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托宾抵达上海的第二天，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感慨时间去了哪里。似乎2015年冬夜他在复旦校园演讲的场面仍清晰如昨，然而，“我得了癌症，接着全世界暴发疫情，然后，当我再来上海，已经十年过去了。”他说这话时，摸着光光的脑门，秋日午后的阳光照亮他头上一圈灰白的头发，提醒着时间的痕迹何其清晰地留在他身上。这个画面有些伤感，但是当他用仍然洪亮的嗓音谈论小说的艺术，那个幽默的“语言魔术师”回来了。尤其，他得知在上海的第一场读者见面会，他将和一位脱口秀女演员对谈，顿时激动地搓手：“我可以尽情地讲笑话了！”

后来，他果然讲了许多笑话——与鸟鸟对谈时，在美术馆念诗时，以及在南京和广州的书店，他一路妙语如珠。冷静的幽默，这让他成为这个时代能用文学吸引普通人的“魔术师”。他在YOUNG剧场分享长篇小说《布鲁克林》和《长岛》的创作心得，700张票售罄。在满座的剧场里，托宾给此刻的中国严肃文学出版注入乐观的信心：“我见证了新一代的读者、出版人、文学编辑和评论家成长起来，小说家能遇到的最好的事就是看到读者们一直还在。在欧美，人们热衷于谈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悠久历史，而我看到这里在开放环境中的文艺复兴。”

小说家反复的逃离和回归

“搞续集是好莱坞电影的事，我发誓艾丽丝的故事到此结束，我再也不会写续集。”这是托宾在上海讲的第一个笑话。事实上，历数他的小说，托宾如顽童般狡黠地说出：“每次我写完一个故事，就想远远地离开那个世界，随着我在另一个世界里完成新一趟小说的历险，我又想逃离那个地方了。我也是一个在出走和回归之间反复的人。”

他写《黑水灯塔船》：“那是一个爱尔兰家庭在一星期里的故事，多雨的天气，闭锁的环境，糟糕的食物，一屋子心怀怨恨且试图互相控制的家人……写完的那瞬间我下定决心，这辈子不会再写爱尔兰可悲的普通人。”为了写一部有阳光、有大人物和辉煌传奇的小说，他开始写他的文学偶像亨利·詹姆斯，然而写完《大师》，他想：“我没认识过这样的富豪贵族，自己也不是有钱人，没有经历过奢华的、波西米亚艺术家的旅居生活，我不愿意再想象这个浮华的阶层。”

小说家写着矛盾的生活和两难的角色们，他同样屡屡违背誓言，反复在“不愿重新碰触的题材”中找到他执着书写的主题。他在《布鲁克林》《诺拉·韦伯斯特》和《长岛》的交集中创造“恩尼斯科西宇宙”，诺拉和艾丽丝的身上带着他的母亲、姨母和姑母们的影子，他用虚构的方式召回他从童年时沉迷的“房子里的女人们宛如交响乐的声音”，召回“逝去的一代人和她们的生活”。当他面对托马斯·曼，托宾勇敢地承认这是他观察自己的一面镜子。“我在曼的人生故事里看到太多我熟悉的事物。吕贝克是德国北方的港口小城，那里有着和恩尼斯科西相似的小镇生态，所有人认识所有人的人情社会。我们都有实干、严肃的父亲和喜欢做梦的、文艺的母亲。曼的父亲在他十多岁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他在青春期尝到一切尽失的滋味。我明白这种感受，因为我在12岁失去父亲。”

托宾并非简单地把自己代入曼的角色，他以小说家的自信说出：“回忆和想象是作家的原料，虚构意味着不必对记忆或历史负责，而只需关注小说家的主题。”他的主题是一个软弱的人怎样在险恶的环境中坚韧地选择勇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曼是保皇党，魏玛德国剧烈变革时，他是保持距离的保守派，而这个温和、胆怯的老派人，在德国社会集体默认邪恶政权时，逆着潮流一次次坚定地选择不沉默。“在1925年、1930年和1935年，在越来越危险、直到面临死亡威胁的环境中，他拒绝沉默，始终勇敢地站在理性、人性和文明的一边。”

写下“不被历史记录的秘密”

面对南京的读者时，托宾突然调皮地讲了又一个笑话：“如果我的母亲和姨母们在年轻的时候知道，美国的意大利裔小伙子们热衷于找一个爱尔兰裔的妻子，她们一定会飞奔去纽约。”

