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籍里的和平叙事
中华民族的和平性基因根植于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的农耕文化，积淀为先贤圣哲的思想与观念。作为全球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始终呈现和平特征。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是中华文明丰厚的文化积淀与历史实录。古代的经史子集无不蕴含着和平的价值取向，其中又因为历史学惩恶扬善的叙事特点与儒家经学追求仁和善政的价值建构，使得中国古代的经史典籍成为和平叙事的主体。
《尚书》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记载了夏商周时期治国理政的典谟训诰。《尚书》中的政治智慧与理念对中国德治仁政文化传统的形成起到奠基作用。《尚书》首篇《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睦”，《说文》:“敬和也。”“协”，《说文》:“众之同和也。”“雍”，《尔雅·释训》:“廱廱（雍雍），和也。”“协和万邦”，天下大同，这种闪耀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至远。无论是孔子讲的“近者悦，远者来”，还是《大学》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是孟子的仁政王道的政治图景，还是宋代君臣“共定国是”，其理论来源均可以追溯至《尧典》。
《春秋》本为鲁国史书，经过孔子的“修”定，成为儒家的经书。《左传》作为阐释《春秋》的经学著作，又是一部历史著作，书中记载诸侯霸政与国际交往，始终贯穿着仁爱友善的理念。《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武”之“七德”，是中国先民从和平的角度认识武力与战争的独特方式。这种理念是把武力作为维护和平的力量，与对外侵犯的“穷兵黩武”截然不同。
春秋霸政以和平为目标的诸侯战争，从根本上说受到周代封建制度与天下一家观念的影响。《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西周建立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制度，依照大宗小宗的亲疏远近，辨别政治贵贱。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四个等级贵族，除了少数异姓贵族，大多数都是姬姓贵族。即使是异姓贵族，一国之中诸侯以下的贵族也与诸侯同姓。周代的封建制度是政治制度，也是家族制度。西周封建包含着两个系统和两种意味，“一个是‘家族系统’的政治意味，一个则是‘历史系统’的文化意味。前一系统，属于空间的拓展；后一系统，属于时间的绵历。此后中国文化的团结力，完全栽根在家族与历史的两大系统上。”“家族系统”作为空间结构不断在“历史系统”叙事中加以强化，天下一家的理念，深深地印记在中华民族的心里。
秦汉之后，郡县取代了封建，自皇帝以下的官员不能世袭，血缘意义的家国同构成为历史，但政治制度的改变并没有打破文化传统的延续。《史记·五帝本纪》塑造了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的信仰，这使先秦时期血缘意义的家国同构，在汉代时期转变为“类血缘”文化意义上的家国情怀同构。这种家国情怀的历史叙事在周代封建之后，绵延着“家族系统”与“历史系统”相融合的结构，唯中华民族所独有。
典籍中的和平叙事方式，除了体现“亲仁睦邻”，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对礼让、隐逸之士的表彰。伯夷不争孤竹国君主之位，让叔齐而走；泰伯奔吴，“三以天下让”，孔子赞为“至德”（《论语·泰伯》），表彰伯夷“求仁得仁”（《论语·述而》）。在《史记》中，司马迁分别把《吴太伯世家》《伯夷列传》置于“世家”与“列传”之首，具有特殊的用意。“《伯夷列传》开创了历代纪传体正史立‘隐逸传’的传统，这是中国史学一个重要的精神传统”“中国史书自《史记》以来却给这样的避世者和失败者以崇高的历史地位，且形成一个叙事和精神传统，这些隐逸之士因其不沾染不介入，而益显其志之皎洁；因其不成功不得志，而益显其志之精诚。”《史记》以来的中国史学对“隐逸”之士的特别关注，是以退让、不争的士君子以风骨存道维护中华文明的特殊方式。“隐逸”不是软弱，不是无原则的退让，而是以“隐逸”智慧求社会和谐的特殊方式。从《尚书》到《春秋》，再到《史记》，无不传承着和平与厚德的历史传统。中国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始终贯彻着和平主义的理想与书写传统。
（作者为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