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许，向黎来信：“哥，徐俊西伯伯走了。”

向黎即作家潘向黎，恩师潘旭澜教授之长女；潘先生生前与徐老师交情甚笃，两家走动亦多，私下里两家孩子就是这样如家人般相互称呼对方长者。

徐老师虽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多年，但身体整体状态则一直尚平稳，即便长期照顾他的师母前几年不幸病故后，也依然如此。就在徐老师辞世前几天，我在刚出刊的《随笔》第三期上那则题为《复旦先生们的“口音”》的拙文的结尾处还这样写道：“不幸的是，徐老师晚年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看上去，他似乎失去了与人和社会交流的能力。可我常暗自揣测：谁知道呢？徐先生或许正在自己的世界里安静地继续着他的思考呢！”还真是“谁知道呢”，几天后便传来徐老师已转入天堂思考的噩耗。悲！

徐老师是我读大学时的系党总支书记，但没给我们上过课，只是在入学不久时到班里来给我们这帮“新生蛋子”“训”过几句话，具体讲了些什么几乎全都“还”给了他，唯存下一句“什么是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就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留在记忆中。后来想自己为什么只记住了这一句，大约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对“政治”二字作如此解释，而且还是当“官”者所言，不会错。对我们这些刚跨入大学校门的“生瓜蛋子”而言，尤其是还在那个年代，总支书记当然就是老大的“官”了。而徐老师后来也的确一路当“官”，我们毕业后没几年，他便调到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接下来又先后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等职，都是地道的“官”，妥妥的。

不仅身份上的确是“官”，其“做派”也颇像。多数时候以严肃示人，但笑起来也挺可爱，一双小酒窝忽隐忽现；言语不多，以“嗯”“是吧”为主。即便和他很熟了也大抵如此，除在会上讲话或发言外，聊天时难得连续说上三句话。记得是一九八八年吧，当时我正在《文艺报》主持一个有关“文学的现代意识”专题讨论，既组织理论文章，也做名家访谈，前者刊在第三版“理论与争鸣”，访谈则置于头版，重要的还会置于头条，可见当时报社对这个专题讨论的重视。这期间我正好有一次去上海公出，便想起王元化先生倘能就此话题接受一次专访，岂不是非常好的一版用稿？在复旦读书时，有幸听过王先生的一次讲座，他那广博的学识、严谨的逻辑和不紧不慢的表达真的很是迷人，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王先生还出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徐老师也正是在这期间去那儿任副部长的。一九八八年时王先生已从部长位置上退了下来，于是到沪后我就打电话请徐老师帮我向王先生约个专访，他照例是“嗯嗯”两声，虽没有否定但肯定也不那么明确。到了第二天中午我即迫不及待地致电徐老师询问结果，这次他总算多说了“晚上你到我这儿来吃饭吧”这几个字，至于王先生能否接受采访却只字没提。我也没再追问，去吃饭反正是跑不掉的，总不能因为王先生没答应就不去了吧？到了晚上进得家门，礼节性地问候完毕后的第二句话便是“王先生那您联系好了吗”。徐老师则不紧不慢地拿出一张便笺交给我：“你明天上午十点去他家吧，紧凑点，别耗时太长，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地址、电话都在这纸上。”接下来就只字不再提此事了。

这也挺像做“官”的！

尽管这个感觉在我脑子里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加之他客观上的确就是个“官”，至于对他同时更是个学者的认知，则是在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文艺报》理论部工作后不久便有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认知还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坚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艺报》内部的学风与氛围的确非常好，那里经常性地就当时文坛现象及热点问题组织内部的学习、研究与切磋，其中既有报社一些机制性的安排，更是大家在工作之余的自由交流与讨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徐俊西”这三个字便不时进入耳帘。刚开始还以为是自己没听清，待确认听觉无误后，又怀疑此“徐俊西”是否真的就是彼“徐俊西”？于是会后便悄悄地去找来大家交流中不时要提到的徐俊西其文拜读，经过如此一番“考证”，这徐俊西的确就是我的老师徐俊西无误。

由此可见，自己当时是多么孤陋寡闻，对文坛的一些热点焦点问题又是多么不敏感，这样的状态显然不能适应《文艺报》那样的工作性质与岗位，非“恶补”不可。扯远了！

经过一番“恶补”，我总算大致捋清了徐老师当年之所以成为文坛“焦点人物”之一、成为“百家争鸣”之一方的缘由，这主要是因为他当时一些论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现象及自己的思考，而且有的还“招惹”到了陈涌、程代熙这些当时文论界的“大佬”。其具体论点主要表现但不限于《略论重大题材和题材多样化问题》《“形象思维”辨析》《为“题材无差别”论一辩》《关于“写中间人物”的理论和实践》《关于文艺的真实性、倾向性及其他》《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疑义》《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答程代熙同志》《时代精神与审美评价、典型化理论再认识——再答程代熙同志》《也谈“歌颂”与“暴露”、文艺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典型理论》《再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答陈涌同志》《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思考》《也谈文艺的主体性和方法论》《略论新时期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深化和发展》等论文中。归纳起来看，这些论文之焦点不外乎集中在关于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对一段时间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思和文艺批评方法论研究这三个方面。在文艺理论的研究上，在当时文艺批评的实践中，徐老师涉及的引发文坛争鸣的一些具体作品包括小说《伤痕》、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和电影《巴山夜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

