潜打磨，不利于诗歌大师、诗歌经典的孕成。真正流传的先锋诗歌必定是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之作，那种“形式就是内容”的先锋诗歌犹如当下某些音乐“神曲”一样，博人眼球一笑而过。

宋宝伟：标新立异是先锋诗歌的立身之本，但不能作为诗歌的唯一追求，真正的诗歌经典一定是思想和艺术俱佳的上乘之作。近年来，人们对先锋诗歌“印象”不佳，不仅仅是因为超越读者艺术认知的形式实验，很大程度来源于现在诗歌艺术标准的不确定造成的混乱，多元化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确定诗歌经典，经典缺失的焦虑症又该如何治愈？

罗振亚：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时代成功的诗歌历史，归根结底都要靠经典诗人、经典文本的连缀和支撑，甚至可以说没有经典就意味着没有方向感，有没有经典以及经典作品的多寡，都是判定一个时代诗歌是否繁荣的标志。当下时代我们陷入经典焦虑之中，感觉经典标准不一致甚至没有，其实直观地说，那些凡是能够介入时代良心，影响和干预了当时诗歌写作风气，或者产生过轰动效应的作品，都可以称之为经典。经典可以区分为“动态经典”和“恒态经典”，考察众多诗歌选本会发现，多数诗歌属于“动态经典”，彼此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选家的标准不统一，恰恰也是因为如此，诗歌的“恒态经典”就显得更少，甚至经典全无。诗歌真正经典的匮乏和缺失，招致许多批评者的不满，可以说，诗界内外同时陷入“经典焦虑”之中。至于如何确定经典，我认为应该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视角来考察。尽管现在我们没有形成比较恒定的诗歌标准，那么短期内我们用共时性视角确立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局部经典，毕竟这样的诗歌是某一时期诗歌的典型代表。同时，我们也要给经典提供必要且充足的审视距离，将其放置在更为久远的时间长河里考察，确立其“恒态经典”的文学史地位。经典诗歌是意味和形式的双向奔赴，二者缺一不可，诗歌史上有太多“重内容轻艺术”或“重艺术轻思想”的“经典”，这样的经典必然是“动态经典”。为此，诗人要具有精品意识，在思想境界和技法语言方面实现“双修”，反复推敲、打磨，要学会沉潜，不能轻抛轻掷地急于推出作品，单单依靠数量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师”。至于经典焦虑，我想，只要文学仍在，诗歌经典的焦虑症就不会终止，当经典诗人和诗作源源不断时，焦虑症自然痊愈。

三  新诗的资源

宋宝伟：诗歌要成为永恒经典，必须有一个深广的背景和参照为依托。近些年“中国式现代化”正在成为中心命题，中国文学与民族传统、外国文学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正在研究领域集中展开。您的晚近学术研究多集中在中国新诗与日本诗学、英美诗学之间的关系上，您认为中国新诗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究竟如何定位？

罗振亚：中国古典诗歌之后的新诗不是骤然现身的，面对几千年辉煌历史的古典诗歌体系的重压，如果不借助外力的刺激，新诗根本无法破茧而出。为新诗提供外援的，主要包括英美文学、苏俄文学和日本文学三股力量。三股力量中，日本文学无疑最具代表性，它为中国新诗提供了启蒙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无产阶级文学等思想资源，新诗中的留日诗人群也是数量庞大，影响颇深。中国新诗历史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和转折处，从素材提取、社团组建和理论确立，都不乏日本因素的介入和影响。在近半个世纪里，日本因素一直参与着中国新诗的建构，甚至在特定阶段规约着新诗的风格和艺术走向。这种深度交流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阶段，一是晚清民初的“诗界革命”阶段。如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等都有过羁留日本的异域生活经历，“诗界革命”一度将日本作为传播中心，还接受日本启蒙诗歌的变革范式启迪，倡导的“新意境”和“新语句”，其民族精神复兴、传统文化融合的主张，均包含着开放性的日本化色彩。二是“五四”“文学革命”阶段，新诗与日本文学元素的结合更为深入，不仅对诗人个体，对创造社、“小诗”运动和“纯诗”写作都有很大影响。三是“革命文学”阶段，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革命诗人开始大面积地和日本有关组织、诗人、理论家进行交流，如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等人，翻译、研读、学习日本普罗文学理论，并通过多种渠道在国内传播。总之，从“诗界革命”的酝酿，到发生期前期创造社的激情书写，再到“小诗”的生成、“纯诗”理论的探索，以及红色的普罗诗派的崛起、抗战诗歌的萌动，中国新诗每个时段的话语建构，均有日本因素的介入、规约和影响。当然，日本对中国新诗也不乏负面影响，譬如在吸收、借鉴过程中，功利性太强，浮躁之气颇浓，借鉴比较随性无序，忽视了诗歌的艺术建构以及过分谦卑的态度，直接影响了诗歌的客观理性的吸纳，造成新诗发展走了很多弯路，这些问题在新诗研究中必须加以正视。

