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同名的《中国抗战史演义》
周楞伽著《中国抗战史演义》1946年由上海东方书店印行，署名杜惜冰。
戴逸著《中国抗战史演义》，署名王金穆。图为1953年上海火星出版社重印版。
八十年前，可歌可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围绕这场战争，事后产生了大量历史书写，其中包括两部分别出版于1946年、1951年的《中国抗战史演义》，用通俗小说的笔法向广大民众宣传了抗战经过，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这两部同名著作如今已鲜为人知，现笔者翻检旧籍，对这两部书予以介绍。
两个版本的《中国抗战史演义》出于不同作者之手，1946年版由上海东方书店印行，共6册，署名为杜惜冰；1951年版由北京新潮书店印行，共1册，署名为王金穆。由于两位作者在出版时都使用了笔名，很长时间以来，他们的真实身份都不为人知。
2015年，上海藏书家韦泱在虹口区图书馆主办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刊上撰文提及杜惜冰与《中国抗战史演义》：“当我初阅民国年间出版的《中国抗战史演义》，不禁觉得异常新鲜，很少见到用章回体形式，创作反映国民政府军队正面抗击侵华日军的长篇小说。再看小说作者，署名杜惜冰，在现代作家中，这个名字显然十分陌生……经多方查阅，方知是大名鼎鼎的传奇而多产的现代作家周楞伽先生。”（《周楞伽两题》，载《绿土》2015年1月第179期）
韦泱在文章结尾处写道：“相信，《抗战演义》一书，当会有再版重印的时辰。”果不其然，韦泱此文发表两年之后，201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分上、下两册再版此书，署名一仍其旧，不过书前的“再版说明”中明确交代了作者真名为周楞伽。
事实上，周楞伽（1911—1992）本人写于1981年的遗稿《我是怎样写〈中国抗战史演义〉的》发表于1996年2月24日的《作家报》上，这篇文章详细回顾了自己写作《中国抗战史演义》的前因后果，该文随后也收录在经其子编定的周楞伽文集《伤逝与谈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关于此书的写作缘起，周楞伽在文中回忆道：
事情要远溯到四十四年前，即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时期。正当淞沪抗战进入第三个月的时候，传来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使得人心振奋，对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前线望风崩溃、不战而逃的忧虑一扫而空。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身上。
当时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一般上海市民对八路军及其前身工农红军的英勇斗争历史知之甚少。这时我正在从事救济难民的工作，便花了三昼夜时间，编写了一本《抗日的第八路军》的小册子……初版三千册，托五洲书报社销售，当天便被抢购一空。再版六千册还没有印出，上海就沦陷了。幸亏海路未断，托出版界朋友交英商“太原轮”运往广州，也是一销而光。据说后来港、穗两地竞相翻印，先后销达十万册之多……这一意外的成功，开始引起我搜集抗战史料兴趣。我相信抗战的最后胜利必属我国，打算在胜利后编写一部《抗战史演义》，于是从1938年起，就开始从事抗日战争史料的搜集。
1951年版王金穆的《中国抗战史演义》自初版后，迄今未曾正式再版。大概很少有人猜到，“王金穆”竟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戴逸（1926—2024）。2006年第1期《中国图书评论》上刊登了戴逸的《我的“处女作”——王金穆〈中国抗战史演义〉》，据作者本人“自供”：
1949年冬，我从解放区回到北京刚半年多，就以极大的努力和韧性，写作这本《中国抗战史演义》，那年我刚满二十三岁。断断续续写了两年之久，才写完这本书。引发我写作这本书的原因是我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当了八年亡国奴……抗日战争胜利，全国共庆光复，我转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了两年书，就奔向解放区进入正定的华北大学学习，不久留校当研究生，在党史专家胡华同志的指导下学习和工作……后来读到一本通俗的解放战争史，是东北刚刚出版的，篇幅短小，叙述生动，文字清通，很受读者欢迎。我萌生了创作的冲动，想写一本通俗的抗日战争史。
周楞伽著《中国抗战史演义》总计100回，85万字，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讲起，主要记叙的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与日军的抗争，但对平型关大捷等八路军的战果、晋察冀边区的建立等史实也有肯定性的论述。相比之下，戴著的体量偏小，总计30回，15万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着重叙述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赢得抗战胜利的艰辛历程，通篇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进行了辛辣嘲讽和丑化，今日看来，无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烙印，也难怪戴逸直言它虽有纪念意义，但是“一本幼稚、浅陋、平庸之作”。
因为采用了“章回体演义”这种通俗文艺形式，无论周著还是戴著，出版后迅速填补了当时市场上的空白，销量也相当可观。它们虽然并非考证严密的历史著作，但主体根据一手史料写成，不仅向普通民众普及了抗战的完整进程，更对抗战历史在解放前后的民间传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