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朝内大街166号的怀念
一
2025年6月2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正式搬离朝内大街166号，网上一片伤感。我这天正好路过朝内大街166号门口，本想进去看一眼，最后还是忍住了。从2000年到2012年，我在这里工作了十二年，先后搬过三个办公室：从主楼到南楼，从三楼到二楼。惜别老楼，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新的希望的延伸。
从我到人文社报到那一天起，就听说要搬家。这座老楼虽然历史不是很悠久，但看上去很苍老了，墙外的爬山虎像世纪老人的皱纹一样沧桑，砖墙也斑斑驳驳，窗户一副年代久远的样子。楼的设计师马增新是个名家，他出身于明清两代著名的营造世家“兴隆马家”，是第十三代传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并获得硕士学位。其父马辉堂是中国传统建筑营造的权威，曾为梁思成的老师。
20世纪50年代由于资源匮乏，马增新将中西建筑技术结合，采用钢竹组合楼板，这在当时可谓是一项创新，既兼顾强度又节省材料。当然，楼的寿命自然就不会太长久了，受1976年唐山大地震影响，主楼被鉴定为危楼。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我办公室隔断的墙壁左右摇晃，好像随时会倒塌下来，很是吓人，我向社里汇报，社里说：“这是钢竹结构，有弹性，应该不会倒下来，而且很快就要搬走了。”他们派人在墙的上方加了几个楔子来加固墙壁，但风一大，墙壁还会摇晃，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我们一直盼望赶快搬家。
有两次社办公室通知我们打包，随时准备搬家，我认真地将图书、稿件、样刊、照片、信函等打好包，前后有十几个纸箱。但后来一直没有消息，箱子也懒得打开。2012年7月，我调到中国作协《小说选刊》工作，这些纸箱就随着我来到了《小说选刊》；等我离开《小说选刊》的时候，这些印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字样的纸箱还没有打开。
现在，人文社终于搬走了，往事更是如烟，浮现眼前。
我清楚地记得，2000年12月24日晚9点，我悄悄地从南京坐上K66次绿皮车，25日早晨到了北京。中午，人文社社长、总编辑聂震宁，副社长刘玉山、副总编辑管士光，副社长刘国辉、副总编辑张福海在朝内南小街的一家四川小馆子为我接风，让我感到特别温暖。因为离开南京的时候，我只是以借调的身份到人文社工作，没有人为我送行。等我正式调入北京之后，时任江苏作协领导的杨承志、王臻中、赵本夫为我补办了饯行的聚会，时间已是四年之后。第二天上午，张福海带我到《中华文学选刊》编辑部宣布我作为新的执行主编上任，我在北京的新生涯就此开启。
如今我离开人文社十三年了，适逢老社迁徙，撰此文，祭奠去世多年的高贤均、刘玉山、闻树国、陶良华。时间无情，我在网上搜索他们的资料时，发现非常少，闻树国、陶良华连简介都没有，刘玉山和高贤均的介绍也极其有限。作为同事，我深知他们对文学和出版的贡献，写此文，是怀念也是存档，向那些为文学和出版默默奉献的无名者致敬。
二
高贤均2002年8月去世，他是在《中华文学选刊》主编位置上去世的，我作为他的继任者一直想写一篇怀念他的文章。记得在2006年的一个秋夜，我在人文社的三楼上写过缅怀高贤均、闻树国等人的文章，但奇怪的是，那篇未完稿在电脑里怎么也找不到，仿佛他们在天之灵已经迫不及待地把它收去阅读了。
第一次见到高贤均是在肿瘤医院，他已经身患癌症。这也是我头一回去看望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2000年末，我刚到人文社不久，聂震宁社长让我去医院看下主编高贤均，说：“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非常支持你到《中华文学选刊》工作。”当初我一个人到《中华文学选刊》工作，得到了很多人文社同仁的帮助。去见高贤均之前，我想他一定是一副面容憔悴、心情沮丧的样子，没想到他一点也不像疾病缠身的人。他思维敏捷，说：“你来人文社太好了，我一直支持人文社引进新的人来，促进人文社的改革和发展，老聂来了以后人文社发展很大。现在你接手《中华文学选刊》，更是帮助人文社解决了难题，大胆去干。”我们还就一些文学问题交换了看法，聊得非常愉快。因为聊得时间太长，到中午了，他还留我吃了午饭（事后我才知道这本是他的午餐，不知道他是不是饿了半天肚子）。