宋宝伟：新诗无论是草创期还是发展期，离不开对国外诗歌资源的汲取，只有以开放的姿态博取众家之长，方可获得与全球诗歌对话的权利和地位。但同时必须提高自身的消化能力，完成异域诗歌艺术经验的中国化，这是百年新诗成功确立的重要因素。您认为新诗与英美文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英美文学对新诗最大的推动表现在哪里？

罗振亚：中国新诗与英美文学的关系，我主要以“新批评”理论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作为切入点进行考察。“新批评”派的两位主将瑞恰兹、燕卜荪分别在1929年、1938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西方现代派诗歌与理论开始沉潜于广大学子的心智结构之中。冯至、卞之琳、叶公超、李广田等人系统、深入地研读阐释“新批评”理论，穆旦、辛笛、陈敬容、郑敏等人也在进行具有现代化倾向的诗歌创作，在众诗人的共同努力下，创建了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学理论，实现了新批评的中国化与中国诗论的现代化。具体表现在，将瑞恰兹“包含的诗”的观念转化为中国新诗的反讽与智性品质；将具有文本中心主义弊端的“新批评”理论进行中国化处理，诗歌更注重文本和现实、历史、传统因素的关联。九叶诗人从方法论与思想纬度吸纳瑞恰兹、艾略特诗歌理论，使中国新诗对西方诗歌诗学的接受由单纯的创作层面，向实践和理论并重的立体层面转换。尤其可贵的是，“新诗现代化”倡导者对中西两种诗学资源都有所扬弃和超越，努力弥合诗与现实、社会使命与艺术使命之间的鸿沟，创生出中国的真正具有“包含”意味的诗歌。可以肯定，对新批评“包含”内蕴幅度、范围进行扩大、拓宽的中国化处理，是“新诗现代化”理论的独到贡献。但这种贡献也并非完美，自身潜藏着诸多遗憾。首先是理论研究的视野有限，无法涵盖新诗创作的所有区域。其次，移植而来的后期象征主义特别是新批评派理论，与中国诗坛的现实联系过于微弱，同时对西方诗学理论过于崇拜，进而产生很强的理论依赖，从而束缚了对问题的深入探究，所以整体上的创新气度还是明显不足，这些问题只能留待后来者进行继续探索和寻找新的突破。

宋宝伟：在您看来中国新诗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新诗在吸收中外诗歌精华和文学流派营养中发展成熟的，中西诗学资源同等重要。但大多数人在对百年新诗的认知中，有一个较为固化的观念，就是新诗与传统之间是对立的，是反叛传统诗学资源并吸纳西方资源而创生发展的，新诗与古典诗歌分属两个独立系统。您如何评价这一观点？新诗发展到现在还需要古典诗歌资源吗？

