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33年9月30日，“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周七康的父母——左联盟员周文、郑育之参与了筹备、掩护和宣传工作，功不可没。在左联会址纪念馆里，周七康重新讲述起这段历史，一一指点着与父亲有关的展品：《铁流》（大众本）、《毁灭》（大众本）、《草鞋脚》……她看上去比80岁的年龄要年轻。虽然不是一眼惊艳的人，但一开口，醇厚的音色、纯正的普通话和那些隐藏在复杂事件背后的生动细节，都在她洪亮的声音中清晰呈现。

是什么让她依然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可以长时间侃侃而谈？

姓名里的红色印迹

周七康，生于1945年，父亲周文是左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现中共党校）首任秘书长、著名左翼作家；母亲郑育之是左联成员，原全国妇联机关党总支书记，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周七康，光看名字，很多人以为是家里的老七。“其实不是，我是我们家第四个孩子，”周七康说，“周不是我们家的本姓，爸爸本姓何。但是妈妈说，你爸爸参加革命以后写文章用的笔名都是姓周，而且一直用到去世，他长时间都姓周，你就不要改了，你就姓周，纪念革命工作的姓。”

七，分三层意思。“一是妈妈怀孕七个月生产。当时妈妈得了丹毒，差点没命，身体很不舒服，就生下了我，我是早产儿。爸爸看到巴掌大小的我，像一只小猫，就说七个月生下来，那就希望你健康。”“七康”的名字随之产生，周七康笑笑，她可比当初想象中健康。

第二层意思是因为郑育之原来是七大代表，生下孩子两个月以后召开七大。郑育之想抱着孩子去开会，领导不同意：孩子万一在会场上闹怎么行？所以“七”也是纪念郑育之的七大代表身份。

第三层也是纪念，母亲在家里是老六，她的七妹1937年抗战爆发时到延安参加革命，1945年在米脂去世，母亲也是为了纪念七妹。

“康”字一是希望健康，另外则是西康。周七康的两个姐姐跟着父亲走出四川的时候，父亲给她们取了名字：文康、靖康。七康则从一个堂叔那里得知：“你们都是西康人。”原来，父亲期望儿女无论走到哪里，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在四川西康。

上海远东反战大会掩护者

门外站定捋捋头发，小别墅里开门进客。这不是电影镜头，而是发生在1933年的真实事情。

1933年9月30日，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第二次大会（即上海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市虹口区霍山路85号秘密召开。是日凌晨，宋庆龄不顾安危，在交通员梁文若的带领下，甩掉特务的跟踪，凌晨三时过后进入会场，主持会议并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大会通过了若干反战抗议书。

冯雪峰负责具体安排筹备工作，调动了左联及其下属人员参与，周文在会外做传单印刷和宣传活动，郑育之则参与会议楼内具体的保卫和掩护工作。

周七康说，父母先买了两个大樟木箱运到豪华的东方旅社，扮演一对新婚夫妻，购买面包、罐头等食物，手挽手出去买食品、饭锅等生活用品。第二天梁文若叫车把大箱子送到会场。父亲不进会场，母亲和梁文若到了会场门口，汽车停下来了，梁文若下车捋捋头发，给房内人做信号，然后房子里走出两个仆人打扮的壮小伙，把大箱子带进屋。母亲进屋后身份变为二弟媳，房子主人叫黄霖，扮大哥，梁文若扮大儿媳妇，另有一位男同志任小儿子，还有一个老太太朱姚，携带刘少奇之子扮演家人，祖孙三代组成一个临时家庭，掩护会议。郑育之负责值守二楼楼梯口，监测大门动静（因楼梯陡高可隐蔽观察）。

30日的大会从凌晨开到黄昏结束，然后负责保卫工作的人，分批把所有代表送出去。每次到了弄堂口，做一个暗号动作，保证马路上安全，才放人出去。

1975年郑育之去看病重的冯雪峰，冯说：“党中央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去上海找会议旧址，因为党史里一直不能够确定远东反战大会的旧址，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郑育之回到上海后在霍山路附近找了半天就是不能确定，后来黄霖联系上郑育之后，才帮助确定了会议旧址。周七康说：“因为妈妈一直有疑惑，原来她站在二楼楼梯口，底下人是看不到她的，现在的却能看到。”后来从邻居处了解到楼梯改建过了，所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密码本背后的密码