弹指一挥间。三十余年过去后的今天，回过头再来看这些理论话题和这些作品及论争的由来，其实已无须再一一赘述和甄别。这些问题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研究，这些作品又有多少人还记得，更遑论引发争论了。在当时它们之所以成为“焦点”，根子恰在于“十年浩劫”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思想僵化和极左文艺思潮的泛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路线和由此产生的严重束缚，小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界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双百”文艺方针成为总基调，上述问题的讨论和争鸣才有条件先后得以展开。尽管在具体认识上和阐述过程中，不同论者的视角不同、针对性有异、重点有别，出现一些分歧有时甚至还是十分激烈的论争其实都十分正常。况且，十年“文革”的遗风也并非短时间内所能彻底根除，试图用“运动式”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之争的现象还偶有出现，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大势谁也无从阻挡。也正因为这样，今人回过头再去看昔日的那些论争，或许会觉得特“小儿科”，但历史常常就是在这样的风浪中前行。现在回过头来重读徐老师的那些论文：重要的其实已未必是论述的周全与否，其意义与价值更在于能够比较早地、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率先提出且尽可能周全地予以论证。这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勇气，特别是在当年那些个乍暖还寒的日子。这也恰是一个真正学者所应有的品质与节操。

当然，徐老师的这种学者品质还不仅仅体现在他个人的这些学术研究上，同样也表现在他作为领导所主持或主导的一些具体业务工作中。其典型例证当属一九八六年他创办并主编《上海文论》后的一些作为。在工作团队组织上，他从辽宁的《当代作家评论》引入资深编辑顾卓宇任常务副主编，由吴亮、毛时安和陈惠芬等几位当时十分活跃的青年评论家担任骨干。这样一种人员搭配的安排在我看来当是领导与学者双重身份结合的结果；而在具体业务上最有影响的动作则是在刊物上开设题为“重写文学史”的专栏，连续刊出了一批有影响，也引发一些争议的论文。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同样也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学术行为。文学史研究，乃至任何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研究，怎么可能是一成不变一锤定音的凝固状态呢？倘真如此，还有历史研究与历史学的存在吗？然而就是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学术研究动作，在当年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同样也容易引发争议，而最通行的一个“罪过”就是“翻案”。在一个长期正常健康的学术环境下，历史研究中的所谓“翻案”本为常态，正面讲无非是历史研究中的不同意见或新发现而已。但在当年那种特殊又习惯的语境下，“翻案”一词着实“暧昧”。在当年能够不畏偏见按历史研究规律办事，既是一种胆识，也是对科学的学术研究精神的张扬，这同样是作为主编的徐老师学者底色的体现。

徐老师的学者行为，还值得一书的是二〇一〇年由他主编，由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主持并策划编纂的大型丛书《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该“文库”共一百三十余卷，约六千万字，总计收录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活动过且产生了不同程度影响的二百六十七位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闻名遐迩的大师名家，也有如叶灵凤、蒋敦复、彭康、潘黛柳等一度被文学史家忽略的作家，就连最早准确预测上海将举办世博会这一大事件的晚清沪上名医、小说家陆士谔也没遗漏。这个项目当然是一个集体的协同行为，但作为主编者，在项目整体的构思构架乃至选择入选作家作品等事关整套丛书基调与品质的这些重大问题上，必然要发挥重要作用，而这样一种选择与抉择如果没有学者的眼光与素质是根本无从承载的。

记忆中似是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不知是那时徐老师身体已开始有了点小状况还是我多虑，反正当时是师母陪同他一起来京参会的。我和二老相见时，徐老师很是平静地告诉我：“这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至少在北京是最后一次。明年开春后我们就准备去美国看孙子。我们年龄都大了，也跑不动啦，或许就在那边常住了。”我知道他们膝下二子都很优秀，学成后都在那里就了业，日子过得还不错。只是两位公子无一继承父业，学的都是理工科。听到徐老师这样一番话，心中虽有不舍，但还是很理性地说：“挺好挺好，您二位早该过着含饴弄孙的闲适日子了，多多保重。再说了，没准你们还会回来呢！”果不其然，后来听友人告知：徐老师夫妇在那待了半年样子又回来了。说是实在太闷，两个儿子白天都忙着工作，孙子也要到类似国内托儿所还是幼儿园那样的机构去上学，而他们的住宅又远离都市，四周除去公路便是草地，只有到了周末孩子才有空开车拉着他们去距离不近的大超市转转，同时备下一周的食材。这种情景我完全可以想象，也有过短时间的类似体验，公出时因受住宿费用的标准限制，被安排的酒店不少都位于城郊接合部，与许多郊外民宅相比距离市中心还要近一点。即便如此，如果对那个城市不熟且又没有起码的英文口语能力，还真就是寸步难行。

回来也罢。至少还有友人可聊聊，尽管不会那么频繁；至少还有各种文学书刊可翻翻，即便不细读。遗憾的是这样的日子也不太长，徐老师便罹患上了那目前尚无“克星”的阿尔茨海默病，且病程发展还不慢。去沪时也想去探望，都被知我者友人好意劝阻，加之每次也是来去匆匆。现在回想起来，那年在北京时徐老师对我说的那几句话，竟然一语成谶。

徐老师走好，天堂没有病痛。历史会记住您的学者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