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光：好人周明
看到周明离世的噩耗，长时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坚信他能活过百年。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反应迅速的人，不知疲倦，行走如风。他似乎有特异功能，可以同时处理两件甚至三四件的事，电话不断，不是他在找别人，就是别人正在找他。办公室或楼道里经常听到有人大声呼喊，周明，电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的电话本让我记忆深刻，很厚，砖头一般，我想那里面记录了文艺圈里众多名人与非名人的电话与地址，尽管他记忆电话号码的能力超乎寻常。
《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出行合影，右二为周明，左一为王南宁。照片由杨学光提供
天花板级的编辑
1976年，我初到人民文学工作时才二十出头，从一个插队知青一夜之间成为了《人民文学》杂志的助理美编。初来乍到，面对众多资深编辑，自然对融入这个集体有几分拘谨与不安，是周明帮我消除了心理障碍，很快与大家熟络起来。
周明是一个工作狂，也是一个社交狂，他自带气场，在单位只要他一出现，气氛便活跃起来，同事之间偶尔发生点儿小矛盾，只要他干预一下便能轻松化解。不了解他的人看他整天嘻嘻哈哈，以为他是个灵活有余原则不足的人，其实不然，一旦他较上真，就会坚持到底，几个重大题材的报告文学就是他坚持原则的结果。家喻户晓的《哥德巴赫猜想》及其他几篇报告文学从提出选题、物色作者、进行采访、初稿完成，到编辑送审，至三校付印刊发都不是一帆风顺，其间需要解决诸多问题和投入大量工作。《哥德巴赫猜想》等作品发出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个功绩当之无愧应属于周明和另一位优秀编辑王南宁。
至今一提到《哥德巴赫猜想》，读者首先想到的是陈景润和徐迟，然而编辑部的知情者马上想到的会是周明和王南宁。周明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一贯儿女情长婆婆妈妈，但处理工作却一向雷厉风行不拖泥带水，编出来的稿子清清爽爽干净利索。在我心目中《人民文学》是文学刊物的天花板，《人民文学》编辑也应是编辑中的天花板，周明就是堪称天花板级的编辑。
这几天悲痛之余，想起周明，满脑子却是无数美好快乐的事情。按年龄我属于晚辈，论资历他属于我的师长和领导，但他从不以年长自居，也全无领导的架子。不光是我，但凡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有同感。无论交情深浅共事长短，见面时他总是笑脸相迎，不论男女老少职位高低，寒暄后便认真严肃地讨论与之密切相关的话题，分手时仍报以灿烂的笑容，没有丝毫的敷衍，只有满满的真诚。
编辑部的老顽童
说起周明必然要提起阎纲和吴泰昌。1976年1月《人民文学》复刊时编辑部有个评论组，大名鼎鼎的评论家阎纲、吴泰昌、刘锡成坐镇评论版面。吴泰昌是安徽人，北大中文系毕业，周明和阎纲是兰州大学同学，也是陕西老乡。阎纲儒雅内敛，很少见他开怀大笑，即使听他讲述幽默的事情，也难以从他脸上察觉出丝毫的笑意。周明和阎纲的默契却是打骨子里来的，聪明绝顶且反应迟钝的吴泰昌经常被周阎二位愚弄，鬼点子一般都是周明策划，由阎纲实施的。
记得一个夏天中午，吴泰昌早早吃完饭，抢先躺在评论组唯一的一张行军床上开始午睡。当他进入睡眠状态时被电话惊醒，对方号称是吴家的亲戚，从外地来京，等着吴泰昌去北京站出站口接他。从东四八条到北京站不算太远，骑车十五分钟，一个多小时后当吴泰昌大汗淋漓回到办公室，却看见阎纲安稳地躺在行军床上酣睡，脸上没有一丝愧疚，而周明早已不知行踪。
负责总务的陈树成五十来岁，老伴去世，一直想找个对象。一天他接到一封神秘女士的来信，信里对他充满好感，并夹带一张外交部礼堂次日晚场的内部电影票，约会暗号是左手拿一本《青年文学》。正值数九寒冬，老陈按时赴约，在电影院门口等了半天，也没见神秘女士现身。第二天上班，老陈喷嚏连天，周明和阎纲轮流过去慰问，看老陈一脸沮丧，周明和阎纲都觉得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儿过火。