在父亲遗留下来的许多宝贝中，一直有一本奇怪的书，不大，长10.3厘米，宽14.5厘米，厚0.5厘米。20世纪90年代，周七康拿着这本奇怪的“书”左看右看，文字的排列，既不像字典，又不像文学书籍，每个字上方都有4个阿拉伯数字，每页最上面和左右两旁空出的地方都用毛笔写上了从1到9的排列数字，可每一页位置又不统一。书的侧面写着《电码新编》。周七康问母亲，郑育之回答：“这是你爸爸用过的密电码。”周七康听后，当时十分满意，就放进了书架。

但是，当周七康1996年编写《周文年表》时傻眼了，那本“密电码”前后情况都没有，写不进《周文年表》。再想问母亲时，她已身患重病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直到2022年的一天，革命后代故事团有一个朋友发了一篇署名“同人”的长篇文章《上海秘密电台》给周七康，才把电台和密电码的事情搞清楚。

1936年，党中央派冯雪峰回上海，住在鲁迅家。鲁迅写信给周文，周文按信在四川路桥下天潼路车站见到了以前的老领导冯雪峰。此后，周文担任了冯雪峰的内部交通，同年10月起担任了中央驻上海联络处秘书，同时兼任秘密电文的翻译工作，译电文直到1937年4月结束。宋庆龄利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电台很快与延安取得了联系。郑育之每天到路易·艾黎家取回从延安发来的电文，周文马上根据冯雪峰从延安带来的《电码新编》翻译电文，第二天早上七时前郑育之送到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李云夫妇家里，冯雪峰和潘汉年每天到徐强家看电文。

“就在这段时间里，爸爸翻译了很多延安给上海党组织非常重要的消息和中央对上海的指示，其中包括西安事变前后的消息及对蒋介石的态度和决策。”周七康说，“我为爸爸和妈妈的工作感到无比的自豪！他们都是历史见证者。”

2023年，周七康将这本立过大功的《电码新编》捐给了中共一大纪念馆。

退休后全身心整理父亲文献

周七康退休前后完全是两种生活。她这样介绍自己的职业生涯：“我15岁从北京到上海生活，从初一下半学期开始读，音乐老师发现我很喜欢唱歌，初二时（1960年）上海很多文艺团体招生，音乐老师让我去参加考试，就被选中进入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学习。当时上海木偶剧团刚成立，老艺人多，唱京戏，也不说普通话，剧团需要培养年轻人，演一些现代的节目，学员们到儿童剧院一同学习。到1962年院团调整，我和一部分同学转入上海木偶剧团，担任扬琴演奏员直至1988年乐队解散，后转做剧团图书工作至1993年退休。”

“1993年退休后，我知道自己应该着手整理父亲的文献了，就把扬琴交给了女儿，送给他们学校的盲人乐队使用。我看不到琴，心里就不会痒痒，就能一门心思进行资料整理了。”

一开始，周七康和姐姐、哥哥分工合作，她主要是搜集整理文献资料，姐姐离世后工作都落在她身上。

在远东反战大会召开80周年之际（2013年），周七康决定整理关于这次会议前前后后所有的事情，初步定名为“远东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大事记。

为了搜集到相关内容，整理旧资料，周七康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记得为了查找相关资料，我在图书馆内泡了半年多时间，就是为了把我能够找到的所有相关内容全部放入书内，尽量不留遗憾。”周七康说，“后来，一直帮助我校检这本书稿文字语法的党史办黎德雄老师建议书名改成《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周七康介绍道：“这本书的内容最开始从‘九一八’写起，记录了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国内外的大小事件，包括国际上派出的国际代表团的活动和中国各界的反抗内容。我从‘九一八’开始查资料，把我认为国际国内所有发生的大小事情全捋了一遍。书里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记录了东北义勇军和群众的反抗，包括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等。还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反战大会后，宋庆龄接到共产国际通知在上海筹备会议。这本书还包含了远东反战大会的整个过程、会后党组织的总结、国际代表的总结，以及共产国际的意见等，尽可能全面地记录了所有相关事件，我能够放进去的，尽量全部都放进去。”她不无遗憾地表示：“可惜的是今年赶不上出版。”

周七康认为，父母给她的精神财富让她感到骄傲。父亲强调“做人要正直，对人要善良”；母亲教导做事要注意群众影响。父母言传身教的“不能损害群众利益”“为民立命”的精神，始终指引着周七康的人生道路。