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袁同礼（1895——1965年），字守和，祖籍河北徐水，生于北京，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杰出开拓者、新图书馆运动的重要推动者。1920年赴美留学，归国后历任广东大学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等职。1929年后，长期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馆务，同时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主要创始人和管理者，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厚植学养

早年间的求学经历，为袁同礼构筑了坚实的学术根基，成为他日后深耕图书馆事业的“源头活水”。袁同礼在李焜瀛家塾、新式学堂的学习经历，加之傅增湘、李盛铎等名师的指点，让他在传统文献学、目录学领域积累了扎实功底，这一基础成为他日后辨识珍贵典籍、构建馆藏体系的重要支撑。多年后，藏书家刘承干对其学识的称赞，也印证了这段学术积淀的价值。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袁同礼以家国情怀来思考民族的复兴，这使他对图书馆事业的定位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图书馆不应是单纯的藏书之地，更应是滋养民族精神、助力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1916年任职清华学校图书馆助理、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期间，他与李大钊、张申府等人携手推动北大、清华图书馆的现代化转型，还参与筹划了北京图书馆协会，为后续开展馆藏建设的组织协调工作积累了实践经验。

1920年赴美研学是袁同礼馆藏建设理念成型的关键节点。在美、欧期间，他不仅高质量完成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的专业课程，掌握现代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与业务形态，更深入思考中国传统目录学、文献学的转型方向，探索如何通过典籍整理推动中国学术现代化、实现与西方知识界的平等对话。此外，他还利用假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观摩实习，借此机会密切关注以《永乐大典》为代表的中国古籍在海外的流散与收藏情况，这种“知行合一”的经历，为其日后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建设、推动海外典籍回归埋下伏笔。

广拓资源

1925年11月，袁同礼受聘担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图书部主任。彼时，该馆虽肩负着传承历代典籍的重要使命，却面临馆藏体系零散、服务功能薄弱的现实困境。次年2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因北洋政府未能履约，决定自行创办图书馆，定名为“北京图书馆”，聘梁启超、李四光任正副馆长，袁同礼续任图书部主任。上任后，袁同礼凭借扎实的传统文献学功底与海外习得的现代图书馆理念，迅速投身馆务革新，不仅为后续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合组与发展奠定基础，也让自己与这座国家级文化殿堂结下跨越数十载的牵绊。

1929年6月，原北平图书馆（国立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合组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蔡元培任馆长，袁同礼任副馆长。因蔡元培身兼数职且长居外地，日常馆务由袁同礼主持。袁同礼以“成为中国文化之宝库，作中外学术之重镇”为目标，在持续拓宽图书馆资源边界、推动中国图书馆业现代化转型的同时，正式开启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色馆藏体系的建设进程。

在汉籍收藏方面，袁同礼重点推进《永乐大典》的搜集与保护。作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永乐大典》自袁同礼留学期间便成为其重要关注对象。他通过多方求购、募集，将馆藏数量从最初国立京师图书馆旧藏的60余册，增至卢沟桥事变前的93册。与此同时，袁同礼还主动联系世界范围内各公藏机构，请求交换副本原件的摄影本，开创《永乐大典》影像回归的先河。这一镇馆之宝进而为近现代学术界所重视，被誉为“辑佚明初以前珍本秘籍的宝库”。此外，他还派赵万里、谢国桢等馆员南下访书，亲自购入李慈铭手稿，协助朱启钤整理穆麟德旧藏，力主购入样式雷烫样。1933年2月，热河抗战爆发，袁同礼旋即派馆员刘节、于道泉赶往承德移运殊像寺满文《大藏经》，但因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仓皇逃窜，导致功亏一篑。然而在此危局下，他仍以国家重要典籍为念，可见典守之责时刻系于袁同礼的脑海中。

在袁同礼的精心筹划和多方联络下，尽管国立北平图书馆经费并不充裕，但仍陆续选派王重民、向达、孙楷第、杨鼎甫等馆员远赴法、英、德、美、日等国。通过影照敦煌写经、太平天国文献、宋刻秘籍等域外汉籍精品，不断充实馆藏，为中国学术界提供“新材料”，引发“新问题”，开创“新领域”。

在西文文献与特色资源建设上，袁同礼同样成果斐然。1934年，他借赴日、美、法、德等国访问之机，与各国大学、图书馆确立出版品交换业务，其中在马德里购入的200余种17、18世纪东方学书籍，成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西文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近代以来古籍流失海外的困境，他更以主动姿态守护文化遗产：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他推动国立北平图书馆协会提交《国民政府明令全国各海关禁止古书出口案》；此后多次协助政府审查古旧图书出口，如1929年派徐森玉赴塘沽核查天津海关扣查古籍，1935年与福开森协商留存开封怀德主教欲运往加拿大的三种明刊本，以实际行动避免珍贵典籍外流。

战时传薪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院校、研究所纷纷内迁，图书仪器或毁于炮火，或散于颠沛，学术研究濒于停滞。此时，袁同礼以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的双重身份，为战时学术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为缓解学术机构文献短缺问题，袁同礼积极联系国际图书馆界寻求援助。1937年11月起，他先后致信美国图书馆协会、国会图书馆馆长，并将日寇对中华文化机构的摧残情况告知美、英、德、法等国图书馆协会，推动多轮国际援华赠书活动。其中，尤以美国发起的“BooksforChina”援助、英国牛津大学石博鼎的数次捐款购书最为知名，这些活动为内迁院校输送了大量急需文献。

随着抗战局势的持续深入，国民政府对外汇进行统制，国立北平图书馆购买外文书刊的机会逐渐减少。在如此困难局面下，袁同礼通过旅法馆员王重民与法国国家图书馆达成了交换协议。两馆各为对方提供价值1万法郎的图书或期刊，法方以《四部丛刊》、各类辞书为主要诉求，国立北平图书馆则希望获取法国出版的科学著作和杂志、云南边地主题的汉学类书籍。此类法文书刊的获取，配合国立北平图书馆千方百计搜集的纳西东巴文写本、武定那氏家藏彝文经典，为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北平研究院等机构开展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语言、史地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1938年秋，袁同礼以美国“胡佛战争特藏”为蓝本，筹划设立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该机构全方位、不间断地搜集陕甘宁边区、沦陷区及海外关于日军暴行、中国军民抗战的书籍、期刊、图片等文献，不仅为后人研究抗战史留存了数万册珍贵一手史料，更成为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红色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在民族危机中坚守文化传承、延伸馆藏价值的实践，充分彰显了袁同礼作为图书馆人的使命担当，也让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在时代考验中愈发凸显其文化价值。

中国近现代史中鲜有像袁同礼一样，具有坚实旧学根基，同时积极接纳、学习西方图书馆学和博物馆学知识，通过开展各类型的现代图书馆业务，持续丰富、优化馆藏并以此不懈推动全国领域社科、文史、自然等方方面面学术研究的人物。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其主导下，无愧于“中国文化之宝库、中外学术之重镇”的崇高使命，更为近现代中国学术界、文化界“追前贤成学之盛、分异国造诣之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