高贤均热情善良，富有思想，且敞亮耿直，不存心计，他的一席话打消了我作为一个外来者的忐忑，坚定了我融入人文社的信心。在来人文社之前，我原来的同事黄蓓佳就说过，她的北大同学高贤均也在人文社，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初次一聊，果然是位才德俱佳的君子。作为北大高才生，高贤均自己就是一位优秀作家，写过很多小说；到人文社工作以后，又成为杰出的编辑家，《白鹿原》《尘埃落定》《历史的天空》《哈利·波特》等优秀出版物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告别时，我祈愿他能早日恢复健康，带领我们办好刊物，搞好文学出版事业。
第二次见到高贤均，是他出院之后。他来编辑部看我，让我感到很意外。他精神矍铄，说过几天就来上班。我当时很高兴，老高终于战胜了病魔，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好领导手下工作，心情一定非常愉快。可是，高贤均再也没来编辑部，我素来不善嘘寒问暖，也没有打电话问候他。再后来，他病情恶化，再次住院了。我去医院看望他，这一次老高有点力不从心了，尽管他依然乐观，但病魔已深入他的内核，他在和病魔作最后的斗争。
最后一次见到高贤均，他已经昏迷，浑身插满了管子。那一天，我去看高贤均。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受，那么一个热爱生活、热爱锻炼的男子汉现在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他的神态依旧安然，但面容消瘦、苍白、枯槁。
高贤均去世后，陈忠实撰文称他是“文学的圣徒”；阿来为他撰写墓志铭：“在人间编好书，去天堂听妙音”。《光明日报》评价他“为中国当代文学出版事业作出了十分重要的、不可取代的突出贡献”。高贤均的编辑生涯不仅成就了多部文学经典，更以其专业精神和人格魅力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出版的发展方向。他的工作理念和贡献至今仍被业界视为典范。
高贤均去世了，我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他，单位支票上依然是他的印章。后来我接替了他，由执行主编变成了主编，单位法人（二级法人）也换成了我，我看着支票上的我的印章，我老觉得是错的。我搬进了他的办公室，用他的办公桌，坐他的椅子，有时也翻阅他遗留下的书籍、字典。有一次甚至还和编辑部的人喝了他留下的一瓶葡萄酒。我还读到了他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在人文社工作的点点滴滴，后来我把这本笔记本交到社里，作为史料保存。我还睡在他原先的床上午休。后来我换办公室，换了把椅子，但那椅子“始终不合屁股”。我又把老高坐过的那把椅子拿过来，一直坐到我离开人文社。离开人文社的时候，我甚至想把那把椅子带到新的单位去，因为这椅子伴我十年有余，有老高的体温，也有我的汗水。我想让它成为我在人文社岁月流痕的纪念。
在我的记忆里，很少有一张椅子陪伴我这么多年。十二年，人生能有几个十二年。那椅子上有个蒲垫，有一次，我从椅子上解开蒲垫：蒲垫完好，散落在椅子上的碎屑只有尘埃，没有蒲草的残叶。蒲垫如此经世，生命如草。
我有时觉得愧对高贤均，辜负了他的信任。虽然我尽心尽力，但由于坚持不够，办刊转向。这本由他和何启治、刘茵创办的刊物中途居然一度停止运行了两年，耽误了很多事，后来复刊，已物是人非。
那几年，人文社一些人英年早逝，刘玉山、陶良华等亡灵在我梦中多次出现，与我对话，而高贤均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我梦中。他忘记了我，忘记了我的辜负。
三
闻树国的死，让我有莫名的愧疚。
闻树国煤气中毒的那间房子，原本是准备分配给我的。我到人文社工作以后，为解决我的住房问题，聂震宁社长曾征求过我的意见，当时有两种方案：一是住社里的集体宿舍，年轻同志是两人一间，我可以一人一间；二是人文社在北新桥那边有一个房子，十几平方米，但没有暖气，要自己生炉子。我说：“我考虑一下，再选择。”聂震宁社长建议我住社里宿舍，条件虽差一点，但方便。经过考虑，第二天，我选了社里的宿舍。