周明爱开别人的玩笑，当然也从不忌讳别人对他所做的恶作剧。一次春节单位会餐，大家事先商量好轮流给周明敬酒，等到他发现情况不妙时，为时已晚。酒酣耳热的他一直笑个不停，众人把他扶到沙发躺下睡着后，南宁用一块红桌布盖在他身上，随之众人分工有序，有负责放哀乐的，有致悼词的，有拍照录音的，其他人则排队依次鞠躬，哭天喊地，嘴里念念有词，整个过程被完整录制下来，磁带原版被周明笑纳珍藏。
1978年《文艺报》复刊后整个评论组被“一窝端”，阎纲、吴泰昌、刘锡成去了《文艺报》，被编辑部称之为三剑客的周明、阎纲、吴泰昌从此各奔西东。
如果说周明是编辑部的老顽童，那么王南宁则是大伙儿公认的小顽童。南宁来自西北大学，和贾平凹是同学。她被安排在报告文学诗歌散文编辑室，在周明的麾下。1960年王南宁的父母受周恩来委派去西北主持工作，她随父母辗转新疆甘肃陕西。她满口的秦腔让周明喜出望外，听他俩你一句我一句的，好像早就认识。
没几天我和南宁在13路玉渊潭总站遇到，坐同一辆车去编辑部上班。车上我俩一路聊着，共同的爱好让我俩聊得热火朝天且很投机，就这样我俩迅速被周明收编。毫不夸张地说，在周明的带动下，加上南宁的发挥，以及我的推波助澜，编辑部本来一个严肃的会议，开到最后竟然成了曲苑杂坛。
大事小事难不住他
周明不仅为《人民文学》杂志社提供了大量正能量的情绪价值，也对杂志社的整体建设和刊物的主体思路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1976年复刊时他担任支部书记、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编辑室主任、工会主席，还兼管总编办公室，身兼数职，事无巨细，但每件事都让他干得有声有色。他善待每一位同事，尤其对年轻人，以表扬鼓励为主，从不指责，即使批评也是和颜悦色，对事不对人。遇到对稿件产生不同意见的情况，也不会表现出冲动过激的情绪，总是以平和的表达方式，最终达成意见统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周明担任杂志社常务副主编，负责的事更多，这时的单位情况比十年前要复杂得多，但从没看到他有丝毫的烦躁和抱怨。偶有难缠冲动、满脸怒色的人冲进他的办公室，等出来时却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周明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我的人生引路人。他带我进入文学殿堂，拜访过很多文艺老前辈，他跟我讲的很多文化界的人和事，可以说远远超过了《新文学史料》。记得有一次《人民文学》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他带我一起去总参第一招待所办理驻会事宜，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是他分分钟就搞定。还有一次去华北油田采访，他带我去任丘打前站，办理完接洽事宜后已经是深夜，忽然想起接待用的笔墨纸砚还没落实，但此时店铺早已关门，无奈我俩只好回房间睡觉。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心想明早要尽快解决，不能耽误开会，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四样物件一件不少地摆在会议室门口的接待桌上。这就是周明，大事小事都难不住他。
他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从不嫌弃棘手的事情，包括替同事故去的家人料理后事。他经常跟我讲，年轻人要经历各种事情，尤其不要看不起小事，经历了各种小事才能成就大事。我牢记了他的这句箴言。
周明是作家的朋友，同事的至亲，谋面者的神交。五十年相处的各种情景历历在目，一个曾经活蹦乱跳的人走了，一个神气活现的人走了，一个奔忙在文学圈的人走了，就像和他出差睡在一个房间，被他聊到兴头的时候他却倒头睡着一样。可爱的周明，可恨的周明，可恨的是他再也不会醒来。
好人周明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