这是讨论《布鲁克林》时的插曲。故事里的爱尔兰裔姑娘被意大利裔家庭娶回家，这源于托宾少年时在葬礼中听到的八卦，其实有着“大时代”的背景——战后的意大利裔美国人追求“同化”，在同为移民的社群中，娶回能讲英语且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姑娘，被视为融合主流社会的选择。这是社会学家在很多年后带着“事后之明”的分析，而托宾注意到，故事里的艾丽丝，以及现实中他身边的女性长辈们，她们是一群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曾主动积极参与历史进程、在实际生活中几乎不被给予机会的女性。

“女人的世界被局限在家门里，她们的智慧是门后的秘密，那里是她们的主场。”他敏感地观察到，那些“从未出走的女性”在灶台边有隐秘的觉醒和成长。“我的母亲、姨妈和姑妈们，她们和诺拉、和艾丽丝一样，从未走上街头参与女性主义运动，她们没有读过任何女性主义的著作，但是，她们在和锅碗瓢盆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要为自己发声、为自己作决定，她们某一天坐在餐桌边下定决心，要让女儿和儿子一样接受教育。她们不会对外人诉说这个过程是怎样的，而我就是那个在厨房和客厅里默默观察的人，我要写这些不被历史记录的秘密。”

托宾写《魔术师》，他绕开在历史记载中有迹可循的事件；他写《长岛》，回避对错分明的廉价伦理剧，他声称这些不值得小说家浪费笔墨。“某人在某天做了件大事，某人在某天做了件好事……诸如此类是无聊的布道。而小说追求‘房间里的幻觉’，作者在人物的私生活中发现他们不公开的一面。”他是沉迷于暗中观察的发现者：“小说家不是给出结论的人。我在想象中探索这些人物在特定的时刻为何作出这样而非那样的抉择，这场探索不见得让我和读者更了解这些人，也许一本小说读到最后，我们更看不清他们。这是生活。”这也是他在小说中反复施展的“魔术”。

逝去的声音，逝去的生活

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特殊时节，重温托马斯·曼的作品以及他为抵抗纳粹而流亡半生的经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而托宾对曼的关注，他所着迷的是艺术家内向的私人生活和外部莫测环境之间惊心动魄的张力。

曼在26岁发表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公认的杰作，托宾提醒读者，这是少年视角下的家族史。“曼的父亲在他16岁时病亡，家族产业被变卖，母亲带领孩子南迁慕尼黑，曼从吕贝克的小王子变成丧失家园的无名之辈。他失去了一切，这成就写作的开始。他用小说家的方式，在想象中重建失去的吕贝克。”

纳粹崛起让这个抗拒进入公共生活的艺术家再次失去一切，包括在德国的房产、存款和大量手稿。曼在1933年逃亡瑞士，托宾并不修饰曼的怯懦，他的软弱不被妻子之外的任何家人理解，但他在小说中，也在南京和广州的两场公开交流时，为曼辩护：“这个拒绝站队和表态的作家，当他用未被纳粹污染过的德语发声时，他代表了德国传统文化中未被扭曲的体面、理性和人文主义。”

在南京的讲座中，托宾特别向中国读者强调，曼的最后一部小说、未完成的长篇《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是了不起的喜剧。“这个老人背负着与纳粹、集中营和流亡有关的惨烈往事，而他在生命的尾声，用狂欢的口吻写出一本关于欧洲边缘人的奇妙故事会，他的文字召回中世纪以来流淌在民间文学中的生命力，幽默战胜暴力，给那片渗透了罪恶和恐怖回忆的土地带来启明。”《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是《布登勃洛克一家》多年以后的余韵，曼在想象中重建了欧洲的童年。

托宾有意识地抗拒“捕捉时代缩影的宏大叙事”，然而回顾《魔术师》的写作，他承认在曼的身上看到“一个了不起的欧洲故事”。小说里有一段虚构却格外动人的段落，曼侨居洛杉矶时，他的小儿子组建的室内乐队来到家中演奏贝多芬a小调弦乐四重奏。和托宾谈到这个细节，他的脸上展开了心愿得偿的慈祥笑容。“啊，你注意到了。是的，曼听到的不是贝多芬充满激情的交响乐，不是壮烈辉煌的瓦格纳的咏叹调，而是这首内省、低回的四重奏。他听着这首悲伤但优美的曲子，仿佛听到他在现实中失去的欧洲又回来了，过往的声音和过往的生活被这音乐唤回了。”托宾在小说中一次次尝试的，恰似贝多芬的这支四重奏——唤回消逝的声音和消逝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