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同别录》与李庄精神
七月下旬去金坛参加纪念段玉裁诞辰二百九十年学术研讨会，老友西南交大汪启明教授晚到，询之，说在参加新书发布会。问什么新书，答曰“六同……”——“六同别录？”我惊讶地接问。“对对，你怎么知道？”“我读过。这书怎么会重印？”“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弘扬李庄精神。”我恍若梦醒，赞叹之余，思绪瞬忽穿回到四十多年前读书时的光景。上世纪70年代末，我为学习音韵学，将《韵镜》抄了一本，但光知道“类隔”“音和”“重纽”几个浅显名词，而懵于“精照互用”“寄韵凭切”等诸多门法，很难弄懂玄深的等韵图，即使参看赵阴棠《等韵源流》，也仍然恍惚不明所以。后得知董同龢有《等韵门法通释》和《广韵重纽试释》，周法高也有《广韵重纽的研究》，刊在《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三种《六同别录》（下简称“《别录》”）中，就想当然地从上海图书馆旧平装书库去调阅。哪知接连填写多次提书单，都回覆无书，心里狐疑不定。后来还是管理员帮忙，在长乐路、富民路合众图书馆旧址的线装书库找到此书。线装书库的书，如果只有一套，不能出库，一般要读者预约前去阅览。此书居然有两套，所以调一套送到人民大道主馆。我看了才知道是手写、石印、线装三大册。因为文章手写石印，模糊不清，国际音标更难辨认。阅读书前傅斯年《编辑者告白》，知作者完稿后未经主任审阅、同仁讨论，印刷也受到李庄小石印厂的技术制约，错误很多，傅说“只可作为初稿而已，将来总要再版的，那时候再删正”。既然要再版，我就通过目录线索，知道《史语所集刊》（下简称“《集刊》”）第十三、十四本重新排印了《别录》文章，所以借出《集刊》细阅深研。
在抄录几篇等韵门法和重纽文章的同时，我也看了其他几篇。如芮逸夫的《伯叔姨舅姑考》，引导我去阅读他的《论中国古今亲属称谓的异制》《九族制与尔雅释亲》《尔雅释亲补正》《释甥之称谓》等文，知道他后来将《伯叔姨舅姑考》第六节《中国亲称谓制的演变》改写成《中国亲属称谓制的演变及其与家属组织的相关性》。从他的文章中，我知道冯汉骥有《中国亲属称谓指南》，故上世纪80年代汉译本一出，我即购读。这对我后来研究商周、春秋等级称谓时转向“动态称谓”的视角是一种基础的积累。
《别录》是一本战乱炮火声中的特殊刊物。史语所1928年成立，同年开始出版《集刊》，一年四辑，依一本一分、一本二分、二本一分这种颇为别致的名称次第刊行。其实这“本”等于“卷”，“分”就是“期”。《集刊》以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内容为主，文章多插图、国际音标、古籍僻字等，所以特别倚由老牌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印制。1941年太平洋战事爆发，史语所从南京、长沙、昆明辗转迁徙到南溪李庄，商务印书馆管理处虽也迁到重庆，但港沪两地的货栈和印刷厂均被日军劫持，大量书籍被抄，书稿损失严重，编辑好的《集刊》也无法正常按“分”出版，只能自己用土纸四分一起印行——这是造成《集刊》自第九本开始不分“分”的原因（至四十本始恢复四分）。虽遭此困境，史语所同仁之研究则仍在不断深入，且成绩斐然，董作宾的名著《殷历谱》、劳幹的《居延汉简·释文之部》即在该地完成并石印。缘此，所长傅斯年谋于同仁，欲继《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和《史料与史学》两种“外编”之后，再编一本“六同别录”，以当集刊。六同是李庄在南朝萧梁时期的郡名，是否两字像“大同”，字形字义都很吉利？1945年1月，战争局势已有明显转折，用傅斯年的话是“颇近抗战胜利”，所以名为“六同”。称之为“别录”，是因为这些文章本来都可以编入《集刊》，由于战事影响了《集刊》的印刷出版，彼时《居延汉简·释文之部》石印成功，因而效仿，先手写石印，故名“别录”。此书设想似应在1944年夏秋季，因为张政烺《奭字说》文末记“三十三年岁杪手录上石”，则策划当在此前。所收15位作者28篇文章的完稿时间各不相同。周法高一生学术的代表作《广韵重纽的研究》写于1941年，是旧稿，1944年在李庄重订。张政烺《奭字说》也是1942年旧稿。董作宾《殷历谱》1945年4月出版，各方有所献疑，他作答，所以《殷历谱后记》至1945年12月25日写讫。芮逸夫于1933年与凌纯声、勇士衡等去湘西调查苗族而写的《苗语释亲》也到1945年12月才修正定稿。而高去寻的《评汉以前的古镜之研究》一文附记记为1946年1月，应是最晚一篇。各人写完论文，分别去石印，然后合订成书，所以出版已在1946年。但《别录》在封面上仍印“三十四年一月”，这是依从傅斯年《编辑者告白》所具的年月。可见出这样一本论文集，作者各自承担抄写之役，然后汇总，殊为不易。当然其中也不乏有趣小事，文字为作者自己誊写，字迹各异，字体大小也因人而异，石印时，小字比大字相对要整齐清晰。石璋如说，自己个儿小，字也小，董作宾人高马大，字也大，周法高字更大，张政烺毛笔字很好。今看《别录》，周手写书迹明显拥挤，好像很多人挤在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