罗振亚：的确，在新诗研究中有这样的观点，认为新诗当初是将旧体诗词视为“革命”对象的，其反叛姿态决定了新诗与旧体诗词、传统文化之间彻底绝缘，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应该予以澄清。有研究发现，马拉美、庞德的意象艺术，并非他们首创，而是源自中国古典诗歌的熏陶。新诗运用的意象艺术，被很多人认为吸纳西方的意象艺术，其实只是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借道”返回。俞平伯、闻一多、郭沫若、臧克家等新诗名家，为何在新诗方兴未艾之际转头创作古体诗？这些充分表明，传统文化、传统诗歌在新诗的“革命”面前不仅没有寿终正寝，其生命力反倒因外力的刺激愈发健壮。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和艺术早已深入诗人骨髓，新诗与传统的断裂仅仅是语言和形式，而精神血脉始终是相通的。对新诗草创期那种严重偏颇的反传统做法，新月诗派和象征诗派的穆木天、王独清等人早已明白新旧诗歌绝非水火不容，可以共存，并在创作中不断修正、调适新旧诗歌的关系。后来的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台湾新诗乃至朦胧诗，均在持续寻找、平衡现代与传统的“和解”之道，双向完成外来诗歌本土化和古典传统现代化两个看似对立的任务。新诗进入21世纪，传统文化同样在“照亮”诗歌的前行之路，“激活”诗歌无限的创造潜力。主要表现在，传统诗歌关注现时现事的“及物”品格对21世纪诗坛是一种深度的唤醒。它敦促诗人调整诗歌和现实的关系距离，接受传统诗歌“当代性”品格的启示，加大介入现实真相和时代良知的力度，避免纯诗和神性诗歌等乌托邦抒情的凌空蹈虚。21世纪外来一系列重大事件唤醒了诗人蛰伏心底的悲悯与担当意识，秉承艺术良知，自觉寻找诗歌介入现实的最佳路径。同时，传统诗歌认真虔诚、精益求精的态度，在21世纪诗歌中出现大面积的反应和回响。因此，诗歌在当下乃至未来，都需要传统文化的滋养，在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与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一道推动诗歌走向更绚烂多姿的明天。

四  学术研究与创作

宋宝伟：您从事新诗研究近40年，无论是新诗历史的钩沉梳理，建构起新诗独特的研究体系，还是对诗歌现场的及时介入，从驳杂诗坛现场精准梳理出诗歌演进的脉络和发现诸多问题，对百年新诗做出“贯通”式研究，这在新诗研究中是很难完成的。您是如何做到研究对象的广度与深度的平衡？

罗振亚：人文学科研究，要注意确立一口“井”的意识。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都会有这样一种体会，就是要有广阔的视野、坚实的理论修养和出色的研究能力，这当然重要。但是更要强调一种“阵地”意识，就像打仗一样，“阵地”意识不可少。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学术生命是非常有限的，一辈子有两三次成功的学术领域转型就已经相当不易。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文研究资源非常有限，特别是在仅32年的现代文学时空里，在这么一个逼仄的空间里找出一块别人没有摸过的石头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出现一个问题，鲁迅、郭沫若、茅盾自不必多谈，二流作家后来也基本上被研究一遍，最后不得已，三流不入流的都纳入研究领域。面对着三流、四流的作家很难说出一流、二流的话。无论现代还是当代文学，寻找到自己的第一口“井”就显得尤为重要。就我个人而言，这些年的研究主要就聚焦在新诗领域。先是硕士论文搞九叶诗派研究，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1期上的《严肃而痛苦的探索——评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严格意义上说是自己学术研究生涯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教书以后，研究主要围绕20世纪20年代象征诗派，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20世纪40年代九叶诗派，到20世纪50、60年代台湾现代诗派，20世纪70、80年代朦胧诗等进行前后勾勒，这样就完成了第一本著作《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搞诗歌研究的学者存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搞当代的人基本上不研究现代，搞现代的基本上不研究当代，没有现代的根基，很难有论说当代的勇气，没有参照，也很难判断准确，所以需要去勾连现代和当代。于是我在评上教授两年以后又去读博士，当时主要往当代拓展，开始动笔写先锋诗歌研究。对当代诗歌的兴趣和关注一直延续到今天。完成《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之后，近些年主要是围绕先锋诗歌做文章，主要收获是《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和《中国先锋诗人论》，以此构成一个关于先锋的序列。这是我的学术理想，努力在诗歌史写作、诗学理论和诗歌批评三个领域里有所建树，为中国新诗研究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因此，学术研究做到“点”与“面”的结合，方能实现深度与广度的契合，这是学术研究必备的视野和学养。

宋宝伟：中国新诗历来聚讼纷纭、争议不断，您在新诗复杂的场域里将现代诗歌与当代诗歌视为完整的学术板块，以宏观视野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建构起自己的研究范式。您是如何敏锐地捕捉到学术研究的热点与问题，能否为有志于从事新诗研究的年轻学者分享您的学术研究经验？

