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卞之琳（1910年-2000年）与郑克鲁（1939年-2020年）相差29岁，是两代人，都毕业于北京大学，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过，既是校友，又是共事近20年的同事与上下级。卞先生长期在社科院工作，直至晚年；郑先生1965年研究生毕业于社科院，随后留任外文所。他们都是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领域的翘楚，而且曾一同居住在北京的干面胡同东罗圈11号2402室，相处十分融洽。

我是郑先生的博士生，因研究卞之琳的缘故，在郑先生生前曾多次向他请教二人的交往细节。近日，我又拜访了师母朱碧恒老师，对他们共同经历的岁月有了更深的了解。

卞先生早于郑先生到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卞先生已是学术界的权威，郑克鲁还是小字辈，女儿尚在襁褓之中。“文革”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受到冲击。当时社科院也在整顿，戈宝权、李健吾、卞之琳、钱锺书等也遭了殃。这些先生都是研究员、教授级别，原本分配的住房较为宽敞。由于家中人口较多，戈宝权、李健吾和钱锺书三家都住在四居室中；而卞之琳家因人口少，住的是三居室。当时负责整顿的人提出，不能让这些人住得太舒服，要“掺沙子”，即把别的家庭插到他们的住房里去挤（杨绛在《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中提到过）。这样，卞先生家就被迫腾出一间大屋子让给郑先生一家三口住。郑先生心里不愿意，觉得挤进去给人家添麻烦，可是组织上这样安排，自己又没地方住，实在没办法，只能带着夫人及一岁半的女儿挤进去。

郑先生对卞先生非常敬重，生活上处处体谅卞家。两家阳台相通，合用一个厨房。当时烧煤饼炉，计划分配，每家100块煤饼，两家就是200块，郑先生年轻，所以每次他主动把200块煤饼扛上四楼，分配的白菜也都是他扛上去的。到了烧饭时间，郑家让卞家先烧，礼让长辈。卞之琳与夫人青林也非常客气，说大家一起烧吧。两家互相谦让，生活虽苦，但饱含人情的温暖。

卞先生的女儿青乔小名叫妮妮，很慷慨大方，经常抱着洋娃娃到郑家玩，她比郑家的女儿大六七岁，也经常拿好吃的给郑家女儿吃。小孩子在一起玩得非常开心。有一次妮妮又拿吃的东西来，郑先生对女儿说，“不要吃人家的东西，不好意思的。”家教非常好。两家相敬如宾，其乐融融。因为女儿小，郑先生的丈母娘有时来帮忙，这样本就拥挤的屋子就更挤了。但两家始终客客气气，互相体谅，没有半点怨言。朱碧恒老师在新华社工作，她后来在新华社申请到房子，一家人就搬离了干面胡同。他们是最早结束“掺沙子”生活搬出来的人。搬家那天，卞先生和夫人热心地帮着搬东西，还要送这送那。郑先生夫妇谢绝了，因为新分到的房子比这里小多了，放不下那么多东西。

在研究所里，卞先生经常讲他在延安的经历，讲他梦见张充和。郑先生和同事们都洗耳恭听，既敬重他，又感叹他是性情中人。

两位先生都研究外国文学，但卞先生侧重英国文学，兼及法国文学，郑先生主攻法国文学，他们经常一起探讨学问。郑先生对卞之琳先生《略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思想表现》一文中有关巴尔扎克的论述极为赞赏，赞其逻辑严密、文字严谨、思路开阔，材料亦十分丰富。后来郑先生在写关于巴尔扎克的论文时参考过它。当郑先生发表文章后，卞先生立刻当面祝贺他：“你的文章很好，材料很丰富”，因为郑先生又增加了许多新的资料。郑先生听了很受鼓舞——一个学术后辈能听到前辈如此夸赞当然心花怒放。郑先生后来谈起这件往事时那兴奋的语调、开心的笑声让我终生难忘。在研究所里，卞先生经常讲他的《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文章当时反响很大。郑先生觉得那篇文章风格很奇特，不完全是论文的写法，而是有散文的风格。对卞先生撰写的长篇论文《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也是欣赏有加，称赞“蛮深刻，有评论才能”。

郑先生特别欣赏卞先生的《断章》，连称：“写得巧，写得妙，构思奇特，别具一格，耐人反复咀嚼”。要知道，郑先生自己学问高，眼界高，用语严谨，不轻易夸奖人，如果别人写得不错，他常用的说法是“写得可以的”，但对卞先生的诗文他直接用“巧”“妙”“深刻”，并说一个诗人能有几首诗流传下来，很了不起。他认为卞先生的诗歌有法国象征派的特色，跟中国当时诗坛常见的诗不一样，有些人读不懂，因此卞先生的诗便以“怪”出名了。郑赞赏卞之琳的翻译，觉得他翻译波德莱尔的诗非常用心，一个词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用的词恰到好处，又以诗人的触觉去感受，译得很有味道。他认为卞之琳类似于苦吟派诗人，注重字句锤炼，耗费大量心力雕琢诗句；他觉得卞之琳翻译的莎士比亚诗剧比较忠实原作，诗剧是最难翻译的，既要像戏剧的语言，又要有诗的韵味，卞先生努力做到了。

1985年，郑先生离开北京调往武汉大学，后来又到上海师范大学，从此，两人来往就少了，但彼此还关注着对方的研究成果。

他俩的性格有一点相似，儒雅，文质彬彬，书生气足，平时不健谈（两位夫人很健谈，话都给她们说去了），但一遇到谈得来、有共同志趣的人，话就滔滔不绝、一泻千里。我跟郑先生聊起学问，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常常一谈就是半天；但谈到生活，他的话就不多，全是师母在讲。

如今，两位先生都已作古，但他们留下的文学遗产汗牛充栋：卞先生以诗行世，郑先生以译行世。两代学人在外国文学领域功盖千秋，他们在北京的干面胡同和社科院的友情亦是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