我自上世纪70年代末就抄录《集刊》中的文章并关注其作者各种著作，1987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集刊》前21本，出于曾经抄录过的感情和对作者学术的崇敬，购置一部陈之书架。面对《集刊》，我常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卢沟桥事变以后，举国上下始终处于战争的动荡之中，尽管李庄僻远，相对幽静，但物质匮乏，生活不便，这是事实。以常理而言，环境动荡和思维焦虑很难产生高质量的文章，学者们需要具备怎样的信念，练就怎样的定力和静功，才能写出如此精深的论著？怀着这种心结，2011年参加西南交大“文献与方言研究学术研讨会”后，去南溪李庄参观，瞻仰他们当年住过的板栗坳栗峰山庄，抚摸那些支撑学者写下名著的老旧桌椅，感受这小镇的岁月变迁，思潮起伏，感慨万千！
李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镇，人口不过二千余人，但有容乃大，抗战期间，竟接纳来自南迁大学及研究机构近二万名学者。瞬间涌入那么多人，光饮食起居的压力，小镇就难以承受，何况在战乱年代！所以，入住学者生活之艰难也就可以想见。曾见到一张油印的由陈槃执笔的史语所所务会议（1945年2月9日）记录，其中一项即在讨论所内请假外出人员回所后聘任书记的口粮配给问题。史语所住所侷促湫隘，学者办公，多与文物、书籍共处。石璋如回忆，当时办公地方紧张，经常是谁出去田野调查或出差，就腾挪到他那里办公，互相错时借用。环境虽然逼仄，但这些房屋都是当地民众紧缩自己的空间而提供的。李庄百姓无私的奉献精神，史语所同仁刻苦的钻研精神，共同铸就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民族之魂，共同维系、延续着中华文化的学术命脉。
张政烺在《奭字说》附记中，记录了当年学者撰著时的艰辛：“中华民国三十一年春日作，三十三年岁杪手录上石，研冻指殭，目瞑意倦，几不成字。”一位三十多岁的青壮年，已经感觉如此，这需要怎样一种毅力和信仰，才能坚持下来！而一旦强寇朝挫，降幡夕张，国土重光，爆竹齐喧，学者们的心情顿时拨云见日。芮逸夫《伯叔姨舅姑考》后记云：“三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初稿；八月十五日，在获闻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之夕改定稿；时在四川南溪李庄栗峰本所。”特志其在八月十五日改定，是一种双重的喜悦。屈万里在《谥法滥觞于殷代论》文末云：“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记于四川南溪李庄。时日本投降已逾两月，方将漫卷诗书，作出峡计也。”其“喜欲狂”的心情呼之欲出。李庄印制的《六同别录》虽然粗糙，但其浸润着当地人民和史语所学人的无限心血！
1946年10月，史语所迁回南京，同仁即着手将《别录》文章分别编成《集刊》第十三、十四两本。刊前“告白”说：“惟因在内地印行，刊校未精，流通亦鲜。今重为编印，将《六同别录》作为《集刊》第十三本及十四本。”遗憾的是，这两本《集刊》迟至1948至1949年才印出。对照《别录》和《集刊》，发现石璋如的《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小屯的文化层》和傅乐焕《广平淀续考》三篇，并未编入《集刊》，石氏二文不收，是他又增加内容，重新整饬，以《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为题，刊于《田野考古报告》第二册，傅文不收，因由不明。
这次四川人民出版社用影印方式出版《别录》，不啻是这套历史性文集的留真谱。全书设计典雅，装帧精美，并约请专业学者分别撰写导读，这至少有几层值得回味与纪念的意义：一是保持石印原貌，让读者直观想象八十年前，先辈们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学术研究之不易。二是后人阅读他们的著作，一般都是铅字排版，保留作者文稿手迹，可以领会“书为心画”“字如其人”古谚的意蕴，增加与前辈学者的亲近感。三是《别录》文章涉及历史、考古、语言、民族、民俗以及人类学等多个学科，一般读者难以全面理解，有了专业学者的导读文字，可以感知八十年前各个学科研究所达到的水平。
史语所在李庄取得丰硕成果的前提，是在时势的艰难、环境的困苦中显现出来的坚韧不拔、踔厉奋发的气概，她既代表了李庄人民怀着民胞物与、同仇敌忾的无私奉献精神，也体现出学者在烽火连天的困境中坚守民族文化、接续中华学脉的研究精神。这种精神，并没有随着抗战的胜利、环境的改变而褪色或消失，而是一直在继承并发扬光大。《别录》中的作者，不少是著作等身，更兼寿登期颐之人。以石璋如老人而言，高寿一百零三岁，他大概是古今唯一的一位儿子（民族学家石磊）已经退休，自己还在每天上班的人。曾听台湾史语所友人说，直到一百岁，他还是每天坚持去所工作，并且到楼顶去做甲骨文“肜”祭的光照实验，芮逸夫也是九十岁还每天到史语所上班。
八十年后再捧起这套《六同别录》，感觉特别沉重，因为她承载着一段“国破山河在”的历史，一片挥之不去的记忆，一种值得继承并发扬光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二○二五年八月四日至六日于榆枋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