罗振亚：诗歌研究与文学创作在本质上具有共通性，任何过度华丽和复杂的技巧，在永恒的时间面前都显得脆弱。能够经受时间考验并留存下来的，必然是深刻的思想。思想是诗学研究的根基，因此，新诗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研究领域，必须具备一种独特的思想发现视角。在这个问题上，第一点是要培养、练就自己发现问题的能力，广泛阅读进而在诸多的学术现象当中找到有价值的论题。在研究过程中，对前辈和同辈学术成果的参考与借鉴非常重要。若能有30%的内容是完全原创的，那么该论文已经相当出色。若在研究中某个观点确实是独立发现的，应当以此观点为核心，持续进行深入的阅读与思考。如此一来，所有工作都将围绕这一核心展开，如同滚雪球一般，逐渐地，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也将逐步建立。最终，文章和著作将自然而然地涌现。第二点，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坚守自己的思想发展点更为重要，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一口井”意识，不仅是开拓自己的学术领地，更重要的是坚持，想要掘成一口井，绝不能遍地挖坑浅尝辄止，要有学术定力，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学术突进只能如此，没有捷径。

在研究过程当中还应该形成自己的一种风格，特别是语言上，写评论诗歌的语言当然可以追求诗化，但有的时候这种语言会喧宾夺主，可以尝试尽量去掉文章的形容词，剩下骨干，使文章更加简洁。每个人的知识结构、研究领域、表达习惯不同，但最终要形成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养成自己的学术风格，包括语言特点。诗歌研究的文字要讲究美感，评论诗歌的语言应该去除文字中芜杂的修饰语，远离雕琢，遏制才情，以使语言干净自然，洗练枯瘦，达到只剩下灵魂枝干的程度。

宋宝伟：现在学术研究中有很多“跨界”现象，这种跨界拓宽了学术研究的视野和思维，尤其在方法论层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您不仅是新诗研究者，同时也是新诗的写作者，建构起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之间的内在呼应。对您来说，诗歌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又是如何完成批评的理性思维与创作的感性思维之间的转换？

罗振亚：尽管在新诗研究领域内摸爬滚打近40年，一直固执已见，以为诗歌没有直接行动的必要，更不愿意将诗作为“匕首”“投枪”，夸大其功能。可我还是视诗歌为永远的亲人，每逢自己生活中遇到什么大事，在最幸福或最悲痛的时候，总会适时地把心里的话向它倾诉。或许是平素里都力图使所写的诗歌成为自己生命和生活的栖居方式，觉得只有从心灵里流出的情感才会再度流向心灵，若想打动读者的灵魂，首先必须打动自己，所以对那种刻意向心灵内宇宙和现实外宇宙找诗的“硬写”行为极不认同，常常是“敬而远之”。因为说穿了，诗歌的灵感不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它来造访的瞬间应该迅速捕捉下来，而没有情感的驱动为了写诗而写诗，非但写不出好诗，还可能从本质上对诗歌造成可怕的伤害。

表面上看，诗歌写作是情感的聚合，诗歌批评是理性的彰显，二者之间势同水火，不可兼容，其实不然，二者之间可以彼此促进和谐共生。诗歌研究者创作诗歌，是为了保持对诗歌的感觉，只有对诗保持敏感才能深入别人的诗歌内部达到准确的学理定位。写诗同时也是在掌握进入诗歌的方法，譬如口语、叙事性、意象、音律、节奏、诗行等表现方法和形式，只有自己掌握才能更好地评价别人的诗歌，否则就属于“门外”谈诗。诗歌写作还能验证自己的诗学判断，可以修正自己的研究观点，这一点对我的学术研究非常重要。另外，诗歌批评与研究培养的理性思维，可以很好地控制诗歌的情感抒发，用理性节制情感，这样的诗歌不会情感泛滥、汪洋恣肆。我曾经说过，“诗是宗教，它需要付出绝对的虔诚”，无论写诗也好，诗歌研究也罢，都需要付出努力，不离不弃坚守如一，方能无愧初心。

（作者单位：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宋宝伟，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