这间宿舍在社招待所二楼的西北角，正对着锅炉房。经过粉刷后，我就搬进去住了。住进去以后，就有些后悔：一是宿舍很破旧，老式筒子楼，墙面斑驳，门窗锈迹斑斑；二是一层楼只有一个卫生间，早晨起来刷牙、上卫生间都要排队；三是晚上太吵，都是刚分配来的大学生，精力旺盛，经常吵到半夜。有一次，我忍不住制止了他们的喧闹，但后来又后悔，我年轻时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
我到人文社工作，是出版社人才引进计划的一部分。人文社底蕴深厚，但对先锋派等新锐潮流作品的出版慢半拍，莫言、余华、苏童等人的作品被其他出版社抢了先。聂震宁社长上任后想做些调整，我也有意到北京工作，于是一拍即合。聂震宁社长当时还瞄准了李敬泽这位重磅“引援”，计划安排李敬泽担任《当代》主编、社长助理，我则担任《中华文学选刊》的执行主编。李敬泽都准备办手续了，却因中国作协的领导叫停，调动未果。李敬泽后来出色的表现，说明聂震宁的眼光高远。
闻树国当时在《天津文学》工作，后来听说人文社招兵买马，就请赵本夫向聂震宁推荐他，聂震宁就安排闻树国到《文学故事报》工作。我比闻树国早到人文社半年，他来了我感到很亲切，因为之前就认识，也有合作。闻树国是个编痴，记得1994年的一天上午，他坐火车从天津到南京来，约我和苏童、叶兆言下午做对话。他说：“快发稿了，发现这一期没有什么亮点文章，希望我们的对话有点新鲜内容。”对话结束后，他没吃晚饭就坐火车连夜赶回天津，然后将这次的对话整理出来，发在刊物上。这次对话有没有亮点不好说，但闻树国的敬业精神，很是让我们几位钦佩。
《文学故事报》是一个文摘类的报纸，编辑起来很辛苦，闻树国也是认认真真地当好主编，没想到居然英年早逝。记得有一次他还颇为高兴地跟我说：”分给你的房子你不要，我捡了个漏，马上要拆迁了，我要成拆迁户了。”我一脸懊恼，说：“我又不会生炉子取暖。”闻树国说：“这个太简单了，我从小就会生炉子。”
没想到“淹死的常常是会游泳的人”，2002年1月上旬，他煤气中毒离世。他平常来得早，那一天直到中午还不见他的身影，电话也没人接，我就去他的住处找，没人开门，我把门砸开后，发现他赤身裸体保持着向门口爬的姿势，但已没了生命迹象。
那天下午，外地一位女作家打电话给我，说：“昨天还见过他，怎么人就没了呢？是不是误传？”我说：“社里正在忙着张罗丧事。”她在电话那头哽咽，我不知怎么安慰是好，就说：“大家都很难过，你也别太伤心。”
闻树国出殡那天，我本想早点去送行，但没想到凌晨三点，我的腹部剧痛，吃止痛片也不管用，我叫了救护车去朝阳医院看急诊，等输完液已经快中午了。
闻树国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家境不是很好。他去世后，人文社内外发起捐款行动，我正好有笔大稿费两千元，毫不犹豫地委托人文社的工会捐给了他的家属。后来他的家人打电话来表示感谢，说我是捐得最多的。
都说兔死狐悲，闻树国的死让我悲痛不已。我们俩先后到人文社工作，当时我们的工作关系还没有正式转入人文社，办公室又门对门，他去世以后我每天看着对面办公室空着的桌子，心里总希望他出现，但再也不可能了。
闻树国去世半年后，我忽然想起北新桥的那间房子，就到房管处去申请，没想到房管处的同志说：“你晚来一步，美编室的小冯刚把钥匙领走。”小冯年轻，资历不如我，但既然已经分给她了，我也就不会再说什么。
我在人文社的分房梦就此破灭。调离人文社时，我去宿舍收拾旧物，发现当年喧闹的二楼，一片寂静，尘埃不动。
四
刘玉山还没有去世时，我就见到了他的“亡灵”。
2007年夏天，我作为刊物主编参加了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在钟磬山庄举办的主编培训班。当时我和《中国化工年鉴》的主编刘宇住同一间房。一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刘宇肚子饿了，约我一起吃夜宵。我说：“太困了，也没有吃夜宵的习惯，你去吧。”
刘宇走后，我就睡着了。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我被惊醒，发现刘宇的床上有动静。我抬头一看，居然是刘玉山躺在刘宇的床上，他脸上罩着一张三角白塑料，身体瘦骨嶙峋，和传说中的鬼极为相似。他说：“我想吃西瓜。”说着抓起我的手就要啃，我极为恐惧，赶紧缩手，一边去开床头灯，一边对“鬼魂”说：“老刘，我们打开灯再聊天。”
我以为是幻觉，或是梦境，可床头灯打不开。我清楚地记得刘宇出门时没拔取电卡，我从床头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却发现刘宇的床上空无一人，老刘也不知去向。
不一会儿，刘宇回来了，他见我一个人傻傻地坐在床上发愣，问：“出什么事？”
我说：“刚才遇见鬼了。”
他很激动，大声地说：“在哪里？在哪里？”
我说：“走了，刚刚走了。”
过了两天，我听到噩耗，刘玉山同志去世了。据陪伴他的人说，两天前，他大白天曾惊呼：“鬼来了！鬼来了！”
陪伴的人便知道，老刘的时间不多了。
老刘化疗结束之后，曾参加过社里的年会。我向他表示慰问，他关切地问我：“还好吧？”我说：“还好还好，谢谢您，等您康复了请您喝酒。”这么说，是因为我“欠”他一顿酒。当时我的调动陷入死结，是老刘帮了我。我在人文社第一次办调动本来比较顺利，正好有进京名额。但那一批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学历存在嫌疑，我们就一起被耽搁了，材料被人社部退回。本来第二年可以顺利调动，但2002年人文社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脱离，拟加入即将组建的“中国出版集团”，人事冻结。我也没有太在意，没想到一年过去了，中国出版集团虽然挂牌了，但还没有正式进入国资委的体系，进京的人事指标没有了。折腾了两年，我看调动无望，就找到了当时的社长刘玉山，说：“如果没有希望，我就准备回南京了，快三年了，如果调动不成功，我也没法向江苏作协交代。”老刘沉思了一会儿，说：“王干，你别急，你的工作很出色，我们希望你留下。明天我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找领导，看看有什么办法。”
我很感动，但心里还是有些打鼓，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之前也找了一些朋友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了解情况，署里回答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归我们管，我们怎么调他呢？”
老刘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找了分管人事的领导，他陈述了我调动被耽搁的具体情况，说：“王干是个人才，我们很想引进，希望能以署里的名义发布调令。”老刘的诚意打动了领导，署领导破例同意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走程序，解决了我悬置已久的困境。
我的调动顺利完成，我想请老刘和几位领导吃顿便饭，表示感谢，但老刘始终不答应，他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不用谢。”
老刘是人文社的第八任社长，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期间去世的社长。他在任期间，实施精品图书战略，推出了一系列优秀图书，如《笨花》《藏獒》《空山》《鲁迅全集》（2005年版）等。他力主出版了《往事并不如烟》等书，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争议。
老刘其实可以有另外一种人生，他原本或许可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学者、大教授。他1945年1月2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64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是著名学者唐弢的研究生，和汪晖是同门。1981年获硕士学位，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天之骄子。而刘玉山作为年轻人才被分配到中宣部文艺局，之后到人文社工作。
依我对刘玉山的了解，他其实更适合做一位学者。他做事严谨认真，为人厚道诚实。记得我刚到人文社工作时，《中华文学选刊》刊物发行量不行，经营亏损。他曾经颇为心疼地对我说：“你这么一个书生，还要负责刊物的经营，不容易啊!”
如果当初老刘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或者到高校工作，能不能成为汪晖那样的知名学者不好说，但至少不会那么早去世。去世时他才62岁，他是累的，心累。
（文章节选自《清明》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